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深刻认识到科学技术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经济方面的重要作用，制定科技发展战略，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引进相结合，很快取得显著成效。20世纪60年代初期，苏联政府停止供应成套技术设备，中国决定从西方国家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和专利，采取积极措施落实引进的项目，取得了良好效果，推动经济调整和发展，促进科学技术发展，为与西方国家建交创造了一定条件，也为后来的对外开放积累了经验。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关系开始改善。为了发展科学技术，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国开始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和专利技术，采取积极措施落实引进的项目，推动了经济调整和发展，促进了科学技术发展。这是继50年代引进苏联156项成套技术设备之后新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对外引进技术设备、扩大经济交流，是第一次面向西方国家的引进，对中国确立新的对外经济战略具有开创性意义，其间积累的经验教训和思想闪光点，为70年代初期的对外引进，乃至后来的对外开放指导思想和基本政策的形成起到了借鉴作用，也为与西方国家建交创造了一定条件。学术界对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50年代初期的156项技术设备引进、70年代初期的“四三方案”和1978年的技术设备引进研究较多，但对60年代前期中国从西方国家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和专利技术鲜有研究，笔者不揣浅陋，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以请教于方家。

一、成套技术设备引进的背景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深刻认识到科学技术直接关系着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要赶上世界科技先进水平，从其他国家引进科学技术是发展的捷径之一。50年代中国从苏联成功引进成套技术设备，促进了科技快速发展，但到60年代初期，苏联停止对中国援助。而这时中国遇到严重经济困难，需要引进技术设备，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同时，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有所改善，中国决定从西方国家引进成套技术设备。

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科技发展战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新中国早期的发展目标是解决国家安全和民生问题，而科学技术直接关系着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5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进入迅速发展时期。发端于18世纪工业革命的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特征的第一次现代化到20世纪50年代达到高潮，发达国家先后完成第一次现代化过程，相继而起的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航空航天等为代表的第二次现代化突飞猛进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中共中央对新科技革命及其对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的巨大作用有深刻认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拥有先进科技的美国军队的战斗力，使中国领导人对科学技术在国防建设中的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此，在国家建设百废待举、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立即着手发展科学技术事业。毛泽东多次号召要“在技术上兴起一个革命”。当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党的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时候，毛泽东又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团结起来“向自然开战”“向现代科学进军”，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1956年1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更鲜明地提出，我们“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不久，他又指出：“我们对新的科学技术还不懂，还要作很大的努力。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是一个政治中央，还不是科学中央，将来，中央委员会就是一个科学委员会了。”1958年，毛泽东又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毛泽东深刻洞见到50年代世界经济、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和科学技术在后发国家追赶发达国家过程中的作用，他说：“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周恩来也对战后世界科技发展形势进行科学分析和判断，提出中国科学技术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发展目标。1956年1月，他代表中共中央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前夕，它的意义远远超过蒸汽和电的出现而产生的工业革命。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为此，他提出在科学上“必须急起直追”，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后来他又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

