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国内外有学者标榜自媒体“超意识形态”，但本文确认了自媒体的意识形态属性及技术“意识形态信息茧房”，对自媒体意识形态真空论、中立论、失语论进行批判，指出自媒体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威胁，必须积极应对。因此，在技术层面，重视技术能动性，确立技术“行动者”理念；在理论层面，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增强自媒体研究学术话语权，鼓励跨学科合作，实现资源融合；在实践层面，摆脱“自上而下”传播思路桎梏，提升自媒体利用能力和防御力，争取国际意识形态角逐主动权。

移动数字化网络技术在拉近人们的时空距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被简单化，反而催生出更加复杂、庞大、多元的社交网群。不可否认，信息技术正在重构着社会。于是，我们不得不反思，以Facebook、Twitter、微信（WeChat）、QQ空间（Qzone）为代表，实现以智能手机为依托，出现短短数年就已覆盖全球，拥有十数亿用户，并将进一步在世界范围内迅猛发展的所谓“草根媒体”－－自媒体，我们是否真正了解它？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就会发现，自媒体不能再被视为纯技术、纯载体或纯个人媒体。事实上，自媒体本身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并已涉及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等重大问题。

一、自媒体或社交媒体：其意识形态属性的确认

　　基于同类技术且具有相同特质的Facebook、Twitter、微信（WeChat）、QQ空间（Qzone）等新型媒体，目前国内外学者存在多种称谓，如“自媒体”“社交媒体”“社会媒体”“新媒体”“全媒体”。国内学者较普遍认为，美国学者丹·吉尔默提出自媒体概念（We Media），美国新闻学会媒体中心发布了谢因波曼和克雷斯威利斯给出的定义。与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媒体相比，“自媒体传播者以人为主体，摆脱了传统媒体组织的限制”，个体用户可借助智能手机、移动终端、PC终端登陆发布新闻信息，因此呈现出“去中心化”“平民化”“自主化”“个性化”“碎片化”等显著特点，“信息传递呈现了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所不包，且信息传播的平台和通道在不断翻新，与日俱增”，它是一种“新媒体”或“全媒体”，有学者称全球已进入“全媒体时代”。这些论断是国内学者对自媒体研究达成的基本共识。

　　相较于国内学者，西方学者并未普遍认同自媒体即We Media的提法，而是选取了Social Media这一概念，国内有学者称之为社交媒体或译为社会媒体，前者使用较多。美国学者山姆·欣顿和拉瑞莎·约尔特在其著作《理解社交媒体》中指出：“社交媒体通过每一天的媒体实践在不断地增强渗透。由于我们目睹了智能手机允许用户在外界环境中，可以利用一天中的所有时间移动使用Facebook、Twitter等，我们应该如何界定此时的社会网络化系统摆在面前。”但无论如何，“它的趋势是清晰的。无目的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网络化，是时间的吞噬者。我们只是被更深的吸入到社会漩涡中，而并不知道自己在找寻什么”。可见，中西学者对同类媒体选择的称谓不同，意味着学者们对其研究关注的侧重点不同。自媒体提法更为关注新闻主体的转向，突出社会生活中每一个用户都可以成为新闻发布者及信息采集者的“草根化”特点。而社交媒体则侧重于强调其具有强大的社会交往能力，更多从社会网络化视角进行研判。

　　本文亦采用自媒体称谓，一方面因国内学者对此概念的选择和使用最为普遍，另一方面因在该提法的现有研究中，学者过多关注了新闻信息发布与传播主体不再局限于记者、编辑和新闻从业人员或传统媒体机构的所谓“去中心化”“草根化”特点，而忽视了自媒体内在的网群化、社交能力和行动能力等其他显著特征，选此概念以更好去蔽澄明。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把握自媒体呢？笔者认为，它是一种基于Web2.0用户主导生成内容的互联网产品模式，可绑定移动通信技术支持，允许不确定性个体用户随时以语音、视频、文字、图片等多种形式进行转发、评论，可自主设计、制作、分享的移动化、数字化、便捷化信息发布平台，它属于大数据时代一种特有的技术与文化相交融的新媒体形态。在自媒体环境中，知识、信息、观点、事件、话语各新闻要素异常活跃且多元，个体间、群体间、群团间即时性互动、即时性重组、即时性共享的社会化、个体化新闻信息交往渠道基本搭建。可以说，此类新型媒体加速了网络社会化与社会网络化的双向进程。

