【内容提要】“西化分化”“和平演变”是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既定战略。长期以来，他们运用各种手段企图改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国内也存在着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追随者，我们看到敌对势力确实在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敌对势力是绝对不愿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风景这边独好”的，是绝对不愿看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长期执政的，也是绝对不愿看到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千万不能天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所不在，政治领域没有枪炮的较量一直未停。”长期以来，国内外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并采用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西化”和“分化”。对此，邓小平曾告诫说：“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历史和现实不断警示我们，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必须警惕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和平演变”图谋。

一、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

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使用“武装侵略”“军事遏制”“经济封锁”等手段企图把社会主义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在这些手段不能达到其预期目的时，便开始凭借其综合国力的优势，不断地强化“和平演变”的战略。中国作为世界上社会主义大国的迅速崛起，是西方国家的一些人从内心所不愿意看到的，遂将“和平演变”的重点转移到中国，图谋运用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西化分化”。“所谓西化，就是企图在政治上用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在经济上用资本主义私有制取代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思想文化上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取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谓分化，就是利用一切手段和各种机会，企图分裂我们的党、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国家，使我国重新陷入旧中国那种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状态。总之，他们的目的，就像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是要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变成‘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1．“西化分化”“和平演变”是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既定的长期战略

支持和帮助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所谓“民主进步”力量，从内部瓦解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是战后美国对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战略重点。美国对中国的“西化分化”“和平演变”图谋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前，1949年7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致信总统杜鲁门，在承认国民党失败已成定局的同时，提出了要通过支持“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从内部改变中国政权的设想。他说：“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该得到我们的鼓励。”很显然，艾奇逊竞把共产党领导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权视为“外国的羁绊”，其解决的办法就是寄希望于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东山再起。这可以说是西方国家企图和平演变中国意图的最早表露。

在美国推行“西化分化”“和平演变”过程中，艾森豪威尔当政时期的国务卿杜勒斯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952年8月，他就曾预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解体”。1953年1月，他又提出了颇具影响的所谓对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解放政策”。“不过，解放并不就是解放战争。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得到”，“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1954年1月，他明确提出要把“遏制政策”改为“解放政策”，以加速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1956年5月，针对苏共二十大出现的问题，杜勒斯认为，“在苏联内部有较大的自由主义力量”，“如果这种力量在苏联内部继续发展，而且声势日大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也有理由希望，像我曾经说的，在十年或者一代人的期间里，我们可以达到我们政策的伟大目标”。1957年4月，他系统地提出和平演变的六项政策：一是“提供范例，证明享受自由的幸福”，并通过情报和文化交流计划，“使全世界都知道这种情况”；二是借助类似在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苏联的做法，“使分裂或被奴役的国家知道他们并未被遗忘”；三是“决不牺牲他们的利益来解决任何政治问题”；四是“推崇和赞誉那些为自由而流血的烈士”，但不鼓励暴力起义；五是“让苏联的统治者看清，我们要解放的真正目的”是和平和自由；六是“鼓励走向自由的演变”。1957年7月，他预言说：社会主义国家“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一两代人能实现的，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1958年10月，杜勒斯明确提出要用“和平方法”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用和平方法使中国得到自由的精神”。由此可见，杜勒斯的“和平演变”主张已相当系统和完备。

杜勒斯关于采取“和平演变”的方法从内部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设想，逐渐成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核心理念。真正把和平演变付诸实施的是从美国总统肯尼迪开始的。他赞成杜勒斯的和平演变战略，但认为其太过空洞，没有具体的实际措施去落实。因此，他提出要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任何“裂缝中”逐步地、慎重地、和平地促进更密切的关系，培养自由的种子。在肯尼迪任总统期间，美国加强了同第三世界的联系，通过各种经济援助以扩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力。1960年1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了《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研究报告，强调美国应采取坚持不懈的积极行动来摧毁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并用西方的生活方式加以渗透，认为这是和平演变的基本手段；强调为了促进“共产主义集团内部的演变，我们应当提倡与共产主义社会进行最广泛的接触”，应该“竭力发展同共产党阵营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同上层和中层政界人物的广泛接触，以便逐渐影响他们的思想信仰”。至此，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更加完善。

