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家文摘》报评出的2014年度十大影响力图书获奖作品中，有一本诗人邵燕祥写的《一个戴灰帽子的人》。邵燕祥于1958年初被划为右派，1979年1月改正。在《一个戴灰帽子的人》中，作者记述了他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特别是“摘帽”以后的经历。

2016年4月14日，河北的《沧州日报》刊登了一篇纪念3月21日辞世的原沧州地委书记郭枢俭的文章，标题是《一片丹心为人民——深切缅怀郭枢俭同志》。郭枢俭1958年4月被划为右派，1977年底获得改正。他在2015年写的《我当右派二十一年》中，记述了他的右派生涯和“摘帽”后的工作经历。

这两位当年的右派分子，在1958年下放到河北省黄骅县的同一个农场——中捷农场劳动。当年的右派分子，大都有着相似的接受“改造”，或者接受“教育”，或者是“下放劳动”，甚至或者是与广大转业官兵、农场员工一起搞“建设”的经历。然而，他们的感悟感受又往往是各不相同的，有的甚至大不相同。

对反右的不同认识导致不同的感悟

关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共中央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即第二个历史决议肯定了反右的必要性，同时也指出了反右严重扩大化造成的不幸后果。后来统计，被错划的比例高达98%以上。也就是说，这些“右派”，本质上都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因此，对于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特别是决议中关于反右的论述，这些“右派”应该理所当然地拥护。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发表后，就一直有党员持不同意见，并通过各种媒体向公众表达。关于反右，邵燕祥就认为：“毛泽东以他后来自解的‘阳谋’，实施了从党内整风到全民反右的策略大转变，清洗了大批政治界、文教界、工商界等各领域的所谓头面人物，兼及一般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以至不问政治的其他平民，或撤职降级，或监督劳动，或收容‘劳教’，以至在嗣后判刑加刑。”“对知识份子空前的大规模迫害”。

郭枢俭的看法与邵燕祥不一样。他认为：“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刚建立后的几年，在社会政治领域确实存在着持不同政见者或反对派。这是政权更替、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1957年在我国开展的反右派运动是毛泽东主席为了捍卫、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巩固人民民主的政权而策划发动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是有的，但没有那么多；反右斗争动机是好的，但太扩大化了。把一些知名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教育界等方面的人士错划为‘右派’，压抑了他们的报国志，从而延缓了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损失很大，其教训甚为深刻。”

很显然，郭是拥护第二个历史决议对反右的定性的。而邵的态度与郭相反。如果阅读了他们各自的回忆，就会发现，他们的分歧，实质上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上。虽然他们都在早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经历过反右，还有后来的“文革”以后，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就差不多可以说是南辕北辙。

郭枢俭被打成右派后开除了党籍，但他始终相信总有一天他还会回到党内。因此，把在农场的劳动看作是党对自己的一次考验。由于他在劳动中表现突出，于1959年10月率先“摘帽”，开始从事管理工作。在后来的日子里，尽管还历经曲折，不但自己还时常受到歧视，家人也被连累，但他一直坚信党是一个伟大的，能修正自己错误、坚持实事求是的党。1978年春，农场总场两位领导主动要介绍他入党，他在深受感动之余，委婉地回答说：“谢谢你们的关怀，我不重新入党。我在劳动和工作中就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鞭策着自己。我相信我的问题会弄清，回到党的怀抱。”1978年底，他终于恢复了党籍，他感叹道：“21年就盼着这一天呐！”

1979年初，郭枢俭担任了农场场长办公室主任，1981年任副场长，1982年任副书记、代场长，1983年任党委书记，1984年5月任沧州地区行署专员，1985年初改任地委书记，肩上担子连年加码。1991年郭枢俭当选为河北省政协常委。1983年农垦部授予他先进经营管理者。1984年7月，根据他在农场的工作成绩，被评为河北省十名优秀党员之一。

总结革命生涯，他深深感到：“自己年轻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这条路，没有错，走对了。”

1991年，郭枢俭已年过花甲。在即将卸任的前夕，《人民日报》6月10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同沧州草木共兴荣——记中共沧州地委书记郭枢俭》的长篇通讯。这既是为他任职八年划上的圆满句号，也是党和人民对他工作业绩的最佳褒奖。

