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8年，毛泽东从检讨纠正土地改革等工作中的错误倾向入手，对党的政策和策略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毛泽东首先为开展土地改革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和策略。随后，他又对政策和经验的关系以及政策界限问题展开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党内深入开展政策检讨。通过总结这段工作，毛泽东作出一个重要论断，即“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并完整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毛泽东对党的政策和策略问题的总结和思考，以及从不同层面提高广大党员干部政策和策略水平的努力，极大地增进了党在政治上的成熟和统一，为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顺利建立新中国政权提供了可靠保障。

政策和策略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革命战争年代，它武装了全党，对于广大党员干部认清客观形势变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推动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起到关键指导作用。

1948年前后，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规模胜利的道路上，党的政策和策略问题成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毛泽东指出：解放战争向前推进，靠军事和政策两个方面，“政策对，任何地方可以站住脚，能扩大军事胜利效果”（转引自李明华：《部署夺取全国胜利的一次重要会议：城南庄会议述评》，《党的文献》1991年第5期。）。为加速中国革命胜利进程，毛泽东1948年对党的政策和策略问题展开深入探索，形成一系列重要成果。

探索在政治上的重要起点：土改纠“左”和中央十二月会议

1947年前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它的深入推进对于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领导这样一场彻底的反封建革命运动，及时排除“左”和右的偏向的干扰，使之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毛泽东1948年对党的政策和策略问题的探索，就是从土改纠“左”的经验总结中逐步深入下去的。

当时土改中的“左”的错误倾向在一些地方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例如提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错误口号；乱定成分；在干部中搞唯成分论；排斥打击“三三制”中的党外人士；个别地区土改的打击面高达25%。在新解放的城市中，这一倾向呈现蔓延的态势，有农民把清算恶霸地主的斗争方式带进城；有的地方违反工商业政策，没收商人财物，把税率定得过高；有的地方职工运动过激导致生产停滞。

1947年底这些严重的情况陆续反映到党中央来，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清楚地认识到，若是任由错误倾向发展蔓延，将会迟滞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因此他向全党表示，如果“现在不严重地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将在政治上犯错误”（《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页。），同时尖锐地指出：“不怕蒋介石有美援，只怕蒋介石有‘左’援。”（《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547页。）　

如何才能有效克服“左”的错误倾向？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毛泽东在米脂县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也称“十二月会议”），从政治高度旗帜鲜明地指出：关于这个问题，“党的经验是痛苦的，与资产阶级合作时，主要是右的危险，与资产阶级分裂时，主要是‘左’的危险”（陈毅传达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2月21日。）。他强调：“当‘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反对这个潮流。”（《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5页。）会议在研究部署“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各项举措的同时，“着重讨论了中农、中小资产、党外人士、知识分子、打人杀人等项问题，研究了如何分析阶级，主要目的是纠正‘左’的偏向”（《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7页。）。

毛泽东提交会议的书面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被确定为“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3页。）。针对报告里的一个核心观点——“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7页。），毛泽东随后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全面阐述。报告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进一步具体化，明确了这一时期党对待各主要社会阶级的基本政治态度和政策原则，从全局和战略高度阐明了新形势下纠“左”的必要性。

会议纠“左”的成果，集中体现在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根据会议讨论情况——“当时党内的倾向问题以及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几个具体政策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4页。）而起草的中共中央决定草案（简称《一月决定》）里。决定围绕“党内反对错误倾向”的文件主旨，在部署各项具体政策的同时，还使用了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其中说：“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不采取谨慎态度，不讲究斗争艺术，不集中全力作战，不注意争取一切应当争取的同盟者……我们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67—1268页。）危险性的严重提法，充分反映出中央坚定的政治立场，对于当时迅速遏制错误倾向发展蔓延的势头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