根据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以和平接触促进演变的总体构想，约翰逊总统在1966年就宣称要改变孤立中国的政策，谋求同中国改善关系。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国际局势的逐渐缓和，尼克松将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时期推行的灵活反映战略和逐步收缩战略改为现实威慑与谈判缓和战略，逐渐以缓和代替冷战，企图在缓和的气氛中推进和平演变。这就是所谓的尼克松主义。由此，美苏关系和中美关系在尼克松时期有了明显改善。尼克松的主张集中体现在他的那本《1999不战而胜》的著作之中。卡特总统上台后，进一步提出要实行“人权外交”，并以“人权总统”自居。里根上台后，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了更为强硬的政策，指责苏联是剥夺公民自由与尊严的集权主义国家，叫嚷要把马克思主义抛进历史的垃圾堆。提出在当前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斗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不再是导弹和火箭，而是意志和思想的较量。里根执政时期对中国的政策也有所调整，那就是利用中国的改革开放，加紧对中国的经济、文化交往和渗透，以影响中国的改革走向。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美苏关系、美中关系的缓和，乔治·布什总统提出了“超越遏制”的战略构想。“超越遏制”战略的实质就是突出意识形态的斗争，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号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政治、思想和文化渗透，以加快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奥巴马上台后提出了“巧实力外交”的政策设想，运用软、硬实力来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千方百计地遏制中国的崛起和繁荣。

历史和现实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的历届政府都毫无例外地把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作为其重要的战略使命。虽然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西化分化”“和平演变”的提法有所不同，但不论是杜勒斯的“解放政策”、尼克松的“不战而胜”、卡特的“人权外交”，还是布什的“超越战略”等等，其实质都是一致的。正是在西方国家“西化分化”“和平演变”的影响下，东欧和苏联纷纷“改旗易帜”，共产党的领导被取消，社会主义制度被改变。虽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自己内部出了问题，但是内部发生的变化是与外部的长期影响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没有西方国家长期坚持不懈地渗透和颠覆活动，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那么快地垮台。

