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火前长沙城俯瞰（20世纪初的长沙）

被大火焚毁的东牌楼

张治中

酆悌

天心阁，长沙最著名的古城标志。这座城市之古，在于自春秋以降，两千多年其城址未变。可惜，两千多年积累的古城遗存、地面文物，在78年前的大火中付之一炬。

现在的天心阁复建于1984年。每年的11月12日，当年火起的日子，天心阁都会敲响钟声，幽远厚重，像是在诉说那段往事。

1938年，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国民政府决定实施“焦土抗战”，制定了焚烧长沙的计划。11月12日深夜——更确切地说是11月13日凌晨两点，计划还处于准备阶段，古老的长沙城却突然陷入一片火海，大火燃烧了五天，最终导致长沙90%以上的房屋被焚毁，仅国民政府公开承认的死难者就达3000余人。由于12日在当时的电报代码中称为“文日”，大火又发生在夜间，史称“文夕大火”。

因为文夕大火，长沙这座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城与斯大林格勒、广岛、长崎一起，成为了二战中被毁最严重的四个城市之一。只不过，斯大林格勒是被德国军队所毁，广岛和长崎是被美国的原子弹毁坏，而长沙却是被国民党军队自己烧毁的。

大火过后，官方文告宣称起火原因是军警“误信流言”，市民激于民族义愤“自焚其屋”，长沙市警备司令酆悌等三人被问责枪毙。民间流传的一副对联却将矛头暗指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而张治中则回忆称12日当天曾接到蒋介石的焚城密电……

离奇大火究竟因何而起？众多当事人的回忆虽不乏历史细节，然而，言人人殊，直到今天，这个疑案依然没有确切答案。

“焦土抗战”

1938年，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的第二个年头。这一年的11月7日至9日，在长沙小吴门外的容园，蒋介石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几乎都是当时国民政府军委会的首脑人物，包括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参谋总长何应钦、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等。此外，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长沙市市长席楚霖、长沙市警备司令酆悌也参加了会议。

冯玉祥后来回忆这次会议时，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会议从开始到结束，几乎都是蒋介石一个人说话。他问张治中：“敌人来了，你们长沙怎么办？”张还没来得及回答，蒋即说：“还有什么可思索的，都用火烧掉了！我们不能住，也不能让敌人来住。”说完蒋又强调：“不论粮食、器材，凡不能带走的东西都用火烧掉，这是大家不可忘了的事。”一番话说完，在座者无人敢插口。

长沙，这座历经2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自此与“焦土抗战”的政策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所谓“焦土抗战”，顾名思义，即放火烧掉任何可资敌用的财物、设备和房屋，达到以空间换时间的目的。理论上讲，这是一种牺牲局部、保全大局的壮士断腕式的悲壮手段。抗战期间，最早提出“焦土抗战”的李宗仁也是国民党主战派将领。1933年，面对日寇的大举侵略，他发表了《焦土抗战论》一文，随后又陆续发表一系列文章，明确提出“要举国一致痛下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作殊死之抗战。”

显然，李宗仁主张的“焦土抗战”暗含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抗战决心。然而，蒋介石在长沙军事会议上要求的“焦土抗战”，却在几天后意外地演变成了“贼未临城先自焚”的荒唐惨剧。

此前的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武汉展开了四个多月的大规模会战，双方出动兵力150万人，舰艇160余艘，飞机600余架。武汉沦陷前，蒋介石曾命令陈诚焚城，实行“焦土抗战”，结果陈诚执行不力，蒋还为此在后来的长沙军事会议上大发脾气。

10月25日，武汉被日军占领，长沙的北面又少了一层屏障。而在长沙南面，就在武汉会战结束的四天前，华南的日军也从大亚湾登陆，侵占了广州。此时，沿着粤汉铁路这条交通大动脉，日军从广州和武汉南北夹击。一旦长沙失守，粤汉铁路被打通，中国西南大后方与东南沿海的联络将彻底被切断。是坚守，还是放弃？长沙的命运举国关注。