基于上述对科学技术的深刻认识和判断，1956年2月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由周恩来亲自领导，李富春、陈毅、聂荣臻主持编制《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周恩来对规划的总方针和要求作出明确指示：“在制定这个远景计划的时候，必须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所最短缺而又是国家建设所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使十二年后，我国这些门类的科学和技术水平可以接近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在深入研究讨论中共中央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目标、基本内容和要求的基础上，经过中国科学院、各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国防部门和700多位各方面科学技术专家半年多的努力，编制出《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1956年12月由中共中央批准实施。这是中国科技发展赶超战略，充分体现了发展科学技术的迫切要求。在“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指导下，该远景规划提出13个方面、57项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并确定12个带有关键意义的重点，如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无线电电子学的新技术、喷气技术、生产过程自动化和精密仪器、结合中国资源情况建立合金系统并寻求新的冶金过程、农业的化学化、机械化、电气化的重大科学问题等，对某些特别重要但却很薄弱甚至是空白的学科，采取紧急措施，如电子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和远距离操纵技术，加上当时没有公开的发展原子弹和导弹研究的两项绝密任务，共六项紧急措施，构成中国发展尖端科技的关键性措施。同时成立了由聂荣臻副总理兼任主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家科委），统一领导全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到1962年，《十二年科学规划》中的57项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有50项基本达到了1962年的目标，5项没有完成，2项延缓。在这7年中，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迅速，对科学技术又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国际上科学技术也有许多新的发展。为更好适应面临的新形势，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基础上进行补充，编制《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这个《十年科学规划》仍然是科技发展赶超战略。为了实现科技发展赶超战略，追赶世界科学的先进水平，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科学技术，消化、吸收和提高，实现再创新，是作为现代化后发国家的中国发展先进科学技术的重要途径和捷径，50年代从苏联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加快发展中国科学技术和工业就是成功先例。

苏联停止供应成套技术设备。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这是一个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是对科学技术的自主研制与引进外援辩证关系的正确认识。我们强调独立自主，但不排斥，相反更加要求我们通过一切可能途径积极地购买和引进先进技术。当然，我们不期望所有需要的新技术都能从外国进口，但凡是能进口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推广、提高，使我们能够在这些方面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同时还能够使我们集中主要科学技术力量去解决那些进口所不能解决的更重要的技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新中国成立初期，处在东西方冷战的国际大格局下，遭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封锁，不可能从它们那里获得先进技术。中国选择“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并得到他们的援助。“一五”计划时期开工建设的156项重点骨干工程，就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援助的成果。中国非常珍惜来自苏联的设备和技术援助，尽管所有的设备和技术都是通过贸易形式取得的，中国却一直称之为“国际主义的无私援助”，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科学技术。在苏联的援助下，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中国成功地实现了航空、核能、火箭、电子、自动化等现代科技的启动。但在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党之间就开始有了分歧，后来逐渐扩大到两国关系，最后中苏同盟破裂。1960年7月，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全部在华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使中国一些重大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中途停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工，一些正在试验的厂矿不能按期投产。受其影响，部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停止了对中国的成套设备和技术专利的供应。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把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来源地转向西方发达国家。其实，早在1953年中共中央就提出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并不排斥可以吸收资本主义国家中技术上某些好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并批评了“技术一边倒”的错误口号。50年代中期又提出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方针是“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因此，1960年7月，当聂荣臻向中共中央提出在苏联中止技术援助后的应对措施时，周恩来批示：“凡可购买的重要技术资料，应从西方国家千方百计地买到，买不到的，应另行设法搞到。”

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由于“大跃进”运动和严重自然灾害，60年代初期中国国民经济遭遇严重困难，尤其是农业和轻工业的生产大幅度下降，粮食等农产品严重短缺。据后来统计，1960年粮、棉的产量降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产量甚至比1949年还低。棉纱、布、食糖等主要轻工业品的产量则下降了28％至60％。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日用品，如布、肥皂等因为紧缺而凭票供应。加上苏联政府停止对中国的成套设备和技术专利供应造成的影响，使中国“大跃进”后本已严重困难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1960年七八月份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强调指出，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第一条。会议形成《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确定认真清理劳动力，充实农业第一线，首先是粮食生产战线的方针。1961年初，党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确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尽可能有计划按比例，大力加强农业和轻工业，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周恩来认为：“作为中国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还远远谈不上过关。农业过关总要使农业能够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有一定数量的化肥配合土肥来增产，基本上完成水利。”1962年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指出：“（日本）还准备卖给我们生产维尼纶的世界第一流的设备。而社会主义国家不卖给我们……要利用他们（日本）的技术。列宁也利用，斯大林也利用，利用德国的技术、美国的技术。我们现在要走这条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尖端不给我们嘛。”毛泽东肯定了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的路子，对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是很重要的。为此，第三个五年计划（1963－1967）期间，中国科学技术的主要任务有三个：“第一，解决农业和吃穿用的科学技术问题；第二，解决尖端科学技术过关问题；第三，加强科研储备，发展理论研究。”为尽快从经济困难中走出来，逐步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加强农业和轻工业，化肥、农机等支农工业和化纤、合成脂肪酸等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工业受到重视。这就需要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石油化工、成套化肥设备，以利于发展农业、轻工业。