2．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西方国家进一步把“西化分化”“和平演变”的矛头对准了中国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和中美关系的发展，美国对华政策中“和平演变”的分量越来越重，在意识形态领域，大力利用电台广播、书籍报刊、电影电视、新兴媒体、文化交流、学术研讨等方式，进行思想政治渗透。同时，为中国的所谓“民主力量”提供物力和财力援助，支持其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并通过吸引和资助中国的一些留学生，物色和培养崇拜西方民主政治的所谓精英，作为“和平演变”的后备力量。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国更加肆无忌惮地在中国加速推进其“西化分化”“和平演变”攻势，并直接插手了中国的“六四风波”。在中国平息风波后，美国等不仅通过“地下通道”组织开展帮助被中国政府通缉的所谓“民主人士”逃跑的“黄雀行动”，而且公然对中国实施政治、经济、技术制裁。1990年初，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年度国别人权报告”，由此揭开了重点攻击中国人权状况和中国社会制度的大幕。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美国自认为其“西化分化”“和平演变”战略取得了成功。由此中国也不可避免地成为继苏联之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西化分化”“和平演变”的主要对象。为了实现“和平演变”中国和所谓要在地球上彻底消灭共产主义制度的目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敌对势力采取了一整套“诱压兼施”“接触加遏制”的策略手段，把中国作为“和平演变”的最主要对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中国作为“和平演变”的主要目标，最直接的原因是美国认为昔日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已不复存在，中国的利用价值已大大下降。20世纪70年代以后，维系中美关系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是美国认为有必要联合中国应对苏联的扩张。苏联解体之后，当年促使中美缓和关系的外部安全因素与战略基础发生了巨大变化。据此，一些美国人认为，对美国而言，中国的作用和地位已不再那么重要。声称：“我们已进入一个新时代，铁幕已经落下，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正在向全球各个角落扩展。我们不再必须全力提防来自苏联无所不在的危险，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有机会重新评估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了。”“随着苏联共产党政权的解体，供美国谩骂的‘邪恶帝国’的位置出现了真空。现在有迹象表明中国将填补这个真空，成为美国主要的意识形态对手和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感到讨厌的象征。”尤其是克林顿作为总统候选人在1992年4月的一次演讲中更明白地表达了美国一部分人的这样一种心态。他说：“在中国，那些年迈的统治者对民主、人权和控制危险武器大扩散的必要性表现出不加掩饰的藐视，（乔治·布什）总统对这些统治者百般娇纵。在我们看来，这种忍让在冷战时期作为一种战略需要也许是对的，因为那时中国是一支抗衡苏联的力量。但是现在我们的对手已经认输，打中国牌已经毫无意义。”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苏联解体后把“西化分化”“和平演变”的主要矛头对准中国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对社会主义中国的不断崛起心存芥蒂，坚持把中国看作其“战略竞争对手”，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惶恐和不安。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使亚太地区乃至国际经济政治固有格局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从而成为冷战后国际经济政治舞台上令人瞩目的重大事件。但一些西方国家出于其顽固的冷战思维和对共产主义的仇视，把中国崛起这种有利于亚太地区和世界各国互利双赢的现象看成一种对已有国际局势的威胁，认为中国的发展会对其地位和利益构成挑战，从而疑虑重重。“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笼的。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于1993年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先后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不是文明是什么－－冷战后世界的范式》等文章，将基督教文明同儒家文明、伊斯兰教文明等人为地对立起来，认为冷战结束后已形成西方文明对抗非西方文明的局面，文明之间的冲突将主要在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爆发，即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的冲突在所难免。而“中国威胁论”与“文明冲突论”紧密相连，这种论调认为，“非西方模式的”“非民主的”中国的崛起会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构成所谓威胁，公然把中国列为“新崛起的霸权国家”。为此，1999年6月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向美政府提出了对华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是西化、分化中国，使中国的意识形态西方化，从而失去与美国对抗的可能性；第二步是在第一步失效或成效不大时，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并形成对中国战略上的合围，包括地缘战略层次和国际组织体系层次，以削弱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和战略选择余地；第三步是在前两步都不见效时，不惜与中国一战，但作战的最好形式是美国不直接参战，而是支持中国内部谋求独立的地区或与中国有重大利益冲突的周边国家。

事实证明，这些建议早已不是停留在决策参考层面上的东西了，而已非常明显地体现在了美国这些年来一系列的西化、分化行动上，不仅把台湾作为遏制中国的重要筹码，而且打着“人权”的幌子对中国的内政横加干涉，并明目张胆地在所谓“重返亚太”旗号下加强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部署和军事活动，逐步形成了军事上对我东西夹击、三面包围的态势。

3．对社会主义中国进行“西化”“分化”是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主要手段和根本目的

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目的就是要“西化”和“分化”中国。为了通过和平演变达到“西化”“分化”中国的目的，西方国家所采取的手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利用各种传播媒介制造“舆论攻势”。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了向社会主义国家输出其价值观念，利用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杂志、书籍、互联网等各种传播媒介，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所谓“舆论攻势”，大搞文化殖民主义。尤其是在网络化时代，国外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向社会主义国家全天候、全方位地宣传其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互联网还成为西方国家攻击诋毁中国和兜售其价值观的重要手段。随着以互联网、手机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快速发展和普及，带来了传播方式和媒体格局的重大变化。新兴媒体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从来没有像今天如此广泛和深刻，并成为敌对势力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腐朽思想文化沉渣泛起的主要渠道。西方国家正是通过互联网等各种媒体在社会主义国家散布谣言、蛊惑人心，并兜售其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所谓“全球民主论”“文明冲突化”“意识形态终结论”“普世价值论”“消费至上论”“个人中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等。

