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朴

图为1946年7月28日闻立雕（右）、闻立鹏（左）在重庆追悼大会上。闻黎明供图

▲1945年8月12日，闻一多获悉日本投降，立即兑现诺言，剃去八年长须。闻立雕供图

闻一多女儿收集的沾满闻一多鲜血的血土。 闻黎明供图

1946年7月11日深夜，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李公朴在昆明突遭暗杀。

四天后的7月15日，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上，同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的著名学者闻一多发表演讲。他掷地有声地说：“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话音未落，就在当天下午，闻一多竟也遇刺身亡。时人记录闻一多先生的那次演讲文稿，即为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

一城之内，五日之间，两位著名的民主人士、知识分子接连被害，舆论哗然。谁是凶手？

闻一多遇害一个月后，案件“侦破”，两名凶手被“公审”枪决。然而，真相远远没有被揭开。

因“李闻血案”受到惩罚的，其实只是几个无名小卒。举世皆知，李公朴、闻一多之死是一场政治暗杀，真正的凶手是国民党政府。就连负责调查此案的国民党要员也曾暗中认为，这场暗杀出自蒋介石的授意。

多年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公开，人们发现，说蒋介石直接授意制造了“李闻血案”，或证据不足，但他对李、闻等民主人士的仇视和一再下令“打击”，在处理“李闻血案”时种种处心积虑的安排，以及最后“葫芦僧判断葫芦案”的结果，表明他和李公朴、闻一多之死并非毫无干系。

这场民国后期最著名的政治暗杀，把国民党专制统治之黑暗暴露无遗，对民心向背和众多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在国共之间的抉择发生了深刻影响。

“闻一多夫”

1946年7月17日，蒋介石正在庐山游山消暑，观景散心。他惬意的心情被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打破——短短五天，李公朴、闻一多相继在昆明被暗杀身亡。

这一天，蒋介石第一次在日记中提到了“李闻血案”，他这样写道：

昆明连出暗杀案二起，先李公朴，次及闻一多，皆为共党外围之民主同盟中党酋，应特加注意，彻究其凶手，以免共匪作污陷之宣传。最可耻者，以此案出后，在昆之民盟酋首八人皆逃至美国领事馆，求其保护，此等智识分子而且皆为大学有名之教授，其求生辱国，寡廉鲜耻。平时自夸所谓不畏死者，而其畏死至此，书生学者毫无骨格乃如此也，可痛！

平时日记中每事仅记寥寥数语的蒋介石，这次花费了150多字的笔墨记述昆明之事。日记中，蒋的第一反应是担心事件被共产党利用，此外便是对“最可耻”的民盟成员避去美国领事馆的谩骂。对于惨遭意外的李公朴、闻一多二人，蒋介石笔下未见丝毫同情，反而将他们称为“党酋”。

以“酋”称呼一党之首领，言语之下的情绪显而易见，更何况，这个“党”在蒋介石眼中，还是他一生恨之入骨的“共党”的“外围”——中国民主同盟。

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于1941年，起初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由多个党派和社会组织联合组建，组织相对松散，有“三党三派”之称。1944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由团体会员制改为个人申请参加，其成员多为当时的社会贤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

民盟当时的主席是著名民主革命家张澜。李公朴和闻一多，其实都不算是民盟“党酋”，只是民盟中央执行委员。

加入民盟前，李公朴就是颇有声望的社会活动家。早在1936年，他就担任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因为积极呼吁全国各党各派立即停止军事冲突、释放政治犯、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等，他被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当时，他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

抗战胜利后，李公朴担任了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兼教育委员会副主委、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央委员，继续投身于反内战、争民主活动。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万余群众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国民党特务当场打伤民主人士60多人，制造了“较场口血案”，李公朴就在其中。

与李公朴相比，在西南联大教书的闻一多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是诗人、学者，他同时是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

1945年8月12日，闻一多在获悉日本乞降的第一时间，就把留了八年的长须剃掉了。之前，他曾经发誓，抗战一日不胜利，就一日不剃须。可是，没过多久，闻一多就感觉到了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阴影。同为民盟成员的好友李公朴打趣他：“你的胡子是不是剃得早了些？”闻一多回答：“那就把它再留起来！”

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在昆明出动大批军警和特务，袭击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学校，殴打学生，投掷手榴弹，导致4名师生遇难，50多名青年受伤。惨案发生后，闻一多撰写了《“一二·一”运动始末记》一文，控诉国民党特务的暴行，怒斥这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1946年6月底，国民党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为反对内战，闻一多等民盟人士又在昆明发起了万人签名的呼吁和平运动。

