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3月，解放军收缴拉萨寺庙中叛乱喇嘛的枪支，其中许多正是由美国中情局提供的

摘要：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十分关注中国西藏局势的发展。西藏和平解放前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多方收集有关信息，对人民解放军进藏和西藏局势进行评估。西藏叛乱及平叛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动用了各种侦察手段，诸如使用U－2飞机进行航拍、通过西藏叛乱分子袭击解放军车队截取情报、向西藏派遣间谍人员、安装设备窃听电话，等等。美国中央情报局收集的情报为美国政府制定其西藏政策提供了重要决策依据。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政府开始对华实施全面遏制战略。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积极染指中国西藏事务。在中美外交隔绝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制定西藏政策主要依据其中央情报局（以下简称中情局）对西藏局势的侦察和评估。近年来，随着美国外交档案文献的解密，国内外学术界对中情局在西藏活动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已有成果侧重于研究中情局秘密支持西藏分裂势力。本文拟从情报侦察与评估的视角对中情局涉藏活动进行初步探讨。

一、对人民解放军入藏与西藏和平解放的局势评估

从已经解密的美国外交档案文献看，西藏和平解放前后，中情局已将西藏局势的发展纳入其情报侦察范围之内。相关文献部分收录在“数字化美国国家安全档案”（DNSA）之《美国情报与中国：采集、分析与隐蔽行动》专辑系列中。

1950年，人民解放军决定进军西藏。中情局对此极为重视，尤其关注解放军西南军区在西藏的军事行动。这年6月14日，中情局从毛泽东在党内会议的讲话中判断中共将解决西藏问题，称毛泽东提及将解决台湾和西藏问题视作一项“重要任务”。7月20日，中情局通过情报分析，“有证据表明西藏成为中共扩张的目标”，“中共机关和宣传机构的渗透为进军西藏铺平道路”。8月10日，中情局从西南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发表的声明里推测中共军队进军西藏的战略意图：刘伯承称“西南的主要工作是解放西藏”，即希望西藏地方政权“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同解放军建立密切的联系”。

中情局据此判断中共针对拉萨的密集政治攻势或许是为了：（1）利用美军在朝鲜遭遇的军事失败降低美国的威信；（2）在冬季到来大雪封路前同西藏地方当局达成解决方案。由于缺乏直接的情报来源，中情局无法获得解放军入藏的准确动态。10月26日，中情局称“中共继续准备进攻西藏，但无法确定何时发动进攻。有报道称中共向青海省空运物资，但无法确定何时发动进攻，关于西藏未来的政治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显示一旦谈判失败中共将准备进军西藏。”由此可见，该阶段中情局的情报可靠性很低，几乎全部来源于“媒体”或“未经证实”的消息，其惯常使用的情报文本模式如，“有报道说中共军队准备进入西康，一部分中共军队试图从昌都攻击西藏”；“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显示印度政府准备派遣军队、运送军火来援助西藏。由于信息延误，很难说中共即将进攻西藏。尽管冬季行动极端困难，但也并非不可能”，等等。

在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失败后，人民解放军决定入藏。10月6日打响昌都战役，至10月24日，藏军主力被消灭，进军西藏的障碍被扫除。中情局通过美国驻印度使馆对该事件进行了确认：“美国驻新德里大使从印度驻华大使那里获知，10月25日他从全印广播第一次听到进入西藏的消息，同一天收到北京散发的主题材料”。关于解放军入藏对印度的影响，中情局认为，“中共进入西藏的报道不会使尼赫鲁总理对北京的政策产生任何改变。”