11月7日，已在南岳建立全国抗战总指挥部的蒋介石亲赴长沙，蒋的姿态让长沙市市长席楚霖一度对时局充满了希望。可是，在长沙军事会议上，蒋先批评陈诚没有按照“焦土抗战”的方针烧掉武汉，是“既不从令，又不受命”的蠢人，接着长篇大论援引1812年俄国主帅库图佐夫火烧莫斯科大败拿破仑的战例，借以论证长沙应效仿此例。事后，席楚霖不由感叹：原来蒋介石此行并不是布置如何保卫长沙，抗拒日寇，而是面谕张治中火焚长沙……

高层军事会议的内容，对普通老百姓自然是高度保密的。只是出于对战争的本能恐惧，市民逃离长沙者早已有之，或去郊区，或去云贵川等大后方。11月1日，省市政府开始动员市民疏散，并决定将省政府迁沅陵，市政府迁邵阳，市内只留下省主席张治中及必要的军警等人员。

曾经一片繁荣的长沙城，就像席楚霖描绘的那样，变成了一只在狂风巨浪中颠簸着的破船。

就在一年多前，由于上海、南京、武汉等沿海沿江城市的战事，工厂、机关、学校、医院等纷纷内迁长沙，长沙甚至比和平时期更加繁荣，30多万人口一度激增至50多万。

随着广州、武汉相继陷落，长沙短暂的战前繁荣消失了。无论是机关人员，还是普通百姓，都纷纷涌向火车站、渡口。可是，火车站内外人山人海，火车车厢内塞满了旅客，车头车顶到处都有人攀着，仍有人死命往车上爬；湘江渡口处，控制全市大部分渡河工具的划业工会理事长任绍梅为图私利，竟暗中与保安团合作，勒索高额过河费，大发横财；逃难的普通百姓只能肩挑步行，不分昼夜地奔走在长沙至湘潭的公路上。

到了11月12日，混乱和恐慌笼罩下的长沙城，只剩下3万多人。这3万多人中除了前线撤下来的伤兵病号，大多数都是受雇于人留在长沙为他人看守财产者。乱世之中，但凡能逃难的都走了，这些看守者多半是无牵无挂的孤寡老人，且被认为是最忠实可靠的人。可怜这些看守者根本没有想到，一次始料未及的灭顶之灾很快就要来临，而带来这灭顶之灾的，不是日军，而是国民党当局正在计划的一场全城大火。

纵火计划

11月10日晚，也就是长沙军事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张治中召开了一次紧急的省政府秘密会议。

据席楚霖在《长沙文夕大火前后》一文中的叙述，张治中首先讲话，大意是日寇进逼长沙，难于坚守，但长沙决不能资敌，准备将全城焚毁，一点物资都不留给敌人。席楚霖记得，张治中讲话的语气“很坚决，好像不是开会征求大家的意见，而是传达命令”。他印象深刻的是，省保安处处长徐权在会上提出了放火的办法：“先放警报，使老百姓逃避后再用燃烧弹放火，这样就好像是日本鬼子烧的。”徐权讲完后，屋子里一阵沉默，有人委婉表示烧长沙值得考虑，张顿时怒容满面，只说“放不放火是军事机关的事，我们管不着”，似乎是暗示放火一事是受了委员长蒋介石的指示。最后，会议通过了“必要时焚毁长沙市”的议案。

何时才是“必要时”，会上没有明说，参会人员也无法预测，但在蒋介石的一条密电传来之后，长沙的焚城准备工作开始付诸实际。

湖南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史学家梁小进从1992年开始访问“文夕大火”的相关当事人，搜集研读大火相关史料，他告诉记者，这条关键的密电至今无人看见过，台湾方面对此也讳莫如深，但在张治中、张治中胞弟张文心以及时任长沙市警备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许权等人的回忆中，都提到了这条密电。

11月12日上午9点，张治中正在集合军管区兵役干部训练班学员点名训话，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林蔚的电话到了：“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旋即张又接到蒋介石从南岳拍来的电报，电文说：“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

梁小进认为，密电只是要求妥密准备放火事宜，尚未下达放火命令，但在当时蒋介石一再重申的焦土政策下，长沙实际上已经注定是一座弃城，火烧长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几个小时之后，张治中就召集了长沙市警备司令酆悌和省保安处处长徐权讨论纵火事宜。张治中将起草纵火计划的任务分给了警备司令部，省保安处则负责筹备器材和纵火燃料。

