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贝格的相关证件和照片

离南京越来越近了。

低空掠过的飞机发出刺耳的轰鸣声，炮弹时不时砸下。东南方向隐约传来机枪、冲锋枪扫射的“哒哒声”，路边的村子烧成一片，“天都烧红了”。百姓向四方慌乱地逃散。

丹麦人贝恩哈尔•辛德贝格和同伴一路“逆行”。从上海租界出发后，他们遭遇了好几拨儿士兵的检查，三四天中，先后换了轮船、汽艇、汽车、火车、揿车，眼下，总算要抵达南京远郊龙潭附近的摄山渡了。

这是1937年12月初，辛德贝格等人的目的地，在南京保卫战外围阵地东北起点的栖霞山东麓，那里有一座刚建成、尚未投产的大型中资股份制企业——江南水泥厂。26岁的他刚得到这份新工作：战时，看护江南水泥厂引进的丹麦设备。

尽管危险，但薪水不错。这对只有初中文化、外出闯世界的辛德贝格来说，仍然觉得冒险是值得的，他相信自己有“好运”。12月5日，他和同行的德国工程师卡尔•京特博士以及两位翻译，到厂后利索地在江南水泥厂门口钉了“德丹国合营江南水泥厂”和有德、丹两国交叉国旗的木牌。

日军的飞机一天二三十架飞过，辛德贝格又和其他人在厂房屋顶，用油漆刷了面足有1350平方米大的巨型丹麦国旗。在东方，丹麦是中立国。

很快，战争一点点吞噬了南京远郊、近郊和城区，日军打来了、难民涌来了，“中立的天平”江南水泥厂变得起伏摇摆，丹麦青年辛德贝格命运的齿轮，也因此转动了。

辛德贝格在江南水泥厂难民区（图片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提供）

一

如果不是上一个雇主死于日军枪口，辛德贝格也许不会冒险接下这份工作。

那年9月，他成为英国《每日电讯报》战地记者史蒂芬斯的助手，负责开车和摄影。这是一段在《辛德贝格自述》里被称为“最有意思的经历”：他开着史蒂芬斯刚买下的、宽大的克莱斯勒敞篷轿车，在此起彼伏的炮火声中穿梭于上海的各个战场及大小街巷。

这辆车身被喷上乳白色、车盖刻上英国国旗的小轿车。他把车开进稻田，抄近路去战壕。他们站在高处，拍闸北、浦东的大火，拍法租界外难民人头攒动的照片。他们抵近采访，拍侵犯龙华的日军，拍中方阵地的防空射击，拍四行仓库……

11月11日，日本军队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上海。爬上水塔观察日军进军、中国军队撤退的史蒂芬斯和辛德贝格遭遇日军攻击，子弹在水塔上到处乱窜，嗖嗖地飞过，水泥碎块噼里啪啦掉落。几个小时后，水泥碎片擦伤了辛德贝格的腿，史蒂芬斯却中弹殉职。

报道第二次淞沪会战的中国上海、丹麦奥胡斯等地的英文、丹麦文报纸上，留下了史蒂芬斯和辛德贝格的名字。

在斯蒂芬斯的葬礼上献过花后，辛德贝格在上海失业了。11月底，他应丹麦F.L.史密斯公司之聘，来南京战地看护该公司售给江南水泥厂的、尚有两成货款未付的设备。

辛德贝格签下了“生死契约”，“我特此同意志愿前往南京附近的栖霞山水泥厂，战时停留期间，风险自担”。在契约末处，他郑重地写道：“假使我死亡，这钱（薪水）通过丹麦总领馆支付给我的双亲。”

一切都和过去不一样了。1934年刚来上海时，尽管一句中文也不会讲，但并不妨碍这个“年轻、英俊、一头金发、拥有地道欧洲口音”的丹麦男人，在上海租界闯荡。他当上了上海彼时最大的饭店——华懋饭店的前台接待员，招待过意大利王子、各国政要以及卓别林和他的朋友。