60年代初期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开始改善。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部分西方国家追随美国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但西方国家并非铁板一块，为了自身利益，西欧国家和日本与美国的对华政策并不保持完全一致，尤其是对外贸易方面。1957年5月，英国宣布放宽对华贸易限制，随后参加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大部分西方国家纷纷效仿。1958年9月，美国宣布在战略物资的国际货单方面再作放宽，对中国的所谓“全面禁运”事实上陷于破产。60年代初，中法关系改善，后来毛泽东接见法国议员代表团时说：“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许反对共产主义。但是，还是可以合作。”“使两国间在商业上、文化上互相往来，希望你们把什么禁运战略物资也反掉。”“我说，总有一天会突破这个缺口。”随后，中国与西方一些国家的关系有所改善。另外，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很快，客观上需要开拓海外市场，扩大出口，为过剩的商品和资本寻找出路。而新中国的工业化处于快速发展时期，需要大量的先进技术设备，双方是互有需求的。同时，随着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经济力量的增强，在国际市场上信誉的提高，对华贸易问题已成为欧美一些国家资本家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些给中国引进西方国家成套技术设备提供了一定条件。以上这些背景因素综合起来，促使中国政府决定在60年代前期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成套技术设备。

二、成套技术设备的引进

从西方国家引进成套技术设备是一项新的、极其重要的任务，为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成立成套设备进口五人小组，由方毅（外办兼计委）、李强（外贸部）、张有萱（科委）、叶林（经委）、柴树藩（计委）组成，方毅为组长，柴树藩为副组长。五人小组的任务是在从西方国家进口成套设备的谈判和进口过程中，就各部门提出但外贸部和其他部门所不能解决的有关政策和工作问题提出意见，向总理和外贸三人小组作报告，并处理总理交办的其他工作。

为尽快解决人民吃饭穿衣问题，1962年6月25日，国务院财贸办、国家计委和化工部联合向李先念副总理、李富春副总理和周恩来总理报告，提出向资本主义国家购买生产维尼龙和合成氨先进成套设备。报告指出，日本生产维尼龙的方法比较先进，其原料消耗定额比朝鲜低得多，自动化程度高，占地面积小，也可能做到五年以上的延期付款，从发展中国合成纤维的需要和几年之后的外汇支出可能性考虑，可以购买日产30吨、50吨的各一套，作为样板厂，两套需用外汇6400万美元。同时，从意大利进口年产5万吨的合成氨厂，转口给阿尔巴尼亚。毛泽东、周恩来很快批准了这个报告。随后在1963年下半年到1964年，中国政府先后与日本、荷兰、英国、意大利、法国和联邦德国的厂商签订了15项成套设备进口合同，总金额达13127万美元，其中现汇交易3050万美元，延期付款金额为9126万美元。这15项成套设备是：（1）日本供应的五项：年产11000吨第一套维尼龙成套设备，年产18000吨第二套维尼龙成套设备，每小时产乙炔1100立方米的干式乙炔设备，气动与电动量仪工厂成套设备；（2）荷兰供应的年产16万吨的尿素工厂；（3）英国供应的三项：年产10万吨合成氨厂，年产5000吨的聚丙烯成套设备，年产28000吨的高压聚乙烯成套设备；（4）法国供应的二项：年产7500吨的丁醇、辛醇成套设备，磁带地震仪勘探设备；（5）意大利供应的三项：年产5万吨的合成氨厂（转口阿尔巴尼亚），年产5万吨合成氨所需要的重油气化装置，年处理10万吨原料油的铂重整联合装置；（6）联邦德国供应的年产36000吨乙烯、22000丙烯石油裂解及烃烯分离装置设备。

