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联负责调查“九.一八”事变的李顿调查团在事变现场调查。

“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铁蹄踏中华，哀鸿遍野山河破。南京国民党政府不思抵抗，一味哀求国际联盟(简称国联，是《凡尔赛条约》签订后组成的国际组织)，主持公道。偏袒日本的《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居然提出东北由“国际共管”，让殷殷期盼的国人大失所望……

东北沦陷乞求国联

1929年经济大危机，日本饱受冲击。国内矛盾激化的日本，游行示威不断，政局动荡不安。大肆叫嚣“满蒙是帝国生命线”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孤注一掷，决定强占觊觎已久的中国东北。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攻打沈阳。白山黑水，生灵涂炭。

奉行“军事上不予抵抗，外交上依靠国联”的国民党政府一厢情愿，把解决事变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联调处上，“要在国际联盟的框架里寻求中日纠纷的公正解决”。

9月22日，中方代表施肇基指出：“请由国联派一调查团，负责提出报告。至于解决方法，则必先恢复原状，再直接交涉。如果国际盟约、非战公约不能维持，则世界和平、裁减军备、国际安全以及世界经济危机之救济，都必同归泡影。”日方代表外相芳泽谦吉辩称：“为免事态恶化，请理事会不必干涉。”

12月10日，国联行政院会议通过决议案，向东北派遣调查团。次年1月，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英国人李顿爵士为团长，团员包括美国麦考益少将、法国克劳德将军、意大利马柯迪伯爵、德国希尼博士，以国联秘书厅股长哈斯为秘书长，中国顾维钧和日本吉田伊三郎担任顾问。

先到日本后访中国

1932年2月29日至6月28日，国联调查团在中日两国调查整整4个月，如大旱盼云霓的国民党政府，究竟等到了什么？

舍近求远，调查团先赴日本，让满腔希望的国人一头雾水。调查团貌似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场，蒙上一层阴影。“九·一八”事变明明发生在中国，为何要先去日本？原来芳泽外相在国联死缠烂打，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盘算调查团先到日本，先入为主，定可骗取印象分。

抵达东京当天，日本外务省递上18份材料，用来欺骗调查团。李顿与首相犬养毅、天皇等人见面。调查团听到的当然都是强盗逻辑的一派胡言。

3月14日，姗姗来迟的国联调查团，先后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停留，会晤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张学良及社会名流。各地民众团体纷纷拜见或致电调查团，揭露日本侵华阴谋，表达殷切希望。

中国共产党则认为“希望国际联盟来帮助中国，无异于与虎谋皮”，并于1932年3月发表《中共中央号召民众起来驱逐国联调查团》，喊出“国联调查团滚蛋”的口号。冯玉祥也表示，“调查团来华，帝国主义间合谋宰割东北之机兆矣”。

调查团考察日军占领的上海闸北、江湾和吴淞，断壁残垣，满目疮痍，横尸遍野，侵略罪行昭然若揭。海军少将植松低劣的谎言——日军空中投弹避免伤及百姓，让调查团瞠目结舌。

3月17日，中国报界联合会与代表团见面，《申报》老板史量才控诉日军暴行，期望国联主持正义。李顿回应：“国联将力图正义，但正义和判决不能等同。”

4月1日，李顿与蒋介石单独会谈。“你们到满洲后，如果对日本扶持的傀儡政府不予任何形式的承认，那么你们的工作就完成了一半，因为那时我们会相信国联的诚意，并接受国联的任何建议。”蒋表示。

李顿日记中记载：“(中方)提供了最近发生在满洲的一些事件的有意义的证据。”英国少校洛瓦特告诉李顿：“‘九·一八’事变后我立即到了沈阳，指控中国人袭击铁路完全是凭空捏造的，日本人进攻沈阳是经过长期预谋和精心策划的，铁路事件仅仅是发动战争的借口而已……”

12日，胡适和丁文江来访，“留下一份令人信服的小册子，这是我见过的对中国事件最好的陈述”。“我已经阅读了如此多的材料，听到如此多的事情，以至于我感到已经没有新东西需要了解了。”李顿回忆说。

中方给予国联调查团最高规格礼遇，报纸赞扬团员为“和平使者”，张学良亲自陪同游览长城。李顿对中国官员的印象却是：“他们讲得非常有力，回答也非常干脆，但是他们的回答却很少与现实有关。”对中日矛盾和“九·一八”事变没有明确的诉求和目标，让李顿困惑。