他热爱那份工作，并在另一份自述《一个水手的人生速写》里骄傲地宣称，那里的房间“满是鲜花水果、世界上最好的食物和最醇的红酒”。

离开丹麦前，辛德贝格是奥胡斯市一位奶酪批发商的二儿子。他只念完初中，也受不了油漆公司枯燥的活儿，打算离家出走却在码头被父亲逮个正着。直到1928年，这个一心要去“闯世界”的17岁少年终于偷偷搭上了开往美国的轮船。

丹麦《奥胡斯教区时报》曾追述这位少年离家后的旅程：辛德贝格很快对雇佣兵团产生了“浪漫的憧憬”，于是报名法国外籍军团，兴冲冲地签下了5年的“生死合同”，驻扎在阿尔及利亚。可在非洲，这个1米7出头的小伙子没等来什么浪漫的故事，反倒被“艰苦的训练、单调的巡逻、凶猛的恶狗和性格怪异的官兵”吓到了。

一年还没待够，他开溜了。

因为被法国兵团通缉，他改当海员，却和比自己级别高的人打架，结果被关进了船舱的禁闭室。在上海时，和德国同事吵架，他又被一家丹麦牛奶公司炒了鱿鱼。就连那个他引以为豪的前台接待员工作，也因聚众闹事，匆匆丢掉了。

时针很快拨动到1937年7月，辛德贝格前往美国加州度假。然而，当他乘坐的客轮返回中国时，广播里转播了上海“虹桥机场事件”。再回到上海时，繁华的城市已是血雨腥风的战场。

辛德贝格发现，真正的战争，开始了。

江南水泥厂（图片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提供）

二

在紫金山附近，一些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平民被要求排成3列，日军用机枪疯狂扫射，随后在死人堆上浇液体燃料，点火焚烧。若干被俘获的中国士兵，在南京下关江边被日军用机枪处决……

农民的小孩没有脱帽给日本兵敬礼，被日军用枪托打死；日本士兵抢了农民的钱，然后将他杀死；几名和平的中国农民被日本士兵取乐杀死……

抵达江南水泥厂后，辛德贝格每天都在听闻类似的事情。在战争面前，生命变得脆弱不堪。或许是因为听不懂日本话，或许是因为年轻像士兵，或许是因为戴了草帽遮住了脸，或许没有原因，中国老百姓就在短短几秒钟之内失去生命。

战争也在威胁着他的生命。工厂交际员、日语翻译颜景和写道：12月9日，中日双方的军队正在栖霞山附近战斗，日军飞机扔下多枚炸弹，其中一枚在水泥厂附近爆炸。工厂的玻璃被震碎。

那一天，栖霞陷落，日本士兵最终忌惮两面巨大的德国和丹麦国旗，并未进入厂内。

难民涌来了。前面是茫茫大江，工厂附近的公路都成了焦土，上千民众走投无路，见该处飘有德国的“万字旗”和丹麦的“十字旗”，在工厂厂外的南北两边滞留下来。后来，颜景和在写给江南水泥厂所属江南水泥公司董事会的报告里说：“农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为良心所驱使，不得不设法收容……”

辛德贝格已非第一次耳闻目睹日军的暴行。早在当年8月，他从美国返回上海时，就曾在上岸的码头处，目睹了日军屠杀中国人。当着这些外国人，日本士兵在码头边疯狂地虐杀9名被绑在一起的中国码头工人。他们砍下中国工人的手臂，随后把人推下黄浦江，只是因为想看看没有手臂的码头工人是否还能游起来。

他和很多人站在一旁，沉默地观望着。

那天，他发现“其他数千名无辜的码头工人都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他后来写道：“我们难以控制内心的愤慨”，但“如果我们抗议这种暴行，我们就将卷入这场事件”。最后，是一艘悬挂丹麦旗帜的摩托艇，把他们安全地运抵海关码头，到达租界。

这一次，辛德贝格和京特作出决定，秘密庇护和遣送前来避难的中国军人，公开在工厂南北大门外边收容难民，用曾经拯救过自己的丹麦旗帜，来拯救别人。

很快，来自四面八方的难民先后涌进了这座倚在山脚下的江南水泥厂难民区。文档和信件记载，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这里先后庇护了一万五千至两万名难民。