上述成套设备中，有10项是为了解决中国人民的吃、穿、用问题所需的，其余项目同发展中国机械、石油工业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体现出这次引进成套设备的重点。而且，这些设备和技术都是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在购买条件和价格上一般也比较合理，如：（1）在支付条件方面，有9项成套设备订货是延期付款，一般在签订合同后先预付合同总金额的10％，在交付设计和设备时再付15％，其余75％的货款在交货以后分五年付清。这对当时外汇紧缺的中国是一个优惠的条件。（2）合同规定的交货也比较集中，一般从第一批交货开始到交完，相隔只有半年时间，最多不过一年，而且卖方还承担在规定的期限内使工厂正常投入生产的义务。（3）合同中都明确卖方必须保证产品数量、质量和消耗定额三大指标，否则卖方应向买方支付一定比例的罚款。此外，大部分合同都规定中方有权派人到卖方工厂参加设备验收，这对中国摸清国外的技术是有好处的。

中苏关系恶化以后，中国更加注重发展国防尖端技术和与之配套的工业技术，以及国民经济中缺门短线的新技术。1963年，在《1956－1967年十二年远景规划》基础上修改编制的《1963－1972年十年科技发展规划》，一改50年代全面发展科学技术的做法，本着“有所赶、有所不赶”的原则，提出：“集中力量解决中国经济建设中急需的、重要的科学技术问题，在任务的安排上，着重打基础，抓两头。抓两头就是一头抓农业和有关解决吃穿用问题的科学技术，一头抓配合国防尖端的科学技术。打基础就是要迅速提高工业科学技术，尤其是基础工业的技术水平，要迅速提高基础科学中的许多有关学科的水平。”所以，这个时期中国引进技术设备的另一个重点是，突破国防尖端技术所需的精密仪器仪表和电子工业设备。1963年11月，国家计委、科委联合向中央提出从西方国家进口一批精密仪器仪表的报告。报告指出，1958年以来，中国仪器仪表工业开始有了发展，已经掌握的有800多种，但多属于中低级精度的产品，高精度的刚刚开始试制。据各方面提出的近几年需要的12大类通用仪器仪表，大约3500种至4000种。除了加速中国仪器仪表工业的发展速度外，还必须有计划地组织进口一批高级、精密仪器仪表。

上述报告提出，在1964年至1967年内从西方国家进口仪器仪表共需外汇10795万美元。因为高级精密仪器仪表不是年度订货可以订到的，必须有一个几年的较长期的安排和洽谈时间，为此，研究选择了一批大型的、精密的仪器仪表，约6000多台，约需3380万美元，先提出长期预订货方式，1963年开始洽购。其余仪器仪表则视外汇情况在年度进口计划中安排解决。这次要订购的6000多台仪器仪表，包括无线电测量仪器2100台、射线仪器250台、光学仪器1000台、机械量仪300多台、热工仪器450台、电工仪器仪表约350台、分析仪器350多台、气象仪器40台、计时仪器110多台、材料试验机250多台、实验室设备1100多台、电子计算机及外部设备36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很快批准了这个报告，开始洽谈和进口。

1963年9月，国家科委提出了引进冶金、机械、电子工业设备和新技术的66个项目，周恩来总理批准后，向国外派出考察组进行考察和相机询价，此后总理又陆续批准了7个项目。1964年，中央各部门先后提出170多个进口设备的项目，500多个购买技术资料的项目，国家计委结合工业、交通和对外贸易的长期规划，会同有关部委对这些项目进行综合研究，于9月对个别项目作了调整，最后提出：成套设备项目63项，单项设备项目50项和购买技术资料项目70项，共183项，作为1964年至1965年向国外询价和相机签订合同的项目，这些项目共需外汇3．3亿美元。

