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沈其震（ 左一）与叶挺（左三）、陈希周（左二）、林植夫（左四）在武汉

1927年8月11日，中共中央致函闽北、闽南临委：“决定闽省暂时划为闽南、闽北两区……闽北临时委员会直隶中央……闽北临委定书记陈昭礼。”

1931年百色起义后，邓小平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右江根据地工作难以展开，“后来我和陈豪人自己下去”，才“有相当成绩”。据《赖传珠日记》记载：1937年12月26日，从延安到汉口太和街26号新四军军部，“开始和军长秘书陈希周结识”。1940年，爱国侨领陈嘉庚拜访国民政府战时军政视察团副团长李济深（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愤慨地说：“余所派闽人陈才，往闽北视察，行至崇安界，被陈仪用人暗杀……”陈嘉庚和著名民主人士胡愈之分别撰文在海外有关书刊予以揭露和声讨。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事后亲自赴闽“灭火”。

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问潘汉年和梅龚彬：那个叫“小周”的福建人哪里去了，怎么没看见？得悉牺牲，乃亲自修书给福建省委书记、省府主席张鼎丞，指示要把“小周”的遗骨迁葬福州，并专门修建烈士墓。

1980年，国民党二十五集团军中将司令李觉回忆，自己能走上革命道路，“受到他（陈希周）革命气概的感染……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陈昭礼、陈豪人、陈希周（小周）、陈才，四个名字，四种不同身份，却同指一人。

陈昭礼——福建省委早期重要领导人

陈昭礼，1907年出生于福建福州南台大庙山，父亲系开明士绅，具有爱国思想，热心办学和禁烟。陈昭礼六岁进父亲所创办的私立学校开智小学，毕业后入读省立福州第二中学。陈昭礼诗文书俱佳，受国文老师邓仪中（邓拓之父）进步思想熏陶，参与编写学潮宣言和传单，并在《勤学周刊》发表切中时弊的文章。

1923年，陈昭礼来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考入复旦大学，开始系统地接触马克思主义。1925年3月，陈昭礼加入中国共产党，发动带领同学参加五卅运动，开展罢课、散发传单、支援工人斗争等革命活动，成为复旦大学的学生领袖。次年，他任中共复旦大学首任学生党支部书记，在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时，组织各院校进步学生积极支援，拆毁了吴淞至江湾之间的数百米铁路，使军阀孙传芳的运兵火车不能通行。在革命斗争中，陈昭礼初步显露了坚定英勇、沉着机智和宣传组织群众的领导才华和组织才能。

1926年12月，北伐东路军入闽，陈昭礼受中共中央委派回福州，和特派员王荷波（中央政治局委员）一道，帮助建立福建党组织，并于翌年1月任中共福州地委书记，领导开创了统一战线、民众运动、党团基层组织建设等工作的蓬勃局面。1927年3月，陈昭礼代表福建党组织赴武汉参加中共“五大”，其谦和、诚恳的为人，出众的才能，受到时任总书记陈独秀的赏识，会后被留在中央机关工作，担任中央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秘书。

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福建党组织惨遭破坏。7月，陈昭礼和陈明临危受命，受中央密派，分头回闽北、闽南，负责重建被国民党严重破坏了的福建党团组织，恢复与发展工农运动。8月中旬，中共中央来信指示，福州、南平、邵武、建宁属闽北，设一临时委员会管理，直属中央。陈昭礼即召集党员开会，传达中央来信关于“闽北临委总书记陈昭礼，组织潘作民，宣传季康”的决定，宣布正式成立中共闽北临时委员会，同时成立中共建瓯县委，由潘作民兼任县委书记。

根据中央关于闽北临委“工作中心应渐移福州……中心任务是：组织农民武装，以暴动方式夺取政权”的指示，陈昭礼于9月间潜入福州恢复党的组织，经过联络、整顿，成立了中共闽北临委福州办事处。在两个多月时间里，他日夜忘我工作，奔走于崇安、建瓯、福州等地，筹措经费，宣传、组织和武装群众，将闽北所属各地被打散了的党团组织，又重新恢复、建立联系。