随着解放军向西藏的推进，中情局分析了美国介入西藏的可行性和必要性。12月14日，中情局在情报分析中认为：“共产主义者对美国的敌意是公开的、不加掩饰的。在现阶段同中共调整关系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并非一件遥远的事，因此肢解中国对美国来说是遏制苏联的一种恰当手段，而且这件事必须尽快去做。如果这项建议得到采纳，那么就应该着手制定完整的计划：在中国培育本土的反共运动，颠覆共产党统治者”。至于介入方式，中情局认为，“在西藏的峡谷间适当地安排一些数量较少的军队，或许会比在其它地方部署同等数量的军队更为奏效。我们在介入西藏事务之前首先要告知印度和英国政府。同时在联合国积极提出涉藏议案，并且通过恰当的方式知会印度政府，当中共军队威胁到其边界时，美国愿意与印度合作。”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也顺利完成进军西藏任务。中情局从两个方面对西藏和平解放的影响进行了评估。首先，从冷战视角出发，认为西藏和平解放增强了以中共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在该地区的影响力。1951年6月16日，中情局以《“解放”西藏》为题撰文分析了西藏局势：“《十七条协议》明确了西藏的地位，即西藏是共产党中国的一个部分。这标志着中共将加强对该地区的有效控制。北京政权肯定有能力将军队开进西藏。中共在西藏拓展势力会给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增加一些优势。尽管中国不打算从西藏进入印度东北部和其它接壤地区，但是2－4万名中国军队所产生的军事威胁将为北京的政治目标服务。共产党对西藏的控制，势必会使其对蒙古和苏联的喇嘛教派施加更大的影响”。其次，分析了印度对解放军入藏的反应。中情局认为，尽管此举将会对印度边界造成潜在威胁，但印度政府并未表现出要为西藏分裂势力提供任何积极支持的迹象。此时的印度已公开表示，“不会就西藏问题采取任何行动，即使西藏没有获得自治，印度也不会对西藏自治问题施加压力”。

11月21日，中情局在情报评估中进一步分析了中共进入西藏后对南亚局势的影响。中情局认为，中国控制西藏之后会对南亚地区构成威胁。“中共对西藏的控制正在巩固之中，印度北部边界地区易被中共利用，这威胁着印度北部边界的领土。中共目前在西藏的态势使其可以策划在尼泊尔、不丹、锡金和克什米尔、印度的北方邦和旁遮普省等边界地区扩展其影响和权力。如果中共控制了上述地区，它在南亚的战略地位将得到极大的巩固。”具体地讲，中情局从两个方面对此影响进行了分析。

首先，极力渲染中国对印度的威胁。中情局认为共产党控制西藏对印度有特别重大的影响，近期直接的影响显而易见，即“削弱印度对西藏事务的影响，《十七条协议》要求西藏地方军队并入人民解放军，北京对西藏的所有外交事务拥有全部的权力。因此，随着更多共产党军队的进入，北京将可能对印度施压，迫使后者撤出长久以来在西藏的通讯设施和商业存在。”长期的影响表现在，“中共更容易进入印度北部边界，尽管近期不会发生，但长远来看有这种可能性。西藏西部和尼泊尔接壤的地区适合建机场，很容易进入印度平原。”

其次，分析了西藏和平解放对南亚其它地区的影响。中情局认为，中国有效控制了西藏后，解放军将控制拉萨通往锡金、西藏西部边缘的道路。不丹、锡金、尼泊尔和克什米尔是多山地区，居民稀少，处于未开发状态。由于这些地区历史上存在许多边界争端，中国所提出的主权主张有助于其在未划界地区拓展影响。中情局进一步指出，尽管印度承担着尼泊尔的防务，尼泊尔仍可能会迫于压力在政治上转向北京。尼泊尔政府内部政治局势不稳定，难以防止共产党的渗透。由于不丹边防虚弱难以自卫，中共可以利用不丹的内部政治形势做文章。至于锡金，中国一旦控制锡金便意味着控制了两条途经西藏通往印度平原的商路。

二、对1959年西藏叛乱后的局势和经济影响的评估

1959年西藏叛乱发生后，美国政府密切关注西藏局势的发展，并通过中情局在西藏实施准军事行动，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情报侦察活动。收集的情报经过整理分析后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西藏政策的重要依据。

1959年3－9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先后举行6次会议，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听取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关于西藏局势最新进展及相应评估的汇报，旨在为美国决策层提供信息支持。杜勒斯汇报的主要情况如下表所示：

中情局局长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关于西藏局势报告一览表

会议名称

召开时间

杜勒斯报告的主要内容

NSC400次

1959年3月26日

汇报了叛乱后西藏局势的进展、中国在西藏地区的军事力量、西藏境内的人口及其周边的藏人数量。指出“叛乱没有危及北平对西藏的控制，但中共肯定要应对西藏叛乱者进行的游击战。这种局面使中共头疼，因为它不希望在西藏采取激烈行动，以免得罪印度”。希望“西藏叛乱在反对中国的过程中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分析印度对叛乱的态度，“尼赫鲁总理很担心，如果西藏叛乱分子逃到印度可能会导致边界冲突。尽管尼赫鲁公开宣称印度奉行不干预政策，但他私下透露将为达赖喇嘛提供避难场所”。