这批项目涉及领域，除了石油化工以外，扩大到轻工业、重工业、交通、农业各个行业，重点则逐渐转到冶金、精密机械、仪器仪表、电子工业等基础工业方面新技术的进口。进口的国家，除了日、荷、英、意、法、联邦德国之外，增加了瑞典、瑞士、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等，共十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批项目主要包括：在冶金工业方面，进口氧气顶吹转炉、大型炼钢电炉、特殊钢厂的关键设备、冷轧带钢、冷轧矽钢片、合金钢挤压机、大口径钢管扩管机、硅的冶炼及提纯、稀有金属的冶炼及加工、法国的电解铝、瑞典的铁矿开采和铜矿开采等先进的设备工艺，金额约1．1亿美元。在机械、仪器仪表工业方面，进口生产仪器仪表材料和元件、液压机械、精密测试仪器、精密轴承、重型汽车、大功率内燃机车和燃气轮发电机、真空设备、大型空气分离机等的设备和工艺，金额5100多万美元。在电子工业方面，进口制造硅、锗半导体器件，以及为制造远程雷达、导弹、飞机、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和控制设备所需的各种新型电子器材和元件的设备和工艺，金额约3000万美元。在石油工业方面，进口新型深井钻机、新型测井仪和地震仪，一种新型炼油方法（加氢异构裂解），制造一些新型油品的添加剂、溶剂、催化剂的设备和工艺，金额约3000万美元。在化学、轻工、纺织和非金属材料工业方面，进口生产尿素、高能燃料、化学纤维浆粕等的设备和工艺，以及一些轻工、纺织工业的样机和小型样板厂，金额约6000万美元。在国防工业方面，引进直升机金属机翼的设备和制造技术、制造导弹精密部件的防尘厂房、装甲车辆发动机的制造设备和工艺，以及胶质炸药原料的喷射法硝化甘油设备。

三、引进成套技术设备项目的落实

从1962年起，中国开始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成套设备和技术，项目落实情况总体上是好的。1962年10月，根据几次出国考察的技术代表团的报告和外贸部门同日本、意大利厂商接触的结果，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开始进口。1963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先后同日本、荷兰、英国、意大利、法国和联邦德国的厂商签订了15项成套设备进口合同，总金额为1．3127亿多美元，其中现汇交易3050万美元，延期付款金额为9126万美元，支付利息946万美元。这15项成套设备包括用石油和天然气制造合成氨，用石油裂解、分离取得乙烯和丙烯（这两种气体是有机合成工业的主要原料），从石油提取苯、甲苯、二甲苯（这三种液体是许多有机化学品和梯恩梯炸药的原料），制造新品种的化学肥料，如尿素，制造新品种的塑料和合成纤维，如聚乙烯、聚丙烯、聚丙烯腈、维尼龙等的成套设备和专利技术。这15项成套设备是当时世界上在石油化学工业方面主要的新技术成就，有助于加速中国石油化学工业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的发展，以利于逐步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按照合同规定，上述已经订妥的15项成套设备于1964年至1966年交齐，1965年至1967年底陆续建成和投入生产。

1964年还洽谈了12个成套设备项目，即丙烯腈设备，聚丙烯腈纤维厂，硝酸磷肥设备，五千米深井钻机，第一套顶吹氧气转炉，大型电炉，铜矿井下采矿设备，电解铝厂，锗半导体器件厂，精密线绕电阻及电位器制造设备，实心电阻、实心电位器制造设备和加气混凝土设备。这12个项目在1964年底或1965年初签订合同，成功引进。