　　既然自媒体与以往媒体相较有所不同，似乎“人人皆媒体”的梦想已经变为现实。那么，它是否如一些学者所言，是处于意识形态“真空”？是否具有非意识形态属性，是价值中立的吗？

　　1．自媒体具有科学技术性依托

　　从媒体与技术发展的关系史进行考察，发现每一种媒体的产生及其发展都是以不同历史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依托，并会以具体的技术形式呈现。在中国历史上，夏商西周时期出现了第三次社会大分工，社会财富的增加使得一些人从体力劳动中脱离出来，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间的分工产生。自原始社会开始的结绳记事及一些书写符号逐步被脑力劳动者整理发展为文字，当文字与纸张、笔墨、印刷术多种技术结合时，报纸、杂志等媒体形式出现并日趋成熟。从政治和阶级的立场分析报刊及其报道活动是马克思媒体观、新闻观的显著特征。马克思认为：“‘好的’人民报刊，即和谐地融合了人民精神的一切真正要素的人民报刊”，其立场和主张应体现人民利益，而不该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成为专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产品。可见，基于文字、纸张、印刷等技术形式发展而来的报纸杂志，其意识形态属性鲜明。就电视的发明和应用而言，英国科学家贝尔德发明电视，同年便加入了英国广播公司，开启了公共电视广播事业。美国见势迅速跟进并推出NTSC系统原则，至今日本等国仍在采用。“美国控制了世界上75％的电视节目和60％以上的广播节目的生产与制作，每年向国外发行的电视节目总量多达30万小时。”当前，卫星技术与电视技术结合，使电视信息和监控系统空前强大，并继续承担着维护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的重要职责。

　　国内有学者认为，“自媒体时代”已经是个体做“主编”的时代，“传统媒体”的意识形态性已经被这个全新的媒体技术形式所取代。那么，事实是否如其所言呢？在计算机网络技术发起之初，其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意识形态属性便尤为突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苏冷战阶段，美国军方为保证可能爆发的核战争中信息通畅，于是提出要改进军事通信方式。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防部开始推进因特网项目，1968年计算机网络建立并迅猛发展。

　　据Facebook公司报告，自2004年Facebook推出后，全球用户约10亿，美国公民用户覆盖率为53％。最近，美国密歇根大学学者艾坦·巴克什、所罗门·枚辛等10位学者，在针对Facebook讨论区的研究中发现：“每个公司都要开发自己的算法，这看似奇怪，但对公司来说，这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软件系统。算法可能是基于自由开放或是保守倾向对信息进行过滤。算法不同，观点保守者看到的内容和他的朋友分享的内容相比，融合性观点会减少5％左右，自由主义者的言论会减少8％。”此类因算法不同而使用户获取观点存在差异的现象即自媒体的“意识形态信息茧房”。正如美国技术史学家约翰·斯托顿迈尔所指出：“人类社会并不是一个装着文化上中性的人造物的包裹。那些设计、接收和维持技术的人的价值观与世界观、聪明与愚蠢、倾向与既得利益必将体现在技术身上。”

