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钱学森

作者按：本研究试图追溯20世纪的信息化（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思想在苏联和中国的起源及其另类可能性，将其出现与理论范式变迁置于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历史遗存的技术政治脉络中加以理解。通过基于文献的历史比较方法，文章追踪了冷战中围绕苏联、美国和中国以“控制论”为关键词的观念跨国旅行和被遮蔽的技术政治论争与实践，从而展现“信息主义”观念在苏联和中国的历史起源及其社会政治背景和历史后果。文章第一部分呈现控制论理论从美国到苏联跨国旅行、苏联经济控制论的兴起和苏联全国互联网的历史命运；第二部分以钱学森为线索，梳理中国战略武器专家的本土控制论和系统论思想来源，其从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和经济政策而不是信息的普世抽象属性出发，构想了作为物质力量的信息传播及其技术手段在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研究期望从这个知识考古中获得的经验，丰富当下对于信息传播技术的理论认识，为重建社会主义信息传播技术与社会发展目标的理论与道路自觉提供可能的论域。

原题：中苏控制论革命与社会主义信息传播技术政治的转型： 一项基于文献的历史比较

1 苏联的控制论运动与经济互联网

从“批判”到“拥抱”——辩证唯物主义的控制论化

通常，1956年的苏共20大被人记忆的唯一事件是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罪行和个人崇拜的“秘密讲话”[1]，而就在这届会上赫鲁晓夫同时发出了一个关于苏联经济自动化的全新口号：“机器和操作的自动化，必须推广到工厂车间和工艺流程的自动化，以及全自动的国家规划的建立。”[2]到了1961年的苏共22大上，赫鲁晓夫颁布了新的苏共纲领，提出以严格的科学计算为依据表明，苏联将在二十年内“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同时“控制论(cybernetics)”被明确写进党纲：“在工业、建筑工业和运输业的生产过程中，在科学研究中，在计划计算和设计计算中，在核算和管理方面，将广泛地应用控制论、电子计算机和操纵装置。”[3]这两个事件可用来标定自1956年开始一直延续至1970年代，在苏联科学和政治领域的一场空前绝后的“控制论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作为一种跨学科哲学的控制论一度取代了“辩证唯物主义”对苏联科学的指导地位，成为了官方和民间的流行意识形态话语;作为一种方法论和技术手段的控制论统领了从理工到社科人文的各个学科，苏联科研和经济决策系统的实践和话语出现了全面的“控制论化”;在1962年新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以控制论为依托的工业和经济自动化图景成为了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基本特征[4]。

然而有趣的是，在1955年之前，控制论在苏联哲学界还被当做帝国主义的反动伪科学和唯心主义机械论而遭到批判，为何1950年代初期的“反控制论运动”反而在苏联导向了一场全球范围内最为激进的“控制论为共产主义服务运动”，这揭开了20世纪冷战历史中科学和政治之间的复杂互动、以及苏联社会主义道路内部的技术政治斗争。

控制论以及与之相关的电子计算机技术无疑是20世纪热战和冷战的共同产物。虽然早在20世纪初期，来自生物学、心理学和脑神经科学的研究已经从对动物和人的神经、思维和运动反射实验中获得了关于“反馈-控制”机制的观念，但电子自动控制技术和计算科学在1930-1940年代的快速发展来自世界大战的武器研发需求和军工科研体制，维纳(Norbert Wiener)与控制论相关的早期工作脱胎于他1940年代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贝尔实验室期间被国家征召参与的高射炮追踪敌机的自动瞄准问题和雷达噪声滤波研究，以及与同事布什(Vannevar Bush)拟定的早期计算机计划[5]。而布什则成为创制美国战后军工联合体研发体制的教父级人物[6]。战时武器项目整合了商业民用研发、大学、和军方等不同机构资源，这种由国防部门统一领导的大规模协作在20世纪成为美国创新体系的制度和组织基础。热战中的曼哈顿计划、冷战中的阿波罗计划、国际互联网的前身阿帕网(APARNET)的诞生[7]都源自于此。

正是在国家武器项目中的工作经历，让维纳意识到这种扁平和集中化共存的研发系统的效率优势，犹如人体大脑对身体的协调控制。1948年维纳串接了他在不同脉络中的工作，包括战时武器研究、梅西会议(Macy Conference)期间传播学和生理学的跨学科研讨[8]、以及他本人对脑神经科学和假肢方面的专有兴趣，写成了整合和命名这一跨学科领域的首部著作《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Machine)》。在其中，“模拟(analogy)”成为核心概念——对动物、人脑人体、机器、社会系统的控制和通讯问题进行类比。模拟这一概念所提示控制论的跨领域性和本体论意义，激发了半个世纪以来关于“机器是否能够模拟人脑”的技术兴奋，同时带出了美国军方和学界在计算机和电子自动化方面因战争投入而带来的跃进式发展。由此，控制论以及电子计算机技术在1950年代初期的美国公众中风靡一时，美国空军计算机“马克3号(Harvard Mark III)”作为一台拟人化的机器第一次登上了《时代》杂志1950年1月的封面故事，用来预言人工智能的前景——“计算机的设计者试图否认他们正在创造出人类智力的竞争对手”[9]。

虽然控制论迅速在欧美学术界和媒体中走红，但在苏联1940年代末却掀起了一场反美国、反控制论的政治运动。苏联哲学界认为控制论、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等说法将人和机器等量齐观，否定了有机体和机器“质的差别”。[10]1950年5月苏联《文学报(LiteraturnaiaGazeta)》将维纳称为“资本主义用来替代真正科学家的反启蒙主义者和鼓动家(charlatans andobscurantists)”，称美国对计算机的宣传是“一场蒙蔽大众的运动”。[11]此后报纸、学术期刊和流行杂志上出现大量批判控制论的文章，称其为“美国伪科学”、“现代奴隶主的科学”、“关于机器、动物、人和社会的伪科学”等等。控制论和维纳的相关著作被全面禁止出版。在苏联1954年出版的《简明哲学词典》中专设控制论词条，称“控制论为现代机械论的一种形式……鲜明地表现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几个基本特征——毫无人性，力图把劳动人民变成机械的附属品，变成生产工具和战争工具。”[12]然而事实上，作为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学生、同时受到杜威(John Dewey)进步主义思潮影响的维纳本人在著作中多次阐述了对美国的自动化、知识产权和劳工问题的批判，反而具有强烈的反资本主义立场。[13]杰洛维奇(Slava Gerovitch)认为控制论与苏联哲学的冲突并不是反控制论运动的原因，而恰恰是其结果——斯大林对控制论的愤怒与维纳所讨论的问题本身并不十分相关，而主要是源于反美的意识形态动机[14]，或者用有关反馈的语言来描述，是一种由冷战构造激起的“应激效应”。这种铁幕应激效应在50年代初期同时存在于美苏阵营两侧。

这解释了控制论在1956年之后在苏联的迅速平反和被接受，也是出于苏联自身的政治运动意图，而并非维纳的控制论所关心的命题。一方面，早在维纳出版其著作之前，苏联的军方和科学界已经有了大量关于自动控制、线性规划和资源最优配置方面的世界级成果，并将其应用到国防和工业经济建设中。[15]但另一方面，科学家和政府部门之间一直存在着复杂的政治张力。[16]在列宁-斯大林时期，战争和工业化需求催生了科技部门的快速膨胀，带来了技术专家和经济管理人员权力的上升，这引起了共产党员和工人团体的反抗，引发了自1922年开始围绕技术专家的论战，斯大林上台初期发动的“苏联文化革命”，在教育、工业和国家政治领域对技术官僚一度实施了激进的改造，如1930年的“工业党审判”事件[17]。而在1931年以后，因为快速工业现代化的现实要求，技术专家的地位迅速得到了恢复和重新确立。作为对激进文化革命的替代性解决方案，斯大林给予了技术官僚更大的职业自主性和政治地位，但同时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讨论注入科技活动当中。与通常的科技史判断相反，这并未阻碍苏联的科技进步，反而是对辩证法的自觉吸收和运用给苏联科学家的工作带来的益处，使得斯大林时期的科技成果甚至超过了赫鲁晓夫时代。[18]因此在反控制论运动的意识形态敏感期，关于自动控制的研究并未被打断，反而是在莫斯科的军工学术复合体(Moscow military-academy complex)中开始酝酿。