1965年从西方国家引进、签订合同的成套设备项目有50项，即一、二、三甲胺设备，第二套全循环法尿素设备，钢丝轮胎设备，氰化钠设备，电热法磷酸设备，预水解硫酸盐法制人造纤维浆粕设备（技术资料和关键设备），棉纺厂，加氢异构裂解联合装置，羰基合成装置，聚异丁烯装置，微球型硅酸铝催化剂制造装置，新型矿场地球物理测井仪，特殊钢厂（技术资料和关键设备），大口径无缝钢管扩管车间，合金钢挤压机成套设备，1200毫米20辊冷轧带钢机成套设备，硅半导体材料厂，光栅刻划专利及设备，宝石加工厂，玻璃电极厂，弹性元件制造厂，金属膜应变仪电阻片厂，滤光片厂，微型电机厂，聚酯薄膜连续化生产工厂，热弹性胶的制造和应用技术专利及设备，精密金属材料厂，精密轴承生产线，机床数字程序控制技术和设备，车轮生产线设备，高级磨料和磨具制造技术专利和关键设备，重型汽车技术资料及关键设备，液压元件制造厂，分配式高压油泵厂，拖拉机液压升降装置技术资料和部分精密量具，高速柴油机制造技术和关键设备，大功率内燃机液力传动装置制造技术和关键设备，大型电子计算机，大功率多腔速调管制造技术和设备，金属陶瓷管制造技术和成套设备，光电管及光电池厂，硅半导体器件厂，大功率燃气轮机发电机组，玻璃布表面处理成套设备，玻璃棉制品成套设备，石棉选矿设备，聚酯树脂车间，连续磨光玻璃成套设备，第二套顶吹氧气转炉，合成纤维设备。

从1963年6月中国同日本签订第一个进口维尼纶成套设备合同开始，打开了西方国家从技术上封锁中国的缺口。在随后的几年中，中国从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瑞典、意大利、瑞士、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等9个国家引进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和精密机械等国民经济建设急需的成套设备和技术，共84项。④受资料限制和篇幅限制，这84项中的部分项目基本情况列表如下：

四、成套技术设备引进的重要意义

60年代初期的成套技术设备和新技术引进工作，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具有重要意义。

1．通过大规模成套设备的引进，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认识

通过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和专利，学习和吸取发达国家许多有益的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生产经验，填补了中国科技空白，缩短了科研周期，增强了工业设计能力，完善了生产工艺等。为密切配合原子弹、氢弹和导弹的研究和试验，研制了品种众多、规格特殊、技术条件严格的新型材料、仪器仪表、精密机械和大型设备等，如电子计算机、电子显微镜、高速照相机、氨分子钟、30万千瓦双水内冷发电机等，设计建造了像攀枝花钢铁基地、第二汽车制造厂、成昆铁路、大型水电站和火电站、重型机械厂等成套设备。在一些重大的高科技领域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取得令世界叹为观止的重大成就，而且带动核电、航空、航天等相关领域科学技术的跳跃式发展。同时，也学习和吸收国外某些先进的理论、观念及普遍适用的法规和科学管理方法，对中国科技政策的制订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通过成套技术设备和专利的引进，也促进了中国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认识。马克思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引进成套技术设备提高了生产率，解决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不少难题，加深了我们对这一论断的认识。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时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1964年5月，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当汇报到国家技术政策时，他说：“技术政策很要紧。”当汇报到要逐年减少粮食进口，增加新技术进口时，他说：“很好，必须从明年起就这样做。”周恩来也指出，科学技术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1963年1月，他在上海科技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此后十几年，他反复强调和阐述这一思想，并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不懈努力。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样混乱的岁月，他仍极为关注科学技术的建设，并竭尽全力利用一切机会保护科技工作少受干扰，保护一大批科技英才，从而使中国的一些尖端科技（如氢弹、卫星的研制）非但没有中断，而且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为改革开放后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积累了经验，提供了理论先导。

