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宪文 1934年生，山东泰安人，著名历史学家。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中国抗日战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华民国史的教学与研究，出版著作10余种、发表论文百余篇，是我国中华民国史研究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之一。

日军押解被俘的中国军人行进在南京中山东路。

演讲人：张宪文演讲地点：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图书馆演讲时间：2016年12月6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旋即，北平、天津沦陷。8月，淞沪会战爆发。经历三个月的艰苦抵抗后，上海沦陷。日军进犯南京，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占领南京后，立即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活动。古城南京在六周时间遭受了空前的浩劫。主要表现为：1.大屠杀。日本侵略者以集体屠杀和分散屠杀形式杀害大量无辜民众以及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2.大规模性暴行。根据西方传教士的记载有2万起强奸、轮奸案件，且手段残忍，令人发指。3.焚烧、掠夺南京城。日军占领后，肆意抢劫和破坏，市民的财产遭受重大的损失。日军的这种大规模的屠杀和抢劫行径，目的就是要通过毁灭中国首都，迫使中国政府投降。

二战结束以后，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以及南京大屠杀进行了历史清算。然而迄今，日本政府一直未能正确对待和认识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问题，也从未向中国政府和人民正式道歉。自20世纪80年代，日本右翼分子更矢口否认曾经侵略中国，把“侵略”说成是“进入”，模糊侵略战争的本质；矢口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进入2000年以来，此类行径愈演愈烈，右翼势力不断通过修改教科书、公开集会、法庭诉讼、电影宣传等公开宣称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此类言行伤害了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严重影响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战后日本为何始终坚持侵略史观

首先，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的基础。日本鼓吹的武士道精神与法西斯主义结合，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并誓死效忠天皇的精神支柱。基于这种认识，日本右翼人士不肯承认战争罪行，亦不可能批判军国主义的危害。加之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人口众多，因而一些人认为，要求生存，就必须向海外扩张，并把发动对外战争视为国家发展的关键。日本根深蒂固的扩张主义观念，是其不愿承认侵略战争的思想根源。

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从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格局出发，执行新的远东政策，扶植日本，对付社会主义阵营，没有认真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导致日本一些人不能正确对待战争责任，更不肯承认战争罪行。如，侵华战争重要罪犯冈村宁次逃脱了法律的制裁；重光葵在美国人的操作下，刑期未满即被非法释放，并再次担任日本外相。美国更赦免了侵略战争的主要责任者裕仁天皇的罪行，并使天皇制度继续保存下来，这是导致日本不能深刻反省的重要国际因素。

再次，日本不能正确对待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所犯罪行的宽容政策。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争罪行进行了调查，但放弃了索赔，而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政府也放弃了索赔。且国共两党早年对抗日战争认识有所差异，对日政策也有分歧。日本相当一部分人不能正确认识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沉重灾难。根据民意调查，很多日本普通民众认为日本是战争的受害者。

最后，战后日本崛起为经济大国之后，皇道主义价值观泛滥，军国主义思潮抬头，力图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实现军事装备的现代化，积极谋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有基于此，中国成为他们称霸亚洲的障碍，他们不相信、也不愿相信中国的和平崛起。因此极力否认他们向外侵略的历史责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战后日本，特别是其右翼和某些官方人士没有放弃他们的侵略史观，也没有深刻反省战争罪行。日本政府的宣传教育，误导了日本一些群众尤其是年轻一代。调查显示，大量日本民众对中日历史问题漠然无知，甚至有人对日方曾经有过的反省也采取不理解的态度，对历史问题的解决产生抵触情绪。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回顾与现状

事实上，南京大屠杀爆发伊始，各国的正义人士即开始关注这一残暴的历史事件。战后，许多中西方学者对此长期审视且加以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日历史学者开始着手南京大屠杀事件研究。他们从大量的历史事实出发，坚持正义立场，写出了一批有说服力的著作。一些当年参加南京战役并直接实施屠杀南京民众的日本老兵，在多年后公布了他们的日记或回顾了那段惨痛的历史，如《东史郎日记》等。许多欧美传教士、新闻记者、学者、医生，曾目睹日军在南京的各种暴行，他们写下了诸如《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等有价值的日记及有关新闻报道。国内的南京大屠杀研究肇始于南京大学。1960年，四位日本史和中国现代史专业的老师开始从事南京大屠杀研究，撰写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内部刊印）。但毕竟那个年代的史料缺乏，从事研究的人员和经费有限，因此研究工作在很长时间内发展缓慢甚至处于停滞状态。到了20世纪80年代，面对日本右翼不断否认、歪曲侵略历史，学者们义无反顾地发表著述驳斥他们，使得南京大屠杀史研究逐步走向正轨。南京学者还编辑出版了两卷资料和一部《南京大屠杀史稿》。伴随着研究的开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纪念馆于1983年年底开工建设，此外一些重要的军民遇难地也立碑纪念，向公众揭露南京大屠杀史实，加强纪念场馆对后人的教育与警示作用。

进入21世纪，南京大屠杀史研究蓬勃发展。大量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主要的有：孙宅巍著《澄清历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程兆奇著《日本现存南京大屠杀史料研究》，张生等著《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王云骏、张连红等编著《解放还是侵略？——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经盛鸿著《西方新闻传媒事业中的南京大屠杀》。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南京大学中华民国研究中心组织整理编纂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2卷）和《南京大屠杀全史》（上中下）。《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由南京大学联合南京地区100多位教授、学者，历时十年，先后赴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俄罗斯等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搜集了8国文字的4000万字原始资料，全面呈现了日本在南京犯下的罪行。《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出版，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相关材料基本上收集回来，改变了有关资料零碎、分散的状况，且“照原样收录，不做任何更动，提供给历史研究者”。而《南京大屠杀全史》依托《史料集》的众多史料深入研究，成为目前最为全面、理性、细致地研究南京大屠杀问题的原创型力作。

