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是原苏联解体25周年，国内外专家就这个超级大国突然解体的前因后果再次进行了热烈讨论。于洪君的文章披露地了苏联解体最后一刻的细节，有助于我们认清到底谁是苏联解体的直接责任人。

选自《剧变中的国际关系和政党情势》一书

1991年12月，原苏联三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背着戈尔巴乔夫签署别洛韦日协定，宣布解散联盟，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界第二超级大国苏联迅速土崩瓦解。近年来，苏联解体的亲历者们发表了浩如烟海的文章、评论、回忆录和访谈录，本文作者密切跟踪，仔细搜索，终于在蛛丝马迹中理出了一点头绪……

戈尔巴乔夫对别洛韦日密谋并非一无所知

别洛韦日是位于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附近的一个森林狩猎场，靠近波兰边境，距离历史名城布列斯特很近。别洛韦日会晤因此也称为明斯克会晤、布列斯特会晤。

别洛韦日会晤的主要参加者是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共和国元首)舒什科维奇。当时，戈尔巴乔夫发动的改革已全线溃乱，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等人策划的“8·19”事件遭到完全失败，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已经宣告独立，乌克兰也在加速脱离联盟。

叶利钦去白俄罗斯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目的，这就是想和舒什科维奇一道，共同说服乌克兰加入革新后的联盟。叶利钦与舒什科维奇会晤时，确实也讨论过如何挽救“8·19”事件前两天草签的联盟条约的问题。但乌克兰领导人克拉夫丘克连“联盟”这个词都不愿意听，根本不想去莫斯科，叶利钦和舒什科维奇决定利用克氏喜欢打猎的嗜好，邀请他去明斯克附近的别洛韦日丛林狩猎场。为了保密，会晤的组织者没有邀请任何媒体。无论是苏联的还是俄罗斯的或是白俄罗斯的媒体，对此次会晤事前一无所知。会晤因此也就没有留下任何图像资料。

但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对此并非毫不知情。叶利钦启程赴明斯克之前，曾与戈尔巴乔夫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他向苏联总统表示，他准备去明斯克见一见舒什科维奇，以便“探讨一下双方合作的一些问题。”当时，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表示反对。于是，叶利钦又说，他还想“试探一下克拉夫丘克的态度”，因为刚刚当选乌克兰总统的克氏“已经同意飞往明斯克”。叶利钦还向戈尔巴乔夫提议，共同商讨一下与克拉夫丘克讨论问题的方法，以便“尽量开导他，决不让他中断与苏联的关系。”戈尔巴乔夫后来回忆说，当时他曾询问叶利钦，带什么东西去明斯克。叶利钦表示，他可能提出另外一种联合方式。戈尔巴乔夫认为，这个话题应该在莫斯科接着谈，并请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领导人参加。

这次会见后，叶利钦对新闻界表示，他和戈尔巴乔夫都没有想过没有乌克兰的联盟，应尽一切可能说服乌克兰人参加签署联盟条约的工作。不过，叶利钦同时还暗示：“如果这一切都行不通的话，那么就应该琢磨一下其他方案了”。可惜，当时并没有人体会到这句话的真实内涵。12月6日，戈尔巴乔夫与克拉夫丘克、舒什科维奇商定，12月9日在莫斯科举行由他主持并有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参加的“1十4”会谈。

“必须把戈尔巴乔夫排除在游戏之外”

叶利钦是带着“另外一种联合方式”前往明斯克的。为了保密，他甚至瞒着陪同自己参加会晤的高级助手。据后来成为俄罗斯代总理的民主派政治家盖达尔回忆，他们动身前往明斯克时，叶利钦只告诉他：应该去明斯克，讨论一下俄罗斯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加强合作和协调政策的有关问题。实际上，正如他后来自呜得意地表白的那样，他去明斯克，是要搞一场把戈尔巴乔夫排除在外的游戏。

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代表团前往别洛韦日时，根本没有准备好任何文件，只带了一份协议的电子打字稿。会晤开始时，俄方工作人员将其复印三份，带入会场供讨论。三方领导人首先讨论了是否有可能成立一个以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为核心的更新了的联盟的问题。由于乌克兰总统坚决反对，此事未能达成一致。不仅如此，乌克兰还拒绝了由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共同组成斯拉夫联盟的方案。最后，三方领导人找到了“联合体”这样一个词。