　　2．自媒体可能具有新闻性质

　　中西学者无论称Facebook、Twitter、微信（WeChat）为社交媒体或自媒体，其媒体（media）而不是媒介（medium）的界定清晰而鲜明，其原因在于自媒体已经具备了媒体应该具有的所有特征和基本要素。然而，只要涉及新闻意识形态属性问题，就会引发争议。有学者认为以事实和真实性作为“生命”的新闻现象，具有超意识形态属性。也有人甚至是个别记者试图抵制意识形态，但当他还没有搞清楚什么是意识形态时，已经在传播另一种意识形态。

　　毋庸讳言，在阶级社会中，媒体均具有意识形态性。新闻的意识形态表现形式一般有三种类型：褒义、贬义和中立。“在新闻中，当意识形态被用作贬义词时，它曲解了社会行为者与现实世界的联系，让人有错觉，以掩盖统治系统的内在矛盾。当意识形态被用作褒义词时，则是为实现某一目标而采取集体行动的驱动力，对该群体有益无害。貌似价值中立的典型客观报道，是一种隐含意识形态的新闻最高形式。即使涉及重要政治问题，也观察不到新闻媒体思想的影子。记者甚至可以将意识形态事件做出非意识形态报道，陈述事件状态。但只要事件本身对不同群体或阶级具有利害关系，媒体意识形态自然包含其中。本身具有意识形态的政治事件，新闻若没有暴露出意识形态痕迹，则是描述性新闻的完美表现。”于是，“新闻传播通过报道和评述事件，有目的地影响人的意识和行为，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活动，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以往媒体不同，自媒体时效性可以更强，速度可以更快，互动可以更多，角度可以更多样，价值可以更多元，其原因在于在整个自媒体新闻活动中，个体一方面作为移动网络用户，另一方面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他们每日不断地进行社会交往，他们从事生产和生活实践。与此同时，除个体用户外，各种组织形态，包括政府和企业也开始拥有并使用自媒体，现有大规模、组织化的媒体状态正在悄然发生调整和改变。甚至有人认为，大量时政记者会随着自媒体的发展而失业，政府已经拥有自己的媒体－－政务微博，它意味着报社将来可以自己安排编辑，自行组织编写和发布新闻，而不再需要记者。未来的媒体组织会从封闭走向透明，从专业化生产走向社会化生产，从中型组织逐步变成小型组织的“联合体”。这些观点无疑是对新闻个体化，意识形态个体化趋势的预判和表达。在不久的未来，自媒体与以往媒体的交互融合会更加显著，力量会更为强大。“人创造的环境成为他的媒体，让他在其中界定自己的角色，将思想与行动相互区分，如此一来，思想和行动就会更加接近，社会的联系也会更加紧密。我们将再一次生活在这个群体里。”

　　3．自媒体也是一种话语权

　　“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语言来源于社会生活，但语言与话语虽密切联系，却又有所不同。苏联文艺学家巴赫金区分了语言和话语，认为话语是由个体的陈述文本组成，永远取决于表述的实际条件，取决于离它最近的社会环境。媒体脱离社会，离开它的社会背景，人们就会无法理解其话语。话语是媒体意识的实体化和具体化，它比文学更贴近实际，更能反映现实的、具体的思想倾向。例如，2003年萨达姆身陷囹圄事件，《纽约邮报》12月18日报道称“萨达姆被联军擒获”则是话语。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认为，人们不能把话语仅仅视作符号或符号组成的集团，人类知识的获得事实上源自于话语。人与世界的关系就是一种话语关系，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而影响和控制话语运动的最根本的因素是权力。“当初始的文本被抹去，也使整个取之不尽的词的基础被抹去了；所剩下的只有表象，表象在表达自己的词语符号中展开，并通过这一点而成为话语”。

