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要点：

■ 巩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现实基础，就要深化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始终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待党的历史、国家的历史、民族的历史，取得这场斗争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 党史研究必须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 面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沉渣泛起，有效揭穿其谎言、戳破其迷雾、驳倒其谬论，首要的还是应当提升自身的理论修养和学术修养，只有端正学风，练好内功，才能充满自信、游刃有余，才能通过历史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还原历史本来面貌，使广大党员和群众对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有准确、深刻的认识和掌握。

■ 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研究历史，充分掌握资料是基础，更重要的是融会贯通，不如此就不能旗帜鲜明、鞭辟入里地回应、纠正、澄清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认识。

■ 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要使斗争的效果更好，就要紧跟时代潮流，扣准时代脉搏，除了写文章，史学工作者还应当更多地介入电影、电视、广播、戏剧、网络等各个领域，让正史、信史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出来，把那些“戏说”、“神剧”、“无厘头”的肥皂泡直接戳破，最大程度地挤压历史虚无主义的生存空间。

原题：党和人民奋斗史是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高度总结和概括了我们党的历史贡献，其中有一段话尤其值得注意。他指出：“95年来，中国走过的历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走过的历程，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鲜血、汗水、泪水写就的，充满着苦难和辉煌、曲折和胜利、付出和收获，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不能忘却、不容否定的壮丽篇章，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奋勇前进的现实基础。”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正确认识历史、正确总结经验、正确判断是非提供了基本遵循，为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增添了强大动力。

一

巩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现实基础，就要深化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始终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待党的历史、国家的历史、民族的历史，取得这场斗争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党史研究必须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这是党史研究毋庸置疑的题中应有之义。特别是要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显然，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处理不好，就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

一段时间以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竭力抹黑党的历史、丑化党的领袖、嘲讽英雄人物，用所谓现代化史观代替革命史观，用所谓“学术大师”代替人民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用所谓“重新认识历史”为被推翻被打倒的统治阶级招魂，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他们的真实目的就是要忘却、否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奋勇前进的现实基础”。面对这些“乱云”，我们尤其应该认真学习思考习近平总书记这段话的深刻内涵：“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党的事业要继续前进，就需要不断从党的历史中汲取营养，因为“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会增添很多正能量”。

应当说，历史虚无主义的巨大危害，经过深入剖析，已经暴露得比较充分。当前更加紧迫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从理论上、史实上把历史虚无主义混淆的是非、编织的谎言、颠倒的黑白、扭曲的观念驳倒批透，以正确的价值观和可信的史实引导舆论。

二

面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沉渣泛起，有效揭穿其谎言、戳破其迷雾、驳倒其谬论，首要的还是应当提升自身的理论修养和学术修养，只有端正学风，练好内功，才能充满自信、游刃有余，才能通过历史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还原历史本来面貌，使广大党员和群众对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有准确、深刻的认识和掌握。

努力夯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坚持实现人民解放、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反映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现实中，我们在面对历史虚无主义似是而非的谬论、特别是一些打着学术招牌的错误观点论断时，有时候会感到力不从心，原因就在于我们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理解不透，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功力不足。

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不能采取浅尝辄止、蜻蜓点水的态度。我们不妨想一想，究竟在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上下了多少功夫？如果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没读几本，一知半解就发表意见，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有悖于科学精神。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随着时代、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我们尤其要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特别是要学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用以指导我们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历史脉络、认识历史规律，努力揭示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

努力掌握更多更细更真的历史资料，并把这些材料融会贯通。历史虚无主义的手法主要是以偏概全，以支流代替主流，通过夸大甚至捏造事实，通过曲解甚至颠倒是非，来达到否定党和人民奋斗的历史、售卖其私货的目的。要驳倒批透这些谬误，就需要我们掌握比历史虚无主义者更多、更细、更准的历史资料，才能掌握发言权和主动权。只有让历史事实说话，才能赢得群众。比如，有学者通过持续不懈努力，对“三年困难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行研究，特别是对人口变动的数据进行详尽的比较分析，对各地的地方志进行了大量梳理，更下大功夫对对手的所谓“资料”进行逐一考证，以比较详实的资料驳斥了流传甚广的“饿死三千万”的谣言，让更多的人认清了这个谣言的危害。