起草纵火计划的具体负责人是警备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许权。上世纪90年代末，梁小进辗转找到了许权并与其多次通信。在许权的来信中，当时拟定的纵火计划被还原了出来，计划共十三条，全称为《破坏长沙计划大纲》，其中关于纵火有这样三条关键的内容：

第三条，警备第一团和社训总队务于11月13日凌晨两点以前，以连为单位，进入准备位置。

第五条，起火命令必须是以湖南省主席之命令为依据，由湖南省会警备司令部发布书面命令，方算为起火命令。

第六条，起火信号——首先，听警报，其次，看天心阁上火炬。听到，看到，方准起火。

除此之外，计划还明确规定了引火材料的发放和控制，以及起火的秩序、人员行动的纪律等，比如加强保密，不准封锁渡口、管制船只，严禁趁火打劫等。

纸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份细致周到的计划。但当酆悌和许权带着纵火计划找到省保安处处长徐权时，徐提笔就将计划原定的放火部队“警备第一团和社训总队”改为“警备第二团”，随后又将“以连为单位”改为“以班为单位”。酆悌提出以班为单位恐怕不好控制，徐权却只答了一句：“不在郊外，在市区嘛。”

这样的改动看似无关大局，但在后来的研究者梁小进看来，将原本驻扎在郊区的警备二团临时调进城里执行任务，一则浪费时间，二则易生混乱，再加上以班为单位发放汽油等材料，实际上已经将危险因子变得更难控制。

晚上7点半，修改后的《破坏长沙计划大纲》送到了张治中办公室。张治中很快批准了计划，并在上面批示13个字：“限明晨四点准备完毕，我来检阅。”根据安排，酆悌担任纵火行动的总指挥，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为正指挥，许权和社训总队队长王伟能为副指挥。

许权记得，张治中交待完任务后特意嘱咐：“谨慎从事，不许失败。”酆悌回到警备司令部向徐昆、王伟能二人传达检阅指示时也强调，现在是准备阶段，不是正式行动。布置完任务，酆悌便去睡觉了，其他人则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起来。这时大约是晚上8点，距离张治中要求的凌晨4点的检阅，仅仅剩下8个小时。就在这短短几个小时内，一场本应处于准备阶段的大火，突如其来地烧了起来。

夜半火起

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的诞辰纪念日，一片惶恐中的长沙还是举行了一次火炬游行来庆祝。晚上10点多，活动结束时，汽油和干柴已经发放到100多个放火小分队手中；12点，放火队员们已进入指定位置，他们在等待张治中来检阅。

13日凌晨两点，距离检阅还有两个小时，突然，南门方向起火了！

此时，忙着准备接受检阅的许权尚未就寝，他登上平台一看，第一判断是意外，想到南门附近由徐昆所率的警备第二团负责，当即打电话找徐昆，徐昆却不在团部。

许权的第二个电话打给了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请他派消防队救火。如果消防队来得及时，这一处意外起火应该不至于打乱整个计划。可让许权意外的是，长沙城内的警察和消防队此时竟已经撤走了。

原来，早在几天前，文重孚就忧心忡忡，他忧虑的倒不是中日战局的恶化，而是长沙警察的大批逃亡。据时任湖南省会警察局机要秘书吴世佶回忆，12日下午5点多，他和文重孚一起吃晚饭时，文着急地说，“值勤警察逃亡后，就加派一班人去值勤，结果加派的人也跑了，再派一班人去追，连追的人也跑了，约计已陆续逃跑了好几百人。”

晚饭后，文重孚让吴世佶到各分局跑一跑，摸摸情况。吴世佶出门打听，带回的消息更令人忐忑，一位分局长告诉他今晚有撤退的可能。紧接着，他又发现，行人稀少的马路上，一个个佩戴有蓝色“警备”袖徽的士兵，正提着一桶桶汽油，往商店门铺上淋……消息传回警察局，文重孚慌了，连日来，纵火的传言时有耳闻，莫非今晚真的要放火？为了尽早得到消息，吴世佶和警察局的几位科长、秘书都聚在文重孚的会客室里，文重孚则不时与外界保持电话联络。

