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太地区，美国对双边同盟体系向来十分倚重，将其视为维持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基石。近年来，在强化双边同盟的基础上，美国对通过多边途径参与亚太安全事务的兴趣逐渐加大，不仅参与了“东盟地区论坛”“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等多边机制，还创设了“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太平洋地区防务首长会议”“太平洋陆军参谋长会议”等多边防务安全机制。今年6月4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防部长卡特更是提出建立一个“原则性安全网络”的设想，试图以此为抓手，塑造对己有利的地区安全秩序。

渐进的态度转变——

从冷漠排斥到全面拥抱

受双边结盟行为定势的长期影响，美国对亚太地区多边安全问题，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容忍、适应和接纳的演变过程。在不同政府时期，甚至同一政府的不同阶段，其态度和行为具有较为明显的差异。

老布什执政时期，对各种多边安全倡议持怀疑和反对态度。1990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外长曾提出在亚太地区建立类似欧洲安全合作组织模式的多边安全机制，老布什对此表现相当冷漠，而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则要求澳大利亚撤回该建议，以免“给美国造成麻烦”。不过，在老布什政府后期，美国对待亚太多边安全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认为亚洲安全的维持越来越取决于一套灵活而特定的政治与防务互动，在外交实践中也逐步接受和认可东盟等多边机制。

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对亚太地区发展多边安全持有浓厚的兴趣，并积极支持各种多边安全机制。1993年7月10日，克林顿在韩国国会发表演讲，提出了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设想，其四大优先战略之一即是“就共同的安全挑战举行新的地区对话”。1995年，时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指出，“发展地区制度”是美国在东亚地区所要采取的安全战略的三个核心要件之一。这一时期，美国不仅积极参与东盟地区论坛等地区性多边安全制度，还创设了不少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的多边安全机制，如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三方协调监督小组、东北亚合作对话等。

小布什上台后，其内阁成员大多是保守主义人士，偏好于通过单边手段实现政策目标，更多地将多边安全机制视为实现特定政策目标的工具，要求其“可以帮助管理当地危机”，且是“基于目标的”“愿意促进军事力量的联盟”。基于这种功利性立场，美国对待亚太多边安全机制的态度不时自相矛盾，一方面，“唱衰”多边机制作用，如认为东盟地区论坛“只是一个有限的论坛而已，在解决地区安全问题方面的能力不够”；另一方面，也在利用东盟地区论坛、六方会谈等机制表达自身立场，维护自身利益。

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全力推行多边主义理念，强势参与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建设。自2011年11月10日，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发表题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演说，宣布美国将在战略上“重返亚太”之后，奥巴马政府在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中，实行了更趋务实灵活的多边主义政策，特别是注重增强同盟国间的协调性、联动性，努力使双边同盟向小多边机制延伸，由此形成了以“美日+1”模式为代表的美日韩、美日澳与美日印三边合作机制。日前，驻日美军邀请英军在冲绳基地的施瓦布军营和汉森军营参加训练，日本内阁则以“《日美安全条约》中没有被禁止”表明了同意的态度。

多元的战略考量——

借力多边机制 维护自身利益

长期以来，美国通过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等国家缔结双边军事同盟，形成了以“轴辐体系”为显著特征的亚太安全机制。一直对亚太双边防务安排青睐有加的美国，之所以强势推进亚太多边安全机制建设，并非是真心与地区国家和平共处，而是为了更好地掌握亚太地区安全事务的主导权，为维护自身霸权服务。

其一，为深度介入亚太提供机制支持。在美国看来，参加或主导多边安全框架，可为美国深度介入亚太地区事务披上合法性、正义性的“外衣”，并利用多边机制的“杠杆效应”来放大美国的影响力，为“重返亚太”寻找更多支点，进而最大限度地减少维持霸权的成本。换言之，美国参加这样的多边机制，就是想将之打造成为美国插手地区事务、挑动地区国家矛盾、防范和遏制中国发展的工具。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美国就多次教唆菲律宾等国，在东盟框架内发表不利于中国的言论，妄图放大和激化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矛盾。

其二，借机增强“轴辐体系”的战略活力。美国传统亚太“轴辐体系”的典型特征是，美国与地区盟国之间保持单线联系，盟国相互之间缺乏横向安全合作。在日趋复杂多变的地区安全环境中，这种“轴辐体系”正日渐丧失活力。美国急需一种新的安全框架，推动亚太“轴辐体系”向多边安全网络转变。2011年1月，日韩就签署《相互军需支援协定》达成共识，标志着日韩已初具军事同盟雏形，东北亚形成了一个以美国为支点的不等边安全战略“小三角”。推进多边安全机制建设，是美国盘点地区战略资产、着力增强“轴辐体系”战略活力的一招棋。