值得指出的是，这样一个提法却也给《一月决定》随后一波三折的走向埋下了伏笔（1948年3月17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里正式确认“不发表一月决定草案”。新中国成立后，该决定经整理后被编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第296页。）。对决定征求意见的过程，更加印证了毛泽东已有的观点——反“左”和反右必须结合起来看待。1948年1月间，他同陈毅谈到：“今天反‘左’，与过去土地会议反右，要合起来看，不能对立起来看。一月决定迟迟未发表，要各地多酝酿，以免反‘左’泼了冷水，又恢复了右。”（陈毅传达1948年1月毛泽东的一些谈话，1948年2月21日。）另外，“左”的出现在当时也有着客观形势方面的原因。毛泽东后来回顾道：“这一时期，是中国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双方斗争最紧张最残酷的时期。土地改革中发生偏差，也以这一时期为最多……发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当时紧张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同时，也由于我们的大多数农村工作人员没有土地改革的经验。”（《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48页。）因为有了这样一些考虑，毛泽东开始思考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陈毅所说的“现在，反倾向是必须的，但反倾向就又出乱子，问题是如何又反了倾向，又不出乱子”（中央工委会议记录，1948年3月14日至24日。）。这是毛泽东随后选择从政策策略层面剖析错误问题本质进而检讨全党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

十二月会议的成功召开，成为1948年党对政策和策略问题深入探索在政治上的一个重要起点。

为土改制定一系列的具体政策和策略

纠“左”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就是制定完善土改具体政策和策略。1947年整个冬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除指挥作战外，主要的精力都在研究这件事情。

土改中“左”倾错误的许多表现中，比较典型的，就是侵犯中农的问题。有两种情况当时较为普遍：一是抬高错划成分，把中农划为富农，毛泽东用了“惊心动魄”四个字来形容其危险性；另一种情况是“为了满足贫雇农的要求而侵犯中农利益”，把“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方针错误理解成“绝对平均主义”，把本不该动的中农的土地也给动了，毛泽东把这比作“挖肉补疮”，“得不偿失”。（陈毅传达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2月21日。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谈到：一个村“九十九户中弄出十多户地主富农，不要中农参加农民代表会，我看了惊心动魄”。）这些行为在政治上极端危险。当时在晋绥、陕甘宁等老解放区新旧中农约占农村人口半数左右（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关于这一比例，1948年1月8日至10日任弼时和刘少奇在电报中进行过详细沟通。参见《任弼时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95页。），贫雇农占少数，把大批中农错划为富农，加之在政治上经济上排斥中农的某些做法，不仅会把这些被错划的人推到革命的对立面，且势必会引起中农的整体性恐慌，有导致党在农村丧失多数、陷入孤立的危险。

以兴县蔡家崖行政村为例，该村划出的地主富农占总户数比例高达22.46%，比一般估计的8%高出近两倍（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5册，第13页。）。毛泽东指出这不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其他地方“像蔡家崖那样定错阶级成分的，或者差不多那样的，肯定地说必定不少”。他强调，这个例子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必须按照实际情形去划分阶级，进行土改，决不可将本来不是地主、富农的人们人为地划成地主、富农，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打乱革命阵线，帮助敌人，孤立自己”。他告诫道：“这是一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1页。）对侵犯中农的行为，1948年初毛泽东将其定性为“反马列主义的极端的‘左’倾冒险主义倾向”（《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第265页。），他后来甚至严厉地批评道：“对中农问题，不是什么冒险主义”，而是“流氓主义，违反一切共产主义原则的”（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9月10日。），足见对此深恶痛绝的程度。他再三强调“中农是自家的人”，是“我们永久的同盟者”（陈毅传达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2月21日。），土改想成功要遵循两条原则，其中一条就是“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1页。）。