10月间，陈昭礼按中央来信指示精神，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与陈明和罗明领导的中共闽南临委联系，参与筹备福建党的各县代表联席会议。会议于1927年12月4日在漳州举行，陈昭礼被推选为三人主席团成员，参与主持成立中共福建临时省委。陈明任书记，陈昭礼任省委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在白色恐怖中诞生的福建省临委，像一颗火种，在八闽大地点燃了熊熊革命烈火。在省临委的领导下，至年底全省建立了2个市委、5个县委、4个特支、8个拟建县委的新局面，全省共产党员从300多人发展到1000余人。

1928年4月，陈昭礼代表省临委赴崇安领导发动上梅农民暴动。他在崇安党团联席扩大会上，介绍了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暴动上井冈山后的革命形势，传达了中央指示精神和省临委关于“争取群众，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的斗争方针，要求崇安县委加快暴动准备步伐，配合闽西以及全国的斗争。崇安县委书记徐履峻按陈昭礼指示，在闽北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武装的第一枪。

6月，福建党内出现一起重大事件：省临委代理书记陈祖康叛变投敌，福建党组织处在危机之中。陈昭礼机警逃脱陈祖康的诱捕后，采取应急措施，切断有关联系人，及时转移党组织，召集并主持省临委紧急会议，处理了陈祖康叛变后出现的问题，并派代表去中央报告。他又于7月3日召开省临委扩大会议，作出关于福建现状与党的目前任务、组织工作、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士兵运动、特派员条例等6个方面的决议，使全省的革命形势稳步前进。9月，中央正式批准成立中共福建省委，陈昭礼任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他从闽中仙游巡视回到省委所在地厦门后，在他的建议下，省委在厦门、福州举办了两期党的干部训练班，为各县培训了一批得力干部。至1928年底，全省有20多个县有县委组织，党员发展到3000多人。

1929年春，陈昭礼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和讨论福建党的建设，并就中央对福建的指示和红四军入闽问题，向时任中共中央负责人的李立三提出建议。3月间，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入闽，闽西、闽北各地武装暴动风云四起，全省出现空前有利形势。5周中旬，因福建省委书记罗明患病，经中央批准，陈昭礼任代理书记。

主持福建党政军全盘工作的陈昭礼，为推动和发展福建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他除抓省委日常工作外，着重抓了宣传工作。他把原为月刊的《烈火》改为周报，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马列主义列为首要任务，并整顿、健全全省宣传通讯员网，使全省各地党的组织，能较及时地了解当时的形势与任务，进而能因地制宜地指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

陈豪人——南宁兵变和百色起义的领导和发动人

1929年上半年，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爆发大混战，桂系先胜后败。7月，蒋介石任命原桂系倒戈将领俞作柏、李明瑞主持广西军政事务，分任广西省政府主席、第四编遣区主任。俞、李回师南宁后，采取了一些同情中共的进步措施，受到蒋介石集团的猜忌和不满，大有易将之意。俞、李与蒋的矛盾日趋尖锐，他们既要反桂又思反蒋，却担心入桂时间不长，立足不稳，孤掌难鸣，迫切希望和共产党合作，于是派人捎话中共南方局，要求中共中央派得力干部到广西予以协助。

陈昭礼于是年7月间被中共中央调离福建转赴南宁，化名陈豪人（取“好人”谐音，党内则称陈导民），通过粤系反蒋将领介绍面见俞作柏和李明瑞。中央之所以派陈昭礼赴宁，除了考虑他在闽北起义中的领导能力外，在国民党方面的人脉关系（其岳父潘谷公是老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的福建省代表）也是其中因素。陈豪人一到广西，就积极争取李明瑞等人，赠送《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等书籍，推心置腹交谈，李表示了殊途同归之宿愿。