二是利用经济贸易往来以实现“商政互动”。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建立和保持着日益密切的交往和联系，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西方国家认为，经济上的密切往来为其推进和平演变创造了难得的机遇。正如克林顿执政时期的驻华大使詹姆斯·萨瑟所说：“我们同中国进行贸易时，我们不仅仅是向他们推销货物。当美国企业界人士到那里去办工厂时，我们不仅在商业上同他们打交道，我们也随之带去了我们的一些价值观，我们的某些习惯以及我们的一些文化。这就是我们最终要使他们同我们的人权概念更紧密地协调一致的办法。”为了达到利用经济交往进行西化分化和平演变的目的，西方敌对势力往往以经济活动为掩护，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宣扬“私有化”和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攻击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制度，主张全盘私有化。甚至通过收买企业界及党政界干部进行政权颠覆等非法活动，以实现其所谓“以商养政”和“政商互动”。

三是利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所谓“持不同政见者”以形成和平演变的“内应力量”。支持和帮助中国的所谓“反对派”“民主进步势力”，是西方国家从内部瓦解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关键步骤。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当时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就提出要把希望寄托在受过西方教育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身上，随后又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二代第三代身上。他们相信，“与东方的接触越多，我们使东方受到西方榜样的影响就越多，这不可避免地会增加引起变化的内部力量”。随着中国的不断开放，西方国家通过扩大学术交往、设立基金会、提供奖学金、开展合作研究、进行培训等途径，想方设法拉拢“现在的一代”，物色、收买、培植“亲西方势力”，并鼓励和支持这些人不断走向各级领导岗位，以掌握越来越重要的权力，从而使他们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掘墓人”，并把为此而进行的大量资金投入看作“给共产主义提供一笔合乎礼仪的安葬费”。四是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制造“分化”“分裂”。长期以来，西方敌对势力利用中国的民族宗教问题大做文章，以达到其“分化”“分裂”中国的目的。比如，在西藏问题上，对“藏独”分裂势力，不仅政治上庇护，而且经济上援助；不仅在国际上为其提供活动空间，而且在舆论上为其助威造势。美国国会两院每年都要举行所谓“西藏问题听证会”，一些人还公然宣称“西藏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奥马巴执政后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多次会见达赖。又比如，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始终把台湾作为遏制中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以“两面手法”牵制我国。一方面在国际上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一方面又阻挠和反对中国的真正统一，不断向台出售各类先进武器。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台湾这个“民主的橱窗”“民主的灯塔”和“民主的经验”，引领中国大陆政治制度的转型。再比如，在法轮功问题上，对中国取缔法轮功这一邪教组织的行为横加指责，认为是所谓侵犯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等等。

五是利用“人权”问题推行双重标准的“人权外交”。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但不同的国家以及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又使人们对人权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态度。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自己的价值观为基础形成了一个由他们自己说了算的至高无上的和谁也不允许违背和怀疑的人权观，为了捍卫和维护西方的人权观，肆无忌惮地干涉别国内政，制造了“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强调“人权无国界”“主权有限论”和“主权过时论”等，并肆意以“人权问题”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从而形成了一系列的人道主义灾难。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国务院每年都向国会提交一份世界人权的国别报告，年复一年地对世界上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妄加评论，其中中国的人权状况是其攻击的重点对象。更为可笑的是，美国作为全球的“人权法官”不仅对自己的人权问题置之不理，而且在实施“人权外交”的过程中奉行典型的双重标准，对自己、对西方的“文明集团”以及亲近西方的国家是一套标准，而对其他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套标准。