爱国君子挺身而出

4月21日，调查团前往沈阳。日方安排入住防范严密的大和旅馆，阻扰团员与外界交流。东北抗日义勇军洞烛其奸，发起攻城战斗，隆隆炮声，李顿亲身感受到了东北民众的怒火。

日本成立应付调查团的“准备委员会”，编印《想定问答集》，迫使官民众口一词。被询问“你是哪国人”，必须回答是“满洲国人”；强迫学生高呼“满洲国万岁！”超出“想定”外的问题，则要做到闭口无言。私自向调查团递交信件，告密者可获高额奖金；“政治犯”、能讲英语和法语的住院病人、乞丐、无业游民都被关押起来。日军也临时后撤至铁路沿线，造成没有日军占领的假象。

沈阳遍布便衣宪兵和特务，反日人士想接触调查团，难如登天。团员想单独外出转转，都有人“热情保护”。日本关东军安排的不是特务便是汉奸，“侵略有理”论甚嚣尘上。

冒着生命危险，东北民众呈递给调查团1550份书信及证据。《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特别提及“在沈阳的一些银行家、医生、教育家等”“九君子”呈递的“TRUTH”(真相)，给调查团留下深刻印象。

以银行家巩天民为首的沈阳九位爱国知识分子(金融家邵信普，医学教授刘仲明、毕天民、张查理、李宝实、于光元、刘仲宜，教育家张韵泠)，秘密组成“国联外交爱国小组”。无惧日军白色恐怖，他们挺身而出。

获取日军罪证，谈何容易？把持“满洲国”财政的日军布告，贴在财政厅大门前，时刻有日军站岗。负责拍照此证的巩天民，怀揣相机偷偷爬到日军司令部对面商号房顶，等候阳光直射到哨兵和布告。腿脚麻了，蹬掉屋瓦，院内人大喊“捉贼”。他不敢大声喘气，又怕哨兵听见按快门声，好久才趁汽车声掩护，成功拍照。

日军直接发给“满洲国”政府的命令文件，贸然请求拍照，有可能会被检举逮捕。为拍到一份这样的文件，他们周密计划，百般作相关人员的思想工作。

九君子每聚会必“各饮苦水一杯，以励卧薪尝胆之志”，深信“中国如永无自决办法，则别国不会有代决办法”。巩天民发动妻儿亲戚，站岗放哨，转移秘密材料。他交代妻子：“如果我回不来，不要去找我！”串联了百多人，成立“卫生会”，每人捐出工资的十分之一，资助义勇军进攻，造成正面证据。

岂不知，汇编日军侵华文件有个关键、也最危险的程序：根据国际法，提供材料者必须在文件上签字，否则没有法律效力。舍生取义，九人在生死簿上一一签名！张查理的太太宫菱波特意为材料赶做了蓝缎子外皮，再用红丝线绣上“TRUTH”(真相)字样。

一份400多页、文图并茂的英汉双语汇编文件，辗转交到李顿手里。文件第一篇主题为“九·一八事变”是早有计划的侵略行为；第二篇主题为日军在东三省到处杀戮百姓，肆意侵犯中国主权；第三篇主题为伪满洲国的建立是日本侵略军一手炮制的。恼羞成怒的日伪当局逮捕了九君子。

6月28日，调查团二赴日本，日方强硬要求国联承认伪满洲国政权。监控严密，令李顿愤怒，给妻子的信中他用“噩梦”“囚徒”形容自己的经历。

愤怒归愤怒，国联调查团整个调查过程，始终体现出对日方的妥协与纵容。李顿坦言：“我们在中国的使馆为中国辩护，而我们在东京的使馆为日本辩护，这件事最是有趣。”墙头草，两边倒，暴露出调查团的不负责任。

国联报告废纸一张

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日内瓦、南京、东京三地同时公布。虽然肯定东北是中国领土一部分，主权属于中国，但报告书模糊是非、混淆黑白，污蔑中国抵制日货运动是“中日冲突的重要原因”。报告书主张：既不应该维持“满洲国”的现状，也不应恢复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中日两国都应从中国东北撤出武装力量，东北由西方列强各国共管。

时人评论道：“报告书十余万言，立意不外一点：即在名义上，尽量尊重中国。在事实上：充分迁就日本。”因此，报告书“欲以国际复杂之关系，附以日人所造成之既存事实，代替中国之收回东三省失地。所为两国争议之审查，两国根本利益之调和，不过掩蔽庐山真面之外交修辞耳”。这种一味迁就于事实的做法“不免引出第九章、第十章的错误结论：就是误认日本非法取得的权益为既得权，而主张加以维持”。

“调查团报告，抱的是‘八面美人’主义”，而“不斤斤断定孰是孰非”，结果是“欲迁就各方面之利益，冀各得遂其所欲，以俯就调解之范围，此则李顿最大之误点也。”调查团“空费数月调查之劳力，并使此苦心经营所成一百六十页之优美温和之文字，成为废纸，而中日之争依然存在也”。

次年2月，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通过关于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决议。国联未能打消狼子野心，3月日本悍然退出国联，纵兵入关。《报告书》沦为废纸一张。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