　　既然如此，自媒体是否同样具有话语？如果说以往传统媒体的话语生产像一个产品，自媒体的话语生产则更侧重于过程。现有各国的媒体话语由少数机构垄断，但自媒体话语是个人话语、网群话语协同汇合，甚至演进为公众话语的过程。对于这一过程的了解，会随着人们对移动数字化网络技术和对自媒体话语实践认识的不断深入而走向成熟。未来的自媒体话语形态也许更多从权威叙述转向个人描述，从理性分析转向感性自发，从全面呈现转向碎片化吸引。但无论怎样，自媒体都可以给予个体话语、网群话语更大的话语力量和社会效能。苏格拉底在《斐德罗篇》中曾举过字母表的例子，认为字母表创造出来是为了帮助人们不去忘记，但事实上，被记录下来的内容会让人更加信服，看上去也似乎成了“真理”，人物也成为“英雄”。换句话说，被披上技术形态的话语，能对人的心理、对人的认同感产生深远影响。但由于自媒体的碎片化表象，使有的学者认为，受众无法有效获取自媒体话语。加拿大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和学者菲奥里对人类幼年时期就已经具备的去碎片化学习能力进行了印证，指出：“字母表与印刷等技术结合，传递给幼儿信息后，幼儿使用时在某种程度上，会提前选定所传递的内容，并在行为中无意识地照做并不断实践。字母表和印刷术，培养和鼓励了幼儿们已经具有的去碎片化学习能力。”

当我们确认了自媒体的意识形态属性后，试图被掩盖的真相豁然呈现出来。虚假的观点往往是从人的目的和愿望以及阻碍这种目的和愿望的社会实践中产生。西方极力标榜的超意识形态属性的根本目的不在于真正讨论自媒体是否具有意识形态属性，而是力图掩盖自媒体将植根于怎样的意识形态，掩盖其持有何种立场和观点，掩盖其符合谁的根本利益。而事实上，“科学愈是无所顾忌和大公无私，就愈加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于是，荷兰学者希尔特·罗文科的一段话似乎意味深长：“我们不要再去充分地抱怨网络所造成的社会功能失调，基于合同、入口、隐私、版权侵权。取而代之的是，我们需要去挖掘这种网络化联结之后所带来的不稳定性，即网络化连接加固并强化了已经存在的社会力量结构，并促进其平行发展。此种强化终将贯穿始终。被控制着的世界正在不断扩散。”

二、自媒体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威胁

　　媒体往往是政党和阶级的喉舌。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媒体与安全的内在联系被勾勒得十分清晰。“戈尔巴乔夫等人掌握着舆论工具，他们对苏联体制和苏共的疯狂攻击甚至一度迷惑了当时的苏联民众。”报纸、杂志、电影对苏联国家意识形态的破坏力毋庸置疑。自媒体作为一种新型媒体，是否同样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密切关联呢？

　　暂且不言其他，就自媒体本身，作为一种加速社会网络化的移动互联技术形式，它具有强大的“转译”能力，且此种能力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领域不可小觑。“转译”是西方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核心概念。“网络”是指通过相互联结的网线使资源集中到少数结点，使分散的资源通过该网络而扩散到各个地方。“转译”是用来说明“网络”如何连接及行动者间如何相互作用：“指所有行动者不断努力把其他行动者的问题和兴趣用自己的语言转换出来。所有行动者都处于这种转换与被转换之中，它意味着某一行动者的角色是通过其他行动者而得到界定的。”自媒体中行动者要不断了解其他行动者的兴趣、遭遇等问题，然后用个体个性化的方式，如日志、图片、视频、语言等把它们转换出来，形成一种话语，在其他行动者中产生认同和共鸣，进而将行动者整合在一起，建立起不同规模的意识形态化或非意识形态化（但随时可能具有话语能力）的各类社交网群。

　　通过不断“转译”，行动者之间可以实现相互理解、相互作用，把所有能够涉猎的一切其他因素纳入已经存在于行动者间的、相对统一的思想体系和解释框架中去。在自媒体社交网群形成过程中，“与一个群体或其他群体发生联系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它是由无序的、脆弱的、富有争议的、千变万化的纽带所连接。这很奇怪吗？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跟随着报纸媒体的线索，那么，社会学的核心问题则就成为行动者在任何一个给定时刻，适时选择进入适合的群体——但在自媒体阶段，这个群体往往多于一个”。自媒体的社交与“转译”能力优于以往其他媒体，这种能力使社交网群具有极强的行动力。“转译”强化了卡龙所说的网络“必经之点”理论，其功效在于能够“集聚改变世界的各种力量和资源”。