NSC403次

1959年4月23日

汇报了解放军清剿西藏叛乱的情况。指出，“叛乱分子受到了中共沉重打击。现在他们已被压缩在西藏一个很狭小的地区。传来的消息很悲惨，他们没有食物和弹药，急需美国介入。”

指出，中情局当然会尽力帮助他们，但目前局面十分困难。中共军队采取了非常有效的行动，动用了朝鲜战争时的老兵，还有效地使用了一些飞机。看来康巴地区的叛乱力量已被完全击垮。拉萨的叛乱力量可能处于同样的境地。“美国应竭尽全力帮助叛军。但美国政府应避免刺激中国而采取秘密援助行动。”

NSC404次

1959年4月30日

分析了叛乱失败的原因和开展游击战的必要性，指出，中国正全力肃清西藏叛乱并封锁了边境，大量藏人逃往印度。

NSC409次

1959年6月4日

提及达赖在中国境外开展分裂活动。

NSC415次

1959年7月30日

指出，达赖正积极地将涉藏议案提交联合国。尼赫鲁在涉藏问题上采取中立主义，既对达赖集团表示同情并为其提供避难所，又为了不得罪中国而拒绝为西藏分裂势力提供政治支持。

NSC418次

1959年9月10日

分析了中印边界争端、西藏形势发展以及西藏地位的合法性等问题。指出：1．达赖为联合国讨论“西藏问题”做了大量工作；2．新德里方面由于中印边界争端的缘故，在“西藏问题”上表现出积极的支持态度。

西藏叛乱后，为了评估平息叛乱给中国国内经济带来的影响，1960年中情局提交的报告对此进行了详尽研究，报告称“此项研究得出的结论大体上是有效的，目前西藏正在进行的以及潜在的军事行动已经或将要对共产主义中国的经济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些影响可以从交通运输、石油供应、粮食供应等各个方面体现出来”。

第一，交通运输。依据目前形势，为供应驻藏部队，大约需要7100辆卡车。两条后勤供给路线分别是：（1）青藏线——5050辆；（2）川藏线——2050辆。如果西藏拉萨及昌都地区的驻军达到最大规模的话，那么，为保障供给这些部队将需要10700辆卡车。中共也有可能从东部省份抽调卡车援藏，这样一来，东部省份将只能使用较为原始的交通工具来弥补现代运输工具的不足。然而，如果抽调民用车辆的话，这些车辆亦将由中国的东部省份提供。10700辆卡车占中国卡车总量的5％，是军用车辆的11％。那些因平息西藏叛乱而遭到破坏的车辆将会得到补充，其来源包括：中国自行生产的卡车（月产量为2000台）和从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进口的车辆。

第二，石油供应。如果两条后勤供给路线满负荷运转，以供应188000人的战斗部队，那么仅地面部队每年消耗300000吨石油产品，将中国国内生产与进口都计算在内，1960年中国总共短缺石油970万吨。在西藏，如果各条公路都能够有效利用的话，卡车对原油的需求量最高可达国家原油可利用总量的3．4％。如果中共在西藏动用飞机来弥补公路运输之不足的话，那么运输机的原油需求量将是1960年中国原油可利用量的11％。

第三，粮食供给。藏族民众生活必需的食品和衣物一向自给自足。然而大量的汉族工人进入西藏开展筑路等建设，这势必要消耗粮食。据估算，每年驻藏部队的食品消耗量达到114000吨。这样，中国的经济发展、军队供给以及民兵所需要的粮食总量为每年25万吨。中情局认为，这对于小麦年产量为6400万吨的中国来说，所占比例并不显著。即使是军事与民用需求的粮食都由外地输入的话，这相对中国谷物生产总量也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

第四，其它方面。中情局认为，西藏叛乱活动的延续会促使中共扩大在西藏及其周边地区的公路与机场建设，并开始计划修建格尔木至拉萨的铁路线。这些建设势必将重新分配内地的经济资源，并影响其它重要在建项目的资源供给。然而，修建这些西藏的公路与机场将主要依赖于军队、当地的资源与劳动力。如果在不远的将来开始修筑通往拉萨的铁路线的话，这势必影响到中国其它重要铁路交通线的修建。

