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此文对中国和印度土地关系的沿革略做比较。“土地改革”一词广义上既指平分土地，也包括合作化、集体化。两国对比突显中国土地革命与集体农业对社会发展的意义。第一、二节分别追述中国以土地再分配和印度以限制大地产及保护佃权为中心的改革轨迹。第三、四节讨论中国的人民公社制度和印度绿色革命各自的得失。第五节择要检视关于饥荒和民主的辩论。最后一节面对两国共同面临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背景下的乡村解体问题，重述农民(再)组织的必要性及其特定的、非私有化的土地条件。

近期在《纽约时报》的一则评论中，阿玛蒂亚•森再次提到他长期关注的中印两国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上存在的巨大落差(Sen， 2013)。不平等问题在两国都很突出，但“在提高国民预期寿命，普及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方面，中国比印度做得好得多”;在改善人民，尤其是妇女生活质量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Sen， 2013; 2000：17)。在印度则相反，许多人苦于“慢性营养不良、混乱的医疗系统和运作不佳的教育体制”(Sen， 2013; 另参见Dreze and Sen， 2002)。据世界银行测算，43%的印度儿童体重不达标，中国是7%，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也只有28%。①7岁以上的所有印度人，“几乎五分之一的男性和三分之一的女性是文盲”。中国的识字率两性都大约达到94.3% (UNDP， 2013)。言及两国劳动力在健康和教育水平上的差别，森指出，“印度若想在制造业的各项能力，即运用提高的技术和质量管理在各式产品方面赶上中国，需要在整个社会造就一支有着更好教育和健康状况的劳动力大军” (Sen， 2013)。

中印两国可比性很高，因为两国面积、人口和发展起点都相近。只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经历了数十年的战争破坏，此后又很快卷入朝鲜战争，工业(如钢铁、电力和水泥)、基础设施(如铁路英里数)以及农业，其实都比印度1947年独立时落后很多。②当时，按照工业总产值计算，印度已是世界第七大工业国(Desai， 2003)。但如诸多社会指标所示，印度的社会经济很快被中国反超。根据2012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中国与印度分别为0.699和0.554，在186个国家中分别排在第101位和第136位;中国的多维贫困指数为0.056，印度为0.283;中国的性别不平等指数为0.213，印度为0.610;中国的居民预期寿命为73.7岁，印度为65.8岁 (UNDP， 2013)。1950—1999年，历经半个世纪，中国的综合人类发展指数由0.225增至0.718，而印度同时期从0.247只增加到0.571 (Crafts， 2002)。中国的这些成就并不是市场化改革后才达到的，反而是改革期间在廉政、平等、教育和医疗的大众普及等方面发生了倒退。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早已实现重大赶超，同时也为其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Saith， 2008：730-731)。

中印两国都有内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特点。例如，印度的喀拉拉邦因远高于该国平均发展水平而闻名，甚至不逊于中国的记录。中国也一样有发达和落后的省份与地区之差。然而中印整体的差别还是令人瞩目。森尚未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印度落后于中国?”他提及新中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却没有视之为一个重要原因。他将印度的落后归结为“没有学好亚洲经济发展的榜样”，但同样不把东亚的土地改革看作发展的关键步骤。他回避的问题，是为何印度学不到邻居的经验。他认为，中国不是民主国家，但中国人“一直在坚定不移地消除饥饿、文盲和缺医少药”。如果说东亚通过“改善尤其是社会经济金字塔底层人群的生存条件”而“快速扩展了人的能力”(Sen， 2013)，难道中国革命实际上不正是此路的引领者?国民党拒绝土地改革，以致在内战中输给共产党人以后，才在台湾实行了土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民土地斗争为中心的革命十分复杂。已故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指出，“即使对伴随着这场革命的恐怖乃至罪行保持清醒和痛苦的认识”，真理仍然是“人类历史上鲜有比它更有成效地改善了更多人生活的事件” (Meisner， 1999：1， 12)。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意义和根本正义性，在于它为解放被压迫和被剥削的阶级而改造了社会关系。同理，缺乏“与过去的革命性决裂和向同一目标的强力运动”(Moore， 1966：431)，或可解释印度之类的国家为何长期落后且治理困难(Weil， 2010)。具体就土改而言，“正当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击败了地主阶级之时，这个阶级在印度却作为独立运动取胜的阶级联盟的一员，而有效地保持强大。它受到执政党的保护，并且稳固地渗入其中，能够阻挡任何进一步的土地再分配或集体化农业改革”(Saith， 2008：727)。