掌握历史资料需要下真功夫、苦功夫、笨功夫，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坚守执着，要能够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守得住底线，这对史学工作者来说，是很现实很严肃的考验。比如，如何认识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现在有人对这一段历史作了非常极端的扭曲。我们一定要加以澄清，要全面认识延安时期的13年，要下大功夫把这一时期各种各样的文献资料进行通读、研究、分析，要下大气力进行攻关，努力解决问题、分清是非。

三

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研究历史，充分掌握资料是基础，更重要的是融会贯通，不如此就不能旗帜鲜明、鞭辟入里地回应、纠正、澄清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认识。就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而言，我们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在这一点上，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一个范本，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态度和方法，特别值得史学工作者认真体会、深刻领悟。

要以热点话题引导舆论。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也要把握好时、度、效。去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理论界、史学界与媒体合作，就做得非常成功。通过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地展现中国抗战的艰辛历程，再现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伟大历史和不屈不挠的精神，面对重大历史问题不含糊、不回避、不退缩，始终掌握舆论主导权、主动权，向国内外传递了正能量。

要讲好故事。中国共产党95年的奋斗史、中国近代以来的奋斗史、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蕴涵着无数生动感人的故事。这些故事真实可信、可敬可亲，是我们非常宝贵的、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只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把这个资源用好用足，才能使文化起到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作用，才能使中国故事真正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才能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做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

要创新表现方式。当前，历史虚无主义在表现内容和方式上非常灵活，特别善于利用短小精悍的故事、段子传播谎言，利用学术创新的面具隐蔽真实意图，利用新媒体和艺术手法迷惑读者。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要使斗争的效果更好，就要紧跟时代潮流，扣准时代脉搏，除了写文章，史学工作者还应当更多地介入电影、电视、广播、戏剧、网络等各个领域，让正史、信史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出来，把那些“戏说”、“神剧”、“无厘头”的肥皂泡直接戳破，最大程度地挤压历史虚无主义的生存空间。

（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主任、研究员）

孙经先:“饿死三千万”谣言破灭之后

2016年01月12日 10:2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孙经先

最近杨继绳获得瑞典“史迪格—拉森奖”，并发表获奖答谢词，继续鼓吹“饿死3600万”。但是他没有勇气面对一个关键的基本事实，这就是《墓碑》中的一系列严重歪曲历史真相的重大错误已经被揭露，并且他还没有对这些错误作出认真负责的答复。

我们已经揭露了杨继绳的一系列重大错误，这些错误是：

（一）杨继绳称：他的“饿死3600万”是把几个“中外人口学家”给出的数字“取一个中数”得到的。我们认真阅读并分析了这几个“中外人口学家”的相关论著，最终确认：（1）科尔、班尼斯特等几个外国人口学家的研究存在着根本性错误；（2）蒋正华在研究中所建立的“数学模型”是完全错误的；（3）我们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查阅了全国各种地方志两千多种，获得了大量的数据，充分说明了曹树基在《大饥荒》中所编造的各个省、市、自治区、专区（曹树基所说的“府”）的非正常死亡人数都是错误的；（4）丁抒、金辉、王维志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也都是错误的。这就是说，杨继绳所引用的上述这几个“中外人口学家”给出的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都是错误的，杨继绳把这些数字“取一个中数”所得到的所谓“饿死3600万”也必定是错误的。

（二）杨继绳在《墓碑》中提出了计算饿死人数的“杨继绳公式”。我们以数理统计学的基本原理和查阅两千多种地方志所获得的大量数据为依据，揭露了这一“公式”是十分错误的。用这一“公式”得到的数字比实际统计数字要大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杨继绳就是使用这样荒谬的“公式”去“计算”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和许多专区、县的“饿死人数”。这些数字全部严重歪曲了历史真相。

（三）杨继绳在《墓碑》中的基本思维逻辑之一是把一些地区人口统计数据数字的减少都归结为是由实际人口死亡造成的，这是非常错误的。

（四）杨继绳多次宣称：周伯萍等人1961年受周恩来之命进行了一次饿死人数的全国性调查，经汇总后全国饿死几千万人，周恩来下令销毁了这一大饥荒证据。我们以周伯萍先生本人的回忆和《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的记载为依据，揭露了这是杨继绳蓄意制造的重大历史谎言。

