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美国人，多年来，他对红军长征心向往之。跨越半个世纪，历经几番周折，他终于实现心愿，遍读关于长征的档案资料，遍访在世的老红军，以76岁的高龄重走长征路，将长征的故事再现于世。他不是简单地重述长征的艰辛，为红军树碑立传，而是希望将长征和中国革命的风云人物，可信、全面地展现于读者面前。他做到了那些从未阅读过红军壮丽史诗的人们，从他的书里开始知道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一场生存大博弈，开始了解那些为中国革命事业不惜牺牲的男男女女的品质……他是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采访长征的夙愿

早在20世纪30年代，在《红星照耀中同》（《西行漫记》）一书第五篇中，埃德加·斯诺就以大约1.7万字的篇幅介绍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概况。与此同时，他说道：“终有一天会有人把这一精彩绝伦的远征写成完整的史诗。”时隔半个世纪，斯诺的老友、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完成了斯诺的这一遗愿，同时也了却他自己的一大心愿，

1908年11月，索尔兹伯里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比斯诺年轻三岁。1925年，中学毕业的索尔兹伯里就读于明尼苏达大学，主修化学。1930至1948年，他担任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编辑。

1938年，《红星照耀中国》在美国出版，30岁的索尔兹伯里同千万欧美读者，包括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一起，了解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有了初步印象。从此，他对中国、对长征心向往之，对斯诺钦佩有加。不久，他便在欧洲见到了这位令人崇敬的同行：我见到斯诺是在二次大战期间。这时我俩都是战地记者，恰巧都在苏联采访关于苏联红军作战的消息。我们一起上前线，报道苏联红军如何击退希特勒的部队，如何把他们从苏联的领土上清除出去。斯诺和我自然常常谈到中国……

中国正在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及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使得索尔兹伯里为之效力的合众国际社编辑部拟请他结束在莫斯科的报道任务后，立即动身前往重庆。遗憾的是，因计划变更，他未能成行。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没能来华，但斯诺同他的交谈，加深了他对中国的了解，强化了他对中国红军长征的兴趣，因而萌发了报道长征全过程的想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形成，中美关系长期处于冰冻状态，索尔兹伯里只能望洋兴叹，难以来华了却心愿。此后若干年间，作为美国《纽约时报》的外事记者，索尔兹伯里荣获过普利策新闻奖，做过许多大学的名誉博士，担任过美国文学艺术学会主席和全美作家协会主席。无论世态炎凉如何变化，他都坚持认为，长征这样的史诗般事件，无疑有助于说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品格。正是在长征期间，毛泽东才真正赢得革命的领导权，并加强了周恩来及像邓小平那样年轻的追随者对他的忠诚。

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中美之间长期的敌对情绪开始消解，接触不断增加。这时，索尔兹伯里下定决心：“如有可能，一定要实现斯诺的遗愿，争取写出长征的全过程。”1972年，首次来华的索尔兹伯里向周恩来提出沿着当年红军长征路走一趟，“穿过贵州蜿蜒曲折的山路，跨过长着鲜花但是一不小心就可能陷下去的草地”，趁着不少长征干部还健在，趁着他们可以提供第一手“活资料”的宝贵时机，把这部历史写出来。

周恩来笑了笑，没有明确作答。在此后的十几年里，索尔兹伯里初衷不改，又多次提出这一建议。索尔兹伯里回忆说：“此事直到1976年他（周恩来）和毛泽东主席相继逝世和‘四人帮’垮台后，才有了进展。事实上，‘四人帮’如不垮台，我写长征的事情，那是不可想象的。”

重走当年长征路

1983年8月，索尔兹伯里终于盼到了来自北京的喜讯，长征之门已经向他敞开，他可以支配有关资源、档案和历史资料，可以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进行一次奇特的旅行了。后来，他得知：这一决定是当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作出的。索尔兹伯里欣喜不已：“我简直不能想象，这世上还有什么比长征更绝妙更刺激的事情！”1984年，距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已近半个世纪，索尔兹伯里“长征路上写长征”的计划得以付诸实施了。这一年的3月1日，已经76岁高龄的索尔兹伯里偕70岁的夫人夏洛特飞抵北京。由于他在十多年前已搜集和研究了大量有关长征的文献资料，因此，一到北京，他就着手“挖掘活资料，考证旧资料”。根据预先掌握的线索，一方面，他抓紧联系、采访当年参加过红军长征的健在者，上至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高级将领，下至当年的红军男女战士乃至知情的普通百姓，另一方面，在他的好友谢伟思（编注：美国外交官，在延安时，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交往深厚）的协助下，走访中共党史、军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和相关档案管理人员，认真查阅红军长征的档案、文献和有关书刊。

在北京进行了为时一个月的“旋风式的采访”后，原本患有心脏病的索尔兹伯里和夫人夏洛特，怀揣心脏起搏器，带着打字机，以红军特有的坚毅和无畏的气概，踏上了当年红军长征路。陪同他们寻访的，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副馆长、红军长征历史专家秦兴汉和外交部资深译员张援远。

