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月8日上午，马歇尔从南京乘飞机离华返美。……马歇尔随即被杜鲁门总统提名出任美国国务卿。在这一职任上，他经历了两次与中国有关的巨大的意外：一是中国共产党经过短短两年多的战争，夺取了中国政权；二是在远东的朝鲜半岛上，美国军队与中国军队进行了一场战争……”这是军旅作家王树增所著《解放战争》中的一段话，然而，马歇尔的“意外”缘何而来？这还得从他访华的使命谈起。

1、“有辱使命”，中国内战不可避免

抗日战争后期，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旨是控制中国，期望在美、苏、国、共三国四方复杂的关系之间，一方面通过努力促使国共两党走向和解，形成以蒋介石为首的亲美政府；另一方面又想通过与中共的部分合作，使中共脱离苏联的影响，从而实现美国在远东的战略优势。

1945年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写给马歇尔的信中说道：“我特别希望你竭力说服中国政府召开包括各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实现中国的统一，同时实现停止敌对行动，尤其是在华北停止敌对行动。”杜鲁门之所以把这一“重任”交给马歇尔，是因为他是“具有‘中间派’称号的谈判老手，并能受到中、苏、英三国的尊重”。

1946年3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设宴欢迎军事马歇尔（右一）、张治中（右二）。

带着美国总统的嘱托，马歇尔将军以总统特使的身份，信心满满地来到了中国。他首先在南京会见了蒋介石，表达了美国政府对中国时局的态度，同时也了解到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极不信任。随后，他又会见了周恩来、叶剑英和董必武，了解到中共希望停战，希望在美国的调解下建立一个联合政府，进而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国家。其后经过与国民政府及中共协商，成立了由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为国民政府代表，周恩来为共产党代表，以及马歇尔本人组成的三人小组，共同商讨国共停战问题。

经过整整4天的正式会议，1946年1月10日，三人小组达成了发布停战令的协议，由蒋介石向国民政府的部队发布，包括正规军、民团、非正规军和游击队，同时由毛泽东向中共领导的军队发布。

1946年1月10日，中共代表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张群（中）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右一为美国总统特使、美国调处代表马歇尔。

随着停战令的发布以及之后《政协决议》的达成，中国共产党曾经认为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开始，内战是有可能避免的。饱受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也因此看到了和平的曙光。然而，蒋介石却玩弄阴谋诡计，在和谈掩护下调兵遣将，四处进攻解放区，特别是东北。他调来40万大军东攻北进，先后占领了本溪、安东（现丹东）、四平、长春等大片土地，形成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

由于根深蒂固的反共意识，加之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错误认识，美国始终不能放弃对国民党的支持，其“扶蒋压共”的政策不会改变。尽管马歇尔做了一些有利于促蒋和谈的事情，并曾试图停止某些援助以迫使蒋介石就范，但当时的国民党拥有充足的武器储备，美国暂时的停援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并没有起到任何抑制作用。

1946年2月28日，军事三人小组飞抵北平，同军调部三委员举行会议。前排右二起：周恩来、马歇尔、张治中、叶剑英、郑介民。

6月26日，国民党30余万兵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内战全面爆发。10月10日，国民党占领张家口，国共谈判破裂，马歇尔也不得不于10月下旬退出“调处”。

不过，他不肯就此离开中国，还期盼借助第三方面的力量继续完成总统赋予的使命。用马歇尔自己的话说：“我最后的希望是第三方面或许能觅取某种和解的基础，那样比由美国人进行调停更可取得多，因为那将是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他们自己的困难。”

他先是与司徒雷登鼓励第三方面出面调停国共两党关系，尔后又策动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不遗余力地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拉拢乌合之众。马歇尔深知，国民党的专制政府，若失掉了第三方面的支持就会迅速灭亡。

11月15日，国民党一手包办的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大”开幕，妄图通过一个所谓的“宪法”，使其内战、独裁、卖国的路线“合法”化。和谈之门被国民党彻底关闭了。严酷的现实让马歇尔也不得不承认，“国共重开谈判前景渺茫”。

12月1日，马歇尔和蒋介石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谈，出于对时局的“忧心”，马歇尔说：“共产党已经是一支大得不容忽视的军事和社会力量，即使不考虑为了摧毁他们而必须采取的手段的残酷性，要靠军事行动消灭他们也多半是不可能的。”

对此，蒋介石表示，他坚信共产党从未打算和国民政府合作。他们仰承苏联的鼻息，他们的目的在于瓦解政府，并影响其对外政策。他认为必须摧毁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要解决共产党的问题也就不会有多大困难。目前的局势已不同于同中共军队作战的初期，因为现在有了可以用来自由调遣兵力的理由。因此，他有信心在8～10个月的时间内消灭共产党的军队。