但是，当工作小组的专家起草相关文件时，乌克兰代表团仍拒绝参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代表团整个晚上都在寻找解决办法。考虑到苏联创始国是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外高加索联邦，而外高联邦在苏联成立后不久即已停止存在，有人认为，俄、白、乌三国完全有权决定苏联的命运。于是，工作小组拟出一份简单的协定，其前半部分宣布苏联已不复存在，后半部分宣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由于克拉夫丘克把“联合体”理解为文明离异的一种形式，乌方工作人员第二天早上介入工作时，划掉了与建立联盟机构有关的用语和独联体成员国可能担负的那些义务。经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科维奇反复修改，文件最后定稿。轰动世界的别洛韦日协定就这样诞生了。

据盖达尔回忆，俄罗斯代表团除他本人外还有布尔布利斯、科济列夫、沙赫赖。此时，苏联已失去控制一切的能力，但作为一个国家，它在法律上依然存在。法律专家出身的沙赫赖提出了由苏联创始国解散苏联的建议，没有任何人表示反对。盖达尔亲自开始按照沙赫赖的建议起草文件。凌晨4时左右，科济列夫将拟出的初稿送到了打字员房间。

那一天，参与会晤的所有人全都忐忑不安。大学物理老师出身的白俄罗斯领导人舒什科维奇怯生生地表示：“我们是一个小国，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的任何协议，但你们两个大国是否对一切都酝酿再三了？”但是，当盖达尔起草的协议草案送到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科维奇面前时，他们三人很快达成一致，认为这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

时隔多年，尘埃落定，参与解散苏联的人已不再害怕被追究责任。盖达尔在其回忆录中踌躇满志地说，“如果有人想查清谁对别洛韦日协定负有责任，我不想开脱自己，这份协议从头至尾都是我一人写的”，“是我拔掉了炸药包上的导火线”。

“车轮行动”计划——把社会主义连同苏联一起拔掉

别洛韦日协定签字后，叶利钦立即打电话给美国总统布什，向他报告了这里所发生的事情。随后，他又给苏联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打了电话，宣布他已被任命为独联体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沙氏欣然领命。会晤期间，三位领导人还没有忘记打电话邀请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希望他能前来明斯克参与会晤。纳扎尔巴耶夫最初同意了叶利钦的请求，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首先飞到了莫斯科戈尔巴乔夫那里。

别洛韦日协定是苏联的死刑判决书。但据俄罗斯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卡拉乌洛夫在《坏孩子》一书中透露，解体苏联的方案不是在别洛韦日形成的，实际上是1991年11月在扎维多沃制定的。制定这一方案的核心人物是叶利钦和共产党人称之为“灰衣大主教”的俄罗斯国务秘书布尔布利斯。此人主张连根拔掉社会主义，并且要连同整个国家一起拔掉。参与谋划此事的，还有绝对忠于叶利钦的苏联国防部副部长格拉乔夫和巴兰尼科夫将军。为防止克格勃窃听，他们的所有谈话都在室外进行。当议论到解散苏联的计划时，叶利钦走累了，在路边坐了下来，几位将军坐在一个备用车轮上与叶利钦继续谈话，此次行动因此被称为“车轮”行动。

另据叶利钦昔日的战友、后来成为叶利钦主要政治敌手的俄罗斯前副总统鲁茨科伊回忆，消灭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中央的计划，早在1991年初就已经出现在叶利钦的办公桌上，其核心内容是签署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四国条约。叶利钦不止一次地接见上述四国代表，听取有关谈判情况的汇报。谈判最初进行得很顺利，但哈萨克斯坦较为谨慎。后来，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代表也不那么感兴趣了。他特别指出，别洛韦日会晤的参加者声称成立独联体的文件是一夜之间写出来的，这是“公开的谎言”。

戈尔巴乔夫本人似乎也知道，叶利钦等人早就在密谋解散苏联。苏联消亡后，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说，他早就通过秘密渠道得到消息，知道布尔布利斯及其同伙在策略上准备了具体步骤：即在最后一刻推翻已经送达各共和国进行讨论的联盟条约草案，并另起炉灶，提出另外一个方案，这就是那份后来从这位国务秘书口袋里掏出来并在明斯克附近匆忙签署的别洛韦日协议。