此时的中国，民盟是除了国民党、共产党之外的第三方重要力量。虽然没有掌握武装力量，但民盟成员多是李公朴、闻一多、费孝通、潘光旦、罗隆基这样的著名知识分子，对社会舆论有着广泛影响。

热心呼吁和平、争取民主的民盟，其实早就被国民党视为敌对力量。

闻一多的次子闻立雕告诉记者，1946年“五四节”时，云南大学围墙上便贴出了肆意咒骂民主人士的标语，上面把闻一多叫“闻一多夫”，把罗隆基叫“罗隆斯基”，意指他们亲苏、亲共。

蒋介石对民盟的不满乃至敌意是有据可查、有目共睹的。

西南联大常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1946年2月17日的日记里记载，蒋介石召见他时，曾这样“提醒”他：“张(奚若)、闻(一多)、潘(光旦)等之举动”，“殊于清华不利”。

1946年3月23日，蒋介石约见西南联大三青团干部，听到汇报并联想起西南联大学潮不断的情况，当时就怒火中烧，要求他们“对不法教师侮辱党国，甘为共匪奴属之张奚若、闻一多等，应加以还击”。6月5日上午，蒋介石在中央情报指导委员会上再度明确指示：“对民盟不必姑息，罗隆基、沈钧儒、章伯钧，应施打击。”

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有历史学者还发现了这样一条密令：“中共蓄意叛乱，民盟甘心从乱，际此紧急时期，对于该等奸党分子，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密令没有标注具体时间，也没有所发单位，更没有明确“便宜处置”的方式。

这些话，当然不能视为蒋介石直接下令刺杀闻一多等人的命令，然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蒋介石说对民盟“应施打击”，当然有下属揣摩着他的心思付诸实施。

这个下属，就是时任云南省警备总司令的霍揆彰。

霍揆彰出身于黄埔一期，是深得蒋介石信任的嫡系。按照军统“元老”人物沈醉的说法，霍揆彰杀害李、闻，“原来是想讨好蒋介石，希望改派他当云南省主席”。

闻一多的长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闻黎明介绍，根据确知材料，1946年5月间，霍揆彰便召集云南警备总部稽查处长王子民、宪兵十三团团长彭景仁、昆明市警察局局长王巍等，拟定了一个包括李公朴、闻一多、张奚若、潘光旦、罗隆基、楚图南、费孝通等十多人的暗杀名单。

6月24日，霍揆彰在云南警备总部召开治安会议。会上，霍揆彰问道：“现在李公朴、闻一多等跟着共产党跑，在昆明闹得很凶，几乎搞到我们总部门前来了，我不知道政治部做什么的，你们看怎么办？”

他们商量出的办法，是暗杀这些民主人士。按原拟计划，暗杀方式是不露痕迹的绑架、活埋，但执行暗杀行动的国民党特务，却采用了更简单直接的血腥手段。

最后的日子

闻立雕说，如果闻一多愿意，他其实是有可能躲过这一劫的。

1946年5月，抗战胜利已将近一年，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正式宣告结束，清华、北大、南开等学校的师生，已经开始陆续北迁，准备回到北平、天津的原校址复校。

昆明城内，针对闻一多等民主人士的明枪暗箭，这时正愈发明显。当时不满18岁的闻立雕，曾在西南联大校内的近日楼附近，亲眼看到要用四十万元买闻一多头颅的标语。

眼见昆明的白色恐怖越演越烈，闻一多的朋友和同事都劝他早日北上。只是，闻一多是云南民盟的主要领导之一，还想多留一段时间。另外，妻子高真患有心脏病，承受不了陆上交通漫长颠簸，闻一多想让全家乘飞机返回北平。可是，当时大批战时疏散到后方的机关、企业、学校都要北迁，机票哪儿那么好买？

6月20日，西南联大分配来两张飞重庆的机票，闻一多让次子闻立雕、三子闻立鹏先飞往重庆，在那里等全家到齐后再同返北平。闻立雕至今记得，父亲叮嘱他和弟弟路上要注意身体，“怎么也没想到，这一走竟成了永别！”