　　那么，在美国推行国家霸权战略中，自媒体是否发挥了作用，且又充当了怎样的角色呢？截至目前，美国政府已陆续推出多项战略。2011年出台《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全面勾勒出其综合运用网络空间技术，在外交、军事、经济、情报、司法等方面实现国家利益、保护国家安全的构思与设计。在该《战略》指导下，美国政府推行自媒体外交，通过自媒体干预他国社会政治进程。2015年2月美国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进一步提升网络安全的战略地位，在多领域预防和反击网络攻击。同时，伴有一系列政策调整，包含“棱镜计划”等网络情报项目。信息技术发展至今，美国政府在世界范围内寻求其网络空间的“绝对安全”和维护网络优势的意图十分明显。正如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所言：“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和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人的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托氏贬低金钱和国家暴力的作用，是不对的，但他强调信息的作用，则能给我们以启示和借鉴。在这个意义上，托夫勒的判断是有道理的。2009年发生在伊朗的政治危机中（西方媒体称之为“绿色革命”），Facebook、Twitter、YouTube的社交能力、转译能力及自媒体与传统媒体的配合能力彰显无遗。6月12日伊朗总统大选，保守派内贾德再次当选，反对派走上街头，西方媒体表态支持改革派。6月16日伊朗文化部宣布禁止国外记者报道非法游行，对国内互联网进行管制。国内外势力开始利用Twitter向政府施压，西方主流媒体CNN、BBC借助Twitter和YouTube上传视频制造国际舆论，其中虚假信息被传统媒体故意放大。哈佛大学伯克曼研究中心分析了本次政治运动的数据，在Twitter短信中有48万用户参与了伊朗大选讨论，但值得注意的是，有10％的用户，其短信量占短信总量的65.5%。59.9％的用户则只发过1次短信。这意味着，10％的用户借助网络结点，担当了本次政治运动的意见领袖及行动领袖。加拿大Sysomos传媒公司分析数据显示，从11日－19日，自媒体发文、短信关键词包含“自由”“投票”和“穆萨维”，转向了“抗议”“穆萨维”和“德黑兰”。其国内用户关键词关注率从51.3%降至23.8%，而境外短信量却由27％提升至40.3％。

　　更具戏剧性的是，在伊朗政治运动期间，美国Twitter公司曾表示需进行系统维护，要短暂关闭服务器。法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国务院一位负责人透露，华盛顿要求Twitter延迟维修，称这会中断伊朗反对派使用。美国外交部与该网站负责人进行‘接触’，告诉他们‘不要这样做’。国务院发言人伊恩·凯利拒绝确认这些信息，但承认国务院在周末与Twitter网站负责人的确进行过接触，但称这与伊朗大选后的暴力无关。”

　　同年在摩尔多瓦，发生推翻摩尔多瓦共产党人的暴力运动。摩尔多瓦官方声称，其幕后推手是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他们利用自媒体，在美英“看不顺眼”的国家制造动乱，称美国情报机构也参与了本次骚乱活动，Hydepark等非政府组织网站事实上得到了美国国务院文化和教育局的资金扶持。同年6月l8日，美国国防部部长罗伯特·盖茨在新闻发布会上直言，自媒体是美国“极为重要的战略资产”，因为“这些新科技让独裁政府难以控制信息”。同样，2013年爆发在土耳其、埃及、巴西的大规模群众性活动。三个地区性大国，地处亚洲、非洲、拉美三个大州，几乎同时爆发上千万人参与、几十万人卷入游行的群众性抗议活动，很难把这看作偶然发生的故事。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截至2015年7月23日，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为48.8％，手机网民达5.94亿。农村网民1.86亿，与2014年底相比增加800万。随着搜索引擎和网络新闻技术融合、产品创新、个性化服务方面不断探索，未来几年内，微信、微博、QQ空间等社交类媒体在使用深度和用户体验上会有更大突破。习近平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大战略问题”。自媒体个体化、碎片化特征使人麻痹，但它已用鲜血证明，自媒体威胁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时代已经到来。