下面让我们对中印两大古老的农耕社会及其不同的政治、经济现代化路径略作比较。学界虽已多有研究，但关注土地问题不足，而土地恰恰可能为森反复提出的问题，提供重要，至少是部分的答案。第一、二节分别追述中印两国土地改革的轨迹;第三、四节讨论中国的集体农业和印度的绿色革命;第五节择要检视关于饥荒和民主的争论;最后一节涉及当前两国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的乡村解体问题，在结论中重述为什么“耕者有其田”而非土地私有化是农民(再)组织的前提条件。

一、中国的土地革命

19世纪的欧洲思想家对亚洲的土地制度了解甚少，最有影响的看法通常建立在一个“无历史的东方”概念之上。例如，在对非西方世界的历史和人类学深入研究出现之前，马克思认定印度和中国这类“亚细亚式国家”的结构，缺少土地私有制和土地贵族(Marx， 1971：352)③。这样的国家集地主和君主于一身而垄断地租。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分析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自给自足的手工业和农业”，“自身内部包含着再生产和剩余生产的所有条件”。缺少劳动、社会分工以及阶级分化不仅标志着，也解释了他想象中“亚洲”的封闭村社和长期停滞(Marx， 1973：486)。这些观察与此后大量考古和社会经济史研究发现的经验材料相左。至少就中国而言，土地私有制和土地贵族被证明很早即已大量存在，与土地及财产的社会和代际流动并存。两千年前即已出现部分商品化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支持了繁荣的长途或短途贸易。可以说，这种内部和外部的市场交易活动形成了某种类型的商业(相对于工业)资本主义。再加上科技上的辉煌成就，东方经济曾经是前现代时期最发达的。与此同时，尽管传统的道德理念一直强调均田，多次自上而下的改革也试图抑制土地兼并，但强权的官员和地主仍然可以不断破坏小农经济的稳定。中国历史上，农民和无地流民受“均平”或“均田”的鼓舞而起义，颠覆了几乎每一个主要王朝。新的帝国秩序总是又从相对合理的土地分配状况，因农民失地、贫困或饥荒而堕入社会生活不堪重负的境地。土地集中的趋势因此而只能被周期性地阻断。

17世纪后期，中国经济开始失去其领先地位，在货币化的同时白银流入减少，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天灾和瘟疫更是雪上加霜(Wakeman， 2009)。到19世纪中叶，英国的肮脏毒品之战和其他西方及日本帝国主义的强权入侵，造成中国情势的全面恶化：如果说鸦片战争标示着一场空前的“民族”危机，那么乡村的毁坏则代表了深刻的社会危机。盘根错节的地主制(包括在村、不在村的地主)与宗族父权制，加上剥削成性的土豪劣绅和官僚的联盟，还有外国的金融资本、垄断贸易、正式或非正式的高利贷、军阀势力及贪婪的经纪人，使得乡村的传统精英边缘化。这一“政权内卷化”趋势，是中央及地方腐败、独裁统治的结果(Duara， 2010)。虽然在中国多数地方，特大地产并不普遍，农民的困苦也不完全源于不平等的土地所有权，但民族与社会问题重叠，加深了危机，终于使革命不可避免。

1911年在“文明的欧洲”的反动势力与“野蛮的亚洲”的进步、民主势力的冲突中，中国的辛亥革命标志了“亚洲的觉醒”(Lenin， 1913：65-66， 99-100)。 孙中山民族、民权和民生的“三民主义”建国纲领，包含“耕者有其田”、公有管理的土地政策和“节制资本”的工业发展方针。对于孙中山而言，平均地权这一古代的理想，“与作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大同理念”直接相通(孙中山，1986：355)。然而，辛亥革命只是一场结束帝制的政治革命，并没有改变社会，也未能成就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共和革命遗留的任务，要由旨在民族解放和劳苦大众翻身的共产革命来完成。20世纪共产党人在中国，尤其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可大致分为互相联系的四个阶段：一是城市大革命失败后，1927—1937年在边缘农村地区所开展的土地革命;二是在战胜代表大地主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的解放战争期间及其后，1947—1951年在新老解放区和全国范围内先后实行的土地改革;三是1951—1980年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四是80年代以后的非集体化转型。

共产革命的核心是“土地革命”。它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人民战争夺取国家政权，从而结束了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④。这一创造性战略有赖于远离强大的反革命力量中心的农村动员，而后者要求坚定的、有利于贫苦农民的土地政策。但政策的实施过程根据政治考量而具有弹性。在同时区别于经典的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统一战线”意味着特定的妥协。例如，为争取“开明士绅”和富农团结抗敌，减租和分田运动就曾数度缓置。成功地处理土地问题，要求保持党政军的一元结构，实现土改、群众动员与军事斗争的相互配合。这一过程，同时是新的国家和政权从底层建设、制度创新的过程，也是为新中国培育人民主人翁意识的过程。