7月11日，西南联大最后一批北迁的同学乘汽车离开昆明。当晚10点多，李公朴与夫人张曼筠看完电影，乘坐公共汽车回家，车至青云街，李公朴夫妇下车，经学院坡小巷慢慢往回走。刚要上坡，只听后面轻轻的“啪”的一声，李公朴突然倒地。张曼筠赶紧去扶，这才发现李公朴的后腰全是鲜血，他中枪了！第二天凌晨四点，历经“七君子”事件、“较场口血案”都大难不死的李公朴，永远闭上了双眼。

李公朴遇刺已经让昆明人心惶惶，闻一多家中又得到更恐怖的消息，说暗杀者有个黑名单，李公朴排第一位，接下来要暗杀的就是闻一多。有天半夜，一名不认识的青年跑来报信，说三青团某人传出消息，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决定按南京密令首批暗杀四人，逮捕十余人，闻一多就在名单上。

种种刺激下，高真与家人忧心忡忡，闻一多却不以为意。7月15日上午，昆明学联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为安全起见，家人和朋友原本都不让闻一多出席，可他只答了一句：“李先生为民主可以殉身，我们不出来何以慰死者？”争来争去，最后达成协议：闻一多只出席，不发言。

可是，走进至公堂，看到李夫人张曼筠声泪俱下地汇报李公朴被刺经过，话语常因悲恸中断，闻一多再也按捺不住，他走上前扶着李夫人坐下，随后即席慷慨陈词。

“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

“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

报告会后，闻一多到民主周刊社参加记者招待会。长子闻立鹤不放心，特意护送父亲到民主周刊社门口，下午五点多散会后又去接父亲。

民主周刊社离闻一多居所不过200米左右，距离居所大门只有十多步时，枪声突然响起，子弹像雨点一样朝着闻一多射来。

密集的子弹中，闻一多头中三枪，胸部、左腕也被击中，闻立鹤身中五枪，肺部被打穿，一颗子弹距离心脏仅有半寸……

听到枪声的高真和家人奔出门外，急忙将父子俩送去云南大学医院。19岁的闻立鹤从死亡边缘捡回了一条命，可闻一多的伤是致命的，47岁的他被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有一丝生命迹象。

“明杀”

仅仅五日之内，李公朴、闻一多这两位民盟中央执委，接连惨死于同城，这消息让人们震惊，愤怒的抗议一时席卷而起。

正在南京参加国共和谈的中共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人，联名发来唁电，称李闻之死“中外震惊，令人捶心泣血，悲愤莫名，真不知人间何世！”

闻一多遇难时，清华大学校长、主持西南联大工作的梅贻琦也在昆明城内。傍晚五点多，潘光旦教授的夫人忽然急急地跑来，说闻一多在回家的路上被当场枪杀。梅贻琦惊愕不已，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察其当时之情形，以多人围击，必欲置之于死，此何等仇恨，何等阴谋，殊使人痛惜而更为来日惧尔。”

闻案发生后两天的17日清晨，远在重庆的闻立雕、闻立鹏还不知情。两人正准备吃早饭，旁边的校友递过来一张报纸，赫然印着父亲遇难、大哥重伤的消息。15岁的闻立鹏当场大哭起来，闻立雕急得要回昆明，好不容易才被教授和校友们劝阻。回去就是送死，两人悲愤难忍，当即写下《谁杀死了我的爸爸？》一文，发表在第二天的《新华日报》等报刊上，“要政府立即缉拿凶手和幕后主持人，替我爸爸报仇……”

暗杀的真相，查起来并不难。

李公朴之死的确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暗杀。或许是行凶者尚有顾忌，行刺时间是夜里十点多，地点也选了一条少有行人的偏僻小巷，加上暗杀使用的手枪紧贴在李公朴后腰，仅有“甚小之爆炸声”，连同行的张曼筠也是在李公朴倒地后才发现的。

与李公朴之死不同，闻一多可以说是牺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明杀”。他遇刺的地方，距离设在翠湖负有全省治安之责的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仅200米左右，周边不远还有两个派出所。刺杀时枪声很大，连隔着几条街的云南大学也听到了。当时正在云南大学的费孝通曾回忆说，他就是听到枪声方“冲出办公室到校长家中暂避”。更为夸张的是，行凶者似乎有恃无恐，多人围击，撤退时连弹壳也没有捡回。

闻黎明说，从现场留下的弹壳可以判断出，行凶者用的是20响连发的小型盒子枪，这种枪当时是很先进的，在云南只配备给了警备总司令部。显而易见，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难逃干系。