三、自媒体意识形态安全的应对策略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捍卫自媒体意识形态安全中，简单封堵的做法显然是拙劣的，初级的。在全球网络化覆盖背景下，信息根本无法被完全阻截，甚至“翻墙”亦是家常便饭。面对国际自媒体环境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侵蚀和威胁，头脑清醒，积极应对是当务之急。

　　1．从技术层面入手，确立技术也是“行动者”理念

　　自媒体具有科学技术性，因此它同样是一把“双刃剑”，既能使社会矛盾扩大发酵，也能使主流意识形态巩固加强。在美国大张旗鼓推行自媒体外交，使其更多介入他国政治，其影响力大增，因此，我们对自媒体的理解和运用要转变观念。如果仍把自媒体视为简单的载体和工具，认为技术内容是书本所述，是对资料与教科书的理论概括，是观察、定律、理论形式呈现为科学技术的方法，是用逻辑运算统计数据，再将二者拼凑一起的结果。此类观点，将大大影响对自媒体行动力的判断，影响对其本质的把握及对未来趋势的预测。

　　首先，自媒体在意识形态领域较量中始终是行动者。2015年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密歇根大学等多位学者发表论文，米歇尔·让·博尔金等人指出：“在对信息进行可视化处理时，配上说明性文字对于读者理解内容本身更有帮助。小标题和文字内容可以很大程度上帮助读者记忆内容。不论你喜不喜欢，好的图表会加深你的印象。”成功的数据可视化关键在于：“简洁清晰的呈现，高效率的说明文字和解释，并可以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重要的细节’，用有效的视觉方式和叙述方式帮助读者去记忆、去回想。”可视化功能的增强也许是自媒体未来的发展方向。那么何谓“重要的细节”？何为“高效率的说明文字和解释”？怎样的内容需要可视化技术去“帮助读者记忆和回想”？实际上，博尔金等人的研究证明了自媒体是一种由人类与非人类作为共同行动者相互作用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技术同样具有能动性，人与媒体，人与技术不再对立，而是相互作用、辩证统一的。如此理解自媒体，有利于拓展对网络“节点”的重新认识，将PC终端、移动终端、通信软件、过滤软件、编程运算不再仅视为一种载体，而是看到其内在被赋予的价值归属和“意识形态茧房”。正如麦克卢汉所言：“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技术形式，此种技术形式会蕴含着自己的思维方式，并呈现出其内在的精神特质。”因此，不要再被自媒体各种表象所迷惑，明确自媒体意识形态属性，确立技术亦为行动者观念是第一步。

　　其次，要警惕投资性植入、技术性植入可能带来的意识形态安全隐患。截至2014年，在我国网民中，“以微信为代表的即时通讯在整体网民中覆盖率为89.3％，QQ用户比例接近80％，微信用户比例为5％，微博覆盖率为43.6%，新浪微博的渗透率居各微博之首”。2010年6月腾讯公司与美国被称之为“科技巨头”的CISCO公司确定了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1年10月腾讯公司推出微信。2013年4月阿里巴巴购入新浪微博，7月新浪微博宣布接入Facebook平台，成为国内首家接入Facebook的大型社交平台等。此类合作意义重大，但对其可能带来的投资性植入和技术性植入必须保持必要的警惕，避免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利用投资、合作性技术植入作为掩护，持续渗透西方话语。所以，“建设网络强国，有自己的技术，过硬的技术”，提升我国自媒体技术自主性、研发能力和防御能力，在设计、编程、运算等环节更多考虑文化因素，提升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和主动性，让技术也能“表达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话语”十分必要。