按计划，索尔兹伯里择定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行进，并酌情寻访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战斗过的部分地区，在中共中央、红军总部和中央红军的长征出发地江西省（原江西苏区），他们实地考察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战场环境，采访了当年参加过长征的几十位老红军，从而进一步了解了当年红军撤出江西苏区、举行战略大转移的缘由，还考证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长征初期失败与“独立房子”主人李德的关系。

在当年红军官兵的征途上，索尔兹伯里走山埂，觅山路，穿激流，登险峰，爬雪山，过草地，途经七八个省份，历时两个半月，战胜疾病折磨，终于到达长征的落脚点－－陕北的吴起镇，在没有敌情的条件下完成了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寻访，在寻访途中，索尔兹伯里考察体验了自然界的复杂地理环境和恶劣多变的气象条件，通过与老红军、老船工、老牧民们的交谈，并对这些当事人提出他的种种疑问，直到弄清事实为止。他还尽力了解民俗风情，遍觅长征遗迹，博采轶闻趣事，考证人物事件，核校数字名称，从历史与现实的交会点上，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深切地感受红军长征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深刻地认识红军长征的伟大历史意义。

对于这段“七千四百英里（编注：约1.2万公里）的旅行”概况，正如索尔兹伯里所说：“我们一路追寻红军当年走过的路线，却并非每一里都走的是原路。我们跳过了一些路程，特别是红军当年在贵州穿插迂回过的一些地方。我们不时选取非主力部队行进的路线，爬上距西藏不远、从金沙江渡口一路经火焰山和狮子山前行的崎岖山道，亲身体会红军征途中的浑身疲累是何滋味。我们坐马骡从山中走出，又翻上了大雪山，路边的田野在5月底还是积雪累累。接着到了草地，这里同‘一战’中的帕斯尚尔一样，曾将不计其数的战士拖入无底的泥淖，连同那些伸出援手的人一起吞没，裹入永恒的黑暗。”

回想那次“长征”，张援远说，索尔兹伯里拒绝了各地政府提供的小轿车，只坐面包车、吉普车或马车。虽然这对人的腰、腿、背都是一种“考验”，但好处是可以随时开咨询会、座谈会。因为道路十分颠簸，“老爷子”只能在车上记个梗概。他的笔记本上又是文字又是符号又是数字，还有莫名其妙的涂鸦，简直就像“天书”。尽管各地政府对这位“老外”极为照顾，但受当时条件限制，常有让索尔兹伯里感到不方便的时候。有时，没有更洁净的水，一瓶水传来传去，几个人对着嘴喝……

索尔兹伯里一路上不止一次地说：“只有亲身走过这段路程的人，才能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描绘出长征中的战斗和艰难困苦－－特别是过雪山和草地！”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其他人都已休息，伴着窗外的山风和虫鸣，索尔兹伯里那台旧式打字机便噼噼啪啪响起来。他细细整理着白天的记录。此时，小本上的一切数字符号草图都变成流畅的文字，沿途所见的风俗风景也一一写了进去，由于“玩儿命”工作，走到两昌时，索尔兹伯里的心脏病犯了，人们赶紧用飞机把他送到成都抢救，才算化险为夷。回到北京后，他又采访了多位红军将领。然后，带着几箱资料、图片、照片和笔记本返回美国。

1984年秋天，索尔兹伯里再次来中国补充采访长征的相关情况。当年红军长征那种分秒必争、坚韧不拔的精神，在他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前所未闻的故事”

寻访了红军长征全程，采访了成百上千的长征幸存者，查阅了不计其数的档案资料，索尔兹伯里转而投入到深入的研究和紧张的写作之中。他采用自己最擅长的叙述个人轶事和见闻的方法，以优美的文笔，详尽而生动地再现了史诗般的长征历程。

1985年10月，这本反映中国红军长征的颇具特色的佳作，被定名为《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在美国正式出版了。

红军的产生及发展，红一方面军的被迫长征，长征初期军事领导机关的错误指挥给红军造成的损失，遵义会议的召开，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等领导下如何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横跨大草地，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师及张国焘的分裂，红二、四方面军及二十五军的长征，三大主力红军在陕甘的胜利会师，以及各种人物在长征中的奇异经历，在索尔兹伯里的笔下都有生动的描绘和刻画。长征的艰难、困苦，红军的勇敢、坚毅，胜利的欢乐，革命道路的曲折，老一辈革命者的精神风貌和各异性格，在革命生涯中的不同遭遇和他们的爱与恨，莫不跃然纸上，使读者如身临其境。在全书第一章《月光下的行军》的开头，作者这样写道：“十月的阳光洒满了洁白的病房。院外润叶成荫的樟树下传来阵阵喧闹，口号声、军号声响成一片，跑步扬起的尘土弥漫在平静的空气中，屋内躺着的是一个面容憔悴的病人，左腿上打着石膏。这时他正伸着脖子想看看外边的动静，显然发生了什么情况，红军要采取新的行动了。”寥寥数语，红军长征前的紧张、忙乱气氛，五次反“围剿”的接连失利，使躺在医院中的陈毅忧心忡忡和烦躁不安，便生动地勾勒出来。这样的开头，一下子把读者的思绪带到了长征前夕的中央根据地。