蒋介石在17日获悉李公朴、闻一多相继遇刺的消息。从当天的日记中可以看出，此前蒋介石似乎并不知情。他在当天还给霍揆彰发了电令，要霍“负责缉获正凶”，要求“警备司令部应负全责”查案。

不过，蒋介石也并不是完全信赖霍揆彰，他同时命令警察总署署长唐纵亲赴昆明，主持破案。根据1991年出版的《唐纵日记》记载，闻一多案发生后，无论国民党中央，还是蒋的侍从室情报部门，均一头雾水，弄不清楚：“昆明近日接一连二的凶案……究为何方所为？”国民党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几度开会商议，均不清楚状况。

而这样的暗杀行动，最先被怀疑的，是历来惯用暗杀手段的军统。沈醉当时任军统总务处处长，他在回忆录中记载，蒋介石从庐山打长途电话到南京责问毛人凤，毛人凤也回答不出是什么人干的，只能保证说他没有叫人干这件事。蒋介石大为光火。

奉命去昆明查案的唐纵，对能查出什么结果心里没底，他倒是先和毛人凤等军统头子商量出了一个“结果”。

据参与讨论的沈醉回忆，这个“结果”是“要来一次对中共的诬陷”，他们准备带两个人到昆明，叫他们在公开审讯时承认是凶手，而且还要吞吞吐吐地说出和中共有关，但又不能完全承认是共产党。

沈醉根据唐纵的要求，亲自去重庆的看守所中寻找这样的“凶手”。这样的人需要满足的条件不少：得是违反纪律被处分的军统特务，有积极性“戴罪立功”；要经得起反复审讯而不露马脚；要没有担任过公开职务、没有“露过相”……“凶手”审讯后会被判死刑，唐纵许诺，行刑前会用其他死刑犯替代，而这两个人会被派到远离云南的东北、西北去任职。

沈醉还没把两个“凶手”找齐，就接到毛人凤通知：别找了，军统云南站已经有了线索。

也许是为了洗清自身的嫌疑，军统以极高的效率查清了李闻血案的来龙去脉。暗杀李、闻的凶手，全部是当时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特务营与稽查处的人，凶手的职务、姓名和事先的布置以及行凶情况等都已一清二楚。主谋就是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霍揆彰。

唐纵在7月23日飞抵昆明，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下机后（郑）修元、（李）毓桢、（龚）少侠等报告李闻案真相与经过情形，余诫以对外谨慎言论。”

考虑到霍揆彰是自己的湖南老乡和黄埔同学，唐纵决定先找霍揆彰面谈，没想到霍抵死不认账。唐纵无奈，只得向蒋介石汇报，蒋气得当着唐纵的面，就大骂霍揆彰是疯子。

这时的“疯子”霍揆彰，不但不准备认罪，还自作聪明地又设计了一个一箭双雕的伎俩。

1946年，闻一多在西南联大宿舍家中。闻立雕供图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作最后一次讲演的云南大学至公堂。闻黎明供图

1946年7月17日毛泽东、朱德致闻一多夫人高真的唁电。 闻黎明供图

1946年7月26日朱德在延安各界举行的追悼李闻、反内战反特务大会上讲话。 闻黎明供图

栽赃

常言道，贼喊捉贼，这话用在霍揆彰身上再合适不过。闻一多父子被刺当天，霍揆彰就以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的名义向昆明各报送去了悬赏缉凶启事，并开出“凡能捕获凶犯解部法办者，各奖法币一百万元，凡能闻风报讯因而缉获者，各奖法币五十万元”的赏额。“捉贼”态度之积极，看起来竟像完全不知情。

然而，李闻血案引起的巨大舆论反响，超出了霍揆彰的预料。蒋介石又发来了电令，命他“负责缉获正凶”。这个案子要是没有“正凶”，恐怕是交代不过去。真凶是他自己，无论如何不能交代，霍揆彰找到了一个他认为会令蒋介石满意的“正凶”。

7月20日，霍揆彰下令逮捕了杨立德。杨立德原是龙云的重要幕僚，曾任昆明行营及绥靖总署副官长。龙云在抗战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多年，其势力让蒋介石很是头痛，1945年抗战刚刚胜利，龙云就被搞下台，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的闲职。此次霍揆彰抓了杨立德，施以酷刑，逼其承认组织暗杀团，用意便是在推卸自己责任的同时，把火引向与蒋介石貌合神离的龙云势力。