1952年，上校工程师基托夫(Anatoly Kitov)在国家机械设备部特种制造局的机密图书馆(SKB-245)中发现了一份维纳《控制论》的副本。基托夫于1950年以金质勋章毕业于莫斯科的军事火炮工程学院后，被派往SKB-245进行计算机军事应用的可行性研究，在读完《控制论》后他发现控制论“并非如当时官方所称是布尔乔亚式伪科学，而是相反——一项需要严肃对待的重要成果”。[19]基托夫将这一发现转给了他在工程学院的导师李亚普诺夫(Aleksei Lyapunov)——日后被苏联学术界称为“苏联控制论之父”的数学家。李亚普诺夫邀请索波列夫(Sergei Sobolev)跟师徒二人共同撰文介绍控制论。索波列夫是苏联原子弹和氢弹项目背后的首席数学家，时任苏联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他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加入为给控制论正名提供了来自高层技术精英的政治合法性。1955年，由三人联合署名的论文《控制论的主要特征》发表在苏联权威哲学刊物《哲学问题(VoprosiFilosophii)》第4期上，在这篇文章里三人将控制论从维纳关于机器和有机体的反馈类比升级为一门可以统摄各个领域的元科学(metadiscipline)，赋予其三项基本内容：

一，信息论，主要是关于消息的加工和传送的统计理论。

二，自动快速电子计算机的理论，即与人类思维过程相似的自动组织的逻辑过程的理论。

三，自动控制系统的理论，主要是反馈论，包括从功能的观点对生物体中神经系统、感觉器官与其他器官的工作过程的研究。[20]

不像维纳将控制论重点放在神经元与电子器件的信号模拟带来的人机通讯、假肢和半机器体(cyborgs)上，基托夫等人将控制论从强调动物与机器的通讯论转换为应用计算机的普适信息控制系统，这使得苏联的第一个控制论论述就比维纳的“动物与机器”更加雄心勃勃。他们通过计算机可以模拟和控制任何信息系统的比喻，用控制论作为理论工具，试图推动计算方法的合法化进入更广泛的社会和技术应用中。这需要在控制论和苏联科学的官方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之间架桥，于是他们将维纳称为一位外国的先知，因为他创建了一门只有在苏维埃国家才可能实现的“辩证唯物主义信息科学”。[21]为了证明控制论将作为马克思主义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最新进展为共产主义服务，在文章的结尾，三位作者引述了维纳批判资本主义的文字：

“维纳还写道，在资本主义混乱市场的条件下，自动化的发展将会引向一种新的产业革命，将中等智力的人变为多余的人，使他们处于死绝的境地。在这里维纳还写道，出路只有建立另外一种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的生命不是当做买卖的对象来评价，而是根据其本身来评价。”[22]

这是苏联公开出版物上出现的第一篇反美同时力挺控制论立场的文章，在此分水岭之后的1950年代中后期，大量关于控制论的讨论开始转向区分资本主义对控制论的邪恶使用，和控制论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挥其真正完美作用的可能性。

在后斯大林时期的政治改革中，急于修正斯大林路线的赫鲁晓夫及其幕僚迅速发现了科技部门支持控制论的技术专家治国论调背后的修辞功能——无所不包的信息和控制理论为苏共改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质提供了哲学工具。熟知政治经济学的控制论学者借用“赛博语言(cyberspeak)”，将辩证唯物主义重整为一套关于如何通过构筑国家的信息反馈与控制模型迈向共产主义自由化社会的学说[23]，以及实现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和平竞赛”。1955年前国防部副部长、苏联科学院院士别尔格(Aksel Berg)在提交给政府的秘密报告中再次强调控制论的重要性，称其“为各种不同的控制和通讯系统构造了统一的理论”。[24]1959年4月，科学院主席团决定成立控制论学术委员会，在李亚普诺夫的鼓动下，别尔格就任委员会主席。到1967年，委员会下属的学科分会达到15个，涵盖了工程学、计算机、经济学、生物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各个领域。李亚普诺夫不遗余力地为各学科学者讲解赛博语言，指导他们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控制论化”。[25]政府方面，新上台的技术官僚惊奇地发现，这套元科学式的技术语言同他们之前就想达成的国家控制机制和工业经济自动化设想不谋而合，因为斯大林时期的工业政策就已经开始参照泰勒制的科学管理来提升劳动效率。[26]所以传播史学者彼得斯(Benjamin Peters)认为，苏联对维纳的转译更像是一次之前议程的复原(recuperation)，而跟维纳的原文无太大关系。[27]

于是通过将控制论打造为替代党的权力的合法哲学，赫鲁晓夫治下的苏联科学界挣脱了斯大林时期的意识形态约束，导向了技术专家治国论的兴起——或者说，某种程度上科学界对哲学界的胜利。由于遗传学与控制论的结盟，坚持拉马克学说的李森科(Trofim Lysenko)不得不同控制论学者正面交锋，他于1962年要求禁止《控制论问题》丛书刊载生物学文章。别尔格动员40位苏联顶尖科学家召开会议与李森科论战，坚持认为遗传和细胞的自组织过程等可以被看做控制论中的信息传递和复制。在这次会上李森科的支持者对生物控制论没能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几天后，李森科即辞去了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职务。[28]哲学界也开始接受控制论成为新的意识形态话语。1962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的控制论哲学问题会议，聚集了来自30个城市的上千名学者和外国代表，哲学分会的哲学家在会上提出：控制论是当今最重要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基础，同一控制论模型能应用于不同的现象恰恰说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此次会议未出现任何反面的哲学批评，别尔格在闭幕式上指出：“控制论——这是关于有目的的和最合适的控制诸复杂过程的科学。控制效果的提高意味着苏联人民劳动效果的提高。控制论的可能性应当充分地利用起来，并使之为共产主义的建设服务。”[29]

1965年后，进入勃列日涅夫时期，控制论在苏联学术界的扩散达到了一种全面放权状态，控制论被分割成诸多子领域各自为政，有超过1000所机构从事控制论相关研究，但在莫斯科却没有一家核心机构对此进行统筹。[30]苏联专家治国体制(technocracy)的悖论就在于此，一方面别尔格等人持续努力使得整个苏联科学界控制论化了，但是另一方面一个控制论研究的中央机构却从未在苏联成为现实。以1955-1964年的控制论运动为分水岭，苏联科学界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距离他们所设想的共产主义伟大事业却渐行渐远。我们即将看到，20世纪最为激进的控制论构想在苏联陷落，乌克兰计算机先驱马利诺夫斯基(Boris Malinovsky)认为，虽然控制论宣称控制过程不仅适用于生命体和机械，同时也适用于社会系统，但这项技术政治工程并不是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数学、自动控制、统计等具体科学，这导致它与苏维埃长期以来的革命管理经验相互冲突。[31]

经济控制论、苏联互联网与哈耶克辩题

如果将控制论运动所处的赫鲁晓夫时期(1955-1964)视作未来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历史先兆，我们会发现伴随控制论的流行，是政治经济学家在国家经济部门中受到排斥，数理经济学家地位的高涨。其实苏联经济学家是世界上率先将数学理论应用于经济研究的群体，控制论在苏联兴起之前，线性规划领域的先驱康托洛维奇(Leonid Kantorovich)在资源最优配置方面的研究已经是世界顶尖，他因此获得1975年的诺贝尔经济奖，是经济学奖历史上唯一的一位苏联人。[32]苏联对数学方法应用于工业管理和经济效率核算的追求在斯大林时期已经开始，在赫鲁晓夫的改革中借助控制论运动和电子计算机进入到比较激进的跃进式发展状态，到1967年，控制论学术委员会联系协调的500家研究所中，一半以上都是致力于将控制论原理应用于经济学。

面对经济危机，赫鲁晓夫在1962年提出苏联的经济学过于“落后”，这立刻得到经济控制论学者的响应，他们提出对计划经济进行广泛的控制论化结构改造。[33]然而真正阻碍这个经济改造计划的并不是意识形态，而是臃肿的官僚化管理，即苏联高度计划经济架构背后的信息系统的捉襟见肘。比如在1960年代，国有工厂的计划、投入和产出核算归属于互不协作的不同部门，导致核算混乱、人力紧张。根据1962年国家自动化委员会和统计局的研究，全国大约有300万人口从事公共会计、数据登记、统计和计划核算，以及其他维持计划经济运转的信息服务。根据经济控制论学家格卢什克夫(Viktor Glushkov)的计算，如果维持1962年的管理方法和技术不改革，到1980年代中期苏联的全部成年劳动力人口都需要投入从事计划、核算和信息处理工作。[34]在这样的困境下，寻求一种给企业放权的同时又更高效的中央控制机制，就成了经济改革的重心。

