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在不断调整。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扶蒋容共”，到抗战迎来胜利曙光时的“扶蒋融共”，发展到解放战争时期的“扶蒋反共”，其实，美国的基点只有一个——“扶蒋”。

对于中国国共两党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美国不能说不了解。第一个深入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第一个到延安拜访毛泽东的美国官方人士卡尔逊，第一支派往延安实地考察共产党情况的军事小组美国观察组，无一不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作出了积极、客观的评价。

1944年至1947年，应罗斯福要求，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同意，包瑞德上校率领100多位美军各军兵种的军事专家进入中国延安和各根据地考察。

其中，美国观察组经过深入细致的考察研究，向美国国内提交了大量客观的军事、政治报告，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反对美国政府片面支持国民党的政策，因为，美国“不能无限期地担保一个政治上破产的政权”，甚至预言“无论我们向现在这样的国民党政府提供多少物资和供应，这些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人总有一天要接管中国”。

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也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无意建立真正民主制度的虚伪面目加以指责，就连坚决“扶蒋”的美国特使赫尔利也对国民党的贪污腐化深恶痛绝。然而，这些最终也没能从根本上影响和改变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1945年，陈毅和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翻译黄华在延安。

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美国为什么出现战略误判，并且一错再错？归根结底，源自于美国大国沙文主义的盲目自信、对中国国情的战略短视和对意识形态不同阵营的战略偏见。

1 盲目自信：自我膨胀的情绪影响了其战略决策

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在二战中后期急剧膨胀，一跃成为雄踞世界的超级大国，日渐滋生出“美国万能”的普遍信念。对中国问题的干涉被赋予了“正义性”与“合法性”，任何关于“美国无力拯救自由中国”的讨论都被认为是软弱的、不负责任的、对美国信条不忠的行为。

甚至在意识到对华政策的严重失败后，一些人将责任归咎于那些曾在中国深入了解中国国情并坚持说真话的“亲共分子”。比如，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被FBI质询的斯诺，因提倡“工合”精神招致军界反感被免职的卡尔逊，还有被冠以“赤色分子”帽子遭到迫害的谢伟思，等等。

为了谋求“世界领导地位”，“按照美国的构想塑造世界”，美国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统一的，最重要的是在美国势力控制范围内的中国，作为其战后国际格局蓝图中的亚洲基地。

1945年8月，毛泽东、美总统特使赫尔利、国民党张治中将军和美军观察组负责人包瑞德上校在延安。

在这样的构想下，继续扶持、援助蒋介石政权，在中国努力制造“蒋之下的和平”，成为美国的必然选择。据统计，美国自抗战以来援蒋资金达62亿800万美元，其中抗战时期为15亿6700万美元，而用于反共内战的援助则达到46亿4100万美元之多。

在日本战败后的几个月中，美国加紧帮助国民党抢夺胜利果实。1945年8月12日，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命令日本政府和中国战区的日军，只能向国民政府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中国其他武装力量缴械。为了迅速控制中国各关键战略要地，美国投入了数亿美元运送国民党军队。

档案显示，1945年9月至1946年3月间，美国动用空海军帮助国民党运送部队23个军、65个师，472663人。美国甚至派出6万海军陆战队从天津、上海等地登陆并进驻北平。国民党军不仅在美国的帮助下接收了100万侵华日军全部装备，还获取了大量美国直接援助的新式装备，陆军中有22个整编师（军）是美械、半美械装备，组编了配有坦克、汽车、装甲车、汽车牵引炮等大量机械化装备的3个快速纵队。

然而，蒋介石是名副其实的“运输大队长”，美国不断援助的武器不久就在战场上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缴获过来，就连美国教官训练出来的那些精锐部队技术兵种也“用脚投票”，跑到了共产党一边。无怪乎，“在华北见到解放军的美国商人都强烈反对再援蒋”，因为，他们看到，解放军使用的武器都是完好地从国民党军手中缴获的。

美国盲目地认为，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支持，国民党军队已经被美械“武装到牙齿”，蒋介石政权已在中国占据绝对优势，足以裹挟中共放下武器加入国民党政府并逐步加以“融化”，“扶蒋融共”的战略目标指日可达。

此时，处理中国问题的美国官员普遍认为，国共两党为了各自的利益，都会向美国寻求帮助，如同赫尔利的自信满满，“吾人始终能获得双方之尊重与信赖”。放眼国际，法国共产党已经向戴高乐“缴枪”了；而在中国问题上，就连苏联都已经公开承认国民党政府在中国的唯一合法性，中国共产党肯定也会放下枪杆子，到南京政府当官去。

2 战略短视：低估了中国共产党追求民主事业的决心

令美国方面意外的是，中国共产党无惧于武力威胁与政治胁迫，坚持其受降权益，部署部队挺进东北地区，并进一步扩大华北解放区。1945年9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美将在天津登陆援蒋夺取平津与我争夺东北我之部署》：

据密息，美将在天津登陆援蒋夺取平津及与我争夺东北，而冀东北尚有伪军五万已经过孙殿英与蒋接了头将成为蒋入东北之先遣部队。我决全部控制冀东热河，已令山东派去三万限一星期内向冀东出动，新四军三万五千兵力限二十天内到鲁南待命出东北。

林迈可、林海文与美军观察组成员在延安。

1945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应付华北美军活动的指示电：

甲、在华美军总部宣布今后半年内将有六万美国海军陆战队及六七千陆军人员留置于华北。此项美军留置华北其任务是帮助国民党在华北的地位，企图控制各交通线，向我各解放区进攻与我争夺华北。因此华北各重要铁路线及大城市附近之我军政机关今后与美军人员的接触与交涉亦将日益增多，为妥善应付此种情况，我各主要地区的军政领导机关均须有所准备。