三、对西藏地区的侦察和情报搜集活动

1954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NSC5412计划”，核心内容是由中情局在国外实施反共秘密行动。其中，情报侦察活动是一项重要工作。依据该计划，中情局对中国西藏地区进行了秘密的情报侦察活动。从1954年开始，在印中边境附近的阿尔莫拉地区逐渐组建了一系列情报网络据点。为掩人耳目，这些情报据点打着“医院”（2个）、“肺病疗养院”（1个）、“麻疯病医院”（2个）、“教育中心台”（3个）等幌子。1957年8月和10月，中情局使用B－17轰炸机先后将4名藏人间谍和无线电发报机空投到西藏。有了人员和设备的支持，中情局能够与藏区“藏独”势力秘密联络，同时还可以获得一些解放军在西藏活动的情报。西藏叛乱后，中情局在西藏开展的情报侦察和搜集活动主要有：

1．使用U－2飞机航拍采集情报

U－2高空侦察机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获取中国西藏情报的主要工具。该飞机可在2万米高空飞行，装有高分辨率摄影组合系统，能在4小时内、15000米高空，拍摄宽200公里、长4300公里范围内地面景物的清晰图像用于情报分析。西藏叛乱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航空研究中心”建议将西藏纳入U－2飞机侦察覆盖地区。中情局旋即对西藏地区进行了密集侦察，从1959年5月12日到1960年4月4日，U－2飞机对西藏地区进行了7次侦察拍照。除此之外，1959年9月3日，中情局还制定了一项代号为“C6037”的侦察任务，对拉萨和青藏公路、青海毗邻西藏地区、青海湖、格尔木、兰州等地进行了侦察。侦察的重点目标是上述地区的机场、电子通讯设施、工业企业、液体燃料、军事设施、仓库、交通等，拍摄照片比例尺是1：1000000。

1960年5月，美国U－2高空侦察机在苏联上空被击落。受此影响，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下令暂时停止中情局在国外实施秘密飞行侦察活动。1963年中情局又实施代号为“EALIST航拍侦察任务”（EALISTPhotographicReconnaissanceMissions），对西藏地区进行了3次航拍侦察。

2．通过西藏叛乱分子破坏行动截取情报

中情局还屡屡通过西藏叛乱分子武装袭击人民解放军车队获取情报。1961年10月25日，叛乱分子袭击载有军事机密文件的人民解放军军用车队，获取了一些重要文件，包括：29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行动公告》及1600份机要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文件为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的1961年1－8月份的《工作通讯》1－30期，这是发至团级单位的机密文件。美国通过这些文件了解到当时中国党政军高层一些情况及中国军队建设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如经济困难和食物短缺、中苏关系恶化的情况等。在中美全无外交关系、美国难于知晓中国内部形势的60年代，美国情报部门得到这些文件可谓如获至宝。杜勒斯携带这些文件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时称，“这些情报的价值配得上美国中情局‘西藏行动’的付出”。

3．秘密调研采集军事气象信息

着眼于保障未来在西藏的军事活动，196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西藏地区的天气状况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调查研究，以获取西藏的气象信息。该项目涉及面颇广，从解密的报告文本来看，中情局不仅绘制、收录了大量的西藏地图，还绘制了分析西藏每小时“降雨量”“云层幕高度”“雾霾”“尘埃”以及其它有关情况的形势图。通过精密地调查研究，中情局试图分析气象条件对美国在西藏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的影响，这些军事行动包括：低空侦察、空中救援、战术支援、细菌战、化学战、跳伞等等。报告还分析了西藏各地区不同季节适合穿戴的衣物。

4．窃听通讯信息为了收集西藏地区的通讯信息，中情局将其提供给印度的一架C－46运输机改装成电子侦察机平台（ELINT），赴西藏进行飞行侦察。该飞机飞临喜玛拉雅山山脉上空，监听当地的通信信号等信息。与此同时，中情局还在西藏地区窃听电话。1966年，中情局使用C－46运输机将尼泊尔木斯塘的藏人武装空投到西藏定日县附近地区，由这些武装藏人窃听该地区的通讯电话。方法：在该地区的电话线缆上安装盒式录音装置，录取内地与西藏地区之间的固定电话通话内容。这些录有通话内容的窃听装置中的磁带被拆卸下来送至印度，由中情局对通话信息进行研究和分析。由于安装在电线杆或裸露的线缆上录取，窃听装置太显眼容易暴露，中情局谋求使用更为隐蔽的窃听设备。1969年，中情局决定采用更为先进的“脉冲探测器”窃听装置，并与印度中央情报局合作，对使用该装置的谍报人员进行培训。这些潜入西藏的谍报人员将“脉冲探测器”埋在电话线缆的地下，就能窃听到电话线缆的通讯信息，其通话信息数据被传输到建在印度北部山区的一个太阳能中继站，再由这里将通讯数据传输到位于印度南部的情报基地。