霍揆彰一门心思对杨立德刑讯逼供，不但面对前来查案的唐纵死不认账，而且对正在庐山避暑的蒋介石接二连三的召见手令也置之不理。蒋召霍揆彰24日到庐山面报，可霍直到7月25日才启程——这一天，杨立德终于屈打成招。

手握杨立德供词的霍揆彰自以为得计，一边准备启程离昆，一边已经开始散布假消息。于是，国民党官方通讯社中央社昆明分社在霍揆彰启程前发出一条消息：“经军警当局连日之努力，对李闻二氏暗杀案，已经有确实之线索，日内全案当可大白。”

途经南京时，霍揆彰干脆直接宣称：“李公朴、闻一多被狙案已获得重要线索，有关重要人犯前某部队军官杨立德中将已被捕，并供认不讳。”他还煞有介事地对《大公报》记者说，李闻被刺是当前有力集团发动的有计划的谋杀，目的就在于嫁祸政府。生怕公众不明白这个有力集团是谁，霍揆彰又补充一句，谋杀案的主使人已经逃回昭通原籍躲避。

原籍是昭通，“有力集团”，与杨立德有关……霍揆彰画了一个圈，符合这些条件的，只有龙云的三子龙绳曾。

霍揆彰的栽赃伎俩甚是娴熟，一时之间于报端闹得沸沸扬扬，似乎龙云势力确实牵涉其中。这已经不是霍揆彰第一次嫁祸他人，李公朴遇难时他就干过类似的事情。

当时，昆明街头出现了各种污蔑李公朴的传单标语，有的说李公朴“有八位太太”，其被杀完全“系出于桃色纠纷”；有的大书特书“打倒共产党”，劝民主同盟为李复仇；还有标语完全是捕风捉影，揪住哲学家、共产党员艾思奇是云南人这一点，造谣李公朴“是被共产党杀死，因李不服从毛泽东命令，特派艾思奇将李处死”。这诬陷实在是荒谬至极，彼时的艾思奇身在几千里之外的延安，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昆明把李公朴杀死。

霍揆彰试图嫁祸龙云的谎言，很快也被揭穿。原云南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李一平，因公路过南京，刚好看到霍揆彰对媒体的表态，他特意发表谈话，说龙绳曾去年夏天就已回原籍，言外之意是李闻案发生时龙绳曾根本不在昆明，更无所谓“逃往昭通原籍”。龙云也被激怒，他在南京公开表示，少数报纸的不负责任之报道，已经涉及了私人名誉，应负法律责任。

事实上，霍揆彰对龙云势力的诬陷，就连蒋介石都不相信。早在7月20 日，蒋就在日记的“本星期反省录”中就李闻血案抱怨，“干部之无智识，徒增政府情势之险恶，领袖地位之不利，可痛之至。”当时的他尚未查清详细案情，但或许是想到国民党内部的一贯作风，字里行间已猜到是手下“干部”所为。两三天后，蒋果然从唐纵等人处得知，霍是李闻案的幕后主使。

7月25日，霍揆彰赶到庐山时，还不知道蒋介石已经知道了全部案情。他还振振有辞地拿出自己设计的案卷，等着蒋介石嘉许呢。

结果，等来的是蒋介石大发雷霆。蒋在日记中记道：“晚课后召见霍揆章（彰），彼犹呈其假造人证与共供，其幼稚荒谬极矣。乃面加斥责，并明告其所部之所为，且指出其行刺之人名。”

不过，蒋介石骂归骂，他并没有想惩处这个自作聪明的愚蠢属下，而是“令彼自想此案之办法而退”。

“应注意之点”

李闻血案的基本事实已清楚，主谋、凶手都已明确其人，但如何处置善后，还是让蒋介石大费周章。

霍揆彰一直是深得蒋介石信任的嫡系，且不说蒋介石能否舍得“大义灭亲”，单就霍揆彰的身份来说，若是公开国民党云南省警备总司令、一个蒋介石的门生亲信主使了李闻血案，舆论影响极为恶劣，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恐怕很难把自己择干净。

7月26日，蒋介石再次召见了霍揆彰，并找来了宪兵司令张镇，共同商量李闻血案善后，还是无计可施。气得蒋介石在知晓李闻血案实情后十余天里，几乎天天在日记里骂霍揆彰，从“幼稚”、“无知”、“荒谬”、“无智无识”，一直骂道“愚蠢颟顸”。