为什么会大量出现错划成分的情况？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没有制定出统一的农村阶级成分划分规定。地方党组织便根据各自理解盲目开展工作。例如1947年太行区颁布的《关于农村阶级划分标准与具体划分的规定》（参见《人民日报》1947年1月24日。）便是当地自行制定的。毛泽东后来细致研究过这份规定，在3100字的文件上，他批注了24段话500多字，直指其主要问题——阶级划分标准不明确。例如规定里同时有四个划阶级标准“是错误的”，而应当“只有一个标准”；以政治上统治“一村”“数村”为标准划分大中小地主也不恰当，而应当“依其占有土地的数量质量而定”；有些标准则是“重复的”，“混淆不清”的。正确的应该是“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依据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的不同，来确定各种不同的阶级”（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5册，第16页。）。

政策规定里含混模糊的说法，在现实中很容易引起理解上的混乱，造成工作中出现问题，所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危害甚大。1948年2月当新的划分阶级规定下发讨论后，基层就有这样的情况反馈：“易县北棋村贫农团委员会根据新标准试定几户之后，在贫农团和贫农小组中讨论后，有的说，这一回划阶级问题根据劳动和剥削，这算找着正根了，如果像以前那样，谁东西多，就弄谁，不但中农恐慌，就是咱们贫农里边，也有些人感到像坐着没底的轿一样。”（晋察冀中央局关于划成分新标准实行后的反映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48年2月16日。）可见划分阶级的标准如果混乱不一，结果是严重的，甚至可能会是农民整体性的恐慌。

在这种情况下，1947年冬，毛泽东决定起草一个全面系统的阶级成分划分文件。这个名为《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简称《划分阶级草案》）的文件，毛泽东强调其意义在于，“纠正党内广泛地存在着的关于在观察及划分阶级问题上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及补足在土改中缺乏对各阶级阶层人们的具体明确政策的缺点”（《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64页。）。

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受中央委托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相比于《划分阶级草案》里全面系统的规定，任弼时报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充分突出重点，着重探讨“根据什么标准来划分农村阶级”“应该坚固地团结全体中农”“对地主富农斗争的方法”“对工商业政策”“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问题”“打人杀人问题”六个方面问题，而“不是土地改革的文件起草有个过程，但现实需要又很迫切。中央1947年11月29日于是采取一个过渡性办法——重发1933年毛泽东起草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文件。1948年2月16日近三万字的《划分阶级草案》正式发给党内征求意见。然而这个费力完成的文件，由于种种原因却没能公开发表。但这一改变却映衬出本来作为过渡性手段发出的1933年文件的价值所在。5月25日中央决定将两个1933年文件“作为正式文件，重新发给各级党委应用”。于是两个1933年文件一跃成为土改划分阶级的正式指导性文件。　全般问题”，成为土改纠“左”的一篇重要报告。毛泽东很重视这个报告，作过许多修改补充（参见《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1—14页。），后来把它作为指导土改工作的正式文件下发全党。

针对侵犯中农的另一种情况——“为了满足贫雇农的要求而侵犯中农利益”，把本不该动的中农的土地也给动了的问题，在深入克服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影响的同时，中央决定分别情况采取不同土改策略，尽量采取抽补方式分配土地，缩小运动的波及面。1月4日习仲勋建议老解放区“最好以抽补办法解决少数无地或少地农民的问题为有利”。毛泽东批示说：“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的意见。华北各老根据地亦应当注意。”（习仲勋关于土改问题给西北局并中央的信及毛泽东的批示，1948年1月4日。）2月3日毛泽东正式提出“土地法的实施，应当分三种地区，采取不同策略”（三种地区指老区、半老区和新区。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77—1278页。）的整体构想。随后中央继续细化这一策略想法。毛泽东首先提出将新区土改两个阶段的每一个阶段细分为几个具体步骤，同时将新区分为巩固区和游击区，要求只在巩固区逐步进行土改。周恩来在中央指示里将所有老区半老区细分为三类，强调只有在第三类地区，即“土地改革很不彻底的地区”，才适合“平分土地”。毛泽东随后提出“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有全盘考虑之必要”，要求“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在解放后的相当时期内，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而“不是立即实行分浮财、分土地的社会改革政策”。5月25日毛泽东在《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指示里正式设定三项条件，要求只有条件都具备的地区，才可划入当年土改范围（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5册，第86—87、165—167、313、316页。）。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分地区分情况有步骤有重点开展土改斗争的策略安排，那些条件不成熟的地方大规模平分土地的行为也相应地被叫停了。