其三，调动盟友战略资源弥补自身实力不足。美国201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美国领导地位源于自身实力，但这并不意味美国能够或应试图掌控全世界正在演变事件的轨迹；尽管美国非常强大并将保持这种强大，但美国的资源和影响力并非无限。”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经历了两场地区战争和一场金融危机，战略资源空前透支，权势和威信受到冲击，尤其是对亚太区域秩序的把控能力下降。通过推进多边安全合作，可以更好地盘活美国与盟国及伙伴国的资源存量，进而最大限度节省在亚太维持霸权的成本。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即是美国在一再削减军费预算的情况下，让韩国政府拿国民的纳税钱替美国军工企业“埋单”。

多重的制约因素——

面临挑战重重 前景有待观察

在多边主义旗号的掩护下，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步伐在加快，其地区存在感也在增强，但在亚太地区推进多边安全机制建设，仍面临诸多不确定和制约因素。

一是安全理念有悖各国需要。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日益深入人心。在亚太各国自主进行多边安全设计的过程中，形成了典型的亚太安全理念和亚洲主义实践形式。以东盟为代表的亚太国家强调安全合作的非正式性和协议的非约束性；以军事互信为起点的上海合作组织，奉行“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成功探索出一条符合地域特点和成员国共同需要的安全合作之路，为维护地区战略平衡、有效打击“三股势力”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安全制度设计上，迷恋集团政治和绝对军事安全的美国，企图将领袖欲望和冷战思维印记强烈的北约经验移植到亚太多边安全机制建设中，其结果必然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水土不服，应者寥寥。“美国制造”印记浓重的各类多边安全构想，恐怕难以博得亚太国家的青睐。

二是同盟内部关系矛盾重重。如果过分摆出“抽身”同盟姿态、追崇多边主义，容易导致盟友产生“被抛弃”的错觉，增加盟友的离心力。1991年，美国曾试图将日本纳入建设“太平洋共同体”的多边构想，引起日本的强烈反弹。村山内阁出台《樋口报告》，号称寻求自主防卫方针，美国被迫发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重申“美日安全同盟是美国在亚洲安全政策的基石”。美国必须时刻照顾盟友情绪，这势必会对其多边安全进程造成掣肘。另外，日韩是美国推进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战略支点。但由于日本在历史认识以及慰安妇等问题上的错误做法，日韩关系持续低迷。这也为美国实现多边安全“蓝图”增加了未知之数。

三是联合对华的号召力不足。当前亚太国家在中美之间谨慎地寻求平衡，它们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不可能都尾随美国构建一个针对中国的多边安全机制。今年2月举行的美国-东盟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虽然美国再次炒作南海争端，但由于老挝等国家反对，最终的会议声明中并未出现“南海”和“中国”字眼。

多边机制背后的单边逻辑

■邓娥荣

多边安全机制建设，是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在构想和实践上具有一系列的鲜明特点：

凸显了制度设计的优先性。多边安全制度虽尚处于型塑过程中，但其功用已在美国形成共识。2013年4月，国务卿克里在题为“21世纪的太平洋伙伴关系”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美国“必须通过双边磋商及平等听取各方声音的多边机构达成关于切实规则的共识”，而“像东南亚国家联盟、东亚峰会、亚太经合组织这样的论坛，它们都提供了重要的机制架构，有助于我们创造性地解决国际问题”。显然，为应对亚太复杂多变的安全环境，多边制度设计已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保持战略关注度、扩大安全存在的优先选项之一。可以预见，随着“重返亚太”步伐的加快，美国会愈加重视将灵活的多边行为引入地区安全事务中，从而以相对“软性”的战略投入谋求更为长期的战略收益。

秉持大亚太视野。传统上美国亚太战略视野主要关注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不包括中亚、南亚和西亚。2012年1月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战略指南》称，“美国的经济与安全利益不可分割地维系于从西太平洋和东亚延伸到印度洋和南亚的弧形地带的事态发展”。基于此，美国在推进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建设时，开始秉持大亚太视野，逐步将印度纳入其安全网络构想。今年3月，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曾提出由美、日、澳、印海军结成“非正式战略联盟”的设想；6月，印、美、日又在西太平洋的冲绳附近海域举行了代号为“马拉巴尔-2016”的海上联合军演。