虽然郭枢俭和邵燕祥都在同一个农场接受劳动改造，但由于两人对反右的看法不一样，所思所想也就不一样。郭枢俭相信自己相信党，坚信自己的冤案终会弄清。他认为自己不是“右派”，是共产党员，因此在农场不是劳改，而是为社会主义、为国家种地生产粮食。而邵燕祥则没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在他的笔下，他下放到农场劳动是一种残酷的迫害，他是恶政与暴政下的受害者。1959年摘了右派帽子后，邵燕祥继续从事写作，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只是“麻木不堪地随大波逐恶流”，“诗和所有文学的功能，局限于直接的政治意义”。1979年1月，经过审查甄别，结论是他并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他的右派完全属于错划。于是给他恢复了党籍，后来担任了《诗刊》的副主编。此后，他写了不少诗作和杂文。进入新世纪后，邵燕祥仍然笔耕不辍。2007年发文谈反右，把反右比作台湾的二二八事件，认为中共“当局”一直“没有道歉没有忏悔”，因此中共“当局”“除了要道歉外，还不能躲避反右的索赔要求”，等等。

邵燕祥和郭枢俭，同为党的高级干部，曾因同样的原因来到了同一个农场劳动，但他们的感悟的差别竟是如此巨大。如果拿党规党章来对照他们两位的言论，不但可以看清他们两位党员的党性明显的不同，而且还可以看到我们党改革开放后这三十多年来走过的道路的复杂曲折。

右派下放劳动的遭遇和感受各有不同

建国以后，毛泽东比以往更加重视纠正党的错误思想作风。1957年4月2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意图通过整风和干部参加劳动，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不变味。6月份由整风转为反右，接下来对右派分子的处理，都有下放劳动的安排。实际上，下放劳动的不只是右派分子，当时对在职的干部都作了下放参加劳动的安排。比如时任《文艺学习》主编的韦君宜，就是自愿响应党的号召，下到了北京郊区的农村参加劳动，并写出了优美的散文《忆西榆林》，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塞北江南”的风貌。这种干部参加劳动的安排，一直延续到“文革”前。当然，总的来说，大批右派分子的下放劳动的处境，与在职干部的下放劳动相比，还是有很大差别的。邓小平1980年说，对大批右派分子，“确实处理得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屈”。（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

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史料中注意到，右派分子下放参加劳动，由于认知和心态的不同，实际上各自的感受又往往是不一样的。郭枢俭虽然深刻体会到了受到歧视，历经磨难，连累家人的痛苦，但他同时也认为有很大的人生收获，质朴无瑕的农工和同事给了他很大的温情。“黄骅是我的第二故乡，中捷农场是我的第二母校，我的生产经营管理知识，就是在那里学到的。”“我在农场那些年，不仅学到了知识，提高了写作水平，更重要的是磨练了意志。这都是在逆境中得到的，受益匪浅。多年自己动手写东西，养成了习惯，所以走上领导岗位后，当了场长、专员、地委书记，凡是我自己讲的东西，自己动手写，不用秘书代劳，是惯性作用。”

然而，在邵燕祥的笔下，右派分子的状况是，“绝大多数人颠沛流离，辗转各劳改、劳教场所，风雪边疆，矿井底层，忍饥挨饿，拼命干活，生死一线，听天由命，幸存者有的家庭破碎，有的一身伤病……”

然而，我们从许多史料中可以看到，有郭枢俭那样的经历的和感受的并不少。

邵燕祥非常推崇胡耀邦。但正是胡耀邦，在处理右派分子方面，体现了毛泽东、党中央的正确方针。因此，胡耀邦的做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而经胡耀邦亲自安排下放劳动的右派分子，他们的感受与邵燕祥的感受大相径庭。