看来，和谈是不可能了，战争已不可避免，然而，对于中国内战的结局，马歇尔并没有完全料到。

停战协定后几件工作的通知部分内容。

1947年1月8日，马歇尔黯然离开中国，在行前发表的临别评语中，他承认自己的失败，但并没有绝望，似乎又在渺茫中看到了新的希望。回国后，马歇尔被任命为国务卿，依然寄希望于国民政府。

在《马歇尔使华》秘密报告中，他写道：“据我看来，挽救时局要由政府和少数党派中的自由主义者掌握领导权，这是一些杰出的人物，但现在还缺少足以发挥决定性影响的政治权利。我相信，在蒋介石委员长的领导下，由他们发挥有成效的作用，将会通过良好的政府促成全国统一。”

2、看似“绝对优势”并不绝对

在全面内战爆发时，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占有绝对优势。从兵力方面看，国民党军队总兵力约430万，其中正规军86个整编师（军）、248个旅（师），约200万人，特种兵、海空军及后方机关、军事学校等约156万人，非正规军74万人；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总兵力约120万，其中野战军61万人，地方部队及后方机关60余万。

与国民党军队对比，解放军的兵力处于1：3.58的劣势。从武器装备方面看，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接收了日本侵华军队100万人的全部装备，加上美国的大量援助，其武器装备相当完备、先进，火力和机动能力均强于解放军；解放军的装备主要是抗战时期缴获的日伪军步兵武器和少量火炮。

在解放战争三年中敌我兵力消长对比表

从战争资源方面看，国民党统治区的面积为730余万平方千米，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76%，并且控制着全国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拥有人口3.39亿，约占全国人口的71%，人力、物力资源雄厚；共产党的解放区土地面积为230万平方千米，不到国民党统治区的三分之一，人口仅为1.36亿，也只有国统区的五分之二。

从工业生产方面看，国民党拥有几乎全部的近代工业，军工生产具有一定基础，能够制造步兵武器、重炮及各种弹药；共产党的解放区基本没有近代工业，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军工生产能力极其薄弱。根据1946年7月的统计，解放区军工生产的月产量仅为：迫击炮2门、步枪1030支、机枪15挺、手榴弹28万余枚、迫击炮弹4710发、步机枪子弹29万余发，远远不能满足大规模作战的需要。

鉴于作战实力的优势，蒋介石极为自信，过高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也低估了共产党的力量，盲目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随着战争进程的不断推进，国共实力发生了逆转。从解放军档案馆珍藏的一份1949年《解放战争三年来国共兵力消长对比表》可略见一斑。

战争第一年底，我军兵力增长至195万，而国民党军减至373万；战争第二年底，解放军兵力增长至280万，国民党军减至365万；战争第三年底，解放军兵力猛增至400万，而国民党军锐减至149万。三年来，解放军共增长280万，而国民党军减少281万。

解放军由战争开始前的兵力劣势逆转为2.58：1的兵力优势，这个优势主要归功于三个方面：一是解放区的农民，二是国民党俘虏，三是成建制投诚或起义的国民党军。到战争后期，俘虏和投诚起义的国民党军是解放军兵员补充的重要来源，人们称之为“解放战士”，在解放军的很多部队中，“解放战士”占部队员额的50%以上。

单从兵力的转变，就不难推断出战争的最终胜利会属于谁。然而，美国和蒋介石为什么没有料到战争的结局？因为他们没有看清这场战争的本质，没有看到国民党“绝对优势”背后的绝对劣势。

警惕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停战协议、挑起内战的指示。

蒋介石拖着非正义的“尾巴”，一意孤行，发动内战，想继续维持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独裁专政, 继续维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把中国引向更深的黑暗。而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为正义而战，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战，为把中国引向光明而战，将内战转化为解放战争。

在经历战略防御、战略进攻、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4个阶段后，共产党成功化解国民党的“绝对优势”，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一举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满目疮痍的中国终于迎来了光明的和平。

3、马歇尔的“意外”并不意外

其实，早在内战全面爆发前，毛泽东就对战争形势做出了全面而正确的判断，并在1946年7月20日发出了党内指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向全党、全军、解放区全体人民指出：“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

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另外，马歇尔也曾谈到过，国民党军队到处进攻，夺取城市，但并未与中共军队交战或击败中共军队。每一次胜利——实际是每一次过分地延长其战线——都使国民党变得更加确信他们以武力打败共产党的能力，也更难顺从妥协。

马歇尔在说这段话的时候，似乎也感觉到了国民党并不一定能像他们预想的那样取得战争的胜利，只是他并不肯定，因为他对共产党不了解，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不了解，可以说，马歇尔的“意外”并不是意外，而是历史的必然。

