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喜读近现代人撰写的好的传记、回忆录之类，对于当代人写的这类作品，有深度者，也愿意读，一是长见识，二是出于一种不可救药的读书偏好。袁伟时教授是当代学者，虽平素反感其观点，想到古训不以人废言，所以对其近作《八十自述：要说真话，说自己的话》勉强读完，果然失望之极。其人不甚老迈，但其言昏聩，谬种流传，欺蒙青年，不能不驳。

袁教授自谓真正的学术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退休后更高产，而现今八十高龄，依然精神矍铄，学术干预现实，真是老当益壮。平心而论，《自述》所描述的心路和学术思路历程，在一些老一代知识分子中，有些代表性。其著作力图恢复中国近代史真相，似乎也不无学术真诚，但是袁教授长期被西方推动的自由主义思潮误导，盲目地与中国近代史“对着干”，在学术上走了偏锋，落入“翻案就是创新”的学术陷阱，且滑得太远。问题在于，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本质上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美国也是如此)，历史是客观的，历史学则无可避免地加入了史家的价值判断，不存在纯客观的史学。所以历史学是非常强调立场和方法论的学科。历史学并不是史料的堆积，史料靠不住当然不行，但并非史料真实就成为科学。人类历史是宏大的，特别是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必须放到世界近代史的宏大背景中去考察，放到近代中西“文明冲突”中去考察，才可能得出靠得住的和有用的结论。否则，使用微观上个别真实的史料却可能导致宏观上整体上的不真实，历史本质的不真实，得出的结论也就经不起检验。历来研究历史，都要立足现实，发掘过去，开辟未来，不是为历史而历史。否则，研究就只沦为私人的玩意，失去社会意义，这样的史学也就失去价值，或者只有负面价值。

例如火烧圆明园，当然需要深入研究，但是对这个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事件之一的是非，中外早有结论，难以翻案。维克多•雨果当时就称英法是“两个流氓”，马克思、恩格斯对此也有评论，至于美国费正清教授为代表的中国学研究不承认中国近代史上的帝国主义侵略，这种观点代表强权的利益，历来为中国学者和中国人民所拒绝(包括民国时期和海外华人学者)，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袁伟时教授的研究，把问题搞乱了。请看《自述》中的一段文字：

“比如说为什么圆明园会有三天的大火。英法联军进兵到北京附近，蒙古的僧格林沁亲王率兵和他们打，结果打败了。北京当时要求谈判，英法联军派出大约40人去谈判，达成和平解决协议。这个时候，僧格林沁亲王却把参与谈判的英法两国的人扣留起来。这就是涉及文明的问题，怎么可以扣留谈判人员呢?战火就再度燃起，但僧格林沁亲王的军队依然是不堪一击，不得不再度求和。接受协议以后，英法联军就要求交还扣留人质，但清政府拖延接近一个星期依然交不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当时其实只放回了一半的人，另一半死了，放回的一半还受了酷刑，一个法国人的生殖器被割掉了。英法联军非常愤怒，他们就商量要惩罚清政府，又不致伤害平民百姓，就决定把圆明园和附近的皇家园林烧掉。之前有过抢夺圆明园的事情发生，但还是小规模。当然抢掠和火烧也是罪行，但起因是在这个方面的。”我不想怀疑这个史料的真实性(扣留谈判人员作为人质，甚至割掉法国人的生殖器，等等)，但是这样一来，结论就变成火烧圆明园似乎是中国人自找的，而不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首先，“人质”和割掉法国人的“零碎儿”，即便与火烧圆明园有某种直接联系，也是殖民者借题发挥，整个事件不能孤立地看，根本原因和问题的本质都是侵略，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的领土上，而不是在英法国家。这是任何稍有正义感和思维正常的中国人，都不难得出的结论。袁教授这里的问题很多，在方法上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形而上学;是强词夺理，强盗逻辑;其次，所谓文明，不是抽象的，更不是西方国家一张嘴定义的。扣留谈判人员所涉及的国际法，都是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依靠强权制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制定的，在具体问题上纠缠而不看问题的实质，就落入西方话语的圈套，殊为不智。双方交战状态，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西方国家的近代对外扩张，经常不宣而战，葡萄牙船队(海军，也是海盗)就靠这一手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吕宋岛，他们在那里一次就杀掉几万华侨;而且，在中国土地上与西方侵略者讲什么“文明”，这与宋襄公用“仁义”打仗、“不鼓不成列”、“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的极度迂腐，有什么区别?鸦片战争是野蛮，不是文明。增格林沁的马队，打不过洋枪洋炮的英法联军，悲愤屈辱之下搞出一点不那么“文明”的事情，与英法联军的奸淫烧杀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且不说袁教授这样讲作为人类，特别是作为中国人的良知何在，就是在研究方法上也远不如西方的地缘政治、地缘文化方法。再次，虽说改革开放以来久已不使用“立场”这个概念了，那是由于“阶级立场”的概念说不清楚，但是不等于什么是侵略也说不清楚，连中国人的立场也可以不要。这方面与西方学者和“西方中心”的方法也差太远了。多年来所谓社会科学“不承认价值判断”的观点是骗人的，害人的，这是多年来一些人的思维方法出问题的一个理论根源。

