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情报战: 从甲午到“九一八”,中日战场上的隐秘力量
2016-10-19 14:25:00        今日中国www.chinatodayclub.com                     来源:今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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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932年2月,上海“一二八事变”后,日军宪兵队召集占领区

“买卖不如意”“草帽辫行市如何”“近日回沪”“要回国,速送500元”“送银待回音”“草帽辫今好卖,速回电”……

1894年8月,烟台,一名30岁的年轻人接连几天用电报发出数句暗语。

他叫宗方小太郎,是日本最著名的间谍之一。之前那几句暗语对应的意思分别为“北洋舰队出没威海”“北洋舰队出威海进行攻击”“北洋舰队之防御由威海移至旅顺”“北洋舰队半数在威海”“威海无舰队”“北洋舰队由旅顺返威海”。他同时对谍报做出分析,认为北洋舰队“已舍去进取之策,改为退守之际”,并建议日军突袭威海卫。

8月底,由于行迹暴露,宗方小太郎逃离烟台。9月17日,获取大量情报的日本联合舰队伏击成功,取得黄海海战胜利。

这不过是近代日本对华情报战的一例。一直到二战期间,日本对华情报不仅组织严密,且计划周全,有军事教官,亦不乏留学生、商人等,他们游走在中国的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蒋介石也曾经感叹:

“我们所见到的日本人,没有一个不是侦探,没有一个不是便衣。”

甲、乙、丙三种情报

“日本军方最早有组织地派谍报人员是在1873年。这一年,他们制定了对华的三年谍报计划”,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许金生介绍。

1873年起,时任兵部省第一局长的鸟尾小弥太开始派遣谍报人员来华,收集内容分为甲、乙、丙三种。分别包括政体、法令、民心是否服从;全权大臣的方针及其品行;海陆军的兵制、军队组织情况;山岳高低向背、河海深浅状况等。至此到1894年甲午战争结束,日本参谋本部给谍报人员的指令,基本都是在此基础上制定。

“在世界历史上,可能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建立过如此包罗万象,有着如此广泛基础的谍报系统,他们绝不放过任何一件事情,也不容许任何草率行事的行为。他们猎取到的一切情报,都是有条不紊地循序获得的。”

英国谍报史作家理查德•迪肯如此评价二战前的日本谍报体系。理查德•迪肯本人曾在二战期间从事情报工作,此后先后撰写了《英国情报史》《苏俄情报史》《日本情报史》等。他同时也认为,“日本在明治上台以后的一百年间,搜集到的情报泛滥成灾,超出它的吸收能力,而且其中的大量情报和实际需要毫不相干”。

1886年春,日本陆军中尉荒尾精秘密潜入汉口,建立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驻华情报机关“乐善堂”,以药店为掩护,向各地辐射,相继建立了北京、湖南、四川三个分部。随后,荒尾精又在长海创办了日清贸易研究所,致力于培养中国通。该研究所获得日本政府从内阁机密费中的拨款。

战舰上青菜斤两都一清二楚

2015年9月12日,山东济南,山东博物馆“甲午战争专题展”中,日本间谍获取的清军海防漂浮鱼雷和海底水雷情报图(IC图)

宗方小太郎自幼喜欢历史,与著名军国主义者佐佐友房以师友相称。1884年,宗方小太郎随佐佐友房到上海,进入上海东洋学馆学习中文。该学馆专门“教育日本的青年子弟,彻底查明支那的国情,他日大陆经营之时肯定需要”。

“日本军方长期的、比较固定的日本对华谍报组织体系主要有五个”,许金生介绍,一是特务机关,二是使馆武官,三是长期驻军,四是海军在华“警备”的舰船,五是军事顾问和军事教官。“最后这个是我们自己请进来的,他们每个人来的时候都有详细的谍报任务。”

1894年,战争在即,熟谙中国的宗方小太郎被予以重任。

他奉命从汉口前往烟台,接受日本驻华武官井上敏夫的指令。在汉奸的帮助下,他两次潜入北洋舰队基地。7月8日至13日,宗方小太郎站在威海城内制高点环翠楼俯瞰威海全港,目睹了港内北洋舰队的舰艇数量及分布。7月22日至16日,他再次进入威海卫,这次不仅清查了军舰数量,还侦查了海防炮台,形成了完整的情报。

另一个起到重要作用的间谍是石川伍一。石川伍一以紫竹林松昌洋行职员的身份为掩护,成功收买了天津军械局的书办刘棻,获得了清军各军械营枪炮、刀矛、火药、子弹数目清册,各军械所制造弹药多少,现存多少等大量第一手军事情报。他将情报汇报给宗方小太郎。至此,北洋舰队在对手面前暴露无遗。