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进行西化分化和平演变的手段有个集大成之作，那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制定的《十条诫令》。这个内部代号称为《十条诫令》的东西，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制定的对付中国的极其机密的“行事手册”的基础上，不断修改完善而形成的。据香港《广角镜》月刊2001年7月号披露，《十条诫令》的主要内容如下：（1）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2）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布。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3）一定要把他们的青年的注意力，从他们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4）时常制造一些无风三尺浪的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这样就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子分裂的因子。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的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这是完全不能忽视的策略。（5）要不断地制造“新闻”，丑化他们的领导。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组织他们自己的言辞来攻击他们自己。（6）在任何情况下都传扬“民主”。一有机会，就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地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我们占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一定要不择手段。（7）要尽量鼓励他们（政府）花费，鼓励他们向我们借贷。这样我们就有十足的把握来摧毁他们的信用，使他们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只要他们对物价失去了控制，他们在人民的心目中就会丧失信用。（8）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的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只要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来，我们就可以鼓励社会动乱。不过我们必须表面上非常慈善地去帮助和援助他们，这样他们（政府）就显得疲软。一个疲软的政府，就会带来更大更强的动乱。（9）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于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观。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10）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一切的敌人和可能成为他们的敌人的人们。

中国有句古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同资本主义进行合作交流的过程中，不能不看到西方敌对势力确实是在同时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对于其实施的和平演变战略我们自然是不能不加以提防的。

二、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存在及其发展

在西方国家经济、技术和军事占优势的情况下，与国外敌对势力的战略目标相配合，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也存在着“西化分化”“和平演变”战略的追随者，并在国内形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一种与四项基本原则相对立的社会思潮，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出现的。改革开放以来，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和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存在和发展就其影响力和波及面而言，有以下几波较大的浪潮。

第一波是以西单“民主墙”为代表的自由化思潮。

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极少数人曲解“解放思想”的要求，极端夸大党的错误，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从1978年10月开始，社会上的一些自由化分子在北京西单大街与西长安街的一段称为“西单墙”的墙上张贴大字报，提出要“破除偶像”“打倒封建法西斯专制”“社会主义超越了历史阶段”“要补资本主义的课”等论调，并质问“社会主义的中国为什么比不上资本主义的美国”等等。

与此同时，黑龙江、吉林、辽宁、湖南、青海、云南、福建、广东等省也相继出现了类似的大字报，并出现了“北京之春”这样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组织和刊物。“有些坏分子不但不接受党和政府的负责人的引导、劝告、解释，并且提出种种在目前不可能实现的或者根本不合理的要求，煽动、诱骗一部分群众冲击党政机关，占领办公室，实行静坐绝食，阻断交通，严重破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不但如此，他们还耸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在这些口号下煽动一部分人游行示威，蓄谋让外国人把他们的言论行动拿到世界上去广为宣传。有个所谓‘中国人权小组’，居然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有个所谓‘解冻社’，发表了一个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分裂人类的。”“上海有个所谓‘民主讨论会’，其中有些人诽谤毛泽东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因此中国现在不是搞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应当实行他们的所谓‘社会改革’，也就是搞资本主义那一套。他们公开声言，他们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四人帮’没有解决的那些‘走资派’。他们中间有的人要求到外国去‘政治避难’，有的人甚至秘密同蒋特机构发生联系，策划破坏活动。”有的人则借为历史上冤假错案平反的机会为1957年的反右斗争彻底翻案。“一九五七年就有个‘轮流坐庄’的说法，现在那些所谓‘民主派’，‘西单墙’那批人，也在做这个文章。”

这是改革开放刚开始时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于这次自由化思潮的特点，邓小平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这些人一般都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很容易淆惑视听。第二，这些人利用林彪、‘四人帮’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很容易蒙蔽一部分目前有困难而政府一时还不能完全予以解决的群众。第三，这些人开始结成各种秘密的或者半公开的组织，一面在全国范围内互相串联，一面同台湾以及国外的政治力量相勾结。第四，这些人中还有一部分人同社会上的一些流氓组织以及‘四人帮’的一些党羽相勾结，以扩大他们的破坏活动的范围。第五，这些人力图利用我们某些同志的这样或那样的不慎重的言论，作为他们的借口或护身符。”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发展的第二波是围绕《苦恋》和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讨论展开的。