乙、目前我们对美军的方针是在其尊重我方权益的条件下欢迎其与我合作，但当美军行动有损之我之权益时必须在反对干涉中国的内政的理由下加以拒绝，或经加以制止后在一切外交场合中应向美军人员解释我方在互相尊重的精神下一贯与美方友好合作的方针，说明我军在各个解放区的战绩及国民党军队向我军即解放区进攻的事实，与解放区民主政府的各种政策。

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具体的军事部署中极力避免与美军正面交战，对在桌面上抛出以“军事调处”和平解决争端的美国方面保持了极大的克制。毕竟，中国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就陷入内战，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不幸，也是以和平为主流的国际社会所不希望看到的。

在美苏的共同干预下，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了停战协议。中国人民渴望和平，中国经济亟需休养生息。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中共中央在《二一指示》中提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势，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实行精兵简政的指示电。据此，中原军区部队由6万人精简至4万人，晋察冀军区由30万人精简至20万人，全军总数由137万人精简至120万人。

但是，以美械“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军却没有停止内战的打算，一面在东北大打出手，一面加紧蚕食中原解放区，造成“关外大打，关内小打”的局面。美国方面对国民党军的大打出手无力约束，只能一味纵容。中国共产党人为争取“和平民主新阶段”所做出的努力付诸东流。

1946年元旦，根据马歇尔的建议，由国、共、美三方各出一人组成委员会,国民党为张群（不久改为张治中），共产党为周恩来，美国为马歇尔。这个委员会的职责是处理有关停战、恢复交通和受降事宜。可马歇尔这个“裁判”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和平。图为马歇尔检阅国民党军队。

幸而，在为和平而努力的同时，毛泽东对蒋介石的独裁本质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国民党是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对于蒋介石假意和谈争取喘息之机以期进一步实施内战的企图，毛泽东洞若观火。

1946年春夏之交，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他提出要做好两手准备，军队可以部分复员，但是不能交出一枪一弹，并要求各地提高警惕，准备应付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内战。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围攻我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正式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3年多艰苦卓绝的斗争，消灭了国民党800万军队，建立了自由、独立、民主的新中国。

3 战略偏见：过分放大了意识形态的战略冲突

美国之所以在对华政策上表现得如此固执，更重要的原因是对意识形态对立阵营的战略偏见。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将苏联视为在国际社会上最强劲的对手，同时认定与苏联处于意识形态相同阵营的中国共产党一定会成为苏联的“附庸”，并可能成为其“对外扩张”的“打手工具”。

无论从国际格局的权力分配出发，还是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美国都不希望出现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因此，在中国国共两党对立的情况下，美国始终选择支持蒋介石政权。

马歇尔和蒋介石夫妇。

尽管数十亿美元的援助物资并未填满国民党政府的贪腐黑洞，美国仍幻想通过督导国民政府推行改革，抛弃一党专政，摆脱“独裁、腐败、低效、守旧”，建立一个稳定统一的亲美联合政府，以确保美国在亚洲的利益。

美国在战后反思时仍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解放战争是在苏联支持下赢得的胜利。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其实一直以来，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援助远比给中国共产党的多。

在北伐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每年最多只能从共产国际得到几十万银元的经费援助，国民党却在3年间从苏联手中拿到相当于5000万银元的军火和物资援助；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价值3亿美元的援华武器装备都直接给了国民党，给中国共产党的只有极少量的医药和经费援助；在解放战争时期，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也仅限于在东北解放区提供的少量武器装备，这些武器不过是缴获的日本关东军的旧装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不及美国对国民党的军备援助。

事实上，苏联对意识形态同一阵营下的中共的支持并没有美国想象的那么坚决。1945年8月14日，在罗斯福不遗余力的斡旋之下，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在利益面前，斯大林并没有顾及意识形态处于同一阵营的中国共产党，更不曾顾念已饱经战乱苦难的中国百姓。苏联在逼迫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接受中苏共管长春铁路30年，旅顺为共享海军基地30年，大连为自由港等条件后，承诺将整个东北交给国民党政府，“彼此给予一切可能之经济援助”“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也就是公开表示苏联的一切援华物资都给国民党，苏联不再支持中国共产党。

美国对共产主义阵营的恐慌不仅来自于对手苏联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壮大，还来自美国国内。美国军方的“亲蒋”势力和企图削弱杜鲁门政府的共和党人士在国会内部散布“亲蒋反共”情绪，美国国民也陷入对“共产党渗透活动”的恐慌中。

1946年4月10日，延安总部汇编的《美帮国民党海空运部队统计表》。

1946年3月，延安总部汇编的《国民党美械师实力分布统计表》。

美国国务院受到国会的影响，作出了“扶蒋反共”的错误战略决策。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美国的对华政策与蒋介石政权一起走向失败。

历劫方知铁骨硬。中国共产党人坚信，独立自主才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中国革命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走自己的道路。毛泽东在战后指出，“中国不能只和一个强国或者一群强国发生友善的关系”，而应在互相尊重独立和平等的基础上发展与各国的关系。

1946年，对中国和美国来说，都是一个警示之年。70年后的今天，美国应该学会尊重，尊重主权国家的独立自主；尝试理解，理解中国“永不争霸、永不称霸”的政治态度。

1945年11月1日，冀东军区关于美军帮助蒋介石军队袭击我解放区军民的情况报告（左）。1945年12月22日，冀东军区关于山海关作战时美军帮助蒋介石军队进攻我军的情况报告。（右）

这样，中美两国之间或许真的可以为友为伴，通过增信释疑，实现求同存异，营造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美国有句谚语，打不赢的敌人就是朋友；而中国有句歌词也唱得很好，朋友来了有美酒，豺狼来了有猎枪。

作者： 杨晓玲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