此外毛泽东还精心选择了崞县（如何平分土地）、平山县（如何在农村中进行整党工作）、绥德县（如何在老区调剂土地）三个土改典型材料在报纸上发表。他特意写下按语，指出：“这三个经验，值得印成一个小册子，发给每个乡村的工作干部”，“这种叙述典型经验的小册子，比我们领导机关发出的决议案和指示文件，要生动丰富得多，能够使缺乏经验的同志们得到下手的方法”。（《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5册，第206页。）有了这一系列具体政策策略的准备，土改纠“左”就牢牢掌握了主动。

转换角度：对政策问题本身进行探讨

毛泽东并未满足于所取得的以上探索成果，他随后深入到政策问题本身，主要从政策和经验的关系以及政策界限两个角度展开讨论。

关于政策和经验的关系。1948年2月27日，毛泽东在他起草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保护工商业问题的指示》（简称《保护工商业指示》）里讨论了政策和经验的关系。他首先从违反政策的错误说起，接着从工商业政策延展开来，提出“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与杀人五个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因此“必须全面掌握正确政策，并随时纠正下面的错误”。这里毛泽东没有再从反对错误倾向而是从政策层面来剖析此前错误发生的原因，转换了探讨问题的角度。末尾，他充分阐明了政策和经验的关系：“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及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所谓经验，就是实行的过程和归宿。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及正确与错误的程度。但是人们的实践，特别是革命政党与革命群众的实践，没有不和这种或那种政策联系的。因此，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及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则，党员与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编《一九四八年以来政策汇编》，中共中央华北局1949年印，第153—155页。）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角度讲，政策的正误要到实践中检验，因而经验（实践）具有第一性，这是无疑义的。毛泽东却指出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如果从“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及归宿”来看，人们的实践“没有不和这种或那种政策联系的”，必然受其约束，因此政策的重要性绝对不容忽视。他这种阐释角度，有利于人们把思想从对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认识中解放出来，去充分思考政策问题真正的含义。

这段剖析立刻引起党内的思考。3月4日罗荣桓在东北军区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不能满足于群众的自发，只依靠群众的自发很容易产生偏向”，“以往我们部队的诉苦运动激发了战士的阶级仇恨，提高了战士的勇气，但有的还没有提高到党的政策的水平。因而发生了破坏城市工商业的现象”。我们部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应该是：“以阶级教育为基本内容，在集中领导下普遍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以群众自己的经验来教育群众，又要把群众的水平提高到党的政策水平。”（《罗荣桓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405—406页。）

毛泽东通过剖析政策和经验的关系，强调发挥革命的主观能动性，来突出政策问题的重要性，在现实和历史两方面都有着很充分的根据。由于1948年前后土改等工作中“有大法，而无详细说明、分析和具体规定，下面就没有办法”（《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5册，第460—461页。），致使党员群众“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一九四八年以来政策汇编》，第154页。）。这一现实的教训，教育了人们必须要充分重视政策问题。同时，我们党在经历二十几年革命烈火的千锤百炼后，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已经有了全面而深刻的把握，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指导，“许多东西都经过了考验，许多东西摸着底了”，“我们党到现在是完全成熟的，老练的”（《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23页。），“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是完全成熟了的，能够领导革命走向彻底的胜利”（《罗荣桓军事文选》，第397页。）。此刻党中央领导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能够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其正确性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已经得到了反复验证。有了这一根本的前提，在夺取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道路上，能否顺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充分肯定政策环节的关键作用，把党中央的成熟领导透过政策环节转化为全党上下自觉统一的行动，就显得十分迫切且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了。