戈尔巴乔夫毕竟是苏联总统，他对叶利钦飞往明斯克后没有任何消息深感焦虑。他打电话给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沙吞吞吐吐，对他“虚应故事”，他感到大事不妙。后来，当舒什科维奇打电话告诉他别洛韦日会晤结果时，他暴露无遗，破口大骂：“你们和美国总统都已经通了电话，而苏联总统对此却一无所知。可耻！天下之大耻！”震怒之余，他又冷静下来，主动打电话要求叶利钦第二天立即回莫斯科，“向整个国家，向全世界，向我讲清楚这件事！”

面对亡国之灾，戈尔巴乔夫只知道夸夸其谈

直到这时，穷途开路的戈尔巴乔夫才开始采取行动。这天晚上，他的新闻官从郊外别墅赶回莫斯科，准备去听一场音乐会。途中，戈尔巴乔夫给他打来电话，询问电视台何时播出他对乌克兰人的采访谈话。他想抢在有关别洛韦日会晤的消息播出之前，播放自己呼吁乌克兰留在联盟中的讲话。此时此刻，他仍然相信自己那滔滔不绝的讲话能够征服人心，挽回苏联大厦将倾的败局。

这天晚上，戈尔巴乔夫还给他的高级助手沙赫纳扎罗夫打了电话，要他为自己准备一个讲话稿，以便“毫厘不爽、直言不讳、开门见山地揭露克拉夫丘克和其他明斯克协议签署者在此不光彩事件中的真面目。”按照戈尔巴乔夫的工作日程，第二天他要主持苏联国务委员会会议，讨论与革新联盟有关的问题。这个会议已经没法召开了。因此，次日早上，当他的另一位高级助手梅德维杰夫来电询问，国务会议材料是否需要补充时，戈尔巴乔夫无可奈何地表示说：现在已不需要论证是否有必要保留苏联的材料了，而是需要另外一种东西。但到底是什么东西，他没有说。

其实，参与别洛韦日会晤的所有人当时都非常担心，戈尔巴乔夫可能采取武力措施反击他们摧毁苏联的行动，担心他们回到俄罗斯时会遭到逮捕。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他们回到莫斯科时，一切如常，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犹柔寡断的戈尔巴乔夫，丧失了运用强力手段保护国家统一的最后一次机会。

12月9日，戈尔巴乔夫一早就来到了克里姆林宫。他的助手们此时已了解到别洛韦日所发生的一切，个个神情沮丧。令他们大惑不解的是，戈尔巴乔夫居然情绪饱满，精神抖擞，显得很有自控力，甚至还满怀信心地表示：“一切都会好起来”。他确信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科维奇马上就要来克里姆林宫参加“4+1”会晤，他凭自己口若悬河的演说，一定会说服他们改变主意。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乌、白领导人早已决定抵制这次会晤。叶利钦也因为担心自己的安全而拒绝前来会晤。

为了打破僵局，沮丧的戈尔巴乔夫亲自打电话劝叶利钦前来会晤。叶利钦在其忠实侍卫科尔扎科夫的陪同下来到了苏联总统办公室。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参加了这次会晤。会晤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事后，戈尔巴乔夫的新闻秘书格拉乔夫受命宣布：苏联总统听取了俄罗斯总统对布列斯特会谈的情况通报，他们达成协议，三个共和国领导人的倡议将由苏联总统以信函形式寄往其他共和国议会，与早先已经散发的联盟条约草案一并加以研究审议。

事实根本不是这回事。戈、叶、纳的会晤不过是一次激烈争吵。叶利钦指责戈尔巴乔夫一天三次给俄罗斯副总统打电话，戈尔巴乔夫则反唇相讥，抨击叶利钦一天几次给美国总统打电话。他还质问叶利钦，“你们三个人聚集在一起搞阴谋活动，是谁给了你们这种权利？”叶利钦满不在乎地回答说：“重要的是独联体将要启动。”

12月10日傍晚，戈尔巴乔夫召集其政治高参们开了一个会，告诉他们，他本人已收到将苏联政府的通讯部门转归俄罗斯政府领导的命令，他本人对此无话可说。他还表示，我们现在的确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参加会议的普里马科夫说，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可能阻止他们了。军队已经靠不住了，国际社会也将与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携起手来共同对付我们。这时，他们得到又得到消息说，叶利钦和苏联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等人背着苏联总统与美国人讨论了独联体军队最高指挥权问题。戈尔巴乔夫竟然表示，他对叶利钦等人没有任何厌恶感，更没有刻骨仇恨，“他们夺走了政权，夺就夺了吧。”他还自我安慰地说，有人劝他无论如何不能走上冲突的道路，这一点完全正确，但不能不说出心里话，不能不预先提醒其严重后果。