　　2．从学术研究层面入手，增强自媒体研究的学术话语权，解决理论支撑和后劲问题

　　当前，在自媒体研究学术话语的确立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必须要提高警惕，摆正立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增强理论研究的彻底性，不盲从，不人云亦云、以讹传讹，更不能西化。国内对自媒体研究基本起步于2010年，从对微博的关注开始，虽有优秀成果，但仍处起步阶段并伴随一些不良倾向。如有学者对自媒体传播的内在驱动力进行研究，认为其传播以人为主体，是个人向人本身的回归，以满足个人整合需求、情感需求、舒缓压力等此类观点貌似合理，但经不起推敲。自媒体传播的内在驱动力若只为满足人的所谓“真实需求”，那么，作为黏合性极强的此类社交媒体，人的某些“欲望”也在被满足，而“获得认可的欲望是历史的发动机”。毋庸讳言，此类观点立论从根本上是对黑格尔、福山等西方学者话语的复制和抄袭。对于自媒体的理论研究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只有拥有自己的学术基础，才不至于把学术研究的国际化变成学术的‘西化’‘洋化’。又比如学术创新，那当然是学术的生命之本，但是如果只是照搬西方学界的问题和话语，那么看似热闹的创新则最后只能换来一个学术附庸的苦果，自然是事与愿违。”

　　同时，要加快学术研究的资源整合，秉承严谨的学术态度，增强理论推动力。对自媒体的研究存在一定难度，因为它涉及多学科交叉，对于相关具体学科、具体专业而言，都会存在认识上的“黑箱”，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学者大量阅读、钻研，补充多学科知识，提升交叉研究能力，也需要高校与科研院所为科研技术人员提供支持，并积极进行研究资源融合。近几年，不仅美国白宫在Facebook、Twitter、Myspace等自媒体网站开设账户，建立主页，并自豪地宣称已跨入了“白宫2.0时代”，同时美国高校动作也十分明显。2010年密苏里大学首创“融合新闻学”方向，主攻新旧媒体融合问题。2011年科罗拉多州大学关闭其著名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并进行重组，推出双专业计划，鼓励师生跨学科项目研究。美国西北大学麦迪尔新闻学院同年重组，加入媒体整合营销传播专业等。打通自媒体研究因专业交叉带来的“黑箱”，加强新旧媒体融合研究，组建专项专业团队，培育青年人才的研究兴趣和参与能力，是捍卫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的出路。其中，必须秉承不跟风、也绝不流于形式的作风，推出政策，搭建机制。

　　3．从实践层面，提升自媒体的利用能力和防御能力

　　善于利用各类新媒体进行意识形态输出早已是西方霸权国家的惯用做法。面对自媒体“入侵”，关键问题是如何应对，是选择被动封闭，还是转守为攻。显然，被动必然挨打。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

　　首先，应实行“走出去”战略，争取在国际意识形态领域角逐中的主动权。加强利用自媒体进行中国文化的对外宣传及传播，推行政府渠道与非政府渠道并举的思路和举措，与美国媒体积极合作。其间，有计划、有意识地促使其客观、公正地报道中国。在主动宣传中，帮助西方国家和人民客观了解中国，了解当下中国的成绩与进步，对于歪曲、夸大类新闻事件给予积极反击。摆脱媒体传播“自上而下”思维定式的桎梏，转变传播思路，有力借助国内外自媒体社交网群，加强自媒体网络队伍建设，细化工作，在润物细无声中“讲好中国故事”。可制定加强人文交流和公共外交的长期规划和政策，在叙述中国故事，搭建中国话语的平台上，吸引更多西方友人来华学习交流，积极培养亲华力量。学习巧用利益手段牵制美国意识形态输出，并采取预防性策略，抵制部分欧洲及周边国家与美国联手，借用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制华。善于利用自媒体，揭露任何西化、分化的预谋和企图，与危害国家安全、侵害民族利益的行为作坚决斗争。