1979年《十月》杂志第3期发表了小说《苦恋》，1981年改编成电影《太阳和人》。这个电影“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在这个电影受到批评以后，文艺界的一些人认为这是在“打棍子”，背离了“双百”方针。他们把“双百”方针曲解为脱离原则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发表什么就发表什么，谁也不能批评，甚至公然把四项基本原则说成是四根“棍子”。正如邓小平所说：“有些人把‘双百，方针理解为鸣放绝对自由，甚至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

在文艺界出现了一股假借“双百”方针和解放思想之名来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一些人对党中央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表示淡漠，对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表示淡漠，对党和人民的革命历史和他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英雄业绩，缺少加以表现和歌颂的热忱，对社会主义事业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少站在党的积极的革命的立场上提高群众的认识，激发他们的热情，坚定他们的信心。相反，他们却热心于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编乱造、歪曲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东西。有些人大肆鼓吹西方的所谓’现代派‘思潮，公开宣扬文学艺术的最高目的就是‘表现自我’，或者宣传抽象的人性论、人道主义，认为所谓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应当成为创作的主题，个别的作品还宣传色情。”“‘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在文艺界也传播开来了，从基层到中央一级的表演团体，都有些演员到处乱跑乱演，不少人竞用一些庸俗低级的内容和形式去捞钱……这种‘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生产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现。有些混迹于艺术界、出版界、文物界的人简直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人。”

在文艺界出现上述状况的同时，理论界出现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从1980年开始，短短几年间，全国近300种报刊发表了700多篇关于讨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在这场讨论中，有人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人道化，要用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并用“异化”的观点来分析社会主义实践中存在的不足，借口社会主义有异化而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散布对社会主义、对党的领导的怀疑和不满情绪。对此，邓小平在1983年10月批评说：“有相当一部分理论工作者，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种种重大的理论问题缺乏兴趣，不愿意对现实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表示要同现实保持距离，免得犯错误，或者认为没有学术价值。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也确实产生一些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的情况。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现在有些同志却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甚至也不只是针对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残余及其后果，而是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都存在异化，认为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由于社会主体自身的活动，不断产生异己的力量。他们还用克服这种所谓异化的观点来解释改革。这样讲，不但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当前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进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为技术进步、社会进步而需要不断进行的改革。这实际上只会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地没有希望。”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发展的第三波是以1986年底出现的学潮为标志的。

针对思想文化战线上出现的一系列混乱现象和一直存在着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及时提出了“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但党内存在着“反对不力”和“领导不力”的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这几年来，一直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但反对不力。尽管我多次强调要注意这个问题，可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党的领导不力。”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84年底，在准备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时，有人明确提出了“两个不提”，即不要提反对精神污染，不要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受此鼓舞，以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公开著书立说，发表演讲，说什么中国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没做什么好事”，攻击共产党的领导是“独裁制”，说“马克思主义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声称“要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辩护”。1986年春，他们趁“双百”方针提出30周年借机发难，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更加泛滥。共产主义被说成“乌托邦”，马克思主义被说成“过时的教条”，公有制被视为“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人民民主专政被说成“独裁专政”“分裂人类”，声称：“中国的民主选举、人民代表大会、民主党派、政协等等都是专制政治的花瓶，独裁统治者的遮羞布。中国的统治者只懂得一种统治方法－－专制和愚民。”“一定要彻底批判毛泽东思想才能改革”。要“引进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人权”，要实行“三权分立”，“要按照现代资本主义的经验和模式来改造自己的社会政治体制”。

这样，在少数人的放肆煽动下，1986年12月中下旬，合肥、北京等地一些高校的部分学生上街游行，有的地方出现了扰乱交通秩序和违反社会治安规定的情况。

1986年底的这场风波，以学潮的形式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推向了一个高峰，也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严重后果。对于这场学潮，邓小平作了这样的评价：“大学生闹事，主要责任不在学生，而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其中主要是少数党内高级知识分子。”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标志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极度泛滥和疯狂。