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大规模民用计算机网络的人，正是苏联的第一位控制论主义者基托夫。受到1952年发现《控制论》原文的鼓舞，参加过苏联二战导弹计划的基托夫最早在苏联的国防和政府系统中推动计算机应用，空军、海军计算中心的建立都源自他的报告。1956年，基托夫完成了苏联历史上第一部关于计算机的著作《数字计算机器(DigitalComputing Machines)》，书中将计算机视作管理苏联经济所必需的工具。1959年基托夫写信给赫鲁晓夫，并附上他的书稿，呼吁最高层权力机构意识到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计算技术的重要性，特别是在经济改革和国家计划领域。基托夫的想法颇为直接：计算机可以用来做出优化苏联计划经济的复杂模型。[35]

依靠别尔格的支持，基托夫的信在高层获得了认可，受此鼓励他在1959年秋又递交了第二份报告，在这份被称作“小红书(the red book)”的提案中，基托夫设想一个构筑在国防部各地计算机中心上的点阵，以形成覆盖全国的“两用”计算机网络——统一自动管理系统(Unified Automated Management System,EASU)——用来同时管理军事和经济事务。这个1959年的提案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用计算机达成广泛的远距离民用信息联网的计划，早于美国的利克莱德(J. C. R. Licklider)写于1960年代关于人机联网的奠基性论文[36]。简而言之，基托夫认为军方需要一个覆盖全国的导弹控制网络，同时这个计算机网络又可以兼作为监测和管理国家经济的技术平台。作为一份技术专家的政治提案，基托夫同时在文中批评了国防部和政府在采用计算机技术方面的迟钝。作为批评的一部分，基托夫呼吁创立一个新的政府部门负责总体监督跟国家计划经济相关部门的改革。[37]

有趣之处在于，经济控制论学者在国家政治中的位置，指向了奥地利学派跟控制论主义者之间极端对立但又有相似之处的经济思想。哈耶克等人的新古典观念在处理经济计算问题时断定在任何复杂的国民经济系统中，只需要通过将“价格”作为唯一变量进行调节，即可保证生成稳定的自发秩序。在这里，价格犹如复杂机械控制系统中的自动反馈装置。不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学者对最优解的执着，哈耶克和奥地利学派坚持认为对复杂系统中间过程的精确计算、统计和建模用处不大，他们倾向于将经济体的运转过程处理成一个“黑箱”，只要放弃管控，将价格作为输入和输出的唯一指示变量，开放社会的自由秩序就可以自发地涌现——这其实更符合维纳的控制论将复杂系统过程处理成“黑箱”的原意。但据彼得斯的研究，二者的相似之处在于，在20世纪中叶新古典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学家同时将注意力投向经济反馈系统的复杂性问题，虽然他们的方法和意识形态几乎是完全对立的，但他们都接受在经济交换过程的底层存在一种道德中立的秩序——一种信息的普适主义(information universalism)。[38]

哈耶克使用“价格”，苏联的控制论主义者使用全国联网的“计算机模型”，二者都是寻求对复杂协同系统的一个政治无涉的理性解决方案。在苏联的经济改革论争中，经济控制论学者试图通过这种理性化注入来溶解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包袱，既然“价格”不是具有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选项，那么可预测的经济最优化系统就占据了这个位置。在此后的半个世纪直到苏联解体前的1980年代，苏联控制论学者一直在探索这种去政治化技术方案的可能性。

虽然政治考虑而并非单纯的技术逻辑始终是苏联科技发展的指导原则，控制论却凭借洁净的数学语言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脱敏，从而在改革的不同阵营中达成了妥协性共识：对于苏维埃最高层的经济计划制定者，控制论可以提高效率节省成本，使得日益复杂化的经济系统实现机构精简和现代化;对于改革派的经济学家，计算机模拟将一种西式的市场均衡(equilibrium)观引入了苏联计划系统,可以使企业的生产获得更大的自主性。当然少数的反对者也同时来自两个阵营，一些反对经济控制论的自由派害怕国家经济的理性化会带来权力在国家管理者手中的进一步集中;另一些坚持斯大林主义的经济和哲学批判则点明了控制论政治无涉背后的政治性——最优化方法与资本主义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均衡论的确类似。然而对于绝大多数而言，控制论还是提供了经济改革派、掌权者和普通民众同时拥护的改革路径，1960年代后建立在控制论和系统论上的未来学研究(futurology)几乎取代了国家五年计划在经济规划中的位置，控制论和共产主义愿景之间的勾连成了新的文化时尚，在1962年的苏维埃，8岁以上的人中“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听过控制论是未来科学的”[39]。

全国互联网的政治：技术问题还是组织问题?

控制论虽然在话语上获得了成功，构建全国互联网的实践却在机构和组织层面遭遇了困境。在基托夫的EASU之后，继承基托夫思想的控制论学者格卢什科夫等人(Viktor Glushkov)还提出了全国自动管理系统(All-State Automated System of Management, OGAS)、统一国家计算中心网络(Unified Sate Network of Calculating Centers，EGSVTs)等更为雄心勃勃的互联网计划。虽然这些互联网计划都获得了最高层(苏维埃中央委员会)的支持和推动，但其下掌管具体批准和实施的部门之间却有着难以相容的紧张关系：一方面，国家财政部(Ministry of Finance)和计划部(Gosplan)在对全国信息网络的单一控制权上存在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没有哪个部门情愿放弃对地方信息、资源和经费的控制去建设一个能够使得自己和兄弟部门同时受益的项目，比如国防部并不愿意跟经济部门共享自己的网络资源;不仅如此，各部门的官僚们更不支持成立一个更高层的第三方机构来将他们的信息资源和控制权整合集中。简言之，部门利益和无序竞争成了国家互联工程得以实施的最大障碍，尽管相关努力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但最后三个计划还是先后流产，苏联控制论学者在20世纪早于美国提出的国家互联网工程从未实现。[40]

苏联控制论和互联网史的启示在于，我们一直以来所接受的对于互联网起源的美国中心主义论述是误导，甚至错误的。那些关于不受约束的商业神话和私人IT企业的崛起掩盖了真正达成美国互联网创生的“冷战基因”：互联网架构的关键部件——诸如分组交换(packet-switching)和分布式(distribution)设计——其达成得益于国防理由、政府举措和国家补贴的高效结合，而这正是维纳、钱学森等人曾经切身经历过的体制，它在冷战中的成就除了互联网还有阿波罗计划，而苏联互联网和登月计划的失败恰恰成了反面参照。对此彼得斯雄辩地写道：

考虑到苏联官僚机构内部的不同部门对于网络化发展规划的激烈竞争，这种修正主义观点以反讽的方式刷新了我们对于全球网络化发展历史的认识：简单来说，美国互联网最初是在国家补贴和具有公共精神(communitarian)的合作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与之相反，苏联互联网建设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官僚部门之间的无节制竞争。意识到这种国家对共享知识和基础设施资源的积极管理是建立全国性通信与信息网络的关键，是对传统冷战经济逻辑的一种有益的历史修正。它带给我们的历史启示是：互联网的成功发展，是因为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根据社会主义的组织原则采取行动，而相反关于苏联的案例研究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以资本主义的原则行动时，网络技术的发展遭遇了失败。[41]

技术政治史的基本方法论在于，网络和计算机技术的社会发展从来不是普适主义的技术进步，而是被关于切实可行的信息沟通如何达成的不同机构承诺和社会想象及其斗争关系所塑造。接下来第二部分试图以此框架对照中苏控制论的历史比较呈现，中国改革中的控制论、系统论和战略科学论争的政治动力。中国的社会主义技术政治在与苏联和美国的对话交锋中，开启了哪些另类的可能性，又如何最终陷落?

注释

[1]尽管已有新的历史研究质疑“秘密讲话”中材料的真实性，参见Grover Furr，Khrushchev Lied: TheEvidence That Every "Revelation" of Stalin's Crimes in NikitaKhrushchev's Infamous "Secret Speech" to the 20th Party Congress of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on February 25, 1956, is Provably False (OH: Erythros Press and Media, 2011)

[2]转引自BenjaminPeters，From Cybernetics to CyberNetworks: Norbert Wiener, the Soviet Internet, and the Cold War Dawn ofInformation Universalism (Ph.D. diss., ColumbiaUniversity, 2010), p.133.