陈豪人的公开身份是广西省政府秘书长，实际身份是中共广西军委负责人。他一面在桂系反蒋上层人物中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一面深入国民党军队，秘密组织发动兵运，争取武装力量，为举行武装起义作准备。中央通过各种渠道先后派来40多名党员干部，绝大部分是通过陈豪人向俞作柏、李明瑞推荐，安排到南宁教导总队担任政治教官或连排军官的。不久，陈豪人又推荐张云逸任广西警备大队长，李谦任副大队长，由教导总队抽数十名党员任连排长，由此使教导队逐步掌握在我党手里。他还积极策动俞、李，通令释放“四一二”政变以来桂系军阀逮捕、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8月底至9月初，中央代表邓小平（化名邓斌）到广西，经中共广西特委负责人雷经天介绍，和陈豪人接上关系，并演出双簧：明的是邓小平在陈豪人的领导下任省政府秘书，暗中则由陈豪人掩护和协助邓小平领导广西党的全面工作。25岁的邓小平已表现出了领袖群伦、举重若轻、见解非凡的特质，小他3岁的陈豪人则属于事务性人才，事无大小，事必躬亲。中央指示的上传下达，以及党内党外的各种组织工作，大都通过他的单线联系来实现和推动。9月下旬，俞作柏、李明瑞不听陈豪人代表中共的诚心劝告，与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在南宁誓师反蒋。陈豪人乃和邓小平积极做好应付俞、李反蒋失败后的一切准备，紧急调遣一批党员干部到左右江各县，加强对当地农军的领导，利用时机，发展革命势力。10月初，俞、李反蒋失败后，俞作柏经法属越南出走香港，李明瑞因护照原因而滞留南宁。陈豪人和邓小平及张云逸、俞作豫（俞作柏之弟，中共党员）、徐冠英等人，带领广西警备第四、五大队和教导总队举行南宁兵变，继而指导李明瑞、俞作豫和张云逸分别率领兵变后的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第五大队，撤往右江的百色和左江的龙州。

10月中旬，拥蒋的桂系军阀悬重金通缉陈豪人，他和邓小平早已率领满载火药与粮草的军械船溯右江而上，于10月22日抵达百色，决定先以中共掌握的武装力量在右江举行起义，拟定前敌委员会作为起义的最高领导机构，并报请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共中央批准。11月2H，中央同意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和创建红军，并限定起义日期不晚于1929年11月7日的十月革命节。

据张云逸回忆，接到中央这份来电时，邓小平已离开百色。邓小平本人1968年6月20日写的《我的自述》中也说：“我在同张云逸等同志作了布置之后，于十一月初由百色去龙州……”22岁的陈豪人挑起了主持前委全面工作的重担，他和37岁的张云逸经同士兵代表一起研究，认为中央给的这个起义日期不切实际，建议改到40天后的广州暴动两周年纪念日。11月上旬，邓小平在龙州会见了李明瑞，布置了左江地区的起义工作后，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邓小平走后第二天，警备第五大队蒙志仁部突然在龙州叛变，随后中央来电，欲让邓小平留桂坐镇，但已来不及。

起义迫在眉睫，成份复杂的起义部队又处在几股敌人的监视和包围之中，面临敌我决战时刻，思维缜密、办事干练的陈豪人勇挑重担，周密安排：一方面动员、整顿、清洗以旧式军队为主组成的起义部队，一方面发动群众扑灭豪绅武装，武装农民，组织工会、农会，建立地方党部，筹措战备物资及经费。12月10日，前委在百色分别召开了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大会，进行革命动员工作，撤换军中的反动军官，有效控制了百色县长等危险分子，迅速收缴了百色公安局、禁烟局和那坡、平马、果化等城镇大商团的枪支。陈豪人领导政治部日以继夜地制定《中国工农红七军目前实施纲领》、《前委通告》。《实施政纲》第四条确定了未来的红七军的发展方向：“扩大红军割据区域，迅速与朱毛会合，实现割据两广！”“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陈豪人在住地清风楼指导创办了《右江日报》，许多决策、命令、标语、文告从清风楼传向右江两岸，清风楼成为百色起义的神经中枢。