其实，在7月25日第一次召见霍揆彰之前，蒋介石就已经初定了“彻底究办”此案的“应注意之点”：

甲、反动派必以此加强其政府暗杀反对党人之罪恶，更将诬陷为一“法西斯”党矣；乙、对霍处置之方针；丙、公布与审判之准备；丁、宣传技术之注意；戊、政府应主动彻究此案；己、凶手之口供及其行刺之动机；庚、被刺者咎由自取乎；辛、使投机与附共者有所警惕；壬、问霍能否自动彻究此案。

闻黎明说，蒋介石最注重的有两层，一是如何对付反对者利用惨案所进行的宣传，二是如何从技术层面进行善后，尽快了结。他对惨案的被害者没有丝毫的同情，甚至想制造“被刺者咎由自取”的假象，以杀鸡儆猴，吓倒“投机与附共者”。既要平息舆论怒涛，又要保全霍揆彰的性命和国民党政府的“名声”，两全之法谈何容易。

恰在此时，国际金主美国人的介入和关注，让蒋介石的局面更加雪上加霜。

7月30日，身负调停国共矛盾之责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与蒋介石见面，专谈李闻血案。马歇尔警告蒋介石：“昆明暗杀案比内战之消息使美国影响更恶”。

仿佛是为了印证马歇尔的话，同一天，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走访美国众议院得到消息，因中国目前情形，一个月前就草拟的美国“对华军援”法案估计很难通过。美国的军援，恰恰是准备全面内战的蒋介石最迫切需要的。

在当天的日记中，蒋介石又骂了霍揆彰一顿“无知幼稚”、“罪孽无穷”。

李闻血案尤其是闻一多被刺后，为何会引起美国方面这么多的关注？闻黎明认为，这是因为闻一多不仅是在美国受过多年教育的留学生，而且还是中国学术界的知名学者。在美国外交档案中，有一份美国驻昆明领事劳斯1946年给大使馆的报告，某种程度上解释了美国舆论对此事的重视：“李（公朴）被暗杀后，在大学的开明人士中引起了强烈的谴责。然而，他们不相信自己受到了威胁，因为大家感到，李是一个实干的政治活动家而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可是，闻一多被暗杀使局势完全改观，因为闻是开明人士中的佼佼者，受到知识界的高度敬仰。”

到了8月，事态发展更加严重，美国总统杜鲁门根据马歇尔拟定的草稿，以私人通信方式向蒋介石提出了警告。这是一封被中美关系史学者多次提到的著名信函，但信中关于李闻被刺事件的部分多被忽略。

闻黎明曾在台湾“国史馆”见到这封信的原始档案，他告诉记者，信函是经驻美大使顾维钧翻译后以电报方式发回国内的，电文由四人翻译，因各人翻译速度快慢不一，因此哪个翻译好了就先拍发哪个，可见发电的紧急程度。阅读此信后，闻黎明发现，“杜鲁门在信中对国民政府的批评，很大程度上正是以李闻被刺事件为例证的。”

丢卒保车

事已至此，离不开美国援助的蒋介石纵有再多不满，也不得不耐下性子，加快处理李闻被刺这个棘手的案件了。

事实上，蒋介石在收到杜鲁门的信之前，就预感到美国可能会有反应，所以7月27日已完全知晓案情的蒋介石派出另一员大将——陆军总司令顾祝同飞往昆明，全权办理李闻血案。所谓办理，无非是尽可能撇清国民党当局的责任，将此事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出发前，蒋亲自召见顾祝同，交代了九项处置要点，其中除了要突出李、闻被刺完全是“咎由自取”等意见外，还特别提到，“问霍能否自动彻究此案”。显而易见，这时的蒋介石还是希望庇护霍揆彰，希望他尽量不受牵连。

果然，顾祝同偕陆军总部副参谋长冷欣、宪兵司令张镇一行抵达昆明后，第一件事就是让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将李闻血案的有关行动人员拘捕，用奖励和升职作诱惑，以保证生命安全为条件，要求他们“挺身做烈士”。这与唐纵最初设计的办法不谋而合，不管案情如何，都要丢卒保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区别只在于顾祝同在案情已明的情况下，使用的卒子确实参与了李闻血案。