由于受国际上和平演变与苏联不断转向这个大气候和国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这个小气候的影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并没有因为1986年底学潮的平息而得到有效的遏制。中共十三大之后，稍有收敛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又再度抬头。从1988年初开始，一些顽固坚持自由化立场的人开始直接攻击“四项基本原则”，甚至与国外敌对势力勾结，从事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这年的6月，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旨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整体批判和对西方文明深情向往的六集大型电视政论片《河殇》，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和震撼。从1988年底开始，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公开发表讲话，撰写文章，散布自己的主张。1989年春，一些自由化人士推出了《中国的希望－－私有制宣言》。与此同时，北京的一些高校陆续出现了不少的大、小字报，并冒出了各种各样的“民主沙龙”“自由论坛”等非法组织。

概括来看，这期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行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认为“共产党已经变质了”，“党的领导已成为一种宗教”，叫嚷中国共产党“从它夺取政权的第一天就开始了残酷的独裁”，“党的40年的历史，只是造成贪污腐化的加深”，“对中国人民的专制统治的加深”，“是一个即将溃灭的组织”。由此出发，他们要求用“加入进去”的方式改变共产党的颜色。公然提出要“让别的组织上台”，“邀请国民党回大陆建立两党政治”，在中国“实行多党制”。二是反对人民民主专政。他们说什么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军人专政”“整人专政”“镇压知识分子的专政”，认为人民民主专政“取消了人民基本的政治权利”，“自身不可避免地会腐化”，“使社会公仆蜕化为社会主人”，“使独裁者掌握了无限权力”。因此，公然煽动人们“起来造反”，“推翻政府”。三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声称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超越”了历史发展的阶段，新中国成立40年来“无论从经济政治各方面”社会主义都“失败”了。四是反对公有制。说什么公有制“超越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在经济上“约束着生产力的发展”，“导致惊人的浪费”，“抑制了效率的发挥”，“限制了个人潜能的发挥”，造成“短期行为、急功近利”；在政治上则成为“产生官僚主义的土壤”“贪污腐化的温床”“集权专制的摇篮”，断言“在公有制下，不会有真正的民主自由”，宣称“不清除公有制这一祸根，中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就不可能富强”，鼓动人们去“早日敲响公有制的丧钟”。五是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过时的意识形态”，“马列主义的精神和理想已经死亡”，“像一件穿旧的衣服一样，必须把它脱下”，“必须完全扫除，而且愈快扫除愈好”。公然说“马克思主义在所有共产主义国家的实践都得到了错误的结果”，“使社会主义建设交了白卷”。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极度泛滥和猖狂进攻，最终酿成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是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带领党和人民平息了这场严重的政治风波。对于这场政治风波，邓小平说：“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继续以各种各样的面目表现出来，并不断向纵深发展。比如，近些年来出现的“宪政”思潮就认为，在中国要实行所谓真正的“法治”，就应当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实行以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和军队国家化等为标志的所谓“宪政”。一些民运分子更是鼓噪要在我国推动“修宪”等方式实现“去党化”。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对“宪政”这一概念进行华丽的包装，用西方的那一套理论把我们的手脚束缚起来。其用心很明确，就是要以所谓“宪法”为武器，以“宪政”为目标，以推进“法治”为幌子，以达到搞乱人心、搞乱中国和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的目的。想想当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西方“宪政方案”的引导下，从宪法中取消了坚持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规定，结果以此为突破口，苏共的领导变成了“违宪”，最后只能按西方一些人设计的方向走向解散和垮台的境地。当然，我们不简单照搬西方的法治模式，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这和学习借鉴西方民主政治建设中一切有益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必须牢记，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我们的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最大的区别。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建不起来。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绝不是要虚化、弱化甚至动摇、否定党的领导，而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改善党的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我们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而决不能削弱和改变党的领导。