江南水泥厂难民区的难民和难民棚（图片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提供）

三

人越来越多。

厂属铁路旁、工厂附近的山头、大白果树周围的桃园竹园，被大大小小的稻草窝棚占满。逃难而来的老百姓卷着铺盖，牵来牛、驴，挖出大大小小的土灶，就在难民区里临时安家。

从汤水镇（现南京江宁区汤山社区）附近的湖山村来的苏国宝，当时才10岁左右，他和亲人一起逃进了江南水泥厂厂外的难民区。日本军队席卷了他们的村庄，两岁的弟弟没能躲开，被日本人扔进河里，活活淹死。

尽管躲过了死亡，可难民区的生活也不好过。那里人挨着人、棚子挨着棚子，没有厕所，一下雨露天的锅就烧不了了。时间一久，地上都长霉了。当时还是半大孩子的苏国宝出了麻疹，身上生了疮，脓水粘在衣服上，“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

最让他们害怕的，是时不时跑来捣乱骚扰、“抢花姑娘”的日本人，这些日本士兵提着枪，有时一天甚至来十几次。

还有难民记得，那个黄头发、白皮肤、蓝眼睛、个头跟中国人差不多的“丹国辛先生”的样子。辛德贝格挥舞着丹麦十字旗，撵走了日本人，一群孩子就在后面拍手，冲着日本士兵背影喊：“死走！死走！”

难民营里有不少孩子，如今已满头白发的老人还记得，当年，这个丹麦大男孩，有时会冲着一群孩子用蹩脚的中文喊道，“鬼子来啦，鬼子来啦”。

看着孩子尖叫成一团，他又哈哈大笑起来。

只有他和京特清楚，为了守住孩子的笑声和这片越来越庞大的难民营，他们需要和日本人做怎样的周旋。附近的日军部队，先后是“基本不实行俘虏政策”、搞过“百人斩”杀人竞赛的日军第16师团，以及曾经制造扬州万福闸惨案的日军第11师团。

颜景和写给江南水泥公司董事会的报告里提到，京特和辛德贝格面对这群每日都来“参观”的日本士兵，“殷殷招待，相与周旋”。

辛德贝格一次次贿赂日本军官，又和京特一次次扛着各自的国旗从办公室跑到难民区门口，到后来一些日本兵见了辛德贝格，敬个礼就往回走了。

他曾告诉外甥女玛丽安，自己当年从阿尔及利亚逃出时，其他士兵都往港口跑，几乎被抓了个正着。只有他偷了一辆自行车，骑到大山里绕着山路最后躲过了追兵。

从美国赶回上海时，他所在的船只被迫停靠日本。在当地，只有日本人的船还能开往上海，他为了搞到一张优先的船票，在当地警察局长面前，“编了一个伤感的故事”，他说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还待在毛骨悚然的上海，自己要去把他们接回来。警察局长被感动，对他提前放行。

曾被史蒂芬斯称为“辛德倍儿坏”的这个丹麦人，机智得有点狡黠。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丹麦青年是如何笼络住日本士兵的。

炮火还在继续。1938年1月，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被送来难民区。孩子的父亲急得不行，一些日本兵跑到小男孩所在的村子抢劫粮食，可他们捉不住鸡，气急败坏下，竟然掏出手榴弹炸鸡。一枚手榴弹在孩子躲藏地不远处爆炸，这个男孩被炸掉一只眼睛，全身鲜血直流。

南京中山门守城的日本士兵拒绝了他进城的要求，这个昔日高傲又玩世不恭的青年低下了头，对着一个日本士兵苦苦哀求，“让我把孩子送进医院吧”。可他还是被拒绝了。

他重新发动摩托车，绕到太平门，一口气加速冲过行经的岗哨，在横尸遍野的南京城内，他疯狂地开车。终于，孩子被送到金陵大学医院。

医治孩子的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在日记里还记录了另一段故事：此前20天，辛德贝格带着另一些伤员企图进城送医，却被拦在了城门外，那次，他实在没有办法，又叫人把伤员抬回了江南水泥厂，整整几十里路。

