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库是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目标，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专业研究机构。独立性是思想库的重要特征，包括运用开放性思维对事实进行客观分析的思想独立，不以营利为目的、研究不受资金来源影响的经济独立。独立性构成了思想库权威可信的基础。但这是否意味着思想库应坚持中性立场、摒弃意识形态呢？

探究思想库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可以从思想库最为繁盛的美国开始。美国思想库多达1800多家，顶级思想库不胜枚举。排名全球第一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素有“民主党的影子内阁”之称，强调社会福利，提倡政府干预社会和经济事务，支持温和、宽容的对外政策，与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同为自由派智库的代表；美国传统基金会则与企业研究所、胡佛研究所等同为共和党的智囊机构，赞成市场经济，反对政府管制经济，主张强硬的外交政策，被誉为保守派的“忠实代理人”。英国智库也具有明显的党派标识，费边社、青年费边人、公共政策研究会是左派智库的典型，亚当·史密斯研究所、政策研究中心则是右派智库的典范。德、法、日、韩等国的著名智库也都与政党紧密相连，具有明显的党派倾向。由此可见，独立与中性是相对的，思想库也需要意识形态的旗帜。无论“左右之争”还是“自由与保守之争”，都是不同意识形态的表达。

思想库植根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土壤，诞生之时就带有意识形态的方向感。中国古代思想库发端于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作为齐国君主设立的学术兼政治咨询中心，稷下学宫成为战国中后期直至以后各种思想流派、执政主张发展的源头，如汉初统治者奉为圭臬的黄老之学，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学，以及道、法、墨、名、阴阳五行、纵横之术，无不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

现代思想库意识形态的色彩更为浓厚。内政方面表现为党派间鲜明的政治主张。美国思想库历来宣称自身的“非营利性、独立性和无党派”，事实上其影响力直达美国政治核心，是政府决策过程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美国传统基金会会长爱得温·福尔纳曾直言不讳，“我们的作用是努力影响华盛顿的公共政策圈子——首先是国会，其次是行政部门，第三是全国性媒体”。最能体现美国思想库与政界密不可分的就是“旋转门”机制，即学者和官员之间的互相流通。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现任的研究员中半数以上具有政府工作背景，而学会中加入奥巴马政府的就有超过30人之多。

外交方面思想库则充当了政府外交的“第二轨道”，代表一国的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介于官方外交（“第一轨道”）与纯民间交流（“第三轨道”）之间，思想库在双边和多边外交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譬如2007年成立的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政治取向十分鲜明。在对华政策上，该中心提出，美国要使用“巧实力”应对中国崛起；对印政策上，提出美印是“天然联盟”；对整个亚洲地区，倡导重塑美国在亚洲的同盟关系。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的政治主张大量转化为奥巴马政府的国家战略和外交实践，已经发展成为对奥巴马政府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决策影响最大的思想库之一。

思想库意识形态倾向的表达路径日趋多元化，包括刊行出版物、组织研讨会和培训、实施项目研究等，其中最为主要的是通过媒体展示其政治主张。即使《纽约时报》、NBC广播、FOX广播等标榜公正、透明的主流媒体，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标签，这一点在其对华涉及人权、自由等问题的扭曲报道中可窥见一斑。

由上可见，思想库是以政府、企业和社会团体为服务对象，它的产品是高质量的思想，而意识形态是思想的锚。“非营利性”与“意识形态中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非营利性组织追求非财务目标、形而上的目标，但其意识形态含量绝对不会少。

因此，中国思想库建设的指针应有意识形态的“纲”。即：坚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制高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不仅是建设中国特色思想库的关键，更关乎党的执政信念、执政能力、执政地位和执政安全。唯有坚持意识形态的“纲”，才能打造出定位明晰、特色鲜明、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为实现中国梦建言献策。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