可以说，近些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或者说西化分化思潮并未停歇，仍然以不同的形式进行活动并不断扩散。概括来说，在经济领域主要表现为新自由主义，在政治领域主要表现为民主社会主义，在思想价值观领域主要表现为普世价值学说，在历史文化领域主要表现为历史虚无主义。说到底，这些主张的实质，就是要改变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全面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历史和现实不断警示我们，必须警惕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和平演变”的图谋。

三、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西化分化”“和平演变”是不可能改变的长期战略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要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它们有没有可能改变其敌视社会主义的态度呢？这是我们不能不认真思考的问题。其实，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演变，并不仅仅是其统治者的癖好而已，而是由其垄断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决定的，有着深厚的文化和制度根源。

首先，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是由其唯我独尊的“救世主”的态度决定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崇拜上帝和《圣经》，美国自立国以来，就以“上帝的选民”而自诩，对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有着高度的优越感。在西方国家的统治者看来，既然“上帝”为它们所造就的民主制度是普天之下无与伦比的最好的制度，那么就理所当然地应当把他们的制度推广到全球的每个角落。他们不仅把推广和输出自己的政治制度看作是“天赋的使命”，而且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拯救世界。美国从建国开始就有一个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推广到全世界的梦想。面对美国“神话”不断破灭的奥巴马总统在就职演说中也不忘再次强调自己的“美国梦”，认为美国的民主是美国民族信念和精神的体现，是美国永恒的力量，把美国的民主推向全世界的“美国梦”，仍然放着光芒．仍然是美国的不懈追求。只要西方国家不放弃输出自己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梦想，只要他们不放弃由来已久的那种“救世主”心态，只要全世界还没有实现“西方化”和“美国化”，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容忍与自己制度不同国家的存在、发展和强大，就不能不推行和平演变的图谋和努力。

其次，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是由其对社会主义制度根深蒂固的敌视和偏见决定的。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偏见，西方国家的统治者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他们无法理解作为资本主义的继承者、否定者和超越者的社会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诞生之后，他们就始终抱着仇视的态度，认为它是“邪恶”“非法”“不道德”“独裁”和“恐怖”的代名词，千方百计地进行“围剿”和取缔。回顾一下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存在和发展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应对资产阶级围剿和进攻的历史。以美国为代表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基于对社会主义天生的敌视和偏见，从根本上说来，是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的存在和发展的，也是不能容忍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发展壮大并促进社会进步的。

再次，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是由维护和扩张其霸权主义的既得的利益要求决定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背后还隐藏着深刻的经济利益上对外掠夺和对内剥削的目的。垄断资本主义统治世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通过对整个世界的巧取豪夺和资源垄断而建立起来的富足而优越的生活方式。比如，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五的美国，能源消耗和其他一些自然资源的消耗却占世界的四分之一左右，是靠其推行霸权主义来维持的。中国的快速发展不仅从深层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社会面貌，而且也在逐渐改变着中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国际经济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尤其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这种发展态势，使从传统的国际政治思维模式考虑问题的国家，总是感到不安。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和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力的垄断地位和既得利益，它们便把中国的发展和崛起视为对世界的威胁，认为会影响其所谓的生存空间等等。由此西方一些政客主张对社会主义中国加紧实施遏制和演变，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对台军售、支持反华分裂势力和中国的外部政治对手、破坏中国的海外合作以及所谓的“重返亚太”等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其目的就在于维护和扩张美国的世界霸权，防止中国的不断发展和强大，以此期望最终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体系之中，成为美国的附庸。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那些希望中国‘政权更迭’的人中，广泛存在的观点认为中国可以走‘美国之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是这样一个前提：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应该而且会走上这条’自然的‘发展之路。”

同时，我们还应清醒地认识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技术和军事上占优势的形势下，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也存在着和平演变的土壤和条件，即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拥有追随者。他们总是人为地把坚持党的领导与实行民主法治对立起来，希望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改革”成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国内外敌对势力是绝对不愿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风景这边独好”的，是绝对不愿看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长期执政的，也是绝对不愿看到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千万不能天真！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