四渡赤水，是红军长征中的重要战役，也是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由被动转入主动的一步棋。对此，作者用了整整两章的篇幅加以描绘。对于三渡和四渡赤水的情景，作者是这样写的：3月16日和17日，红军大模大样地在茅台附近的渡口三渡赤水，似乎故意引起围民党的注意。红军刚一过河，毛泽东就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只派出一个团向北跑步行军100多英里（160多公里）抵达古蔺……他们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开时，毛泽东率领主力悄悄返回，再渡赤水河。正当蒋介石确信已将毛泽东真正套住了的时候，红军却直趋贵阳城下。在这里，红军的灵活机动，蒋介石的愚蠢和惊恐万状，刻画得惟妙惟肖。在这一章的最后，作者用国民党贵阳警备司令王天锡的话作了总结：“这是一次非常机动灵活的军事行动。红军牵住了蒋介石的鼻子。”

爬雪山，过草地，是人们熟知的红军长征中极其艰难的的两大关。作者还是用两章的篇幅，生动地描绘了雪山草地的可怕景象。雪山上的严寒、风暴，空气的稀薄，草地下的危险，气候的瞬息万变，缺粮的威胁，以及红军经过时的艰难险状，读起来莫不历历在目。对于大草地，作者形象地称之为“魔毯”，表面上鲜花万簇，一眨眼却会把人吞噬掉，凸显它的阴森恐怖。在这里，作者不仅对当时的情状作了大量具体的捕述，还别具匠心地将各种人物的不同看法、不同感想，如实地集中到一起。例如，对于过雪山，大多数红军战士认为这是长征开始以来最艰苦的一段，周恩来的警卫员魏国禄就说长征中过雪山最困难；有些人觉得雪山没什么了不起，李一氓就认为，翻雪山并不困难，相比之下，翻越五岭的最后一岭要困难得多；姬鹏飞像大多数人一样，认为没有什么比草地更可怕的了。这样立体、多角度、生动的描写，给读者一种强烈的真实感。书中对于人物的刻画，同样是形象、生动的。例如说彭德怀“和革命结了婚”，是个土生土长、性格倔强的红军指挥官；说贺龙豪放爽朗，留着小胡子，喜欢和政委关向应下棋，还是个出色的演说家；说陈毅是位有文化教养的人，且富于幽默感，是个乐天派，坦率而豪放；说刘英个子虽小，却具有钢丝一般坚韧的精神……

对于长征中的人物，作者进行了大量坦率的评述。毛泽东是长征胜利的领导者，也是作者评述最多的人物。作者认为毛泽东智力过人，知识渊博，是一个珠玑满腹、思想深邃的人，长征中，他的同事里没有一人堪与他的博学多才相比。对邓小平，作者说，没有－个人像邓小平那样经历了那么多的大起大落，他支持毛泽东，但因为脾气急躁和心直口快而吃过苦头。后来他成了中国的领袖，但他并没有改变，还是襟怀坦白、性情直率、老老实实。他顺乎天意、人心……发挥了独创精神……使国家重新走上了正轨。总之，读着这本“前所未闻的故事”，书中的人物莫不清晰地出现在眼前。

索尔兹伯里认为，红军的长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军”，它是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是为避开蒋介石的魔爪而进行的一次生死攸关、征途漫漫的撤退，是一场险象环生、危在旦夕的战斗。长征是一篇史诗，是一次充满了集体英雄主义、献身精神和希望的举世无双的行动。

索尔兹伯里认定，长征这场“远征”，“它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他进一步预料，长征“将成为人类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它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个有11亿人口的民族，使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

受诸多因素限制，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如个别史实不够准确，对红一方面军的长征描写得较详尽，对红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则写得过于粗略。此外，个别内容前后有重复之感。

尽管书中介绍的许多故事，对于中国人并不陌生，但对那些仅读过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外国读者来说，却可以说大多是“前所未闻”的。该书一出版，立即在全美引起轰动，很快传播到欧洲许多国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1986年3月，中国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中译本。在中译本的序言中，索尔兹伯里欣喜地告诉中国读者：“这本关于长征的书自从1985年10月在美国出版以来，在很短的时间里为数众多的读者都读了这本书。……那些从未阅读过红军壮丽史诗的人们，现在可以从某种意义上开始了解那些为了中国革命事业而不惜牺牲的男男女女的品质。他们将从这里开始知道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这话一点都不错，自他的书在全世界流传以来，中国西部的长征路上出现了许多不同肤色的青年男女，他们身背旅行袋，或徒步，或乘车，秉承着某种信念，继续探寻着红军长征的足迹……

1993年5月，索尔兹伯里病逝。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