凭借大量一手情报,甲午战争爆发后,日军屡屡伏击成功,北洋水师节节败退,并被彻底击溃。

就在丰岛海战数月前,德国商人满德在火车上和一位日本人攀谈,前者发现:

“爱仁、飞鲸、高升载若干兵、若干饷,何人护送,赴何口岸,该倭人无不了彻于胸也。”

而当清廷搜到寄往日本当局的密函时,更是脊背发凉——日谍连“高升号”上所带青菜多少斤都刺探得一清二楚。

百余年后,甲午研究者陈悦感叹:

“自甲午战争之前数十年,日本间谍横行中国刺探情报,以至于刘公岛上在哪个地方有口井都清清楚楚。”

丢失的密码本

《浮世绘》局部

“日本人做事情喜欢数据化,制定计划、写报告,都喜欢用表格,呈现得非常清楚”,许金生说,也因此,他们的谍报体系秉承着严谨和周全的传统。

曾任中国冀察绥靖公署军务处科员的韩立才在《七七京华津浦轶闻》一书中提到,1937年9月14日,他所在的部队用高射炮击落了一架敌机,缴获的战利品中包括一张军用地图。地图上正是他的家乡——河北省盐山县一带。他看后非常惊讶:

“日本测绘的那张地图,比我国测绘的一万分之一的地图还精细。我们家乡附近各个村落的位置、河流及道路走向,非常准确。连村里有多少水井、多少人员、多少物资也都有记载。”

相较于日本的谍报体系,中国则显得漏洞百出。

伊藤博文死去30年后,其遗著《机密日清战争》悄然在内部印刷发行。其中提到,1886年8月,北洋舰队访问日本长崎,期间清水兵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事件中,一位叫吴大五郎的人偶然拾得一本中国小字典。这本小字典内的汉字纵横两侧,标注了从0到9的10个小数字。日当局分析后,判定这是清国人电报用的汉字译电本,并从译电本中数字的组合方法,分析出了清朝电报密码。

密码本丢失一事,清朝军方竟无人上报。

而在此前,1894年6月22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致送清朝驻日公使汪凤藻的一件照会,别有用心地将日文译成中文,长387字。次日,汪凤藻着人将这份照会用密码电报送日本电报局发往总理衙门。两相比对,日本外务省很快掌握了密码规律,而清朝官员竟毫不知情。甚至1895年李鸿章赴日进行马关谈判,还带着这套旧密码,以致于李在和谈期间与北京的往返密电内容,包括中方割地及赔款的底线等,全部为日方所了解。

“中国的反谍报也是有的”,许金生称,清政府时期和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均抓过不少间谍,“我们翻民国时期的报纸,总会提到在某个地方抓到了测量地形的人。他们讲他们是商人、旅行者但测绘的是军用地图。可是抓住了能怎么办呢,只能把他们驱逐出境。”每次向日本外务省提出抗议,外务省也很尴尬,被人抓了现行,但也不好承认,“而且当时的中国兵荒马乱,军阀众多。谍报人员和军阀之间有时是互相利用,一些情报就这么出去了”。

“九一八”事变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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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旧址

日本对华谍报曾经放松过一段时间。“1907年的时候,他们制定国防方针,拟出来了几个‘假想敌国’,但没有把中国放进去。因为他们认为当时中国海军几乎没了,陆军也不堪一击。”许金生说,

“1911年,日本又开始制定对华作战计划。1918年修订国防方针的时候,中国仅次于俄国、美国,成了排名第三的假想敌国。此后,每年都会有年度作战计划,以及配套出台的年度对华谍报计划。”

这时出现的谍报机构中,“满铁”算是比较有名的一个。

“满铁”全称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成立于1906年,表面上是一个铁路经营公司,隐秘目的却是用尽办法搜集情报。最盛时期,满铁有情报收集人员4500人,其中专门分管对华情报搜集与宣传的人员达2000多名。

这些人员中有大量退役军人。“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他们伪装成小商小贩、医生、学者,以“浪人”身份来到中国,在旅行考察的掩护下展开情报搜集工作,为日军做出侵华决策提供依据。同时,日本参谋本部还向东北当局派遣顾问,安置在张作霖身边。

1945年日本投降后,满铁停止运作,收藏在满铁所属图书馆的大量调查报告和资料被陆续发现。经统计,满铁“家底”除6200多份调查报告外,还包括50多万份为调查研究积累起来的资料,包括各种档案、情报、书籍、杂志、剪报等。日本战败后,很多战时日军的军务机密被投放到原731部队的焚尸炉中烧毁,文件销毁工作前后延续了一个多星期。