1958年3月2日，毛泽东批转团中央的简报（这也是毛泽东唯一的一次有关处理右派分子的批示）。该简报有这样的内容：“团中央机关于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四日、十五日分别召开两次右派分子会议。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在两次会议上都讲了话。指出他们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是从根本上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是大是大非问题。但是，只要能真正低头认罪，决心悔改，前途仍然是光明的。还向他们宣读了中央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六条办法，说明严肃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指出他们只要愿意悔改，党对他们采取宽大的政策，可以一不按反革命处理，二不剥夺公民权，三大部分不开除公职，给饭吃，给工作做，而且组织上还准备诚恳地帮助他们改造，鼓励他们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两次会议的效果都很好。”（《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三卷第307页）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胡耀邦的做法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当这七十多位右派分子整好行装，即将去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的故乡——山西平顺县接受考验的时候，胡耀邦对他们作了近两个小时的讲话。他说：“我要给你们讲两点：第一，你们所犯错误的性质十分严重；第二，你们的前途十分光明。”“你们都还年轻，有文化、有能力，过去都为党为青年团做了许多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我深信，你们下到农村后，必定会和人民同甘共苦、打成一片，为改天换地建立新的业绩，在将来的某一天，你们还有可能重新回到党的怀抱……”这些同志去了平顺后，都没有辜负胡耀邦的殷切期待。只两三年工夫，全都被摘去了“右派”帽子。一些山沟沟里的村干部和老乡，还把许多人评为模范干部，他们都婉言谢绝，说他们是下来锻炼的，不参加当地干部、社员的评比。他们回到了团中央，都被妥善地安排了工作。像陈模、钟沛璋回到了《中国青年报》，虽然没有恢复副总编，但都当上了青年活动部和知识部的副主任，不仅让他们编稿、发稿，还可以照样撰写评论和社论。（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新华出版社 1998 第6-7页)

多年来关于右派分子“流放”北大荒的故事很多。这是当时担任农垦部部长的王震主动提出来的，要接收北京的右派分子去北大荒，和十万转业解放军官兵一起建设新北大荒。当时著名作家丁玲和丈夫陈明都被划为了右派，陈明后来回忆道：“农垦部特地安排了一趟专列，把我们从北京直送农场所在地——黑龙江密山，一路上照顾得很仔细，发了干粮，有肉食，有面包；到了大站，站上都准备了滚热的稀粥等着我们；我们三个人有一个卧铺，可以轮流躺下休息。带队的是转业军人，一路上和我们有说有笑，他们绝口不提‘下放’‘改造’那些带刺激性的字眼，而是说他们和大家一起去建设边疆、一起去劳动锻炼。”这批右派分子安顿下来不久，王震便来看他们，见面就大声说道：“我是王震，向同志们问好！同志们，总理让我来看望大家。我是来看你们的，是来和你们交朋友的，你们要不要呀？”北大荒后来成了丁玲和陈明的第二故乡。丁玲去世后身上盖的红旗上书有大字：“丁玲不死——北大荒人献”。有必要指出的是，从北京下放到北大荒的右派分子，两三年后基本上都回到了北京；而那些解放军的转业官兵，基本上都留在北大荒劳动了一辈子。（陈明：《忆王震》之《永恒的怀念与感激》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8 第310页）

著名戏剧作家吴祖光，中了同行设的圈套而被打成右派，别妻离子去了北大荒。1994年8月，吴祖光和当年同去北大荒的老友、画家丁聪旧地重游，见到了当年的队长李富春。这位当年转业来的上尉参谋，见了吴祖光非常激动，他握着吴祖光的手说：“你还认识我吗？真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当年我和你们一样，都是来建设北大荒的，没啥区别，王震部长开会时还称你们同志呢。”吴祖光在参观云山农场后，为农场写下了条幅：“三十六年如一梦，几生修得到云山”。1998年春，反映北大荒屯垦戍边的大型文献电视片《大荒涅槃》摄制组的人员到北京采访吴祖光，吴祖光说：“如果当年要不是那么一种原因到北大荒的话，我会很喜欢那个地方的，现在想起来，我这一生如果没去过北大荒的话，那一定会很遗憾的。”（参见吴祖光：《一辈子》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