号召民工为解放战争胜利努力奋斗的动员信。

其一，民心所向。

“得民心者得天下”。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期待过上安定的生活，以休养生息。而国民党政府却弃人民的愿望于不顾，反而与民争利，尤其是在农民土地问题上。由于国民党政权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其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它非但不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还以暴政让农民的状况持续恶化，从而激起了农民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相反，共产党紧紧抓住与农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土地问题，在各地继续实行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深得民心。到1947年春，整个解放区约2/3地区的土地问题得到了解决，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极大地提高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激发了他们支援革命战争的热情。随着解放区迅速掀起规模空前的土地改革运动，亿万翻身农民迸发出难以估量的革命热情。

在“保田参军”的口号下，大批青壮年农民像潮水般涌入人民军队，各地农民不仅将粮食、被服等送上前线，还组成运输队、担架队、破路队等随军行动，支援前线。从1946年到1948年，山东支援前线的民工多达580万人，冀中区达到480万人。土地改革使解放军拥有了取之不竭的人力和物力源泉，使解放军拥有了夺取战争胜利的基本保证。

正如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谈话中所指出的：“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其二，信仰坚定。

一个信仰坚定的政党，一定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和统一的思想，使四面八方的人走到一起，凝聚在一起，然后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相反，一个没有信仰的政党，一定没有共同的目标和统一的思想，致使原本在一起的人散向四面八方，最终必然由大到小，由强变弱。

国民党便是没有统一信仰的政党，内部因各集团的利益而分崩离析，军队主官只将部队看作自己的私人武装，以争取自身利益为目的，以保存实力为宗旨，在与解放军作战的过程中，对于上级的命令，有利就执行，无利就阳奉阴违，这样的军队，怎会有战斗力？与其截然相反，共产党人有着崇高的共产主义信仰，这个信仰是她的命脉和灵魂。

在战争年代，共产党人的信仰焕发自内心，坚定不移，她领导着人民军队，为了正义的事业，为了人民的利益团结一致，浴血奋战，这样的军队，战斗力怎会不强？此外，国民党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政工人员只相当于“贴标语、喊口号”的宣传员。加之1939年以后，国民党军队官兵集体宣誓加入国民党，入党没有门槛、没有条件，入党后也不交党费、不发党证，没有组织活动，完全没有党的意识，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入党，入党后该干什么。

相反，共产党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政治目标，“解放全中国，推翻蒋家王朝”就是解放战争时期党和军队的一致目标，这个统一的目标凝聚了人心，激发了空前的战斗力。再加上军队中党员的比例约为20%，只有真正优秀的军人才能被吸收入党。党员就像火种，能够起到先锋模范作用，保障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军事行动顺利执行。

其三，战略决胜。

战争是敌我双方物质力量的竞赛，同时又是在一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上的主观指导能力的竞赛。正确的战略指导，对于战争的胜利推进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经过多年战争，积累了丰富的战争指挥经验，锻造了一批能驾驭战争、智勇双全的优秀指挥人员，也积累了一套比较完整、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战术。

从最高领袖来看，毛泽东具备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雄才大略，高瞻远瞩，集思广益，大胆用人，加之其对国际关系、国内政治及战争形势的精准把握，使其总是能作出正确的战略决断，得心应手地驾驭着战争的整个进程。

而蒋介石在军事指挥上却独断专行，缺乏战略上的全盘考虑和政治决断力，重细节而不重大局，经常导致总体作战计划和战略部署随意更改，战法混乱，调度失策。从高级将领来看，解放军很多高级将领经过战火淬炼，成长为军事家、战略家，在对敌作战过程中能审时度势，灵活用兵，而且各野战军、各部队相互支援、相互配合，能圆满实现战略决策。

国民党军队不乏高级将领，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其军队内部派系林立，中央军与地方军之间，地方军与地方军之间，乃至中央军内部，都存在各种利益纠纷，矛盾重重，导致很多战略决策无法推行。

其四，士气高昂。

战后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在装备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精良，但却是一支疲惫不堪的队伍，如强弩之末，而且不少士兵是被抓壮丁入伍的，士气非常低落。对日作战时，在民族大义的刺激下还能勉强支撑，可一旦抗战胜利，就期盼尽早解甲归田。

此外，国民党军队中的中高级军官只图享乐，战斗意志薄弱。1949年3月，宋希濂在溪口见蒋介石时，蒋对他说：“军事上的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军队的战斗意志太薄弱了，一个师甚至一个军，一被共军包围，只有几个小时或者顶多一天工夫，就被共军完全消灭了。……很多中上级的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

相反，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虽缺乏精良装备，但由于坚持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官兵关系融洽，而且无论大小战斗，干部总是身先士卒，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另外，士兵大都来自被压迫阶层，都是自愿参战，战斗精神极强。豫东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兵团司令区寿年，在回答新华社前线记者提问时，回顾失败的前因后果，曾以钦佩的语气说：“贵军士气高昂，将士用命，炮火猛烈，这是本人始料不及的。”

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　孙　瑾　安阳学院　 王琪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