午夜后，文重孚打电话给酆悌，电话却总是占线，好不容易打通，警备司令部总机却答复司令不在。“不在”的真正含义，是指酆悌正在睡觉，但听在提心吊胆的文重孚耳中，却理解成了酆悌已经从长沙撤走。文重孚又硬着头皮联系张治中，结果对方偏偏无人接听。文当时并不知道，这天夜里张治中恰好搬家到了唐生智公馆。他只觉得心惊肉跳，再也按捺不住，当即决定上街查看，这一看又吓了一跳，除了南门的火光，街上还有多处着火点。

一场震惊中外的大火就这样在警察局长文重孚眼前开始了。此时，如果这位局长尚未忘记自己的职责，还保有一丝查清事实的冷静，那夜的大火至少不会如此惨烈。然而，历史无法假设，文重孚的选择不是弄清真相，也不是救火，他竟然命令警钟楼鸣钟，号令各分局警员撤退，而他本人，也像他的众多下属一样，临阵脱逃，连夜撤去了湘潭。

找不到警察和消防队的许权这时也发现，仅南门附近已有三处起火。这位纵火计划的副指挥登时一头雾水：若说是纯粹的意外，太过巧合；若是纵火计划变成了正式行动，他却完全不知情，并且起火显然与计划中的四重规定不符。按照计划，省主席发布命令，警备司令部发布书面命令，警报器发出有节奏的叫声，天心阁上有火炬，四个条件同时满足，行动方可开始。现在没有听到或看到信号，火已经燃起，怎么办？

许权又分别打了张治中和酆悌的电话，张治中的回答是“我并未下过命令”。而酆悌仍在睡梦中，许权只听到电话里传来占线的声音。

如此折腾下来，墙上的钟表指针慢慢爬到了3点的位置，许权着急地赶去酆悌住处。而在窗外，整个长沙城已经到处起火，显然，放火队员们都把南门的火光当作了信号，开始跟着放火，几百个火头几乎同时蹿向空中，无法控制的火势迅速蔓延……

这一夜的长沙古城，变成了许多老一代长沙人永远的噩梦。

千年缔造，毁于一炬

梁小进的父亲梁赐龙这年15岁，大火发生前几天，他跟随母亲转移到了距离长沙20多公里的乡下，得以幸免于难。几十年后，他向梁小进讲述文夕大火，依然心有余悸，他说，大火发生那天，自己好奇地爬上乡下的山头，远远地就望见长沙上空一片火光，浓烟滚滚，过了一会儿，竟有大火烧过的碎纸片飘了20多公里过来，一伸手就能捉住。

大火之夜，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和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也在长沙，他们住在寿星街2号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凌晨火起时，负责两人安全保卫工作的警卫员邱南章先被爆炸声和人们的哭叫声惊醒。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是穿着衣服睡的，睁眼一看窗外火光冲天，马上起来叫醒周恩来和叶剑英，拉着他们就往外跑。下楼跑到门口时，火已经烧上来了，冲出大火后才发现，大家的“眉毛都烧掉了，头发都烧焦了”。

第二天，周恩来在写给妻子邓颖超的信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昨夜长沙火起，全城一炬，仓促出火城，衣被尽失，步行二十余里，始遇卡车转来湘潭。”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幸运地躲过这一劫。

目睹大火现场的席楚霖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大火发生时，市民从梦中惊醒，面对熊熊烈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老少妇孺的哭喊声和火烧房屋发出的爆炸声汇成一片，构成一幅极端悲惨的景象。”

长沙市政协文史办根据文史资料、各方来稿和座谈访问所整理的《“文夕大火”受灾情况记略》一文中，提到一位60多岁的向老太太，她住在长沙喻家巷老三号，大火那晚，被逼无奈，老人爬进一口冷水缸里躲避，结果熊熊烈火把水缸里的冷水煮得沸腾。大火结束后，人们从废墟中找到她时，老人竟已被活活煮死了。