王蒙是邵燕祥的文友。众所周知，毛泽东曾在整风反右期间几次保护王蒙，但王蒙仍被打成了右派。他下放到北京郊区劳动，心情还是愉快的。他觉得与大自然、与农村农民一拍即合，感叹：“美哉桑峪（他的第一个下放劳动地），秀哉山村，何缘相亲相依大半载，如诗如梦也哦！”他总结道：“我坚信体力劳动对我有起死回生之效。到了桑峪，劳动使我血脉畅通，心明眼亮......我甚至至今在想，如果不是用野蛮与强制的办法，而是用文明和自愿的办法，能不能号召多一点专家教授去搞两年体力劳动呢？我坚信体力劳动有益身心健康。”王蒙于1961年秋摘帽，1962年9月分配到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当教师，1963年自愿申请去了新疆，在那里工作了16年。（参见王蒙：《王蒙自传 半生多事》花城出版社 2006）现在许多媒体流传的王蒙“在1950年代后期被打成右派，赴新疆16年劳动改造”，等等，只不过是这些年来流行的文学窜入历史，以吸引眼球的一种炒作手法。

不能正确看待反右也就不能正确看待前三十年

对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邓小平有句名言：“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经过反击，坚定了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的信心，从而为中国避免犯颠覆性的错误，即后来苏联解体那样的错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尽管党在一段时间里也犯过“左”的错误，有时甚至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但是，总的来说，党在1949年至1976年间，还是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6 第636页）

2013年6月，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在谈到党史的时候，习近平还指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

《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即党史二卷，对“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年代是这样描述的：“帝国主义越是封锁，国民经济越是困难，人民却越是团结在党的周围。这是因为，人民群众坚信，党所代表的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发展工农业生产，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艰苦奋斗的年代，一个乐于奉献的年代，一个理想闪光的年代和一个意气风发的年代。这种时代性的社会风尚和思想氛围，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邵燕祥的代表作《一个戴灰帽子的人》。

作为共产党员的邵燕祥，在其代表作《一个戴灰帽子的人》中记述的人和事，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1960年至1965年）。他是这样描述的：“全国笼罩在大饥荒的阴影下，更是陷入死神的控制中。据不完全统计，这四五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三千多万，大约相当于当时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上下，遍及大陆各省，从老幼病弱到年轻力壮的青年中年，而以农民和底层居民为主。这样庞大的死者群，构成了我这本书反映的时代之底色；可悲并可诅咒的，是我和相当大批的城里人，竟享受着城乡二元化的荫庇，同时又受报喜不报忧的舆论蒙蔽，长期对这样悲惨的实况几乎一无所知，因而仿佛毫无心肝地苟活着。作为这样幸存的生者，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感到无地自容。在被遮蔽的死者呻吟或无声地告别这个世界的背景上，当读者读到书中描述的各样人包括作者的言行、心理和生活琐事时，不要忘记所有这一切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地域发生的，从而对其中的曲直、真伪、善恶、美丑做出自己的判断。”他在推介自己的这本书的时候还疾呼道：“我们曾经被欺骗，我们也曾经互相欺骗。我们不能再欺骗后人了。”

这段描述最引人注目的是“三千多万”的问题。这种断言死亡人数三千多万，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曾参加过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工作的党史专家石仲泉指出：“（党史二卷）在海内外一些媒体炒作‘大饥荒’的严峻挑战面前没有退却，对于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数字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说法。这样写，是对党、对人民负责的表现。”党史二卷的表述是这样的：“粮、油和蔬菜、副食品的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许多地方城乡居民出现了浮肿病，患肝炎和妇女病的人数也在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提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了1000万。”（党史二卷第563页）以邵燕祥为代表的一些老共产党员，往往是不相信“必修课”，只相信海内外一些媒体炒作的“大饥荒”，并主动代为宣传扩散。而他们又以资深共产党员的政治面貌出现，他们的言论在社会上造成了什么影响，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了。

如果这些人在宏观上喜欢拿三千万或者更大的数字来说那个年代，微观上也喜欢爆料出各种“历史真相”。《一个戴灰帽子的人》特地提到了甘肃的引洮工程。就像“三千万”这个“真相”一样，引洮工程这个“真相”，也是邵燕祥听来的。