关于政策界限。3月6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也称“寅鱼电”（“寅鱼电”这一说法，见刘少奇1948年3月19日给毛泽东的电报。参见《西柏坡档案》第1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年版，第214页。））里把问题进一步展开，提出要注意分清政策界限。他首先重复了此前对政策和经验关系的说法，接着又指出：“我感觉各地所犯的许多错误，主要的（坏人捣乱一项原因不是主要的）是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地分清界限。”（《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74页。）这是一段时间以来毛泽东对土改等工作中“左”倾错误表现及本质的结论性认识。

在《保护工商业指示》里，毛泽东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举了1947年12月10日朱德关于军事民主及职工待遇问题给中央的信、1948年2月19日中央工委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的通报（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5册，第79—81、160—164页。）、2月22日华东方面关于渤海地区羊角沟工商业被破坏问题给中央的信（信中说：“此间对城市工作与工商业，过去均持毁灭政策。羊角沟的工商业，由于去年六、七月完全用农村斗争方法，全部没收分配，几已全部垮台，盐产大大缩小，羊角沟已成死城，很难恢复。现已下令禁止在一切城市及大镇进行土地改革，并不准没收和分配任何工商业。”参见《一九四八年以来政策汇编》，第153页。）里提到的三方面的例子。经过认真比较后，他指出这些问题的发生有着一定的共性，不是斗争方法本身错了，而是用错了地方、超出了界限，即“没有预先防止将农村中斗争地富、消灭封建的办法错误地应用于城市，未将消灭地富之封建剥削与保护地富经营之工商业严格区别，未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与片面的、狭隘的、实际上破坏工商业的、妨碍工人与人民革命事业持久的、所谓拥护工人福利的救济方针严格区别”（《一九四八年以来政策汇编》，第153—154页。这段话里的两处“严格区别”在毛泽东手稿中均为“分清界限”。这里及后来的版本对此作了规范。因此，最早提出“分清界限”概念和方法的地方，应当是在《保护工商业指示》里。）。“要纠正和避免这类错误仅由领导提出批评是不行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19页。），毛泽东强调“必须从领导方针和领导方法两方面去检讨”。就此毛泽东得出一项结论：“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及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一九四八年以来政策汇编》，第153、155页。）在“寅鱼电”里他进一步指出：“无论做什么事，凡关涉群众的，都应有界限分明的政策”，要注意“分清政策的界限”。（《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74页。）随后他又在《关于情况的通报》里使用了“政策界限”（《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7页。）的概念。

早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就强调过要在“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4页。），但他在1948年提出要注意分清政策界限，则更为准确地切中了要害，点透了各类错误问题的本质，也就找到了根本解决问题的路子——“使这种区别成为党内公认的风气”（《一九四八年以来政策汇编》，第154页。）。周恩来充分肯定了这一提法的积极意义：“这种新精神很有助于你们澄清干部中认识问题模糊、不懂得区别情况、不能掌握具体政策的混乱思想。”（《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1页。）

至此，毛泽东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把土改等工作中“左”倾错误的原因分析透彻，即政策缺乏明确性；二是把所谓政策的明确性定位为界限分明——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分清界限。政策是革命政党领导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核心环节，它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着革命行动的成败。衡量这一点，关键是要看所制定出的政策是否准确反映了客观事物本身的矛盾或差别，让政策更加符合实际和有针对性；而从执行政策的角度来看，就是要把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分清界限，让政策更加具体明确和可操作。

分清界限的概念和方法一经提出即见实效。例如当时土改等工作中，对工商业到底应取何种态度，在具体操作上难以把握，特别是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有不少是把原有土地变卖后投资经营的，因此在农民挖地财的过程中，很容易被没收破坏，有的地方还征收了毁灭性的工商业税，生产力遭到破坏，不利于革命事业发展。针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在2月27日《保护工商业指示》里明确提出在农村土改中对待工商业，一律要予以保护。他还在3月1日《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指示里，深入阐述了党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所应采取的正确政治态度。这样，前后不过两三天时间，毛泽东就在接连两份指示中运用分清界限的概念和方法，一方面把土改中的工商业问题——这个在农村工作和城市工作、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始终难以严格区分，容易引起混淆、发生错误的过渡性环节，在政策上明确下来，解决了困扰各地具体工作的一个现实性问题；另一方面，也为下一步彻底分清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工商业中的团结对象——民族资产阶级和主要敌人——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政策界限，打下思想基础。