反映出明晰的全局布势导向。一方面，美国选择性地加入亚太地区既有安全机制，适时将本国的利益和政策诉求嵌入到机制内，以求有效解决美国眼前的安全关切。2011年，奥巴马首次出席东亚峰会，着重提出了海上安全、核不扩散、灾害应对和人道主义救援三大议题，试图将峰会打造成一个战略安全论坛。另一方面，美国更倾向于自主设计多边安全构架，提出了以“原则性安全网络”为代表的各类安全设想，希望借此将自身与本地区的关系置于更加牢固的基础之上，掌握塑造地区格局的绝对主导权。

肯定双边同盟的基础地位。盟友始终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支柱和战略依托，也是美国推行多边主义的重要基础和有利资本。美国在亚太推进多边安全机制建设，并不是对既有“轴辐体系”的否定，更不意味着双边纽带的削弱，而是亚太盟友关系的价值发掘和功能拓展。正如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前司令丹尼斯·布莱尔所言，美国正以现有的双边同盟为基础，扩充亚太地区多边机制，将“轴辐体系”扩展为区域性多边机制，形成区域“安全社群”。美国试图在双边纽带之外加强多边安全合作，将地区安全架构由“轴辐体系”转为网络模式，以此实现“1+1>2”的战略效果，强化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6月28日，韩国参加代号为“太平洋龙”的美日韩导弹追踪演习，7月8日，韩国宣布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这些都是美国亚太同盟体系转型建设的重大突破，表明韩国在事实上已被拉入了美日两国构建的一体化东北亚反导网络。

折射出强烈的规则制定倾向。美国认为，在中国迅速崛起、亚太地区力量对比失衡的情况下，掌握规则的制定权是确保美国在本地区的主导地位的关键，同时也是美国“软实力”和“巧实力”的体现。2012年1月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战略指南》称，“与盟友和伙伴网络密切合作，我们将继续促进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该秩序确保稳定，鼓励新兴力量的和平崛起、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建设性的防务合作。”美国推出各类多边安全构想，实质就是主导地区安全架构的规则制定权，为的仍是其自身的利益。

不难看出，即便积极参与多边机制，美国秉持的仍是其一以贯之的单边逻辑。

佐世保海军基地——

美军西太地区重要“桥头堡”

■王亚龙

据日媒日前报道，美国海军将改造佐世保基地的栈桥配电设备，以使其能够维修具备隐身性能的新型“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此举目的显然是为了在佐世保基地部署“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

佐世保海军基地始建于1886年，位于日本九州岛西北部，属长崎县，北靠佐世保市，地处日本海连结黄海、东海咽喉处，扼对马海峡、朝鲜海峡交通要冲，四周被群山环绕，由九州岛的西彼杌半岛和针尾岛围成，呈不规则的“Y”形，进口航道的西面又有五岛列岛作为屏障。

1945年9月，美第5海军陆战师从佐世保上岸，1946年6月，美军在此成立了佐世保舰队基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佐世保成为美军极其主导的联合国军前往韩国的重要地点，弹药、燃料、坦克、军车和补给品源源不绝地从佐世保港被运往釜山等地。

越南战争后，美国一度轻视了佐世保的战略地位，于1975年5月宣布今后将缩小佐世保海军基地的规模，基本上作为弹药基地使用，不再是海军舰艇的母港。到了1977年，仅有35艘次美海军舰船在该基地停泊过，是二次大战后数量最少的一年。

进入80年代，美国加大对西太平洋地区的重视程度，提出“远东第二战线”理论。基于这一理论，佐世保基地的战略地位被重新评估。美军认为，佐世保比横须贺更靠近印度洋和南中国海，地处海参崴至金兰湾海上交通线的中间位置，基地在燃油、弹药贮藏等方面的设施也要比横须贺完备得多。基于此，美军于1980年7月恢复了基地司令部，当年就有200多艘次美国海军舰艇进入佐世保基地停泊。

1991年海湾战争时，佐世保在“沙漠之盾”行动及“沙漠风暴”行动中成为美军重要的后勤基地，为远赴波斯湾地区的海军船只和海军陆战队部队供应武器和燃料。1995年以后，该基地陆续部署了船坞登陆舰、反水雷舰、扫雷艇等，大大提高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实力。

如今的佐世保作为美军在日本的第二大海军基地，是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下辖的第11两栖舰艇战队和第7扫雷战队的母港，同时也是美国在海外唯一可常年部署两栖舰艇部队的基地。这些两栖舰以佐世保为出发基地，活动于整个西太平洋地区。今年6月，美日印三国海军在佐世保至冲绳以东海域完成了2016年度“马拉巴尔”演习。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