这一次能靠硬闯，下一次该怎么办？

他们最终下定决心，在江南水泥厂开辟了几个房间，建立小医院。京特博士则张罗着找附近的中医。辛德贝格贿赂守城士兵，从金陵大学医院带走若干药物、绷带。后来，他想到一个更好的办法，每次要去南京城时，都事先半路邀请一名日本士兵同乘，过岗哨会容易许多。

传教士约翰•马吉来到江南水泥厂时，看到这里庇护了上万民众，还有七八十名病人在小医院医治伤病。

在中国出生长大的德国京特博士还带领难民，每日步行到长江边，打捞被水泡得发胀的尸体。

那些尸体看起来大多还很年轻，不少都被烧焦。京特等把遗体打捞起来，连同那些路边无人过问的尸首，一道埋葬。

江南水泥厂难民区内的难民（图片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提供）

四

只有辛德贝格清楚，难民营的一切，不过只是看起来走上了正轨而已。

1938年2月19日，这天是辛德贝格27岁的生日。那天是星期六，天气不错，可他没有一点儿过生日的好心情。相反，他很难过，春天快到了，他想起进城时，顺着他视线的方向，还能看见国家公园的旧址。在一年前，那里还有漂亮的纪念碑、高大的建筑、游泳池、体育场，而现在，只剩一片废墟。

在寄给丹麦的朋友的信里，他忧心忡忡地写下这些文字：

“厂里收容了许多中国农民，我们的国旗保护着他们，但问题是没有足够的食品，只有上帝才知道这些可怜的人是如何苦熬度日的。”

“春天到了，他们甚至无法耕种，所有的牲畜都被日本兵宰杀吃肉了，春播的种子也没有……”

“你难以想象，这里到处血流成河。血，血，到处都是血……中国可是有四亿五千万人呢，所以到底是怎样大规模的行动，才会让人感觉到处血流成河……”

这封信，后来以新闻的形式发表在他丹麦家乡奥胡斯的教区时报上。在文末，报纸编辑加上了一句话，“信中余下的内容不便刊载”。

在上海时，辛德贝格会因为公司饭菜不好吃就愤然辞职，可如今，难民区一处棚子着火，被烧掉十几户人家，京特和他派翻译挨个了解情况，并分发救济米。因为农民四处逃难，耕地大多废置，米金贵得很。

苏国宝一家也遭了殃。为了多得几斤米，他的父母让他冒充孤儿去领米。到了京特和辛德贝格那里，两人看这是个孤儿，便一人给了苏国宝一个银元。他们还希望他留下读书。

苏国宝分别给他们行了大礼。磕完头，苏国宝没敢接受读书的提议。可那银元和大米，却实实在在救了他和他一家的难。如今，快80年过去，耄耋老人苏国宝开枝散叶，儿孙满堂，获得了绵长的生命，却依然记得这份恩情。辛德贝格的亲属来南京，老人家激动地重提旧事。

他根本没有料到，他还能与那个丹麦人的亲属见面。

1996年，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教授吴天威致信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兴祖，希望了解受托为栖霞寺难民转送请愿书的辛德贝格究竟是何人。4年后，为纪念中丹建交50周年，高兴祖赴丹麦奥胡斯市政厅举办“珍爱和平和生命——南京大屠杀期间国际大援救”的展览，提出寻找丹麦人辛德贝格。

见到报纸，辛德贝格的妹妹和外甥女联系了中国驻丹麦大使馆。

遗憾的是，高兴祖回国不久就去世了。中国青年报老记者戴袁支，十数年间奔波于南京郊区、上海、河北唐山、德国、丹麦等地，一点点还原当年江南水泥厂难民区的情景，以及辛德贝格和京特的人道事迹。

开始，着实让人意外，在江南水泥厂志里，针对辛德贝格和京特的描述，只有短短两行字：公司当局商请丹、德两国售机器的洋行，分派代表来厂，协同留厂员工看护厂内财产。厂址收容难民三万余人。