1962年，爆发了中国对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美国与印度关系升温，两国在情报领域进一步开展合作。1963年9月7日，中情局与印度中央情报局正式组建“航空研究中心”（AviationResearchCenter，简称ARC），并建立“联合指挥中心”，培训藏人谍报人员，然后将这些人员空投到西藏腹地，进入西藏的谍报人员的任务是：1．组建20余个情报据点，并与原有的另外两个“公路瞭望小组”汇合，共同收集中国军队在当地的信息，然后通过无线电将上述情报发到中心进行分析研究。2．安装传感装置，探测中国在新疆的原子弹试验及导弹试验数据。3．通过窃听获取在西藏地区军事通讯的信息。

1963年11月，中情局和印度中央情报局在印度共同组建了新的情报合作机构——“特别中心”（SpecialCenter）。中情局工作人员卡诺斯（KenKnaus）担任美方代表，印度中央情报局拉比（Rabi）担任印方代表。该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培训藏人间谍，让这些藏人间谍进入中国西藏地区收集情报和侦察。到1964年春，有135名藏人在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黑尔营基地完成间谍训练，他们被以英文字母为代号分成若干小组（每组2－5人不等），经过印度分派到西藏不同地区收集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的情报信息。其中，由“特别中心”所派遣的4个小组的藏人间谍成功潜伏至西藏地区。“特别中心”本准备在次年春季再派出9个小组潜入西藏地区，但实践证明，派间谍潜伏西藏的效果并不理想，因为藏人间谍人员很难融入西藏当时的社会环境。其中只有一组艰难地熬过了1965年上半年，剩下的均因各种原因而失败。所以到1966年11月，“特别中心”停止了向西藏派遣间谍小组，中情局派遣间谍小组渗透到西藏的计划就此搁浅。

由于潜伏活动并不成功，1967年，“特别中心”又酝酿新的行动——“孤胆计划”（TheSingletonprogram）。计划不再派出多个小组，而是遴选1名所谓“精英”“骨干”潜入西藏内部刺探情报。同年，“特别中心”选中名为安多次仁（代号为“红石头”）的谍报人员，此人在接受中情局专业谍报训练后，携带伪造的旅行证件进入新疆地区，目的是收集罗布泊地区的核试验数据。具体方法是通过采集并分析当地的泥土样本评估中国原子弹爆炸的辐射当量和强度。随后安多次仁进入西藏，1969年10月，安多次仁在日喀则被捕，“孤胆计划”也宣告失败。

1960年代末，中美关系开始解冻，美国对西藏的情报侦察活动逐渐停息下来。中情局与印度情报合作的最后一幕发生在1969年9月。美印“特别中心”培训了1支5人情报小组，主要任务是从中国和尼泊尔交界地区的商人、旅行者和朝圣者口中探听涉藏情报。例如，情报小组曾将赴西藏探亲回来的尼泊尔人召集到一起，听取他们在西藏探亲期间获得的信息。这些信息经过汇编后被送往“特别中心”。

结语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情局在西藏地区进行了长期的情报侦察活动。西藏和平解放前后，中情局开始关注西藏地区的局势发展，特别是收集人民解放军入藏以及西藏和平解放对亚洲冷战格局影响的情报，分析研究美国军事介入西藏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西藏叛乱发生后，中情局对西藏局势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评估，杜勒斯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所做的关于西藏局势的报告，反映了美国情报部门对西藏局势发展的重视。中情局评估西藏局势的目的在为美国制定西藏政策提供情报信息支持。同时中情局也分析了西藏叛乱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以验证美国利用西藏分裂势力遏制中国能产生的实际效果。

情报侦察是中情局在西藏的准军事行动的一部分。情报侦察的目标是获得西藏军事、政治乃至社会等各方面的信息和情报，为美国决策机构制定以遏制中国为核心的涉藏政策提供情报服务。为获取西藏情报，中情局可谓煞费苦心，不仅采用了诸如空中航拍、窃听电话等高科技手段，还使用了传统特种谍报手段诸如派遣间谍人员潜伏到西藏地区等，以期获得西藏内部的各种有价值信息。

从侦察效果来看，美国通过在西藏的侦察活动获取了一些对美国来说很有价值的信息情报，其中包括西藏自治区的内部信息，也包括中印边界的信息资料和中国原子弹研制的相关情报。在中美外交隔绝的年代，上述侦察活动是美国了解中国西藏的重要途径，通过侦察所获取的情报成为美国评估中国西藏局势的所谓原始依据。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