12月11日，百色城头升起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军旗。在百色镇粤东会馆前召开的红军排以上干部和直属队干部大会上，陈豪人代表前委庄严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光荣诞生了，号召红七军全体指战员为完成党所给予的任务而奋斗，拥护中华苏维埃政府，建立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坚决消灭反动派。会上，群情激奋，口号声此起彼伏，整个百色山城沉浸在欢乐之中。由于前期工作准备充足，整场起义兵不血刃。翌日，陈昭礼和张云逸在平马宣告分别就任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和军长职务（当时未设政治委员），同时就任的有参谋长龚楚、副军长李谦和各纵队纵队长。红七军下辖三个纵队和一个特务营，约3000人。

后来叛变的龚楚1955年曾在香港出版《我与红军》一书，叙述百色起义：“各项准备工作，负责人如下：1、政治工作，由陈豪人负责。2、军事工作，由张云逸、龚楚负责”，“红七军没有建立政治委员或党代表制度，也没有实行特务控制的办法；仅有政治部主任及政治指导员之设置，专负部队政工之进行。所以红七军的官兵之间，感情融洽，没有发生叛变，或向敌人投降的事迹，甚至没有逃兵。”

12月中旬，百色城外的地主豪绅、土匪等反动武装2000多人，从西南面向百色城进攻，占据了城内部分街道。此时，张云逸军长领导的主力部队在隆安、果化未归，驻百色的红军只有500多人，其中一部分是文职人员，情况十分危急。陈豪人临危不惧，与许卓、叶季壮等人迅速有效地组织反击。由于指挥正确，经4小时激战，将数倍来犯之敌全部击溃，百色山城保卫战获得胜利。

对败退龙州的李明瑞，陈豪人始终与其保持密切联系，从迅速稳定政局、团结同志和分化敌人的战略高度来作其转变工作，耐心帮助和争取他参加革命，下决心在左江地区打起红旗。与此同时，俞作豫等改造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工作也取得成果，为左江地区的武装起义做好了准备。陈豪人认为在红七军成立后，中央应保留红七军和红八军的建制，让张云逸和俞作豫分别做军长而不是师长，任命李明瑞担任红七军和红八军的总指挥。

2月1日，龙州起义成功，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诞生，俞作豫任军长。经考察和了解，陈豪人和张云逸介绍李明瑞入党，并借调他到红七军，任红七军和红八军总指挥，协调指挥两军攻打南宁。

3月，南宁之战受挫后，陈豪人在凤山盘阳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代李明瑞承担了责任，认真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会上，陈豪人调整战略部署，决定红七军第三纵队留守右江，坚持对敌军事斗争，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伺机和红八军会合，第一、第二纵队向黔桂边界游击，扩大政治影响，解决补给。会后，他率红七军主力挺进黔南，进攻榕江县城，重创王家烈的双枪军。榕江之战是红七军创建以来的首次重大胜利，恢复了红军士气，且政治影响甚大。

陈豪人向中央建议：“请派党的责任同志及大批政治工作同志赴龙州工作……并请派地方党部的工作人员来色工作”。1930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广西红军今后工作给红七军前委的指示中，首次提出“军应设军政治委员”，命邓小平重返广西任此职。6月，邓小平从红八军驻地经东兰到河池，与陈豪人会合，出任军委书记和红七军、红八军总政委，在左右江根据地的发展中负全责。陈豪人任军委常委兼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在具体工作中贯彻军委决议。‘7月至10月，红七军主力回师并恢复右江沿岸苏区后，陈豪人协助邓小平领导部队的整训和右江党组织的发展整顿工作。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在1931年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右江根据地豪绅化的领导“把持了党及政权，办事机关派人去改造，他们可以阻止你与群众接触，派去的人实在太弱”，“后来我和陈豪人自己下去”，才“有相当成绩”。