在江西苏维埃时期(1927年井冈山游击战至1934年长征撤离)，土地改革是党的工作重心。通过党领导下的农会、妇女和青少年草根组织，“唤起工农千百万”，建立起作为革命基础的阶级队伍，获得广泛的群众支持。之前，“多数农民有一点土地，但只有极少数人的地足以生存。而大部分土地为少数个人、宗族和会所占有”，它们控制着市镇和山区(Averill， 1993：283)。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通过了两项关于土地和农民问题的决议，主张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随后，苏区将扩大根据地、深入土地革命和扩充红军作为中心任务。在闽西，“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毛泽东，1929)。然而南京指挥的血腥反革命围剿与地方统治集团的镇压，使分田的成果无法巩固。红色根据地最终丢失，农民受到还乡团残酷的报复。

红军长征到陕北根据地后，抗日战争期间土地革命因统一战线的需要而延缓，直至解放战争爆发才恢复。1947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⑤，标志着全国范围内土地所有制和农村关系大变革的开始。这场变革左右了战争的胜负。获得了土地的农民参军和支援前线，1948—1949年间的淮海战役即是史诗般的例证：“百万翻身农民”用手推车将食物运给漫长战线上的子弟兵。大批国民党军队的俘虏，乃至成建制的部队就地起义加入解放军，也是因为来自农村的士兵选择为土地而战。面对过江直捣南京的解放大军，美国国务卿认识到，旧政权正是“被农民大众和中国人民所推翻”(引自Cullather， 2010：72-73)。“东亚病夫”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根据土改的平等原则，所有农民家庭和个人，不论性别，都有平等的地权。其目标是土地依面积、质量、耕作距离远近等大体上的平等分配和平等税负。虽然男性家长主导的家庭结构没有改变，但女性仍在自己名下享有平等分得的土地。土改过程伴随着阶级划分，“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打击地主阶级”。汲取早期在江西斗争的教训，避免过激政策伤害中间层。1947年晋绥区暴力土改中的“左倾冒险主义”得到纠正⑥。新中国建立后，在战争威胁、稳定政权和恢复经济的压力下，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出台了更多稳健的政策。地主所有的工商企业未被取缔，富农经济也予以保留。

至1952年底，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3亿贫苦农民平等地获得了耕地、农具、牲畜和其他生产资料。部分牧场和林地也实行了类似的改革。全国范围内，接近农村人口90%的中下层获得了相应比例的耕地⑦。与过去按收成交过半的重租相比，租税总额降低了一半以上。例如，1949年的总租税在19%至21%之间。为此党的领导人深感歉意，并承诺继续减少⑧。在平等的土地制度中，合作社随即发展，农民收入很快提高。据估算，1952年全国投资约有35%来自农业(Lippit， 1974)。1950—1957年谷物生产平均年增长5.2%。农村收入平等化(Khan， 1977; Griffin， Khan and Ickowitz， 2002)。“土地改革及其带来的一切，都在中国农村受到显著、广泛的欢迎”(Bramall， 2009：94-95)。

由于预期不同，对土改的直接生产效益是有争议的，但其社会政治影响却不容置疑。无论就提高广大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和扩展其生存机会而言，还是着眼于赢得绝大多数农民的信任、支持和参与建设新的社会秩序，皆是如此。亦即土改不单是分配正义的问题，也是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瓦解旧政权生死攸关的一步⑨。土地革命总体上赋予了共产党人在国家建设中所亟需的合法性、道义自信和实践权威。在划时代革命中诞生的新中国成为民众解放和民族发展的典范，象征中国被压迫阶级的历史性崛起。

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视“共产主义的农民革命”为概念上的自相矛盾。他们看不到共产党领导的决定性作用，以及革命所处的不平衡与叠加或挤压式发展的时代背景。然而，那种认为中国共产党因缺少足够的工人成分而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的观点，因其经验层面的片面和理论上的肤浅，是错误的。首先，20世纪初中国的产业工人阶级虽然数量很少，却是革命的先锋队，并建立了与农民，包括农业雇工和进城短工在内的工农联盟。其次，“阶级”不是一个实证主义的概念。在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政治中，革命阶级的构造和再塑有最优的可能。基于资本主义全球政治经济中中国作为被压迫民族的“阶级”地位，中国共产党是以创造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的面目出现的。由此，新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本身蕴含着社会主义的雄心和前景(Lin， 2013：45-47)。虽然土地问题并非中国革命的唯一起因，但土地的再分配却决定了革命的成败。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