思想方法和立场出现问题，连带文明史观就可疑了。袁伟时教授接着说：“这个与我的文明史观有很大关系。文明史观跟民粹主义是完全对立的。为什么我要批评中国人做错的事情，正是因为文明史观，不能从狭隘的国家民族范畴中来考虑，而是要从整个人类的文明来考虑。那么从整个人类的文明来考虑的话，你这样来处理一些事情就是错的。”啥叫“从整个人类的文明来考虑”?整个世界近代史和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史、侵略史，这是连亨廷顿都承认的一个“文明冲突”的基本历史事实。老实说，有色人种“从整个人类的文明来考虑”问题，理论上似有道理，实际上还没有资格，因为这首先应当是美国等西方富国强国的事情，包括地球气候变化问题。在现在国际政治条件下，在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联合绞杀中国的情况下，中国首先要考虑和应对的是如何生存下去，然后才是如何崛起和复兴。西方舆论批评中国的民粹主义是假，偷换概念，封杀民族主义和中国崛起是真。“不能从狭隘的国家民族范畴中来考虑”，这话应当先对强权政治去说，对美国人说，如果先对弱者说，就是伪善。更致命的是，在西方对我们发起“文明冲突”其实是种族冲突的条件下，这种观点不仅是弱智，而且实际上不是在帮助别人打自家吗?与龚自珍的逆子为英法联军烧园子领路，有什么区别?所以，这种所谓“文明史观”是一种什么理论，还不值得反省吗?在文明史观上只跟着西方跑，是要亡国灭种的。有人可能不屑于做中国人，想做世界人，美其名“为人类文明”，现实中根本做不到，搞不好还可能沦为古人骂的“汉贼”。中国文明几千年传承至今，没有被灭掉，是由于中国人坚信自己的文明有其优越性而顽强地坚持自己独特的价值观，表现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追求“道”，士大夫以道自任。从孔子修诗书，订礼乐，赞易而作春秋，一人承担起如此巨大的文化工程，到司马迁忍辱负重，写出千古绝唱《史记》，开创了中国的史学，就已经建立起中国的文明史观，就是不懈地追求“道”。这个道的古代表述叫“大同”、“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其现代表述先后叫做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司马迁以后一千年，即公元八世纪以后，在民族大迁徙之后，西方文明开始出现;又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突破了中世纪基督教统治的千年黑暗，定型于十八世纪;而西方的社会科学更建立于十九世纪，其中史学是最后建立的一个学科。所以在文明方面中国对人类的历史贡献很大(这两百年落后了)，未来的贡献还可能更大。可是这些事实和道理，一些人不甚了解或者忘记了，也不相信了;由于多年来自由主义思潮泛滥，一些人的思维美国化了，思维能力弱化了，思想被搞乱了，中国的利益在哪里，也不知道了。袁伟时教授的专业是史学，对此应当了解，可是在当前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却说出这样的话：“我批评的出发点，就是维护人类文明，维护人的尊严，人类文明需要有各种各样的规矩来束缚人类的野蛮性。所以，我今年明确提出了我们要树立文明史观。”谁也不否认美国对现代文明的巨大贡献，但是美国是集天使与魔鬼于一身，集文明与野蛮于一身，集对人类的贡献和毁灭于一身的文明体和国家。美国的文明史在西方国家中是最血腥的，连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内心都因此而鄙视美国，并竭力将自己区别于美国。正因为如此，美国的文明史观是“文明冲突”论，是盎格鲁-撒克逊的种族主义，仔细读读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联系美国对外政策的实践，看看多年来中国不断恶化的国际环境，这一切其实并不难判断。听了袁伟时教授这些冠冕堂皇的漂亮话，美国人一定在偷着乐。对于中国人来说，离开当代国际政治和“文明冲突”的严峻现实，说这些不着边际的话，至少是糊涂。“要说真话，说自己的话”，初衷是好的，但是真正能做到并不容易。在“文明冲突”的今天，搞不好，表面上看是说了“真话”和“自己的话”，但实际上脑子“坏”掉了，可能是替别人说话。搞了一辈子学问，又追求真理，搞到这个地步，其实挺可惜的。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