11月7日，红七军第一次党代会在河池召开，选举前委，邓小平为前委书记，陈豪人当选为前委常委和士兵行动委员会书记。会议在争论中结束，以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通过了中央代表邓岗（拔奇）的报告，同意执行中央指示（时值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统治中央），集中力量攻打桂林、柳州，到广东小北江建立根据地。邓小平事后在《七军工作报告》中写道：“（前委会议）拔奇同志出席，报告六月十一政治局的决议，我们接受了这个路线……河池会议完全在接受立三路线下开的，确定了第七军的任务是‘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

部队整编届，陈豪人仍任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十师政委，邓小平任军政治委员兼第十九师政委。11月10日，整编后的红七军7000多人，从河池出发，离开右江根据地，北上攻打城市。指战员作战虽英勇顽强，但敌众我寡，融县长安镇一战屡屡受挫，造成重大损失。有人把红七军的失利归咎于陈豪人盲目执行立三路线。殊不知，对这一点，邓小平1931年4月29日给中央的报告就曾中肯地说：“我相信即使立三路线没有传达到七军来，七军一路仍是会犯不以群众为中心而以军事为中心的错误，这仍然是走到了立三的路线……”1968年6月20日，邓小平在《我的自述》中又说：“作为前委书记，对此要负主要责任，这是无可推卸的。”

陈豪人通过实际斗争认识到，执行李立三“左”倾冒险方针是错误的，于是支持邓小平、张云逸从实际出发的意见，部队放弃攻打桂林、柳州，转向敌人力量弱的湘桂边境发展，以便日后与朱毛红军会合。前委思想认识统一后，红七军渡过浔江，到达福禄镇，通过多民族聚居区瑶山，奔袭武岗，迅速攻占湘桂边境重镇全州。

1931年2月，陈豪人和中央特派员邓岗受前委委托，由桂林地下党组织安排，经广州到上海向中央汇报。

陈希周——我党隐蔽战线“三杰”之一

据潘超人回忆，在临时中央政治局，陈豪人和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上台的王明发生过争执。原因是王明听不进他所汇报的红七军工作，认为“立三路线”不是“左”而是右的错误，并指责陈豪人右倾，不该让李明瑞这样的军阀参加共产党。既有骨气又有书生气的陈豪人，据理力争，无奈王明固执己见，硬给他扣上“右倾”和“立三路线”在广西代表的帽子，要他仍回广西纠正“错误”。陈豪人对王明的无端指责并不接受，但表示愿回广西工作。

1931年4月，陈豪人受中央派遣，装扮成商人离开上海，和李硕勋（李鹏之父）分别以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和政治委员的身份，前往湘桂边寻找红七军。经过一个多月的辗转跋涉，未能通过敌人的关卡，只得折转上海。可上海的中央机关因顾顺章和向忠发的叛变而遭到破坏，接不上关系，遂往杭州和妻子潘超人会合，不久又迁居上海，参加左翼文化活动，并多方寻找党组织。党组织也在打探他的下落，1933年上半年，担任福建省委书记的罗明，终于在上海找到了老战友。

1933年10月，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派人来找陈豪人谈话，经多次了解和考察，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此后，按照党的指示，陈豪人以进步人士面目出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1月，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联合李济深等人在福建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并与红军达成抗日反蒋协定。陈豪人受潘汉年指令，潜回福州老家，做十九路军上层的统战工作。他化名陈希周，经弟弟陈昭涌（共产党员）介绍，会见时任福建人民政府主席的李济深及陈铭枢等人，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继而在陈铭枢幕府内工作，积极推动反蒋抗日。