（五）我们以全国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揭露了《墓碑》所说的四川省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50万人”是极其荒谬的。由于这一数字过于离奇，杨继绳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这一重大错误。

（六）我们以河南省的人口变动数据为依据，揭露了杨继绳所编造的河南省南阳、许昌、商丘三个地区“饿死的人数不会少于200万”是极为荒谬的。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我们当面要求杨继绳说明他是怎样得到这个数字的，但他至今都没有回答这一重要问题。

（七）杨继绳称山东省“饿死300万”“可能是一个最低的数字”。我们以《山东省志·人口志》记载的数据为依据，揭露了这是极为荒谬的。最近我们查阅到山东省关于这一问题的相关完整档案，证实了他的这一说法是一个重大谎言。

（八）我们以全国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揭露了《墓碑》所说的（甘肃省）通渭、会宁、定西、静宁和西海固地区饿死“最少已近百万”的说法是极为荒谬的。

（九）我们以公安部公布的人口数据为依据，揭露了《墓碑》所说的四川省“饿死1000万到1200万”是非常荒谬的。

（十）我们揭露了杨继绳把许多地区的总死亡人数说成是“饿死人数”的重大错误，其典型实例有：（1）他把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调查报告中“信阳事件”的总死亡人数篡改为饿死人数；（2）他把陈振亚报告中的凤阳县1959年和1960年的总死亡人数篡改为饿死人数；（3）《无为县志》记载的该县1959年的总死亡人数在《墓碑》中变成了“饿死人数”；（4）《宁德市志》记载的宁德县1960年的总死亡人数在《墓碑》中变成了“因水肿病死亡”人数。

（十一）《墓碑》中说常熟县“饿死了11000多人”（并注明这一数据来自《常熟市志》）、“《溧水县志》记载，溧水县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儿童”。我们经反复查证这些地方志后揭露了这些数据都是伪造的。

（十二）我们以地方志和档案的记载为依据，揭露了《墓碑》中关于临夏市、济宁专区、江口县、馆陶县和兴化县非正常死亡情况的叙述都是错误的。

杨继绳及其《墓碑》中的错误绝不仅仅是以上这些。但是仅仅上述这些错误，就足以说明他的“饿死3600万”是严重歪曲历史真相的重大谎言，也充分说明了他在获奖答谢词中宣称的《墓碑》“这部书没有虚构，没有夸张，每一件事都有可靠的依据”完全是自欺欺人的谎言。

2013年9月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文章，以确凿的证据揭露了《墓碑》的重大错误。杨继绳同年12月在《炎黄春秋》发表文章进行了苍白无力的辩解。随后我们于2014年1月在《红旗文稿》发表文章对他的辩解逐条进行了反驳，指出他的全部辩解都是不成立的。我们的这篇文章发表后，由于他无法做出辩解，就采取了“不回应”、“不理睬”态度，并且表演了一场闹剧。

在2014年7月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杨继绳公然制造谎言说：《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诽谤我的文章，我投稿辩护，全都粗暴地拒绝发表，在对我缺席审判时，还不给辩护的权利！这有一点学术公正吗？”他在会议上还强烈要求给他“以与批判者同样的权利”，允许他“对批判作出回答”。

事情真相是这样的。我们批评《墓碑》的文章发表后，杨继绳投稿《中国社会科学报》进行辩护。该报收到他的文章后，决定发表他的文章。由于我们批评《墓碑》的文章只有两千字左右，为了体现公平的原则，该报建议他将文章压缩到三千字左右后发表。但是他拒绝了这一建议。《中国社会科学报》明明已经同意发表他的文章，他却指控该报“粗暴地拒绝发表”，不给他“辩护的权利”，这不是在公然制造谎言吗？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做了大会发言，进一步揭露了杨继绳严重歪曲历史真相的重大错误。在我们发言结束后，会议主办方留出了充分时间进行讨论，主持人也多次邀请杨继绳发言。但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他拒绝了这次“对批判作出回答”的极好机会。他一方面强烈要求给他“与批判者同样的权利”，允许他“对批判作出回答”，另一方面当这次会议的主办方给了他充分地“对批判作出回答”的发言机会时，他又拒绝“对批判作出回答”，并在会后宣布“不再理睬”。杨继绳难道不觉得自己是在表演闹剧吗？