据杀害李公朴的凶手之一、1950年被逮捕归案的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特务营营长熊福广供述，当时，杀害闻一多的特务头子王子民痛哭流涕，对参与暗杀的特务们说“谁愿意出面应付公审，就是忠于国家、忠于领袖”。犹豫许久，特务营连长汤世良（出庭时改名为汤时亮）、排长李明山（出庭时改名为李文山）才相继站出，成了被选出的卒子。

“凶手”有了，但口供怎么交代才能尽量撇清警备司令部乃至国民政府的责任呢？唐纵向蒋介石献了一计，提出李闻两案宜分开处置，这样才显得不像是蓄谋已久的行动。他提议让云南当地势力背上刺杀李公朴的黑锅，而闻一多案则解释为偶然行为，称闻一多在讲演和记者招待会中侮辱领袖，斥责特务分子，“血气方刚”的行凶者听了大受刺激，一时控制不住才杀了闻一多。

蒋介石听后深以为然，并进一步把案件缩小化，指示只处理闻一多案，暂时不提李公朴案。

8月15日，闻一多被刺一案在昆明举行公审。说是公审，但审判时却只有27人观审，除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民盟派来调查案件的梁漱溟和周新民以及指定的中央社两名记者外，现场几乎清一色都是各级政府官员，就连多次申请旁听的《大公报》记者也被拒之门外。

开庭前，梁漱溟和周新民提议让亲历凶案现场的闻立鹤出庭辨认凶手，这一完全合理的建议却遭到拒绝，两人当即感到“公审”名不符实。来到现场一看，果不其然，只见两名被告汤时亮、李文山在公堂上如作演讲般，说“闻一多是卖国贼”，在“李公朴追悼会上骂了军人”，他们二人“出于一时气愤，故予杀之”，此事与他人无关，云云。实际上，汤时亮是刺杀李公朴的凶手，李文山是闻案凶手，但为了尽快结案，负责审理的法官将两人都视为闻案凶犯，草草询问几句，庭审便宣告结束。

梁漱溟和周新民很快致函顾祝同，指出案件审理疑窦甚多，要求“请勿定案”。然而，这只是他们一厢情愿的请求，顾祝同当然是严格按照蒋的指示办理案件。梁、周二人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蒋介石在8月18日看到了闻一多遇刺案的一审供词及相关报告，批阅至深夜，“研究至再，未能决定办法，十一时睡。”次日，蒋下达了“对昆明案决定要旨及公布方式”，做出了最后的决定。这一天的蒋介石日记，有了一段总结式的记录，言辞仍充满愤恨：

“昆明暗杀案使万目睽睽，中外注视，敌党匪部皆以此为集中攻讦诬蔑之目标，而对霍揆章之愚拙粗暴，可痛可愤，但又不能不为之恕谅，殊令人受意外之打击。可说近年以来，无论外交内政如何困苦，未有如本案处置之拮据也。今晨六时点起床，朝课后拟定处置办法，决将二凶犯枪决，而将霍革职交顾总司令看管，待李(公朴)案破获后，再定霍之处。如此先将闻案解决，告一段落，再观舆论之变化也。”

8月25日，第二次公审举行，判决结果毫无意外：凶犯汤时亮、李文山处死刑，杨立德与本案无关交保开释，警备总司令霍揆彰革职看管。

第二天，那两名站出来“做烈士”的凶手汤时亮、李文山果真被处死了。曾经查阅过解放后被捕特务审讯记录的云南省公安厅喻芳对闻黎明说，顾祝同本来是想找两名死囚犯来替代汤、李受刑，将二人替换出去的，但报告给蒋介石后，蒋认为不要再出枝节，这才枪毙了两名真特务。这两名被假戏真做的凶手，直到临死前还天真地以为，自己只是出面应付公审，并不会真正送命。

至此，震惊中外的闻一多案，最终在蒋介石的授意、国民党军警宪特几方共同编织的谎言下，被精心炮制成了下级军官“义愤杀人”的偶然事件。而李公朴案则被冷处理，直到1949年蒋介石逃往台湾，仍是一桩没有结果的悬案。

凶手落网

李闻血案前，蒋介石对民盟民主人士大加攻击，敌意明显，屡出“还击”、“打击”之词；李闻血案后，蒋介石又包庇主谋、铁案妄断。各界也都怀疑蒋介石是刺杀李公朴、闻一多的幕后黑手。