1938年10月周恩来、叶剑英在长沙。

大火前的天心阁西轩门。

被大火烧毁的长沙明德中学乐诚堂。

从湘江对岸看，长沙城烈焰腾天。

还有一个位于药王街的伤兵收容所，夜半火起时，10多名伤兵还在睡梦中，醒来后无处逃生，只好钻进一口废井避难。结果一堵高墙在烈火焚烧中轰然倒下，砸在枯井上，枯井顿时成了伤兵们的集体坟墓。

最让人痛心的是，大火之前，伤兵管理处曾接到尽快疏散伤兵的命令，原本预备有大批车辆供运伤兵之用，谁料伤兵管理处运输大队队长沈绍三丧心病狂，竟将这些车辆挪作他用，谋取私利。可怜刚从战争前线撤下的伤兵们，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弹之下，却稀里糊涂地殒命于大火之中。

那些拼命冲出火窟、跑到湘江渡口的人们，遭遇凄惨的也不在少数。11月，湘江已经进入枯水期，即便如此，宽阔的江面也有几百米，人们必须借助小船渡河。可是，人多船少，有人被拥挤的人群挤到了江里，有人因小船超载而沉入江心。天亮时，人们看到的便是一具具顺江漂流的尸体。

长沙大火中究竟有多少无辜的冤魂葬身火海，又有多少人命丧湘江？梁小进的回答是，至今都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数字。他解释说：“由于战争年代的混乱局面，加上从沦陷区逃难的外地民众和从前线撤退下来的伤病员，人口流动性太大，此外大火中很多人被焚烧彻底，尸体根本无处寻找。”如今，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大火过后十几天，湖南省政府行署宣导处发布的一条消息，公开承认死于火灾者为3000余人。

死者已矣，生者何堪。除了直接死于火灾的人们，整家整户因火灾而倾家荡产、流离失所的，至少还有30余万民众。大火过后，一些幸运地逃出火窟的老百姓陆续回到长沙，满眼都是焦土瓦砾、断壁残垣，白天，脚下踩的麻石路面还烫得无法落脚，入夜，全城无电，一片漆黑，仿佛一座死城。

新中国建立初期，长沙市的房地、税务两部门曾对文夕大火中被毁的房屋进行过调查评估。结果显示，文夕大火时，全市有1100多条街巷，被烧得片瓦不留的有690多条，幸存房屋不到5栋的有330多条。综合统计，全市几乎90%的街道都在这场大火中严重受损，烧毁房屋约计56000余栋。

这样的结果对于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名城长沙而言，几乎是毁灭性的。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先枢介绍说，大火之前，长沙还保存了大批明清以来的著名建筑，包括明朝吉王府牌楼以及清中期后曾国藩、左宗棠等湘军将帅的府邸等，但都随着大火化为了灰烬。

人们熟悉的天心阁，也在这次大火中毁于一旦，徒留阁楼下的一段明城墙承受着历史的沧桑。令人唏嘘的是，此后到长沙的外地游客中常有人疑惑，古城长沙却看不到太多古建筑，殊不知，千年缔造的长沙城，已然毁于文夕一炬。

三颗人头

面对焚毁殆尽的长沙，国民党最初的评述却是正面的。11月14日，大火还在肆虐，国民党中央社就发表了题为《坚壁清野，长沙已成废墟》的短评，文章评述道：“依据既定计划，诱敌深入，而成为敌军进犯目标之长沙，则不得不为坚壁清野之计，使敌纵能深入亦无所得，于是当局自13日凌晨3时起，即自动毁城……此次大火，长沙将无一草一木可以资敌。”

讽刺的是，当长沙“无一草一木可以资敌”时，百余公里之外的前线却安稳如故，日军根本没有任何向长沙进攻的动静，舆论顿时一片哗然。辛亥革命元老仇鳌、前湖南省主席何键等500多名湘籍名人，纷纷要求国民政府彻查大火真相、严惩祸首、救济灾民。汪精卫则趁机兜售他“再战必亡”的无耻论调，在《中央日报》发表讲话，说什么“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不知论过多少次了，到了广州丢了、长沙烧了，我的意见更加坚决。”