[3] Charles Dechert, The SocialImpact of Cybernetics(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66), pp.163-164.

[4]中译参见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教科书(增订第4版)》，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64，第463页。

[5]Norbert Wiener,Cybernetics or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 (MA: MIT press,1961), p.3.

[6]布什同时也是奠定电子计算机、阿帕网、控制论研发的人物，参见Thomas Streeter, The NetEffect: Romanticism, Capitalism, and the Internet(NY: NYU Press, 2010);中文论文见吴靖、云国强:《中国语境中的技术变革与“互联网+》，《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年8月上。

[7]对美国军工体制和计算机史的研究参见Paul N. Edwards,The ClosedWorld: Computers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in Cold War America (MA: MITPress, 1997).

[8]梅西会议(MacyConference), 在美国1940-1950年间推动控制论跨学科研究的主要群体，详见彭永东《控制论的发生与传播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2012，第81页。

[9]David P. Julyk, " TheTrouble with Machines is People.": The Computer as Icon in Post-warAmerica: 1946—1970 (Ph.D. dis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8), p.109.

[10]彭永东：《控制论的发生与传播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2012，第144~145页。

[11]Slava Gerovitch, From NewSpeak to Cyberspeak: A History of Soviet Cybernetics (MA: MIT Press, 2002),pp.115-119.转引自Benjamin Peters，From Cybernetics to CyberNetworks: Norbert Wiener, the Soviet Internet, and the Cold War Dawn ofInformation Universalism (Ph.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2010), p.127.

[12]Peters，p.129.另见彭永东，第146页。

[13]维纳曾于191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美国进步主义思想家杜威门下进修，参见Peters，p.148. 维纳的人本主义思想参见维纳《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4]Peters，p.132.

[15] Peters，p.135.

[16]格雷厄姆:《俄罗斯和苏联科学简史》，叶式辉，黄一勤译，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第135页。

[17] Kendall E.Bailes, Technology and society under Lenin andStalin: Origins of the Soviet technical intelligentsia, 1917-1941(NJ: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2015), p.98.

[18] Peters，pp.134-135. 彼得斯认为从产出来看，健康的科研体制更多是依靠充足的资金投入和有效的组织协作而并非学术自由。

[19] Peters，p.139.

[20]索波列夫等：《控制论的若干基本特征》，曾肯成译，载《哲学研究》编辑部编《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资料选辑》第4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第41-62页。

[21] Peters，p.144.

[22]索波列夫等：《控制论的若干基本特征》，曾肯成译，载《哲学研究》编辑部编《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资料选辑》第4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第61页。

[23]1960年代欧洲和美国出现大量评估控制论同辩证唯物主义之间亲缘性的讨论，如Maxim W.Mikulak, "Cybernetics and Marxism-Leninism." SlavicReview 24.3 (1965): 450-465. Peter P.Kirschenmann, "On theKinship of Cybernetics to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Studies inEast European Thought 6.1 (1966): 37-41.

Gotthard Günther,"Cyberneticsand the Dialectic Materialism of Marx and Lenin." in G. Trogemann etal, eds., Computing in Russia (ViewegVerlag, Braunschweig, 2001), pp.317-332.

[24]Slava Gerovitch, From NewSpeak to Cyberspeak: A History of Soviet Cybernetics (MA: MIT Press, 2002),p.193.

[25]Slava Gerovitch, From NewSpeak to Cyberspeak: A History of Soviet Cybernetics (MA: MIT Press, 2002),pp.207-209，转引自彭永东：《控制论的发生与传播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2012，第158页。

[26]彭永东：《控制论的发生与传播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2012，第140页。

[27]Peters, p.145.

[28]彭永东，第159页。

[29]彭永东，第161页。

[30] Peters，p.160.

[31] Peters，p.162.

[32] Peters，p.200.

[33] Peters，p.197.

[34] Peters，p.200.

[35]Peters，pp.214-216.

[36]参见, JosephCarl Robnett Licklider. "Man-computer symbiosis." HumanFactors in Electronics, IRE Transactions on 1 (1960): 4-11.Licklider,Joseph Carl Robnett, and Welden E. Clark. "On-line man-computercommunication." In Proceedings of the May 1-3, 1962, spring jointcomputer conference, pp. 113-128. ACM, 1962.

[37]Peters，p.220.

[38]Peters，pp.203-205.

[39]彭永东，第163页。

[40] Peters，p.246.

[41] Peters，p.247. 中文论文见吴靖、云国强: 《中国语境中的技术变革与“互联网+》，《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年8月上。

2 中国的“三论”与改革开放中的技术政治论争

从冷战战略科学到社会主义的运筹学与系统论

与通常的判断不同,新中国战后军工部门跟控制论相关工作的起源并不是来自苏联，而是二战中的美国战略科学。作为带有经济计划性质的数学方法，以物资管控(Controlled Materials Plan，CMP)为代表的运筹学方法在战时已经被政府广泛运用于国家经济计划和军事后勤管理。[1]还在控制论兴起之前的1940年代，应用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进行军事运筹学研究的机构兰德公司(RAND)已经脱胎于美国空军，其创始人是一手缔造了美国空军的阿诺德将军(General Henry Arnold)和“现代导弹之父”——匈牙利裔物理学家冯卡门(Theodore von Karman)。

1944年阿诺德让冯卡门起草一份长期发展报告来预测美国空军的未来。他要求冯卡门的团队完全搁置当下的战争，转而去考察战后和未来战争的武器技术、训练方法、和保障资金来源，以确保美国空军未来的领先地位。阿诺德要求一个“充分的国会拨款机制”来支持这些项目，这成为后来军事工业联合体的全面动员模式的最早雏形。1944年12月1日，美国空军科学顾问团(Scientific Advisory Board， SAB)正式成立，由冯卡门任组长，专门负责此类长期预测项目[2]。冯卡门在加州理工大学的助手钱学森接受了他的邀请，加入了科学顾问团。1945年夏，以少将军衔领命的冯卡门带领钱学森及顾问团一行36人，奔赴德国考察希特勒的秘密技术发展情况，并撰写了《我们在何处》(Where We Stand)的考察报告[3]。

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RAND公司于1948年正式成立，在战后组织科学家继续进行预测和情报分析项目。不像苏联学者对最精确控制论模型和最优解的执着，美国的预测科学继承了实用主义传统，强调对复杂系统过程的把握和经验判断与量化数据的结合，且非常重视“人”在决策系统中的作用，因此方法的综合运用跨越了定量和定性预测的界限，从最基本的统计分析到完全想象性的科幻情景写作，都被囊括进系统分析的工具箱。这种灵活的实用主义态度，导向钱学森后来的系统论思想。

钱学森在40年代作为美国空军科学顾问团成员，参与了冯卡门团队最为机密的情报和科技规划项目。对军事作战科学(military operational research，后翻译为运筹学)和控制论在战后向社会科学广泛领域的衍生潜力，钱学森了如指掌。某种程度上，这正是美国麦卡锡主义者千方百计阻止钱学森归国的原因之一，因为他本人正是美国培养出的第一代“战略科学家”，是后来冷战社会科学的机密人力资源。钱在被软禁期间整合了维纳《控制论》中有关机器控制的部分，写成了《工程控制论》，英文版于1954年一发表就被翻译成多国语言，成为世界自动控制领域引用率最高的基础理论著作。[4]1955年，钱学森在加州理工的博士生郑哲敏归国前夕，钱学森向他叮嘱，经过二次大战，美国军事后勤领域发展很快，运用了大量数学和运筹学知识。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强调高度计划性的社会，用得上运筹学和控制论。钱学森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运筹学将会比在资本主义国家得到更好的发展，他要郑将这个领域的信息带回去，转告钱伟长等已经归国的科学家。[5]

1955年，钱和同船回国的数学家许国志讨论了把运筹学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结合起来的想法。[6]1956年钱和许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运筹学研究组，作为他负责组建的中科院力学所的组成部分，自动控制论为该所的四大研究方向之一。1958年，华罗庚在中科院数学所也成立了运筹学研究室。1960年，两个研究室合并，建制在数学所。同年，钱学森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创建了中国最早的军事运筹学研究机构——作战研究处。《工程控制论》中文版于1958年出版。1962年，根据国防建设的需求，钱召集关肇直和从苏联学习控制论归来的宋健在数学所和几个工业部门联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控制论研究室，关宋分别任正副主任。