杨继绳在获奖答谢词中称“我到十多个省的档案馆看了大量的档案”，在其他场合下他又说“我查阅了12个省级档案馆，每个档案馆我都复印了300个档案夹，因此我总共处理过3600个档案夹的信息”。他之所以说这些话，就是想给读者造成一种错误的假象：他的“饿死3600万”以及各个省、市、自治区、专区的那些饿死人数，都是从大量历史档案所提供的数据和资料中得到的。

我们对《墓碑》中所引用的来自档案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分析，发现了杨继绳所确认的“饿死3600万”以及各个地区的那些惊人的“饿死人数”，同他所引用的历史档案中所记载的数据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我们查阅全国两千多种地方志所获得的大量数据也充分说明了杨继绳那些数字的荒谬性。这就是说，尽管杨继绳查阅了3600个档案夹的档案，但是他根本无法从这些档案的记载中获得可以证明“饿死3600万”的证据。因此，他就只能用“杨继绳公式”、“人口统计数字减少数等于死亡人数”这类荒谬的公式和逻辑编造饿死人数；这样得到的数字依然满足不了他的需要，他就只好篡改、伪造数据，编造和使用诸如“涪陵专区饿死350万”这一类离奇的、没有任何依据的数字，甚至不惜制造“周恩来下令销毁大饥荒证据”这样的重大谣言，去为“饿死3600万”拼凑所谓依据。正因为这样，当我们揭露了他的那些荒谬数字、谎言和错误之后，他根本无法做出有说服力的辩解，就只好宣布“不回应”、“不理睬”了。

现在摆在杨继绳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就是：他必须向历史，向广大读者，对已经被揭露的那些严重歪曲历史真相的重大错误——首先是本文所指出的十二条错误，逐一做出认真负责的回答。他在获奖答谢词中没有勇气面对这一重大问题，却奢谈什么“保存民族记忆”、“良心”、“良知”等炫人耳目的辞藻，这难道不是十分可笑的吗？

那么杨继绳今后会作出回答吗？这里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他仍然没有勇气作出回答。如果这样的话，那些还相信“饿死三千万”的善良人们就应当清醒过来，不要再相信《墓碑》所编造的谎言了。第二种可能是他勉勉强强地作出了回答。如果这样，我们将以更多的证据对他的答复进行更有力的批驳。这样，杨继绳严重歪曲历史真相的真实面目和“饿死三千万”的荒谬性也就必将为更多的善良人们所识破。

杨继绳“获奖”挽救不了“饿死三千万”谣言必定破产的命运。

（作者系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相关阅读：孙经先:“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

2013年09月09日 09:09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9月9日第499期作者：孙经先