许多年后，梁小进在日本防卫厅公开披露的史料中发现，1938年11月10日，当时日军主力第十一军曾发布一系列命令，“决定中止在岳州（今岳阳）、通城一线附近的追击”，“转向警备态势”……

“这意味着，日军当时已经决定暂时停止向长沙的进攻。”梁小进感慨，长沙大火不仅没有起到阻敌困敌的作用，反而使广大人民陷入了深重的灾难。

11月13日，大火发生当天，正在广东韶关的蒋介石就得知了消息。16日夜间，蒋抵达长沙。第二天，在张治中等人的陪同下，蒋到市区视察灾情，沿途所经，满目疮痍。等他登上全城最高处的天心阁，举目眺望，顿觉“精神上之打击，十百倍于战败之痛苦”。

这几天来，来自全国的舆论压力，也让蒋介石不得不尽快找到承担责任者。回到寓所，他立即叫人将酆悌、文重孚、徐昆3人抓了起来，收押在他所居住的容园，组织军法会审。

11月18日上午7点，审讯开始，当时担任审判官的张耀辰记录下了审讯的经过。在审讯中，徐昆、文重孚两人一口咬定，一切行动都是执行警备司令部的命令。而酆悌则供称，不能否认这次大火的起因是由于他“疏忽失慎”发生的，“违犯了机宜”，是一个不可赦免的罪行。结果，审讯很快以纵火罪判定酆悌为首犯，判处有期徒刑20年，文重孚、徐昆系从犯，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0年、5年。

酆悌怎么供认得如此爽快？梁小进告诉记者，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酆悌脾气暴躁，刚愎用事，据说他平时睡觉时无论发生怎样重要的事情，下属谁都不敢叫醒他。这次大火发生在凌晨2点，当时酆悌如能及时制止，或许不致成灾，但那时酆悌正在沉睡，左右和家人慑于他平时的粗暴，谁也不敢惊动，直到他本人惊醒后，欲派人制止已不可能。梁小进认为，酆悌自知有罪，不敢抵赖。

还有一种说法，是说张治中与酆悌私下达成一致，让酆悌“背黑锅”，张则从中缓颊，保住酆悌的性命。此说不知真假，但据张耀辰回忆，张治中确实曾提出，能否将文重孚重判，将酆悌的刑期减至10年以下。不过，由于陈诚对长沙大火不满，与张治中意见相左，主张严惩，审判官不敢自作主张，便将判决书呈送蒋介石。谁料，蒋介石当即用红色铅笔批示：

酆悌身负长沙警备全责，疏忽怠惰，玩忽职守，殃及民众，着即枪毙。

文重孚身为警察局长，擅离职守，率警逃遁，着即枪毙。

徐昆玩忽职守，殃及民众，着即枪毙。

三人的判决全都加重，且将“纵火罪”改为“辱职”，张耀辰连夜与其他法官重拟了“辱职殃民各处死刑”的判决书。11月20日一大早，酆、文、徐三人便被执行了枪决。

在长沙城里刻下永久伤痕的大火案，就这样在几天之内，以三颗人头的落地匆匆结束了审理。与此同时，张治中因“用人失察、防范疏忽”被予以革职留任的处分；徐权以“惊慌失措、摇动人心”被革职查办。不过，大火过后，徐权很快下落不明，查办也就成了一纸空文；许权被判无期徒刑，后被减刑；席楚霖作为行政长官也被革职留任。然而，这一连串的查处结果依然没有彻底揭开火灾的真相。

“整个团体的错误”

酆、文、徐三人伏法后，长沙城里有一副对联传诵甚广，上联“治绩奚存，两大方案一把火”，下联“中心何忍，三颗人头万古冤”，横批“张皇失措”。取横批和上下联的首字，恰是“张治中”三字。“两大方案”，即张治中治湘所制定的《湖南省政府施政纲要》和《湖南省组训民众改进政治加强抗日自卫力量方案》，“一把火”当然是指文夕大火，“三颗人头”即指酆悌、文重孚、徐昆三人之死。显然，对联对官方的审判不甚满意，认为张治中甚至更高的领导人应该为大火负责，而酆、文、徐三人则被认为是代人受过，死得冤枉。