钱学森等战略科学家的工作可以说是中国控制论科学的起源。筹建工作按照钱学森的实用主义原则实行三三制，即三个理科专业、三个工科专业、三个社会科学专业。这是中国最早的理工科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共同工作的领域。从二战中的美国空军战略机构归来的钱学森深知，社会科学家和数学家的组合，才是这套综合战略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早在他刚刚回国的50年代中期，钱学森就撰文提出将定量方法应用到国民经济和社会科学的分析中去的思想，他提出“把社会科学从量的侧面来精确化”，“精确化了的政治经济学就能够把国民经济规划做得更好、更正确”[7]。这些关于量化和总体计划模拟的思想同步甚至早于美苏的冷战社会科学和社会控制论思想。也正是因为对这些技术战略的考虑，1956年十二年科技规划中最具有争议的电子计算机项目才能在钱学森的力挺中被最终通过，成为六项紧急工程之一(“两弹”也在其中)。除了用于科学计算和工业自动化，钱学森通过举计算机可以下棋的例子来说明其在决策科学中的未来应用前景[8]。

可见由于二战中战略科学家的跨国旅行，中国的决策科学研究几乎跟美国的冷战社会科学在战后同时起步，但在此后不同国家迥异的政治意图和社会想象却使其导向了与美苏都不尽相同的发展路径。不像冷战永久备战体制的美苏军方和政府对决策科学方法和技术的巨额投入，运筹学在中国的早期发展则主要与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相关。跟电子计算机的群众运动类似，中国大规模的运筹学活动和开展起始于于大跃进和文化革命中的群众生产运动。1958年，在知识分子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的思想指导下，数学家走向工厂、农村，建立数学模型，以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当时全国粮食调拨运输中的“图上作业法”，和农业生产中的“打麦场设计”，就是向群众推广的主要运筹学应用。一些原本从事理论研究的数学家通过这些生产实践运动后，留在了运筹学界。重要科学家纷纷在报纸上发表介绍定量方法论的普及型文章。1960年2月26日至9月27日，华罗庚分别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数学的用场》5则，在《光明日报》发表<运筹学>，讨论打麦场设计、水库管理等农业实际应用问题，10月30日又在《人民日报》发表《数学工作者要大力为农业服务》文章，强调运筹学的实践性，确立“把方法交给群众”的科技思想[9]。运筹学应用的第二个高潮在1965年后，群众政治的方向要求科研和教育过程革命化，打破封闭模式。科学家组成小队，下基层参与生产。其中华罗庚亲自带领一个队伍，到工矿企业和农村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这只队伍被称作“华罗庚小分队”，在“生产工艺上搞优选，生产管理上搞统筹”的口号下，自1956年起十年内走了超过20多个省，华的团队因此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多次肯定[10]。

华罗庚在基层单位讲授优选法

运筹学和定量方法论的普及既符合“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跃进式发展观，又符合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学科学用科学的阶级和技术政治，因此其在社会主义群众运动中得到发展并不奇怪。但是在国家层面上的控制论和运筹学并未像苏联那样全面铺开，计算机大规模经济预测、模拟和数据联网等尚未被科学界和决策层关注。原因是中国其实从未建立起苏联式的庞大中央计划经济系统。基于冷战的奥威尔式决策系统，与毛式社会主义决策系统之间，在政治和技术形式上是存在矛盾，难以兼容的。社会主义中国自革命年代起，就走上一条与西方不同的军事共产主义路线和社会动员模式。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的游击式战法与美式的现代战争和武器系统正面碰撞后，彭德怀、贺龙、刘伯承等军事高级将领曾被美式的现代化作战和后勤保障系统所震撼，要求在中国发展类似的常规武器和美式指挥系统，以追求军队的职业化和去动员化(demobilization)[11]。出于对建国初期发展路径的资源限制(中苏断交、跃进式工业化)、冷战地缘格局、现代原子战特征和国内阶级政治目标的综合考虑，这种美式专业化国防方案在1956年后被聂荣臻和钱学森为代表的战略武器部门所压倒，从而中国的科技和国防体制走上了一条“尖端武器+群众路线”的另类发展道路。

对于“群众道路”来说，毛式社会主义的理想式生产和决策系统一方面是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同时又必须兼容着去中心化、地方自主工业化的分布式发展特征;另一方面是工厂中的“三结合”式工业民主管理。因此，毛泽东才会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中强调：“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靠技术进步。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12]。这里的政治指的不是西方泰勒式的社会和工厂管控技术，而是“文化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在毛看来二者都是物质技术之外的“精神作用”[13]。这也是笔者在《赤脚电工》[14]一文中试图挖掘的革命现代性技术政治路线。这种路线在中国的出现，不能仅仅被当做一种后发国家实现快速工业化的另类手段[15]，而恰恰显示了毛式发展观与美苏工业化发展观迥异的社会理想。实际上这也是被大多数中国研究者分享的共识——毛时代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追求工业现代化的手段与社会主义目标的统一[16]。迈斯纳(Maurice Meisner)对此写到：

毛与列宁和斯大林不同，他不愿意把社会主义的未来单纯寄希望于非人的现代技术力量上。毛主义要求，经济发展不能脱离对社会关系和人的思想进行根本变革的进程(实际上以此为前提)。毛告诫说，在建设马克思所说的物质前提的过程中，必须创造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和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念。毛否定了生产力会自动地保证共产主义的实现这种简单的苏联教条，他认为，在此时此地，就应该实现现代经济手段与社会主义目标的统一。毛主义的新理论是，新社会以新人为前提，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与建立社会主义技术基础同样重要。因此，毛认为，不能单纯以经济发展水平式来衡量社会主义的发展，而要以是否缩小了“三大差别”来衡量，即是否朝着经典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缩小长期存在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工人与农民、城市与农村的差别的目标前进。[17]

转到控制论和电子计算机的问题上来，在这种毛式发展观下，社会主义的技术政治正确必须要避免“信息对人的操控”或“人对人的操控”。而一旦将运筹学和计算技术扩展到全社会的数据处理应用和大规模经济计划模拟，则各级技术官僚通过技术手段对劳动力的管控将是不可避免的后果。

然而对于聂荣臻和钱学森领导的尖端武器部门来说，情况恰好正相反，高效的集中决策和全国大协作是首要的政治目标。钱把问题归结为参照美国的曼哈顿工程和阿波罗计划，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国防尖端技术时，“怎样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少的人力、物力和投资，最有效地利用科学技术最新成就，来完成一项大型的科研、建设任务”[18]。

正是在与常规民用和经济部门高度隔绝的尖端武器项目中，钱学森摸索出一条“集中决策+水平协作”的系统论思维。钱在1961年参考了美国北极星导弹核潜艇系统的计划协调技术(PERT)管理方法，1962年领导制定了负责两弹一星的七机部工作条例制定，在整个60年代又组织建立了航天工业的全国协作网。1963年钱学森基于尖端武器部门的组织管理经验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科学技术的组织管理工作》[19]一文，阐述了国家复杂协作工程的组织规律，其中包含了科技工作、后勤服务、政治思想工作和外部协作网在内的经验，已经形成了他后来的系统工程思想雏形。一方面，为避免各部门之间的分散责任和无效竞争，要建立一个对整个工程进行把握和咨询的“总体设计部”，另一方面，系统的组织架构又要做到尽量的扁平和分布式，以使得高效分布式的决策和协作得以实现，这两方面被比喻成系统工程的“龙头”和“命脉”。在两弹一星工程中，钱学森参加了由周恩来和聂荣臻领导的中央专门委员会[20]，对整个工程进行协调指挥，其扁平式的架构使得信息不需要经过层层机构传递，可以直接到达现场[21]。70年代，周恩来多次向钱表示，希望把发展尖端武器的一套方法推广到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钱在70年代中期开始明确提出国家总体设计部这一概念，他认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离不开正确地宏观决策;要真正做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必须建立总体设计部,作为国家和部门的最高咨询机构，运用电子计算机和定量定性结合的综合分析方法，以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2]。钱最后30年的主要工作一直在推动系统工程、总体设计部[23]、定量定性的方法集成，创立中国自己的学派。[24]钱认为这些经验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不了，其可以解决中国科研和经济工作多头分散的问题。[25]