1934年，福建事变失败，陈希周随陈铭枢和李济深撤到香港，联系彭泽民、梅龚彬、宣侠父等地下党员和各界民主人士，广泛开展爱国统战工作，并参加宋庆龄领导的民权保障同盟活动。三年间，他时而香港，时而上海，时而日本东京，从事秘密工作，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香港九龙，陈希周和北伐名将叶挺比邻而居。彼时叶挺不胜苦闷，经常带着夫人和两个小孩到陈希周家会面和谈心，共叙国内外时局，过从甚密。由于陈希周等人的工作，使叶挺坚定了组军抗日的决心。后来李济深、陈铭枢领导成立中国民族抗日大同盟，叶挺任军委委员，陈希周任群运部长。

1937年，叶挺受命在汉口组建新四军，出任军长，力邀陈希周任秘书。陈希周在百色起义和红七军时的老搭挡张云逸任副军长。不久，新四军军部迁江西南昌，陈希周留守汉口，任新四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该办事处是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设在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合法的机关，负责指导新四军各部队办事机构的军事、宣传、统战等项工作，任务繁重。后来武汉新四军办事处和八路军办事处联合办公，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办事处在抗战宣传、人员和物资转运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周恩来、郭沫若和董必武（八办主任）也都在汉口，陈希周在周恩来、董必武和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由于其长相颇似周恩来，圈里都以“小周（恩来）”相称。

上海撤退前，国民党七十军军长李觉通过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向共产党要干部帮助工作。陈希周在潘汉年和郭沫若安排下，和李觉面谈，深得李觉的信任，任军部上校参议兼战时步兵干训班主任。

陈希周利用干训班的合法阵地，大力宣传抗战的方针和任务。他经常深入到各师、团作抗战形势报告，宣传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场的战况，深受官兵欢迎。第一期学员结业后，不少学员奔赴抗日前线，慷慨赴国难。干训班开办之初，中共湖南省委就派来了郭超、马式材等党员干部，他们在陈希周的掩护和配合下积极开展工作，到1940年5月第三期干训班结束时，七十军中的共产党员已发展到50多人，还培养了一批铁心抗日的国民党中下级军官学员。

当年的干训班学生党支部书记郭超回忆陈希周：“自始至终一派正气；对党的工作谨慎、严肃、认真，忠心耿耿……”李觉他回忆说，当时部队在元气未恢复的情况下辗转作战，全赖陈希周带的新生骨干从中支撑。但好景不长，蒋介石很快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发布了“限制异党活动的指示”，对陈希周等追查甚急，曾一天两次给李觉发来“亲译密电”，查询“陈希周”的来历。李觉复电：“陈系爱国人士，拥护抗战，介绍人系黄埔学生”，“陈是始终如一拥护抗日，并无任何轨外之行，我可以负责”，这才使陈希周得以继续在七十军中工作。后人把陈希周和怪杰宣侠父、隐杰梅龚彬并称中共抗日隐蔽战线三杰。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趋势曰益明显。1940年5月间，蒋介石和何应钦第三次给李觉发来“亲译密电”，指明陈希周、马式材均系共党危险分子，应从速除掉。李觉把密电内容告知陈希周，陈希周知道在七十军无法立身，乃坦然表示，为了减少蒋的注意，准备辞去七十军的职务，但并不是一走了之，而是去重庆，到那里有很多朋友，尽量争取回第三战区来，帮助军长做坚持抗战的工作。