2．成套设备和新技术引进，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

60年代初期，中国刚刚经历“大跃进”，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其中最大问题是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这次引进的成套设备和技术，相当多的项目是用于解决吃、穿问题的生产化肥、化纤和烷基苯项目，重点十分突出。成套合成氨和尿素项目，建成投产后，促进农业发展是不言而喻的。农业科学资料表明，施用1公斤尿素，至少可增产稻谷4公斤，增产效果非常显著。在穿的方面，化纤项目全部投产，大量的涤纶、腈纶等合成纤维纺织品和塑料制品对解决中国的服装、鞋帽供应问题，也有重要作用。通过引进这些设备和技术，使中国的化学工业技术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有了一个大的发展，石油工业在勘探技术和油品品种方面赶上世界水平，同时在冶金工业、机械工业，特别是仪器仪表工业、电子工业方面解决了一批中国长期摸索、或者曾向苏联提出而未得到解决的问题，填补了中国工业生产的空白，壮大了工业生产的实力。如1965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进口氧气顶吹转炉，大大提高了中国钢铁工业的现代化水平。而且，引进尖端技术及重点国防工程配套用仪器2100台，对中国在60年代成功爆炸原子弹、氢弹和70年卫星上天，无疑有重要作用。

3．通过大规模成套设备的引进，培养了技术、管理和外事人才，积累了经验，为70年代初期的大规模成套设备引进和以后的对外开放创造了一定条件

通过50年代第一次大规模成套设备的引进，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专家和管理干部，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主要表现在技术和企业管理上。尽管苏联、东欧国家把当时自己比较好的技术给了我们，但这些技术大多是40年代的。而通过60年代初期成套设备和技术专利的引进，我们真正从西方发达国家学到了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技术、管理知识，积累了同西方发达国家打交道的经验，特别是怎样引进软件、怎样开展更高层次的合作等，都有益于70年代初期的大规模成套设备引进乃至后来的对外开放。后来大规模技术设备引进的很多骨干人才，不少是参与60年代初期大规模成套设备引进的人员，如这次引进成套设备和专利技术五人小组组长方毅、副组长柴树藩，成为70年代初期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的重要成员，参与重大成套设备引进的谈判。

4．这次成套设备和技术专利引进，为70年代初期中国与西方国家建交奠定了一定基础

新中国成立时，处在东西方冷战的国际环境下，受美国敌视新中国的影响，西方国家封锁中国，大多数没有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时新中国对外贸易政策是：“在对各国进行贸易时，都必须密切配合我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中，必须紧密配合对外政治斗争。”通过60年代初期引进成套设备和技术，新中国与这些西方国家有了更多经济贸易往来，推动了中国与这些国家政府之间的联系，为70年代初期建立外交关系奠定了一定基础。例如，随着中日民间经贸关系的发展，1962年9月，周恩来会见日本友人松村谦三一行，双方确认以积累渐进方式实现两国政治关系正常化。1964年4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主席南汉宸在访问日本期间，对积累方式的存在目标作了明确解释：“积累方式的目标就是恢复邦交。”1964年7月和1965年1月，中日双方分别在东京和北京设立了半官方性质的“廖承志办事处”和“高崎办事处”。正是有了经贸关系的积累，到70年代初期，随着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综上所述，60年代前期，面对严重经济困难和苏联中断对中国的援助，中共中央做出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决策。这是新中国尝试突破意识形态束缚，第一次面向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加快了中国工业化建设、科技发展、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在引进和落实这些成套技术设备的过程中，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培养自己的科技人才。另外，在引进过程中，做了大量的调查、勘查勘测、综合配套、反复比较等研究工作，最后选择最佳落实方案，为项目的投产奠定了基础。利用这些引进设备，加上国内生产设备改造，中国兴建了一批大型工业项目。虽然引进和建设过程中难免有一些缺点，但这批项目相继建成投产，推进了中国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次大规模成套设备引进起到了承前启后、率先开拓的作用，使中国较早地从苏联、东欧国家转向西方发达国家，为后来的成套技术设备引进，乃至对外开放积累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