比照前文苏联的控制论历史我们发现，钱对系统和控制科学的认识从一开始的着眼点就是组织和管理问题，而并非最优化的技术方案和数学模型。不像苏联控制论学者想要通过自动化的数学模拟消除“人的影响”，钱为代表的中国战略武器专家在考虑系统工程、运筹学、控制论之间的关系时，永远包含着“人的因素”[26]。因此80年代控制论在中国哲学界和经济学界风靡时，钱站出来反复强调，控制论不能作为替代辩证唯物论的底层哲学，而只是技术手段，真正底层的元科学应该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学。基础科学应该是系统论，而工程控制论、生物控制论、经济控制论、社会控制论等应该作为是由系统学派生出来的技术科学[27]，三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应该统一在系统论下，而不是平行的哲学学说[28]。

问题是，战略科学家虽然认识到了人的问题、组织的重要性，但尖端武器部门的经验在1950-1970年代一直处于一种高度隔离模式中。当他们想要将这套经验推广到外部时并不能有效处理群众政治的矛盾。将人统一在一个系统目标的协作下，意味着要消除阶级政治的干扰。因此在结束群众运动这个问题上，战略部门跟诉求生产效率的国家部门是有着高度共识的，即要求用具有感召力的国家目标来解除运动带来的混乱。

1974年，周恩来在其政治生涯的尾声重提了自己在60年代时就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发展目标，将国家的政治重心重置于带有乌托邦属性的“生产力”之上，试图弥合文革后期的政治失落感。在文革中、后期各个派别都要求恢复生产的气氛中，邓小平1974年底复出任副总理，协助周恩来主持经济工作，他对经济部门的整顿，是从铁路的派性开始。邓将毛在不同场合的三个指示组装在一起，创造了一套与“四人帮”等激进派别针锋相对的政治话语：一，反修防修;二，安定团结;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29]。以“三项指示”作为掩护，邓试图将国家的政治着眼点从“政治运动”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以此推行整顿工作，叫停派性群众运动就具有了比较充分的政治合法性。1975年，邓在铁道部长万里的协助下，整顿了作为派性典型的徐州铁路局，革命造反派头头被捕，接着召开群众大会，以动员的方式号召恢复生产，抓生产得力的领导人获得任用[30]。其实，这是文革后期华国锋支持的大庆模式的翻版——即以运动的名义叫停运动，以运动的名义发展生产。铁路的整顿取得很好效果，邓又将铁路整顿的经验推广到煤矿和钢铁业。1975年的中央13号档给1975年高达2600万吨的目标产量，各大钢铁厂都召开了发展生产的职工大会，似乎又一次钢铁大跃进即将到来。然而以运动发展生产的高调随着邓1976年的第三次下台而终止。傅高义认为：“邓小平在1975年的努力，是他通过政治动员增加钢铁产量的最后一次尝试。他在1978年10月参观了日本的大型现代钢铁厂后，在提高钢产量的问题上采取了十分不同的方式。他不再搞整顿，而是转而依靠科技。”[31]自此，毛那个“技术加政治”的社会主义路线中的“政治动员”，开始在中国的技术政治历史中退场。中国开始朝向一个技术精英治国论主导的时期转向[32]。然而这并不能保证战略科学家直接获得政治权力和推动改造社会的宏大系统工程，正如苏联的例子一样，他们不得不陷入同其他政治经济部门的激烈交锋当中。

转型中的进化：作为涉渡之舟的电子技术

邓的改革政策中最获得共识的部分，就是群众政治的退场和“安定团结”。这从叫停铁路的群众运动就已经显现。这正是改革的吊诡之处，一方面将国家的政治主体从工农大众转移到知识分子身上，另一方面却大大削弱了战略科学家在国家决策中的作用。具体来看，对于军工和技术部门来说，费根鲍姆(Evan Feigenbaum)认为邓的新议程实质上是相关联的三件事：

一，将工业投入从资本密集型转向轻工业和民用产品生产。

二，推动重工业部门的大规模去军事化。

三，扩大了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在社会和经济政策中扮演的角色。[33]

对于这三点来说，其实是有“内文”的：

第一点其实是重工业布局完成后的必然结果，从毛到邓的一个自然连结，也是为了进一步释放社会生产力，改由投资拉动经济转为扩大内需拉动，同时提高农产品价格，和给城市工人涨工资。带来的一个调整就是资本密集型尖端技术研发的财政预算的减少、裁军、战略武器部门地位的下降等等。这其实与陈云的经济策略是有出路的，与周恩来于70年代中期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也是有所不同，因为“四个现代化”无疑是要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和核心技术研发力度。相比之下，华国锋刚上任时提出的雄心勃勃的工业发展和引进技术规划更接近周恩来等人的路线，但实际上当时的中央政府在财政上已经没有能力再支撑这种更进一步的计划经济“洋跃进”。所以某种程度上，80年代初期邓的转向更像是吊诡地继承了毛的“自力更生式发展”遗产，尽管是在继承的同时终止了群众运动。这尤其体现在对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对轻工业部门的让利。对于技术问题，替代性的解决方案是以“市场换技术”，这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最初意图。邓置换了“四个现代化”的概念，在1980年《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演讲中，他强调：“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行。科学技术主要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34]。而经济，是以抽象化的“增长”为指标的，而不是“建设”，这为80年代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战略部门未来的困境埋下了伏笔。

其次，重工业部门的去军事化，一方面是产品性质从军品转为民品，另一方面则是将工厂和科研单位推向市场，生产什么东西要跟着市场需要来，而不再是国家的战略需要。同时，这实际上也是整个社会的去军事化——结束社会的军事动员状态——和军队的职业化与去政治化，以及吊诡地伴随着军队的商业化。这部分原因是因为根据一切围绕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原则，重工业包括尖端武器工业，是很难在市场中获得利润的工业部门，而必须主要靠国家投资。在以利润衡量效益的市场经济学取代计划经济学的过程中，交换价值逐步取代了使用价值成为发展的指针。因此丧失了国家投资和订单的军工部门，则必须转产在市场中有销路的电子消费品。实际上，随着经济特区的建立，大量三线军工和地方电子企业开始在深圳等沿海城市建厂，生产电视、录音机等80年代走俏的电子消费品以完成脱胎换骨的过程。

最后第三点最为吊诡，一方面是将国家的动员主体从工农大众转移到知识分子身上，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被抬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另一方面却是尖端战略武器部门和战略科学家逐渐失去了在国家战略和政治决策中的政治地位。但是中央也希望战略部门的高度水平式管理、协作性风格，和群众运动中的电子革命热情一同，可以与改革开放的发展路径兼容并包，被继承和保存下来，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但实际上即将到来的可能与最高层的愿望相反——是一个重回苏联道路的局面——是科层制和条块分割的回归、工厂劳动过程技术异化的加剧[35]、科研系统的各自为政。“尖端”技术被“有经济价值”的技术所取代[36]。

1977年12月，中央作出决定，解放军的武器发展和采购方向从“尖端武器”转向“以常规武器为主”[37]。这不仅仅是武器发展技术门类名目的单纯变化，根据上文所述，“尖端武器+群众路线”正是毛的中国在冷战格局中发展出与其国家独立和社会革命意图匹配的另类技术政治路线——人民战争模式中的技术政治维度——用以对抗美式现代化军事装备和科层化、职业化的军事管理方法。因此，后毛时代尖端武器部门面临的双重变化——转向常规武器和国家科技政策的去军事化——不仅仅损害战略武器科学家的研发议程，更重要的是动摇了他们的政治和专业影响力[38]。这再次证明了，带有社会革命性质的“人民战争”模式的退场，也必然会损害到技术民族主义和发展主义的议程。在接下的几年内，随着关键人物的离任，技术官僚竞争对手的崛起，中国的技术创新系统开始面临后革命时代的“僵化症(ossification)”[39]。因此，钱学森等毛时代的尖端武器精英在改革时代的首要议程是“求生存(struggle for survival)”，即如何重新定义原来的技术路线去适应国家政治的新朝向?[40]