陈才——少将巡视员倒在军统枪口下

1940年5月，陈希周到重庆后，征得中共南方局同意，化名陈才，由李济深引荐，在其任副主任的全国战地委员会就职，领少将军衔。7月底，陈才巡视完江浙前线后，抵江西上饶，住七十军军部。由于蒋介石多次严令各部严防共产党渗入，李觉和七十军领导人感叹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已是有名无实，陈才鼓励他们不要悲观失望，丧失信心，只要坚持长期抗战，就能取得最后胜利。此时，在七十军工作的地下党负责人郭超已暴露身份，被列入第三战区黑名单，江西省委通知他尽速撤退到延安学习。陈才于是安排郭超以考察武岗分校名义离开七十军，并交给他盖有军部关防的信笺和路费。与此同时，他本人在对七十军内党的工作作了妥善安排后，也准备回福建崇安岳母家探亲，为家属从桂林迁来崇安作准备。

陈才在七十军的一进一出，没能躲过军统的特务。时任赣州专员的蒋经国，也曾专门派人求见陈才，探听虚实，试图收买。8月初，陈才从上饶一到崇安，即被军统特务秘密监视。8月13日，他告别岳母和表妹陈良瑛，与随身警卫乘坐班车回上饶，特务们已密谋好暗杀计划。那天，在客车上靠近陈才两旁坐着两个特务。车行至离崇安城三公里蜈蚣岭处，事先埋伏在那里的三个特务持枪劫车。陈才的警卫员发觉情况有异，刚准备拔枪反击，即被车上特务枪杀。接着，猝不及防的陈才也倒在军统的枪下，年仅33岁。特务将陈才拖下汽车丢在路旁草地上，在确定死亡后，劫走他携带的小提箱，为混淆视听，还捏造了中共游击队锄奸的消息。

案发当天，陈良瑛急电七十军和当地国民党政府。李觉得悉，即派军部秘书主任到崇安协同料理丧事，将棺木停放在县城南门余庆桥内，等待结案。此时，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率南侨慰劳团恰好来崇安视察，见余庆桥中置一柩尚新，乃问陪同的国民党崇安县长刘超然。刘超然只好介绍死者陈才，事关政治，尚未结案，故停柩在此。陈嘉庚回重庆后把目击经过向担任战时军政视察团副团长的李济深作了通报。李济深认为陈才血案系福建省主席陈仪所为，并愤慨地说：“陈仪有座大靠山，娇纵任意，余所派闽人陈才，往闽北视察，行至崇安界，被陈仪用人暗杀，无可如何。陈才之妻子现尚寄寓此处，以待昭雪。”陈嘉庚和胡愈之还分别在海内外书刊发表文章，揭穿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谋杀共产党要员的罪行。

对这次惨案的发生，李觉甚为震怒，以致军统头子戴笠不得不事后亲到福州，深夜造访时任国民党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的李觉中将。李觉后来脱离蒋介石集团，参加湖南起义，晚年著文回忆说：“我对希周同志品德学问非常佩服……（他）宣传和执行共产党的持久战和坚持必胜的信心，对我感受很深，受到他革命气概感染，使我后半生能走上革命的道路，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陈昭礼牺牲后，党派人从重庆到桂林，安置烈士的妻子潘超人和儿女。1949年广西解放后，时任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的张云逸派人到桂林寻找战友妻子潘超人和家属，护送她们到北京。有关部门将陈昭礼的两个小孩送进干部子弟学校，安排潘超人到全国工商联工作。

1950年，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接见民主党派人士时，特地同潘汉年和梅龚彬提起陈希周：那个叫“小周”的福建人哪里去了，怎么没看见？1952年4月11日，周恩来致信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张鼎丞，指示要把陈希周的遗骨从崇安迁葬福州，在福州修建陈希周烈士墓，供后人瞻仰。

烈士墓刚修好，1955年就发生了潘汉年案。生前与潘汉年关系密切的陈昭礼受到牵连，被说成是“第三党”，后来干脆被诬指为“消极脱党”，从红七军直接去了香港，充当了党的叛徒。直到潘汉年案正式获平反，陈昭礼的名誉才得到恢复。1985年8月12日，中共福建省委、省政府和福州市委、市政府在文林山烈士陵园隆重举行“陈希周骨灰安放仪式”。1992年，陈昭礼殉难处建立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