1946年7月18日，李闻血案发生没几天，民盟主席张澜就在致蒋介石的公开信中委婉提出：凶手特务如此横行无忌，“必有背景，主席于事先，似不应完全不知”。

曾任军统特务骨干并参与调查李闻血案的程一鸣说：“暗杀一个重要人物，必须得到蒋的事先批准……才敢动手。”1946年时任云南省政府秘书长的杨适生后来更明确说，暗杀李、闻，是得到了蒋“便宜处置”的密令。

闻黎明告诉记者，由于史料的局限性，上世纪80年代前，无论是史学界，还是李、闻二人的民盟同事，甚至就连曾经的国民党内部人士，都曾猜疑蒋介石可能是李闻血案的幕后主使。但是，根据上世纪90年代公布的唐纵日记和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保存的蒋介石日记手稿等档案，加上新中国成立后逮捕的凶犯供词、军统特务沈醉的回忆等资料印证，现在已经基本可以确定，李公朴、闻一多先后遇刺，蒋介石事先并不知情。

历史学者杨奎松也曾研究蒋介石日记，对比他在“一二·一惨案”“较场口血案”“下关事件”和“李闻血案”四次血案中的反应。他认为，蒋对“李闻血案”的反应更接近“一二·一惨案”和“下关事件”，第一反应是怀疑共产党，发现是国民党自己做的后，马上就谴责下属。当着唐纵的面，连霍揆彰是疯子都骂出来了，可见其对霍揆彰的所作所为事先并无思想准备。

不过，在杨奎松看来，蒋介石虽然不是李闻血案直接的幕后黑手，却未必与此类事件毫无关系。李闻血案发生前几个月，仅在公开场合，蒋就多次作出对活跃的民盟骨干“加以还击”、“不必姑息”、“应施打击”之类的指示。6月7日，蒋介石对部队发表演讲，更是激烈指斥民盟等“一般投机分子，无耻之徒”，“丧尽天良，甘作共产党的走狗，吠影吠声”，附和“共产党的毒焰”，推动社会视听和国际舆论“为其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必欲毁灭我们”。

何况，对于下属的暗杀行径，蒋介石也并没有真正反感过。直到1946年8月19日，他还在日记中称霍揆彰“可痛可愤，但又不能不为之恕谅”。事实上，蒋很快就宽恕了霍，1947年3月，迫于形势被革职看管的霍就以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出席了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还是当初差点被霍栽赃的龙云坚决反对，蒋才重新下令对霍“严加管束”。但没过几个月，霍又被推为国大代表，并且获得了第十六绥靖区司令官的任命。

霍揆彰在这前后与沈醉谈起李闻血案，倒说出了心里话，他说当时“干得太早一点”，因为“时机还不到”，“才惹出这场麻烦”，“如果等到今天来干，那就不是过错而是有功了”。

至于参与刺杀李、闻的其他凶手，蒋实际上也以“监禁与解散”的名义默认了他们的逍遥法外。1946年9月，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第二处处长王子民等刽子手及其家属被两辆卡车送到了国民党第二军军部所在地——云南大理县后山上的无为寺。时任第二军军长的王凌云曾撰文回忆，顾祝同当面对他交代了看管王子民等人的办法，“要使他们与外边隔离”，“还要对他们生活上予以优待”。

云南和平解放前，这些特务乘着混乱四处逃散。然而，杀人者能逃避一时，却终难逃脱历史的审判。

1950年3月，参与暗杀李公朴的特务熊福广被重庆市公安局逮捕。

1951年3月，杀害闻一多的特务头子王子民在成都伏法。

1951年4月，参与李闻血案的袁炳南、崔宝山、兰亚民、吴传芳四名特务，在昆明受到人民的公审，被判处死刑，立即枪决。

1957年4月，改名为蔡云旗的特务蔡云祈，在逃回原籍江苏盐城躲藏多年后，酒后失言，自己吐露了当年参与血案的内幕，最终被群众举报而抓获，一年后经审理判处死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58年，另一名参与杀害李公朴的特务赵凤祥在老家湖南湘潭被逮捕，一年后在湖南长沙被执行枪决。

而最大的幕后黑手霍揆彰，1949年随蒋介石逃往台湾，1953年在台北去世。

处置李闻血案过程中，最让蒋介石感到压力的是，美国在1946年8月开始实行对华武器禁运。武器禁运究竟有多少李闻血案的因素很难说清，不过，这次禁运只持续了10个月。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前，1947年5月，美国就恢复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武器援助。据美国驻华武官在1948年12月时的统计，75%的美援装备和物资被共产党军队缴获。（记者 杨丽娟）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