最后的挣扎：从战略武器到战略科学

随着不可逆转的群众运动的退潮、整个社会的去军事化，战略武器部门不得不想法设法“逃离”这种一步步走向边缘化的命运。而新政中唯一对他们有力的方面，正是邓小平将科技、科学工作者、科学方法论的位置提高到文革前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果说邓的马克思主义与毛有什么最大的区别，其中之一就是邓使得科技摆脱了政治的属性——“科技为谁服务”的技术政治问题被悬置起来——同时科学代替了革命主体，成为决定性的“第一生产力”。于是，所谓“科学方法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得到充分的肯定和全社会范围的扩散。刘青峰认为“科学主义”是改革开放的哲学基础：

在科学的名义下，西方现代哲学、经济学、社会科学被大量引进。凡被称为与现代科学理论有关的、如控制论、信息理论、系统论，都视为可以发展丰富马克思主义的资源，被大家介绍和广泛应用。实质平反冤假错案和决策科学化这些政治行为，也动摇搭上科学的印记，更不必说种种自由化思想均在科学主义的大旗下占有一席之地。[41]

刘认为科学主义是80年代思想自由化，冲击官方意识形态的最大推动者。问题是，科学主义在80年代的盛行已经显示其本身就具有官方意识形态的属性。正是邓本人1978年科学大会上的话语转向确认了科学方法的政治合法性，这与三中全会后围绕在赵紫阳身边的改革派经济学家的主张形成呼应。在冷战中发展起来的定量方法论体系和决策科学开始全面进入中国。未来学预测技术、定量社会科学方法论、系统动力论的经济计划和决策模型等一系列应用电子计算机和控制论介入社会科学的实践开始在中国出现。

战略武器部门试图抓住这个机会，通过“科学方法论”让自己再度占据改革之前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因为，以运筹学为起源的决策和管理方法，这正是钱学森作为战略科学家早在50年代就从冯卡门那里带回中国希望大力发展的冷战社会科学。在运动的政治退潮后，社会主义的“民主”决策系统似乎理所当然地要被这套“科学”的决策系统所替代。在战略武器研发被削减后，唯一可以使得战略科学部门涉渡向新时代的，似乎只剩下了科学预测方法论和实现其数据处理的技术工具——电子计算机。

同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类似，这些科学预测的方法论实验受到了邓阵营内的资深改革派同僚们大力支持，对他们来说，这提供了一种旧的经济计划体制以外的另类选择[42]。在引进市场机制的改革中，这种科学方法可以宣称自己使得国家获得了更有效的监控经济发展、预测未来走向的能力，同时又不需要通过行政干预市场的短期自主性——这套科学化的论述平衡了市场化过程中计划派的焦虑感，从而为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提供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内部的理论合法性——即通过社会主义的科学预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充分的把握当下和预测未来的能力。另一方面，遵循美式未来主义意识形态的一般功能，预测中必将到来的美好前景，也为改革中的政策合法性提供了乌托邦式的驱动力，这早在周恩来70年代中期的“四个现代化”和华国锋的激进工业化中得到体现。以控制论、系统工程和未来学为代表的科学方法论因此成为了改革开放的游说力量(lobby power)。

一个典型案例是1978年以后，钱学森等战略科学家开始系统性推进运筹学、系统工程、系统分析在中国的发展。1979年10月，钱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北京系统工程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促成了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的成立。基于系统分析、系统工程、控制论、运筹学和作战模拟，钱的工作奠定了系统科学在中国的雏形。不过到这已经触及了常规科学决策方法和定量统计的边界，对于复杂的宏观经济问题还是难以处理。1980年，1930年代麻省理工大学博士、中国战略科学家杨通谊等人将系统动力论奠基人、未来学家福雷斯特(Jay W. Forrester)的《工业动力学》(Industry Dynamics)[43]译成中文出版发行。这本书正是福雷斯特后来《世界动力学》(World Dynamics)的理论基础——即罗马俱乐部增长极限论的理论基础。在吸收福雷斯特等极限派理论进展的基础上，钱提出了一个新的科学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44]。钱的解决方案是提出“人的因素”的作用，他指出唯一能有效处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包括社会系统)的方法，就是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这个方法需要将科学理论、经验知识、和专家判断力相结合提出经验性假设(判断或猜想);而这些经验性假设不能用严谨的科学方式加以证明，往往是定性的认识，但可用经验性数据和数据，以及上千个参数的模型对其确实性进行检测。这种从定性上升到定量的认识，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法，就其实质而言，是将专家群体、数据和各种信息与计算机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各种学科的科学理论和人的经验知识结合起来。这其实已经很像RAND公司的综合定量和定性的预测方法论理念。

1980年代初，原来专门从事卫星发射控制研究的航天工业部710所开始转向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同时钱学森开始以710所为阵地，在北京定期举行系统论和系统工程研讨班，邀请马宾等经济学家同武器专家共同探讨系统论如何向社会主义建设推广[45]。宋健、于景元等战略武器部门的控制论专家开始在钱的支持下转向人口控制、物价改革方面的研究，其中一些重要的成果有：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宋平委托解决“粮油倒挂”导致国家过度补贴的解决方案、与马宾等人合作的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模型[46]、提交给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审议的关于经济杠杆若干方面的数学模型[47]。1980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系统工程讲座，钱学森亲自撰稿第一讲《系统工程与系统思想》。此后宋健等人针对人口增长的控制论模型的工作直接推动了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实施[48]。

到80年代中期，科学决策已经在中国的科研和经济部门中广泛推广，还渗透进入了传统的人文和社会思想领域，成为80年代“新启蒙运动”中一个最重要的面向，甚至一度出现了用“三论”去彻底改造文学创作、历史研究等提法[49];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和学生纷纷放弃马哲转而研究控制论，这无疑已经使得科学方法论带有了意识形态的特征而偏离了“科学”的属性[50]。

而在1980年代的“三论热”时期，钱学森等来自战略部门的系统论专家同“自然辩证法团体”的科学哲学家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和论争。控制论等“三论”最早于1950年代中期被中宣部科学处的龚育之等科学哲学工作者通过翻译苏联文献译届到中国，在高校的科学哲学团体中传播。到70年代中后期，时任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认为“三论”是新的学科增长点，应该引起哲学界重视，于是经当时已经在北京筹建“三论研究会”的清华大学魏宏森等人的工作，将“三论”并列提出宣传出去在学术界引发了“三论热”，而并未仔细分析其中的关系层次。[51]随着三轮热潮的兴起，围绕于光远主持的《自然辩证法通讯》形成一个多元论(Pluralist)团体(包括于光远、许良英、方励之、金吾伦、金观涛等)[52]，他们倾向于将三论置于跟马克思主义平等的哲学高度，进而置换辩证唯物主义。而钱学森等战略武器科学家仍然坚持一元论(Monist)，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科学研究的指导地位，否定三论是平行的基础哲学，强调控制论和信息论应该统一在“系统论”下。[53]钱认为可以用这套方法论进行研究的复杂巨系统除了军事对阵系统外，还包括：

一，在社会系统中，由几百个或上千个变数所描述的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系统工程技术对社会经济系统的研究和应用。

二，在人体系统中，把生理学、心理学、西医学、传统医学以及气功、人体特异功能等综合起来的研究。

三，在地理系统中，用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以及区域规划等综合探讨地理科学的工作。[54]

可见，以系统论和维纳控制论中的“模拟”思想为基础，钱学森试图打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人体科学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已经是比苏联经济控制论学者的控制论互联网和罗马俱乐部的“全球模拟”更进一步的“激进系统论”。1986年5月26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代表大会上，钱学森作了《人体科学研究的战略》的发言，他认为“人体科学和共产主义有相似之处。千万不要认为是个简单的事情，这涉及到人的思想、意识的革命”[55]。钱学森的激进系统论和战略科学观与80年代民间“特异功能热”之间的社会史勾连不是本文所能覆盖[56]，不过这至少提示我们，战略武器科学家为了逃离被边缘化的命运，帮助改革派使得科学决策方法论在中国获得了合法性——这一方面为高层改革派的市场化方案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抓手，然而另一方面，战略科学家却志不止于此，他们更感兴趣的始终是“总体性”技术政治视野下，社会主义的大规模系统预测和控制仿真。需要强调的是，与苏联同行对实现经济自动控制的信息普世主义追求不同，钱的模型更接近实用主义性质的战略科学，即定性明确的政治诉求和战略设计要凌驾于标准化的技术手段之上。换句话说，中国武器战略专家寻求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化建设齐头并进的政治理想借由技术手段涉渡到新时代的另类可能性，而不是用科学的普世主义来覆盖和替换此前的政治议程。笔者曾以1980年代钱学森的城乡论述为案例，展现了他基于生态农业革命的技术战略思想。[57]