事实上，仅就酆、文、徐三人在大火之夜的表现，实在算不上死得冤枉。梁小进认为，关于这副对联，值得讨论的大概只有张治中在大火中的责任。

文夕大火，在全城范围内整整燃烧了三天三夜，接下来两天，城内还有不少余火，一直到17日，大火才彻底熄灭。这样一场燃烧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的大火，显然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大火之前，张治中、酆悌等也的确正在筹备纵火。令人不解的是，南门附近的第一把火，究竟是何人所放，以至于尚在计划中的纵火筹备演变成了一场惊世大火？

大火发生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军委会政治部联合发布的《关于长沙大火经过真相之说明》中，是这样解释起火原因的：

（一）由于地方军事负责人误信流言，事前准备不周，临时躁急慌张所致；

（二）由于曾从事破坏准备之人员及人民（自卫团员丁森等）……激于民族义愤，以为敌寇将至，乃即自焚其屋。

后来的各种官方文告，对于文夕大火的说明几乎与上述说法如出一辙。然而，梁小进、陈先枢查遍史料，都找不到这位“自焚其屋”的丁森的任何线索，他们不得不怀疑，这只是当局为平息民愤而杜撰出来的一个人物。

至于“误信流言”，倒是与民间流传最广的说法有吻合之处。据说，12日深夜，日寇到了距离长沙120公里的新墙河，却被误听成距离长沙5公里的新河。新墙河，是位于岳阳的一条河流，新河，则是长沙附近的一片水域和陆地的地名。一字之差的误听，导致放火队员点燃了南门附近的第一把火。不过，是谁误听了地名，谁放了第一把火，又是众说纷纭，至少有四五个版本。

梁小进为此查阅了众多回忆录，结果却发现，12日晚上12点之前，也就是南门起火前的两个小时，“敌人已到新河”的谣传已经在负责放火的警备二团中传播开了。他认为：“这个谣传加剧了放火队员们的恐慌是无疑的，但没有证据表明有人因谣传而直接放火或下令放火。”

由此可见，官方文告中的两个原因都经不起推敲。那么，有没有可能是事发突然，纵火计划的主要负责人临时下了放火命令？

跟长沙流传的那副对联一样，大火发生时身在长沙的陈诚也将张治中视为罪魁祸首，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张治中心里先就慌了。后来又听错敌抵新墙河之情报为敌抵新河……一方面他自己赶紧登上汽车，落荒逃走，一方面就打电话告诉酆悌照预定计划行事。酆氏不该单凭电话就转知徐（昆）、文（重孚）二人干起来……”

但是，据当时的调查结论和现在已经披露的资料，并没有发现张治中当晚下令放火的记载和证据。张治中在大火过后写下的《长沙市火变一日记》一文，记述了他从11月12日上午9点到13日凌晨4点的日程活动。根据该文记载，将近凌晨2点，毫不知情的张治中就寝，刚入睡，副官来敲门报告，说城内很多响声，已经起火。张治中披衣起床，看到已有三四处火起。再过不久，约凌晨3点，火势更大，电话已经打不通。大约4点，酆悌来报告：“各处起火，电话已断，文（重孚）局长找不着。究竟放火者何人？……”

从张治中所写的这篇文章来看，他一直都在长沙，没有“落荒逃走”，且他与酆悌都没有下令放火，也搞不清楚起火的原因。这与陈诚回忆录的说法是矛盾的，但与许权的回忆却是一致的——张治中曾在电话中回答许权说“并未下过命令”；大火之夜酆悌被许权找到时刚从梦中惊醒，此前应该不会在睡梦中接听张治中的电话，或者自己下令放火。

“不过，长沙大火是在张治中主政湖南时发生的，张治中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这是肯定的。”梁小进补充说。此外，从许权、吴世佶的回忆可知，文重孚并不在纵火计划的指挥圈内，计划中的纵火者也没有包括警察局。如此，陈诚回忆录中“酆氏不该单凭电话就转知徐（昆）、文（重孚）二人干起来”的说法，可信度就要打个问号了。