这天晚上，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他一方面宣称，“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命运，不可能只取决于三个共和国的领导人的意志”，另一方面又令人费解地肯定了别洛韦日协定中的所谓积极因素。这种暧昧不明的态度，这种模糊不定的立场，使这个表面上义正词严的声明成了根本就没人理睬的废纸。无论是劳动集体、军队或是各种居民组织，都没有进行讨论，没有就此作出任何决议，各共和国议会也没有进行审议。整个社会反应异常冷淡，既没有抗议解散苏联的群众集会，也没有反对别洛韦日阴谋的示威，更没有支持戈尔巴乔夫的呼声。

戈尔巴乔夫犹柔寡断，丧失了挽救时局的所有机会

别洛韦日协定签署后整整一星期，戈尔巴乔夫一直在召集助手开会，先是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是自己高谈阔论。此时此刻，他们中已没有一人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无论经验丰富的政治家还是见多识广的外交家，无论平日里口若悬河的演说家还是惯于舞文弄墨的笔杆子，都把希望寄托在各加盟共和国议会不拒绝批准别洛韦日协定上。然而，他们彻底失算了。

在俄罗斯，议会于12月12日批准别了洛韦日协定。除30位代表外，其他所有人民代表，包括共产党议员，都对协议投了赞成票。只有两人投了反对票。在白俄罗斯，只有现在担任国家总统的卢卡申科对协定投了反对票。至于乌克兰，最高苏维埃早在别洛韦日协定签署后第二天就召开会议，履行了对解散苏联的协定的批准程序，几乎就没有审议。

绝望的戈尔巴乔夫试图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最后一搏。然而，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根本不允许本共和国的苏联人民代表到莫斯科开会。苏联人代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流产了。12月25日19时，戈尔巴乔夫签署第162号苏联总统令，解除了自己的最高统帅职务。随后，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69年的苏联国旗凄然落下。次日，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召开会议。在只有中亚5个共和国的人民代表与会的情况下，联盟院通过了中止苏联存在的声明。

12月27日，戈尔巴乔夫办公室接到通知，叶利钦总统8时30分将在这间屋子办公。这实际上是向亡国总统戈尔巴乔夫下达了驱逐令。此时，戈尔巴乔夫还想在这里会见外国记者并进行其他一些活动，他的东西也没清理完。但时间不等人，新主人已迫不及待，戈尔巴乔夫只好临时把会见改在其他地方，把没来得及搬走的东西放到警卫室。将近9点，叶利钦昴首阔步地来到了克里姆林宫，在新办公室里与自己的战友们举酒庆贺，然后扬长而去。

这时，戈尔巴乔夫已经众叛亲离，成了形影相吊的孤家寡人。在此之前，他有许多机会可以力挽狂澜，有许多政治杠杆可以维护苏联的存在，有许多法律手段可以对付别洛韦日密谋的参与者。作为苏联总统和三军统帅，他不但身体健康，具有行为能力，而且控制着庞大的情报和特工机构，有权动用内部队的一切力量，为什么听任三个人决定一个超级大国的命运呢？为什么不采取预防性措施加以制止呢？人们百思不得其解。

时至今日，戈尔巴乔夫仍不承认自己对苏联解体所应负有的历史责任，而是把责任全部推到别人身上，甚至推到共产党人身上。的确，当年俄联邦议会讨论批准别洛韦日协定时，22名俄共议员除缺席和弃权的7人外，其余15人全部投了赞成票。在表决俄罗斯退出苏联的议案时，只有两人投了反对票，其他13人均表赞成。当时，俄议会共有247名议员，共产党人、爱国主义者和中派人士共138席，超过半数。如果他们共同反对别洛韦日协定，历史肯定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可惜，共产党人当时也同叶利钦等辈一样，迫切希望摆脱戈尔巴乔夫，因而也对别洛韦日协定投了赞成票。投票结束后，他们无比感叹“谢天谢地，戈尔巴乔夫时代总算结束了。”，他们摆脱了令人深恶痛绝的戈尔巴乔夫，但却付出了容忍苏联解体的巨大代价，教训惨痛！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