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关东军的“军事演习”情况，是判断关东军在策划九一八事变过程中是否进行了周密军事作战准备的一个关键。由此，如何界定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关东军进行的“军事演习”，是目前学术界需要厘清的重要问题。也是九一八事变研究的议题之一。其中，要判断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军事演习”的性质和目的，需要探讨其演习的次数、规模、内容及实质等。

演习次数日趋频繁

日本自1906年设立关东都督府陆军部并开始在中国东北驻军以来，每年不定期地在辽东半岛租借地、南满铁路附属地内外进行各种“军事演习”。从目前能查到的文献看，日本在东北的驻军除每年秋季定期举行陆海军“秋操”以炫耀武力外，还经常性地举行各种“军事演习”，进行攻城、架桥、队形、行军、射击等单科目或多科目军事活动。这些“军事演习”虽然没有固定的时间和季节限制，但每年的演习次数和规模大多比较常态化。从演习规模看，参加演习的曰军兵员一般大约在几十人至几百人不等：、从演习内容看，包括行军训练、耐寒训练、实弹射击、临场突击等；从参演兵种看，既有步兵、骑兵、炮兵的单科训练，也有两个兵科的联合训练；从演习次数看，驻扎中国东北的日军每年在奉天（今沈阳）附近的军事演习大体上维持在30—40次。

通过查阅档案文献，笔者发现，1930年9月1日至1931年8月31日，驻扎在奉天境内的日本关东军进行“军事演习”的总次数为60多次。1927年1月1B至12月30日，关东军在奉天境内各地进行“军事演习”40多次。可见，在九一八事变前的一年间，日军“军事演习”的次数是1927年的1.5倍。由此可以看出，九一八事变前，“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等导致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日本关东军“军事演习”的次数远远超过以往。日本关东军的这些“军事演习”中，演习地点主要集中在奉天城及东北军驻地北大营附近。也就是说，九一八事变前的这一时期，日本关东军的“军事演习”不仅更加频繁，而且针对性也日趋增强。

掩盖其真实目的

如果我们参酌当时“军事演习”和今天军事训练的内涵外延，还会发现，当时日军所谓的“军事演习”，在现代语境下其实应该称为“军事训练”，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军事演习。

现代意义的军事训练．是指军队内部基本战术单位进行的军事理论教育和作战技能教练的活动。它是军队平时的主要任务，是战备的重要方面，许多国家都把军事训练列为战略研究的一项内容。而军事演习是指军队某战略单位在想定情况诱导下进行的作战指挥和行动的演练，是部队在完成理论学习和基础训练后实施的近似实战的综合性训练。它们的特征分别是，军事训练是经常性的，其时间、地点、规模比较灵活，内容大多是单科的训练；军事演习是有严格计划的，其次数不会多，但规模相对比较大，时间、地点也有规范的要求，其内容基本是对抗性的模拟实战。

简而言之，按照现代军事用语的理解，当时日军的“军事演习”和“秋操”则依次相当于现代的军事训练和军事演习。也就是说，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关东’军每年秋季定期举行的“秋操”相当于现代意义的“军事演习”；而当时日本关东军不定期进行的常态化“军事演习”则相当于现代意义的“军事训练”。

当然，日本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前频繁进行的不是单纯的、一般意义的军事训练。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后来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都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结合这一情况来看，关东军在密谋发动九一八事变前，为了掩盖其军事作战的真实目的，将日军在发动战争前通常进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进行了演习分解，即将军事演习科目巧妙地以攻城、夜间行军、宿营、分队攻击、实弹射击等军事训练形式进行了实施，据此增加了其发动战争的突发性。’关东军以军事训练的形式进行的军事演习，从军事战略上欺骗了以张学良等人为代表的东北军军事决策层。有关这一点，张学良在晚年讲到，他对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军事行动“进行了误判”，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得到证实。

助长侵略野心

虽然目前的学术研究仅证明九一八事变系由关东军内部几位参谋密谋和策划，而非关东军集体策划并发动了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的侵华战争，但是日本关东军1930年以来频繁举行的小规模“军事演习”的作用也不能忽视。正是日本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前通过“军事演习”的形式达到了开战前军事演习的目的，才助长了板垣征四郎等关东军几位作战参谋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军事野心，同时也为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做了充分的军事准备。因此，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关东军频繁的“军事演习”，其目的是为最终发动武装侵占中国东北做军事准备，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按照日本《解决满蒙问题方策大纲》及日本政府要求关东军“再隐忍一年”的计划，日本早就有发动侵略战争、占领东北的企图，即使没有九一八事变，日本迟早也会发动侵华战争。

换而言之，正是通过频繁的“军事演习”，关东军内部自下而上弥漫着随时准备用武力解决“满蒙悬案”的气氛．助长了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等人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军事野心。由此，1930年以来在中国东北各地的“军事演习”，不仅为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进行了充分的战争准备，也为关东军几位参谋密谋发动九一八事变提供了可资参考的重要条件。从另一个方面看，以军事训练的手段掩饰大规模军事演习，也是关东军当时对华外交的一种伪装和欺骗。

（作者单位：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