张治中、酆悌、文重孚三人之外，便是12日夜间行动的正指挥徐昆，最早起火的南门附近正是他的警备第二团负责的范围。放第一把火是徐昆下的命令吗？历史也没有给出直接的答案。大火后没几天，徐昆即被枪毙，没有留下任何与文夕大火相关的供述材料。唯一与他相关的，只有时任湖南省政府行署参谋处副处长史说的侧面回忆。大火烧起来后，史说曾碰到徐昆，徐昆当时哭丧着脸说：“我……我……我也不清楚怎么烧起来了。”

第一把火是如何烧起的，竟成了文夕大火中最大的谜团，直到今天，真相依然扑朔迷离。有人怀疑当事人回忆的可信程度，也有人倾向于认为第一把火的确只是个意外，但是，无论真相如何，蒋介石在大火案后说的一句话都不容否认：“就这一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属于哪一个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团体的错误。”

长沙涅槃

大火过后，流离失所的长沙百姓陆续返回故土，渴望在废墟之上重建家园。这时，已经迁往沅陵的省政府还没有任何动静，先赶回长沙办理善后的，却是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政治部第三厅负责人郭沫若等人。

11月16日，全城还有余烬未熄，周恩来便从湘潭返回长沙，约同张治中、陈诚等人视察灾情，并调集田汉、郭沫若等人率领的三厅人员组成“长沙大火善后突击工作队”。17日深夜，田汉、洪深率三厅人员共计130多人赶到长沙，展开了清理废墟、救护伤残、开设粥场等赈济工作。11月19日，郭沫若又奉令带着200多名后续人员赶到长沙，参加救灾工作。

数天后的22日，省政府组织的长沙市火灾临时救济委员会才终于成立。“救济会”的主要工作一是设立收容所，并办理灾民登记，二是发放救济金，每人5元。此外，对于受灾房主，也有些许津贴费。

时任湖南省财政厅厅长、救济会主任委员尹任先回忆，开始拨付的救济金总额为五十万元，其中省政府筹集三十万元，中央拨款二十万元。但是，受灾的民众太多，发放款项时，每天都是从清晨开始，直到深夜12点才结束。

在一张记录了当时情景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等待领取救济金的灾民聚集在发放地点，人头攒动，至少有几万人。后来据统计，整个救灾期间，国民政府及湖南省政府等机构先后发放的救济金为92万元，救济灾民12万4千人。

满目疮痍的长沙城还是慢慢地开始复苏了。

11月19日，大火熄灭没几天，长沙城的废墟上就出现了第一个菜市场，其中卖肉者3人，卖菜者2人。

11月29日，长沙火车站开始恢复营运。

12月22日，救济会宣告各项工作结束。

善后过程中，张治中还发起成立了一个“长沙市善后建设委员会”，决定“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湖南省建设公债项下拨一千万元”作基金，以重建和复兴长沙。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实践这一宏大愿望，就于1939年2月调离湖南。

而刚刚从大火劫难中复苏的长沙城，甚至没有来得及喘口气，就不得不面临新的灾难。从1939年9月到1944年，日军向长沙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进攻，轰炸长沙百余次。灾难深重的长沙城，在漫长的抗战拉锯中，又一次变得千疮百孔，艰难地等待着新的复苏。

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也没有兑现它曾经的诺言——

文夕大火善后时，国民党《中央日报》曾发表社论说：

长沙一切损失与牺牲，实为争取最后胜利所付最悲壮、最伟大的代价，而长沙一切公私损失已记入抗战总账中。换言之，将来总清算时，全国必能在中央领导之下，首先完成长沙之复兴。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尽沧桑的长沙才真正地开始重建和复兴的步伐。历史的车轮行进到今天，长沙早已从烈火中涅槃，长沙城内关于那场大火的印记也越来越少。

2005年11月12日，文夕大火67年后，高楼环抱的天心阁公园里竖起了一座“文夕大火”警世钟，大钟在每年的11月12日敲响。警世钟的背后不远，就是1984年复建的天心阁，还有曾历经大火洗礼留存至今的明城墙。现代化的长沙城里，这是文夕大火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历史遗迹之一。（记者 杨丽娟）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