　　其次，必须完善、优化、提升媒体话语能力。“一种意识形态的感召力来自它的表达”，然而，“今天在大多数社会里，政府不能再指望有消极的臣民，他们必须面对积极的公民”。今天，就在主流媒体仍在自我陶醉之时，自媒体已经在用更为直接的方式，表达着诉求，呼唤着现有媒体话语能力的提升和改进。多元化、碎片化、情绪化、个体化、熟人化的信息虽可能困扰人的理性思维，但也会使人所固有的非理性因素被信息所“启蒙”。“我们不能强迫别人赞同我们，不管我们对他们有多少权力，因为强制他们表达他们的感激或赞扬将使这些表达毫无价值。行动可以被强迫，但情感的被迫表现仅仅是一场戏。”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主要表达渠道的媒体，其话语能力的提升是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基础，也是前提。对于中国而言，提升自媒体及传统媒体的话语能力，必须植根于民族精神，植根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必须扎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

　　再次，加强对自媒体社交网群属性的研判，“确保互联网可管可控”。对社交网群的管控要搞清楚其建立的渠道，以便及时了解网群属性。自媒体意识形态网群一般具有清晰的价值取向，有能够用来解释世界或打破现有观念的精神论断或解释框架。自媒体意识形态网群会有不同规模和形态，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宗教的，也可区分为暴力和非暴力两种类型。“对于具有暴力化倾向的自媒体网群可以被界定为是为了建立一种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是支持、鼓励或宽容暴力，以支持和推进他们的意识形态为目的。这样的组织会用这种意识形态去证明他们的好斗和暴力行为。”对暴力化网群的关注或管控既可帮助降低其采取暴力行为的风险，也有利于探索此类网群集散、活动的基本规律和发展动力。对于自媒体社交网群暴力属性的判断，可以选择标准参数，如找出关键词，了解其是否具有稳固的价值取向，意识形态化题目一般以“pro－life”“pro－life＋forum”文件出现等。自媒体虽在管控上存在困难，但若持续探索，仍有规律可循。

　　最后，自媒体意识形态安全关注的重点是青少年。“年轻人对于当前的社会环境具有更加敏锐的理解力。这也是作为代与代之间，年轻人反而更容易被新技术产生巨大异化的原因。”埃及青年人自焚事件激化了社会矛盾，最终引发暴乱。推翻摩尔多瓦共产党人的抗议策划者、领导者，青年人瓦达利亚莫拉里描述：“6个人，只用了10分钟的快速思考便做出决定，然后用数小时通过网络、博客、短信和邮箱将消息传播出去，结果是1.5万名年轻人走上街头。”青少年不仅是自媒体用户比重最高的群体，一直以来也是意识形态领域争夺的最前沿。所谓的意见领袖一般也出现于青年，或善于以青少年为对象大做文章。因此学校意识形态阵地必须坚守。学校要加强队伍建设，教师率先垂范，杜绝教育腐败，提高教师道德觉悟和政治素养。解决部分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师边缘化现象。在高校中，搭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与专业课教师共建大学生政治素养机制，提高大学生思想防御力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更好利用媒体融合和活动载体开展隐性教育，实现显隐结合起来，培养青少年爱国情怀，引导其善于运用理性，将自我发展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培育其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深度认同感。

　　综上所述，自媒体具有意识形态性，那些鼓吹自媒体超意识形态属性的背后是对真相的掩盖。我们维护自媒体意识形态安全并非以谬制谬，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客观真理打破谎言，用马克思主义的大公无私和科学精神摆脱西方霸权主义。因此，要增强自媒体中国话语能力、运用能力和防御能力，实现超越。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