最近三十年以来，国内外广泛流传着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000万”的重大谣言。在这一谣言的传播过程中，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一书起了重大作用。该书认为1958年至1962年中国饿死3600万人。　　在研究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反复阅读了《墓碑》，并对该书提供的每一个重要的“饿死人数”都逐一进行了查证和分析，发现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数据都是虚假的。　　第一，《墓碑》大量使用了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　　1.《墓碑》说：“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11000多人。”（并注明数据出处是《常熟市志》）经查证《常熟市志》没有这一记载。　　2.《墓碑》说：“《溧水县志》记载，溧水县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经查证《溧水县志》没有这一记载。　　3.《墓碑》说：“《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儿童。”经查证《高邮县志》没有这些记载。　　4.《墓碑》说：贵州省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口”。经查证，《江口县志》记载的该县1959—1961年三年合计死亡5105人，占全县人口的4.6%。由此可知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是伪造的。　　5.《墓碑》说：甘肃省临夏市1959、1960年“这两年就死亡41381人”。经查证，《临夏市志》记载的该市这两年合计死亡1230人。《墓碑》把死亡人数扩大了32倍以上。　　6.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1960年6月18日提交的报告中说：地委6月8日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总死亡人数”变成了“饿死人数”。不仅如此，杨继绳2012年9月17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的文章中又进一步把上述数据篡改为“信阳事件饿死了108万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调查组现场调查的结论”。　　7.原安徽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振亚1961年2月《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说：1959年和1960两年，共死掉60245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陈振亚说：“1959年和1960两年，共饿死60245人。”“总死亡人数”变成了“饿死人数”。　　8.安徽省《无为县志》记载，该县1959年总死亡人数为82278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饿死82278人”。　　9.福建省《宁德县志》记载，该县1960年总死亡人数为7706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1960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　　10.《墓碑》引用四川省一位工作人员在饭桌上的话说：涪陵专区“死了350万人”。经查证，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共有10个县，这10个县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的人口数为423万人，到1957年也就是450万人左右。如果涪陵专区真的“死了350万”，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有多少人口出生的，这就是说1962年涪陵地区就只剩下100万左右的人口。然而仅仅两年以后，到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涪陵专区的人口总数竟然由100万人猛增到372万人。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就可以看出《墓碑》这一说法是多么荒谬。　　第二，贯穿在《墓碑》中的一个基本的思维逻辑就是，只要三年困难时期某个地区出现了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墓碑》就会宣布这个地区有多少万人“饿死”了。　　《墓碑》认为山东省饿死300万“可能是一个最低数字”，其基本依据是“1957年山东人口5400万……1960年应有人口5700万，而实际只有5200万，少了500万”。　　根据《山东省志人口志》提供的数据：（1）1958—1960年山东省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跨省迁移活动，净迁出人数为244万人。（2）山东省这一期间出现了出生人口大量减少的情况。以1954—1957年出生人数为基准，1958—1960年合计少出生203万人。（3）1959年9月山东省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发现了应注销的虚假户籍人口152万人，这些人口的户籍被注销，造成山东省人口统计数字一次性减少152万。由于前两方面原因造成山东省人口减少447万，再加上第三方面的原因，就已经完全解释了山东省人口减少500万的真实原因，这些原因都与人口死亡无关。但是按照《墓碑》的逻辑，由此就得出了山东省至少“饿死300万”的结论。上述分析揭示了这一思维逻辑的荒谬性。　　《墓碑》引用他人的论证说：四川省“人口1957年7300万人，一说是7175万人；1960年……6200万人，再加上1961、1962年春、夏荒死人数，以及生死相抵，共减少1200多万人。据此《墓碑》断言四川省“饿死人1千万到1200万”。　　经查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所记载的四川省1957年人口为7215.7万，1960年的人口为6854万，1960年比1957年减少的数字是361.7万（这一减少的原因像山东省一样也是错综复杂的）。《墓碑》利用错误的数字把四川省1960年人口（比1957年）减少的数字由361.7万扩大为1000万左右，然后把这一减少全部解释为是由大量人口“饿死”造成的，从而得到了四川省饿死1000万到1200万的荒谬结论。　　《墓碑》中的许多饿死人数，就是通过这种错误的逻辑得到的。　　第三，《墓碑》提出并使用了一个荒谬的计算饿死人数的“数学公式”。　　《墓碑》一书提出并使用了一个荒谬的计算饿死人口的数学公式，“知道了每年的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就可以推算出每年出生多少人口、死亡多少人口。知道了三年大饥荒期间死亡人口总数，扣除正常死亡人数，就是饿死的人数”。按照这个逻辑，“非正常死亡”就是“饿死”，“饿死人数”＝“总死亡人数”－“正常死亡人数”。作为一个专业的数学工作者，我们必须严肃地指出，从学术的角度讲，这个公式完全违反了现代数学处理这类问题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一“公式”是没有任何学术依据的，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杨继绳也只是提出了这样一个“公式”，他并没有从学术的角度对这个“公式”的正确性做过任何论证，更没有用实际统计数据对这个“公式”进行过哪怕一次的验证。这一“公式”也不会被任何一个严肃的数学、统计学、数理人口学工作者所认可。然而，杨继绳就是利用这一公式，计算出1958年至1962年间我国每个省、市、自治区饿死的人数，并汇总得到全国这一期间非正常死亡2098万人，然后又把这一数字修正为3600万，从而“确认从1958—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了3600万人”。经过我们反复查证，《墓碑》利用这一荒谬公式所计算的各个省、市、自治区的“饿死人数”，全都是错误的。　　（作者系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