后来，戴袁支托旅德的朋友，寻找到京特博士的家庭，获得了41张历史照片；又与唐山的企业及新闻工作者联系，寻找到颜景和的后人，以及京特家族在唐山的史料；在南京档案馆，检索到当年的一些记载；在上海图书馆，检索到当年英文报纸对辛德贝格的报道；在江南水泥厂，确定了当年难民小医院的旧址，以及约翰•马吉拍摄的纪录片的背景；在南京高校学生的参与下，又到南京远郊各村调查了当年的难民；在丹麦驻华使馆和奥胡斯教区时报老记者阿比德高的帮助下，联系上辛德贝格的妹妹比滕和外甥女玛丽安，收集到辛德贝格留在丹麦的史料；经玛丽安和辛德贝格弟弟奥莱的帮助，又在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一个中心，寻找到辛德贝格的自述及他拍摄的日军暴行的相册……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宣传网络处处长刘燕军，则较早地考订了现存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贝茨文档”中一个案例，是辛德贝格留下的。

通过一卷卷厚厚的史料、一次次自费往返的田野调查，辛德贝格的形象一点点被拼凑出来。

史料显示，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辛德贝格还多次往返南京城内和江南水泥厂。他给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带去难民们的呈文，文章里难民一条条控诉日本士兵的残忍行径，同时说“我们恳请你们——两国的大使发发慈悲，把我们救出虎口，你们的恩典永生难忘”。

半个多月后，第二份呈文发出，“由于你们的善意，我们1万多条生命得救了。我们还能提什么另外的要求呢？但是，难民在饥寒交迫中很难生存下去，我们请求你们把上述情况转告大使馆……”

“南京国际安全区的拉贝、魏特琳都是常年生活在南京的外籍人士，包括京特也是出生长大在中国，他们都对中国人民有很深的感情。辛德贝格这个丹麦人前后两次到过南京，第二次在南京就待了这107天，却如此勇敢，做了如此了不起的事。”有史学研究者这样讲。

辛德贝格不止一次地在自述和写给朋友的信里感叹，战争里中国人努力求生的欲望有多强烈。他说自己给史蒂芬斯开车时，总能碰见中国士兵，奔赴前线时唱着“欢快的曲子”。

有士兵头和颈部被日本人用佩剑刺了数次，却活了下来。一路淌血，士兵一路走到了水泥厂。京特和辛德贝格常悄悄送走这些士兵，每个人塞上几张钞票。

难民区越来越庞大，住进难民小医院的伤员，及前来探视的亲属也越来越多。为了不让土匪混入，完成保护工厂设备的任务，京特博士等打算把医院迁出厂外，辛德贝格却不同意。他与京特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最激烈时，他甚至拿枪指向了曾和自己并肩护厂的京特。

五

1938年3月16日，史密斯公司的解聘通知来了。

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已是尾声，伪自治会建起来了，陆续催促难民回家。辛德贝格这份“值得冒险”的工作，他一共干了107天。

结完薪水，辛德贝格回到丹麦，原本打算去美国留学。临行前，丹麦一家媒体记者采访他，记者问他，现在终于可以离开战场了，是不是很开心。

“不，不高兴。”辛德贝格只说了这4个字，随后便转移了话题。

自那以后，没人再听他讲过发生在中国的事情。

“他从来没有坐下来和我谈过南京大屠杀，但我认为那是他一生的创伤。因为当生命中遭遇了特别悲惨的事情时，你反而不会对别人讲起，因为这太难讲起。”外甥女玛丽安•斯滕维格曾这样对媒体说。她在美国求学时的学费，是舅舅辛德贝格支付的，俩人常常聊天，话题却从未触碰他在中国的经历，只是每次的聚餐，辛德贝格多会选在中餐馆。

只有一次，他和同父异母的弟弟奥莱在酒后聊起了自己的冒险经历，他提起日军南京大屠杀，强奸、杀人，很惨烈。

可奥莱听了只觉得“离奇”，“我甚至觉得他有点胡天海地。他不断地说，当时我觉得很累，要睡觉。后来我看了那期间他在中国拍摄的（记录日军暴行的）照片，才觉得他说的很真实。我很后悔，后悔当时没有把我哥哥的这段经历记下来。”