这时期的日本间谍甚至成了“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索。

1931年6月,日军参谋部派大尉部员中村震太郎一行四人从海拉尔出发,到兴安岭、索伦一带进行军事侦察。25日,中村等人被驻佘公府的东北屯垦军第三团捕获。经搜查,在他们的行囊和中村的棉裤中有大量调查笔记、军用地图,并查出寒暑表、指北针、测绘仪器和一支南部式手枪。

眼见罪行暴露,中村便欲夺取卫兵的武器逃跑,被在场军人打翻在地。中村佩戴的日军军官专用“三道梁”手表被打飞掉落在门后,东北军李德保不声不响将其捡去,并在之后嫖妓时抵押在当铺内。日本派驻奉天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得知此消息后,迅速派人找到该手表,并以此作为中国军人虐杀日本军官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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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贤二正苦于找不到借口对东北发动军事袭击,在得知中村大尉可能被中国军人处死后大喜过望,以贼喊捉贼的伎俩绝口不谈中村震太郎在东北的特务行为,只强调“中村大尉遇难是帝国和日本的奇耻大辱”。

之后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东三省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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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之后在东北的日本人

1942年,延安的工农学校也出现了日本谍报人员。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系的赵新利博士指出,根据资料记载,这些人主要搜集八路军内部情报,包括政治部干部情况、军队配置等。谍报信息有时会通过商贩往外送。比如一个挑着担子的游商经过,日本间谍给他十块钱的纸币买火柴,商人再找钱过来。情报可能就写在纸币右下角传递出去。商贩是被买通的中国人,和普通商人没什么两样。

酒席上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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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谍报先驱者宗方小太郎

二战期间,经过数十年刻意经营,日军在中国的间谍组织已经大致建成,情报网遍布各地。其中,尤以无线电截收网最为成熟。七七事变前,日军先后在旅顺、北京、天津、塘沽等地建成了无线电侦听站,随时截收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的密电。

人才的培养也一直没有放松。1937年底,日本陆军省决定在兵务局内成立“情报勤务要员培训所创”。陆军大臣随即发布命令,要求所属各部队推荐一名最优秀学员参加考试。

据一名参加过考试的学员回忆,考官桌子上放着墨水瓶、纸、书籍、香烟等十几种东西。应试者进入考场后做完自我介绍,被要求到另一间屋子去,并回答刚才考官的桌子上放着什么。有应试者甚至能在那一瞬间从反面看到书上的文字,还能回答出烟灰缸边横放着一根火柴等。

与甲午前后的谍报人员相比,二战时期的器材也更加先进了。日本人利用从德国购入的透镜,将它装置在手杖的把手上或打火机上。打火机的体积相当于烟盒的一半,最多能拍16张照片。一边给香烟点火,一边即完成自动拍照,也可以做成火柴盒的样子,一边抽动火柴盒,就打开了快门,磷片上则装有透镜。还有很容易装进裤兜的能录入数百页文件的缩写器,能把字缩小到肉眼都看不见的程度。

“日本的谍报体系越来越庞大,覆盖面越来越广,但执行人员不一样了”,许金生说,上世纪20年代中国军阀混战以后,随着这些谍报人员到中国年头长了,跟军阀交往多了起来,他们更愿意攀关系,利用军阀达到他们的目的。比如把军事教官介绍进来,把武器买进来等等。

20世纪初旅居上海的英国人柯林斯惊讶于日本人获取情报的手段,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他们就像到市场采购物品那样随便和容易,发现合适的目标后,就想办法接近猎物,赤裸裸地用金钱勾引。”

除去金钱,色诱也成为二战期间日本女间谍的重要手段。

13岁那年,在上海长大的南云造子就被父亲送到一所间谍学校学习,师从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1929年,土肥原贤二派她以失学青年的身份潜入南京,化名廖雅权,在汤山温泉招待所当服务员。这是南京军政大员召开秘密军事会议的处所之一。很快,南云造子“钓”到了国民党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不知不觉中,黄浚及其儿子都被发展成间谍,为南云造子源源不断地提供大量军政情报,还主动为其扩大间谍组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属的参谋总部、军政部、海军部均有人被拉下水,国军方面重大情报接连失窃。

这些来自酒桌上、床笫间的情报诚然来得更轻易,但也不像之前用脚丈量出来的情报那么准确、踏实。一个典型的失误出现在“一•二八”事变时。彼时,日方得到的情报是,上海河流纵横,不适合运大型军用武器过来。到了上海才发现,道路修得很好。

但这些,宗方小太郎是看不到了。1923年,宗方小太郎病死于上海,获得日本天皇赐勋,葬于熊本市的小峰墓地,至今仍为某些日本人“朝圣”场所之一。

参考资料:《近代日本对华军事谍报体系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许金生。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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