就像他们在毛时代所研制的“两弹一星”一样，武器精英们将自己变成了战略武器的一部分，他们要为红色中国发展一种基于计算机模拟和战略专家决策的“尖端方法论武器”。而在1980年代中期改革的关键时刻，武器精英这套原创的战略总体预测思想不得不与井喷式到来、以“第三次浪潮”为标志的美式信息普适主义展开激烈的交锋。众所周知，围绕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中信息化的理论论争，成为信息主义、信息经济在中国出现的话语基础，进而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理论合法性来源之一。“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等话语的出现，使得信息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角色被前所未有地置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前导性位置，标志着信息主义思潮在中国理论界和民间的滥觞。

发掘有关控制论和信息化的技术政治史的理论意义在于：时至今日，中国信息技术与文化产业之发展道路的话语和实践，仍未跳脱20世纪社会主义信息现代性追求的历史进程;信息化与中国经济发展路径、城乡关系、国防工业与安全、对外贸易、媒介体制与社会治理模式等议题的理论和政策话语，仍然受惠或受制于20世纪信息政治论争的历史后果。本文希望经由这个信息技术的社会政治史所开启的讨论，为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知识考古和历史比较研究，打开新的可能空间。

注释

[1]James Beniger, The ControlRevolution: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Origin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Cambridge:Harvard UP, 1986), p.313.

[2]KayaTolon, The American Futures Studies Movement (1965-1975); ItsRoots, Motivations, and Influences (Ph.D. diss., Iowa state University, 2011),pp.29-30.

[3]Daso, Dik Alan. 2002. “Operation LUSTY: The US Army Air Forces’Exploitation of the Luftwaffe's Secret Aeronautical Technology, 1944-45.” AerospacePower Journal 16 (1): 28–40.

[4]彭永东，第171~172页。

[5]郑哲敏：《钱学森老师对我的教诲》，《神州学人》1991年1期。

[6]钱学森：《论系统工程(新世纪版)》，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前言第III页。

[7]钱学森：《论技术科学》，《科学通报》1957年5期。

[8]何祚庥：《钱学森与十二年科学规划》，《科学时报》2011年9月15日，B2版。由此可见武器部门的控制论应用知识来源于美国，而科学哲学界的讨论却来源于翻译苏联文献。

[9]许康，何超：《试论吴文俊与中国运筹学及数量经济学的渊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485页。

[10]章丽君：《数学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探索与实践——华罗庚推广 “双法” 的启示》，《中国科学院院刊》2011年第26卷第6期，第698-704页。另见《华罗庚与双法》，《中国科学院院庆60周年科普历程》2009年，http://www.kepu60.cn/w2/01.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12月8日。

[11]EvanA.Feigenbaum,China's techno-warriors: 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iccompetition from the nuclear to the information age(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p.21.

[12]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载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史协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2000，第235-236页。

[13]同上注。

[14]王洪喆：《从“赤脚电工”到“电子包公”：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技术与劳动政治》，《开放时代》2015年第3期，第34-48页。

[15]温铁军称之为“迫不得已地以劳动替代资本的发展手段”。不过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这并不是一种从经济理性上“划算”的经济手段，而是一种从社会主义平等政治出发的发展路线，参见温铁军《八次危机 1949-2009 中国的真实经验》，北京: 东方出版社，2013，第54页。

[16]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杜蒲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第384页。

[17]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杜蒲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第390页。

[18]钱学森等：《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载《论系统工程(新世纪版)》，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第2页。

[19]钱学森：《科学技术的组织管理工作》，《红旗》，1963年第22期，第19-28页。

[20]钱晚年还从从心理学角度探讨过决策的科学民主问题，表示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有两个，一是在美国Pasadena参加冯卡门主持的seminar，二是60年代末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恩来主持的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钱认为“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继承研讨体系中，核心的还是人，整个体系的成效有赖于人的精神状态，是处于高度激发状态呢，还是混时间状态”。参见钱学森：《1993年4月10日致戴汝为》，载《钱学森书信选》，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第764页。

[21]钱学森：《1996年2月27日致王永志》，载《钱学森书信选》，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第1125页。

[22]钱学森：《钱学森总体设计部思想初探》，北京：中国宇航出版社，2011，第5页。

[23]钱学森：《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设计部——党和国家的咨询服务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第10-22页。

[24]晚年钱学森列出对他一生有重要影响的17位导师，最后的三位是毛泽东、周恩来和聂荣臻。毛在1956年指出：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要用近代外国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地科学遗产，直到形成中国自己的学派，这对钱的影响一直到其晚年，参见涂元季主编：《钱学森书信》(第8卷)，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第467-468页。另，钱认为自己是从阅读《矛盾论》和《实践论》中形成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系统论思想，见涂元季主编：《钱学森书信》(第8卷)，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第262页。

[25]这套经验无法推广的原因将另著文展开。

[26]钱学森：《论系统工程(新世纪版)》，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前言第III页。

[27]于景元：《控制论和系统学》，载钱学森《论系统工程(新世纪版)》，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第325页。

[28]对三论平行和拔高控制论的批评，参见钱学森：《1984年4月17日致乌家培》、《1984年5月26日致乌家培》、《1990年7月16日致王东》，载《钱学森书信选》，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第80、91、524页;另见钱学森：《自然辩证法、思维科学和人的潜力》，《哲学研究》1980年第4期。

[29]傅高义：《邓小平时代》，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第82页。

[30]傅高义：《邓小平时代》，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第92-93页。

[31]傅高义：《邓小平时代》，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第97页。

[32]这一退场的最后挣扎，体现在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这是中国技术政治史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华国锋和邓小平围绕“红”和“专”的技术政治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争夺。

[33]EvanA.Feigenbaum.China’s Techno-Warriors: 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icCompetition from the Nuclear to the Information Age.(CA: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2003), p.71.

[3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第240页。

[35]王洪喆：《从“赤脚电工”到“电子包公”：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技术与劳动政治》，《开放时代》2015年第3期，第34-48页。

[36]EvanA. Feigenbaum. China’s Techno-Warriors: 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ic Competitionfrom the Nuclear to the Information Age.(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84.

[37]EvanA. Feigenbaum. China’s Techno-Warriors: 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icCompetition from the Nuclear to the Information Age.(CA: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2003), p.79.

[38]Feigenbaum，p.83.

[39]同上注。

[40]同上注。

[41]刘青峰：《二十世纪中国科学主义的两次兴起》，《二十一世纪》1991年第2期，第32页。

[42]Feigenbaum，p.98.

[43]福雷斯特：《工业动力学》(胡汝鼎, 杨通谊译)，北京: 科学出版社，1985。

[44]参见王寿云等：《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载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之六：工程技术编•力学卷1》，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3，第149页

[45]马宾：《参加钱学森倡导的系统学研讨班的感受》，载上海交通大学编《民族之魂：人民科学家钱学森的精神风采》，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第152页。

[46]同上注。

[47]冯代松、胡志仁：《自然科学家和经济工作者合作探讨用控制论和系统工程建立经济数学模型》，《人民日报》1984年8月16日，第2版。

[48]一个关于中国计划生育与科技政策的考察参见Susan Greenhalgh,Just one child: science and policy in Deng'sChina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49]刘青峰：《二十世纪中国科学主义的两次兴起》，《二十一世纪》1991年第2期，第32页。

[50]对于80年代科学方法论对人文思想界的渗透及其意识形态性的考察，可参见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 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51]魏宏森：《钱学森建构系统论的基本设想》，《系统科学学报》2013年第1期，第21卷。

[52]关于以上两个科学群体的论战，参加 Lyman Miller, Science andDissent in Post-Mao China: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WA: University ofWashington Press, 1996), p.196.

[53]魏宏森：《钱学森建构系统论的基本设想》，《系统科学学报》2013年第1期，第21卷。

[54]同上注。

[55]钱学森：《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1998，第69页。

[56]一个关于”气功热”的考察可参见David Palmer,Qigong fever: Body, science and utopia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2007).

[57]王洪喆：《中国社会主义城乡观与技术政治探源——从克鲁泡特金到钱学森》，《天府新论》2015年第6期。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