《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刊登了署名邢同义的《甘肃农村的反右派运动》一文，文中写道，反右派运动导致劳民伤财的引洮工程，结果造成了“几万人活活饿死”。这个“历史真相”通过国内外大量发行的期刊传遍了海内外，不少海内外的“学术机构”作为亲历者叙述的历史资料存档下来，反复作为“铁证”出示。直到2015年第3期的《炎黄春秋》刊登了署名“彭兴”的读者来信，标题是《引洮工程从无“几万人活活饿死”》。信中指出，引洮工程与反右派运动无关，邢同义对引洮工程的大发议论“距事实相差十万八千里”。彭兴还在信中写道：“邢先生最后还爆料说：在引洮工程工地‘几万人活活饿死，酿成震惊全国的'引洮工程'事件’。我们不知道邢先生此说何所指？当时，在引洮工地曾发生所谓‘营养不良’案，为此我们卫生处处长被削职为民，作为主张最力的大夫的我被定为‘现行反革命’而被捕入狱二十一个月，此事惊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他们收到我的上诉信后派甘肃省检察院秦耀华同志代表党和政法机关对我平反释放，足见我们党是实事求是的。当然，引洮工地上确有因营养不良而死亡者一千七百八十三人，占十二万民工的1.485%。”同时刊登的还有一封与彭兴信件相似内容的、署名刘焕友(当时是卫生处管理医疗和统计疾病、伤亡的原负责医师)的信件。他对邢同义文章的看法是：“我认为是极度夸大的数字，请予纠正。”

邢同义确实值得一提。他曾经被划为右派，“文革”后得到改正，担任了与郭枢俭同样级别的甘肃地委领导一级的职务。他和郭枢俭不一样，而和邵燕祥有同样的爱好：笔耕不缀。他不但有《甘肃农村的反右派运动》“几万人活活饿死”的作品问世，而且还有一本可以媲美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的书出版。尽管这本书没有获得像邵燕祥《一个戴灰帽子的人》那样大的轰动效应，但据报道说也得到了不少人的追捧。

在此提供一则2013年2月3日新华社的消息：“2月3日是腊月二十三即农历小年。习近平总书记上午来到自古就有‘瘠苦甲天下’之称的甘肃省定西市，考察甘肃百姓期盼了半个多世纪的圆梦工程——引洮供水工程工地，并走进马铃薯原种智能温室，深入偏远山村困难户家，看望慰问乡亲们，给乡亲们送上蛇年新春祝福。”

引洮工程的建设过程可以说是新中国走过的艰难曲折道路的一个缩影。对于邢同义、邵燕祥等人来说，这个工程是反右造成的恶果，导致了“几万人活活饿死”。而对于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引洮工程一开始就承担着老百姓对幸福生活向往的使命。尽管有过曲折，甚至有些人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简言之，这个工程的目的和当年的其它的工程一样，是造福人民而不是为了折腾人民。不能因为出现了曲折就归咎于开展了反右派斗争。恰恰相反，如果没有当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国就不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改革开放也就没有了基础，今天的巨大成就无从谈起。

中国史学会前会长金冲及在2011年5月20日《人民网》的《文史大讲堂》中指出，邓小平原来希望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能够统一全党同志的思想，以便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三十多年过去了，思想看来并没有完全统一，社会上混乱的思想还相当多。这种混乱思想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好像特别津津乐道在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消极面或者是黑暗面，而对当时全国人民如何热气腾腾建设一个新社会、新国家，却表现出令人奇怪的冷淡。至于有一些地方，特别是海外，抓住个别事实，甚至是歪曲和编造事实，散布很坏的影响。这是值得警惕的，苏联解体前也有这样一段过程。”

习近平曾勉励青年人说：“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对全国人民，特别是对全党来说，正确认识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的意义也可以说是第一粒扣子，如果没扣好，肯定就不会对新中国前三十年有正确认识，肯定也不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正确认识。因此，有些因“错划”而改正的右派分子，可以说实际上并没有错划，像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等人，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跃跃欲试。值得一提的是，党吸取了1957年反右扩大化的深刻教训，当一度面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有许多话大大超过了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反社会主义言论的错误程度”的时候，邓小平宣布，“我们今后不搞反右派运动，但是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邓小平：《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

然而不能不引起注意的是，至今还有一些党员，特别是一部分曾被“错划”改正的老党员，长期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也就是与1957年的右派的典型言论一脉相承的观点。因此也可以说，他们当年并没有被错划。对于他们现在发表的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党组织一直是以批评教育为主。当然也有的被开除出党的或者被劝退出了党的，但没有为此搞过任何政治运动。总之，今后不会再搞政治运动，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