在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机构、学者和社会各界正义人士的不断努力下，2014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将每年的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以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侵华期间遭到杀戮的死难者。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通过法律固定化为特殊的仪式，并为大众所共同铭记。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涉及诸多问题，如：屠杀暴行研究；性暴行、抢劫、纵火等其他暴行研究；南京安全区的研究；东京审判、南京审判等系列对日军法庭审判研究；南京大屠杀史料的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影响的研究；南京大屠杀前后南京人口研究；南京大屠杀期间在宁欧美人士情况的研究；南京大屠杀对经历者心理影响的研究；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新闻报道研究；“慰安妇”研究；日本学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等。

在这些课题中，集聚的焦点是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人数问题。在日本，官方、学界对南京大屠杀数字各有说法，学界一批学者认为发生了惨烈的大屠杀事件，如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一桥大学教授藤原彰、吉田裕等，他们认为遇难人数至少在十数万人以上。但也有一些右翼学者漠视历史，不承认大屠杀，或认为仅有数千、数百人死亡，这种说法经过日本右翼的传播，占据了日本的主流话语。

目前，国际史学界关于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研究依据主要有三：一是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的两个法庭审判书，分别认定了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为“20万以上”和“30万以上”；二是南京被占领前后的户籍人数变化；三是战时和战后国民政府、南京市政府进行抗战损失调查中涉及的被害人数。学界所依据的这些资料和证据都是当时历经种种艰难收集、整理而得。由于所处战争时期的混乱状态，记录的不完整以及史料难以复原整体情况等原因，只能对南京大屠杀史实进行部分展现，这也使得我们确切统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人数存在客观困难。但我们认为，要谈数字问题，必须有三个前提：承不承认是大规模屠杀，承不承认手段是极端残忍的，承不承认杀害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是违反国际法和人类基本道义。如果日本政府承认这三点，屠杀数字问题可以由中日学者共同研究。此外，对待数字问题不可就数字而言数字，即使没有精确的数据，也并不影响对南京大屠杀性质的判断。犹太裔德国汉学家舒衡哲（Vera Schwarcz）认为抽象是记忆的最狂热的敌人。她说：“我们常常说纳粹杀害了600万犹太人，日本兵杀害了中国南京30万人，实际上是以数字和术语的方式把大屠杀抽象化了。”在她看来，这些数字虽触目惊心，但以这种概括方式去总结历史，大屠杀真正的意义反而在数字的抽象中被淹没。为了防止这种记忆的淹没，我们应该尝试一点一滴地显现“南京大屠杀”，即在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一段又一段的记忆中去直面那段历史。大屠杀意味的不是数字，“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未来新趋势

第一，研究内容进一步扩展、丰富。在不断发掘新史料的基础上，利用全面完整、真实可靠的资料，深入开展实证研究，特别是关于数量等问题在内的诸多历史难点。一步步延展研究内涵，从枯燥的数字问题扩展到一个个肉体上的蹂躏、屠杀到精神打击等层面的研究。

第二，研究视角多样性。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不能脱离个体生命，要基于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还要关照民族意识。不仅从个体生命角度，还要有民族国家、政党、人类等全局角度，即“树木—森林—环境”这样的视野格局。既可采取见证者的眼光，也可从受害方或第三方立场，甚至从加害方的立场多重审视。

第三，研究方法跨学科性。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囿于历史学传统方法，在其他学科研究方法借鉴上仍显不足。要在坚持科学历史观的基础上，不断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框架充实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努力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从多个角度、多个方面昭告天下爱好和平的民众，给日本人民以有益的教育，推进中日关系真诚友好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宁。

第四，研究形式国际化。加强国际学术合作，尤其是中日学者开展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对话，不是基于各自的政治立场，而是正视人类历史，共同反思，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对于日方，应知己知彼，熟悉并翻译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了解日本左、右翼和中间派的各种观点，加强交流，对双方争议较大的问题展开讨论，有交锋、碰撞，才能有学术进步。

哲学家马尔库塞（Herbet Marcuse）说过：“忘却以往的苦难就是容忍而不是征服造成这种苦难的力量。在时间中治愈的创伤也是含毒的创伤。思想的一个最崇高的任务就是反对屈从时间，恢复记忆的权利，把它作为解放的手段。”

记忆并非记恨、记仇，而是纪念那段历史，纪念那个时代的普通民众和浴血奋战的将士。对记忆的正确认知，才能好好地珍惜当下。记忆历史是为了世界的永久和平。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略军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严重伤害。大量的事实和丰富的第一手原始资料，证明了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并且是任何人否认不了的。它是中国人民永远不能也不应该忘却的历史记忆。中国人民记忆历史，正视历史，研究南京大屠杀，目的不是纠缠历史旧账，而是要通过对大屠杀事实的科学认定，求得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在历史问题上达成共识，以便共同总结历史教训，避免历史重演，丢开历史包袱，共同面向未来。中日两国不仅在经济上应该相互支持，互补双赢，而且在政治上亦应密切友谊，共同开创亚洲的新局面，为世界人民的和平与幸福作出贡献。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吕晶编辑整理 本文史料图片均选自《人类记忆：南京大屠杀实证》，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