离开中国的辛德贝格最终也没去留学，他从业美国海洋运输。因为表现优异，还曾得到美国时任总统杜鲁门的嘉奖。

战争的印记在他身上若隐若现。多年后，玛丽安告诉中国记者，辛德贝格原本深爱着一位受过良好西方教育的中国姑娘，可1938年的战火终究让他们远离。离开中国后，他终身未娶，也没有孩子，1983年在美国逝世，骨灰被撒向了大海。

他只带走了当地老百姓送给他的有“见义勇为”4个大字的丝巾，和冒险拍摄的一些照片。那是他在107天时间里拍下的大屠杀里的南京惨烈一面：闭目张嘴的遇难者似乎临死前还大声叫喊过；遇难者脚上尚有布鞋，躯体已见肋骨；野生动物和流浪狗正在吃这些尸体。

他为照片配的文字越来越冰冷，“这个小孩被枪托打死，因为他没有脱帽。”

他还带过一些电影胶片，在回国途中来到瑞士日内瓦。他和父亲相会在此，当年的国际劳工大会也正在此举行。中国代表团团长朱学范邀请辛德贝格放映了记录抗日战争的影片。

1938年6月3日晚上，应邀而来的国际联盟联合国代表、记者100余人把场馆挤得满满当当，辛德贝格坚决地要求妇女和孩子离开现场，他用了好几个小时来解释这部影片，期间，“现场许多人焦虑并哭泣”。

影片放映结束，朱学范请求在场的媒体不要报道辛德贝格，“从中国的角度，当然希望真相传播得越远越好，但为了辛德贝格的安全，也为了许多坚守在南京的外国友人的安全……”

一转眼，这段历史被尘封了半个多世纪。千禧年后，在辛德贝格亲属的帮助下，戴袁支找到了老辛德贝格的旅行记，找到了朱学范为辛德贝格题词“中国之友”的护照。

在辛德贝格诞辰百年之际，戴袁支与丹麦大使馆联合向卢沟桥纪念馆赠送了一百本本报记者研究辛德贝格的专著；与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联合，展出了辛德贝格人道事迹展览，丹麦驻华公使与幸存者苏国宝共同为该展览剪彩。

2012年，辛德贝格的家乡奥胡斯市专门为他举办了一场追思会。奥胡斯市政府将“极少用于普通活动”、“只在特殊情况下启用”的市政大厅拿了出来，为这样一个几十年前不起眼的丹麦小子，举办了一场两三百人参加的盛大的追思会。

活动头一天，中国驻丹麦大使和时任《金陵晚报》副总编丁邦杰一道，去了辛德贝格的妹妹家。80多岁的老人家患了癌症，整个人陷在轮椅里。丁邦杰凑近了告诉老人，他们是代表南京人民来看她的，希望她知道，南京人民没有忘记辛德贝格的恩情。

老人的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她哆哆嗦嗦地站起来，双手使劲儿地拍着轮椅，语无伦次地表达着感谢和感动。

因为被舅舅的经历深深打动，辛德贝格的外甥女玛丽安，请当地的园艺师，历经4年时间，培育出一种艳丽的黄玫瑰，并将其命名为“永远的南京•辛德贝格”。她说：“在丹麦文化里，黄色代表勇气，而且黄颜色的玫瑰是很难培育出来的，我想这也正如我的舅舅——勇敢，独特。”

2014年，我国举行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玛丽安受邀出席。她带了7束辛德贝格黄玫瑰，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跨越近8300公里后，将花赠给了纪念馆等有关方面。

丹麦女王也曾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女王还私下告诉玛丽安，谢谢辛德贝格，为中丹历史书写了这么美好的一笔。

一个冬天过去，人们惊讶地发现，从遥远的北欧培植的黄玫瑰，在千里之外的南京，如期盛开了。(记者 袁贻辰)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