运用“分清界限”方法，推动党内深入开展政策检讨

在给刘少奇的“寅鱼电”里，毛泽东还运用“分清界限”方法全面地检讨了党的工作。之所以未能明确分清工作中应有的政策界限，他分析道：首先，是由于领导者自己对于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经验，或者对于他人的经验不重视，或者由于不应有的疏忽以致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其次，是由于领导者虽然知道划分政策的界限，但只作了简单的说明，没有作系统的说明；再次，是政策本身就错了，许多下级党部擅自决定其自以为正确其实是错误的政策，不但不请示中央甚至也不请示中央局；最后，是领导方法上有错误，上下联系不够，未能迅速纠正下面的错误。（参见《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74—75页。）这四个方面的原因，正是毛泽东从政策角度对前期“左”倾错误问题作出的一个全面检讨。

探讨政策问题的同时，毛泽东也在着手谋划党内同志在适当的场合检讨前段“左”倾错误问题。3月2日起，应他此前2月20日电报的提议，晋察冀、晋冀鲁豫、华东三个中央局的主要负责同志抵达河北平山，参加由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工委会议。会议最初拟定了三项议题：听取陈毅传达十二月会议精神；讨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区合并组建华北中央局；交换对《划分阶级草案》的意见。（参见《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33页。）随着毛泽东从政策角度思考的深入，他开始对会议提出新的要求。

会前2月27日，他在《保护工商业指示》里补充要求道：“中工委此次召集的邯郸、五台、华东各局的负责同志会议，除讨论组织问题外，必须讨论政策问题，尤其是工商业政策问题。”

毛泽东在“寅鱼电”里，又对此次会议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他首先从“分清界限”角度出发，得出前期发生“左”倾错误那四个方面的原因，同时又结合这些原因检讨了从中央到基层各不同主体的责任，系统地梳理了党的整个工作流程。在领导者方面，毛泽东指出：“我们过去有许多工作，既未能公开地（此点很重要，即是说在报纸上发表，使广大人们知道）明确地分清界限，又未能作系统的说明，不能专责备各中央局，我自己即深感这种责任。最近三个多月，我们即就各项政策，努力研究，展开说明，以补此项缺失。”而各中央局作为其下属的领导者，“在这方面自然有他们自己的责任”。在被领导者方面，他指出：出现各种“错误的政策”，许多下级党部不请示不报告是一个原因，“例如很多地方的乱打乱杀，就是如此”；“但是各中央局，自己在某些政策上犯了错误的也不少。例如晋绥分局，对于在订成分上侵犯中农，对于征收毁灭性的工商业税，对于抛弃开明绅士，都是自己犯了错误的”。这里，毛泽东不仅承担了领导责任，同时也从领导者、被领导者两个方面均郑重指出各中央局的责任，他强调“这类‘左’倾错误犯得比较严重的似乎还不是晋绥而是华北华东华中各区”，建议刘少奇将上述各点“向参加中工委会议的各同志正式提出，并展开讨论一次”。（《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74—75页。）因此可以说“寅鱼电”既是对当时政策环节的剖析，又是一份为工委会议认真准备的检讨提纲。毛泽东希望借此次会议之机，促使与会同志彻底检讨以往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电报从政策角度对党的工作及错误问题本质所作出的深刻剖析，无疑为与会者彻底检讨问题打开了思路。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带头承担了责任，并突出强调问题的严重性，他衷心希望同志们能够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工委会议在讨论完成《划分阶级草案》后，3月14日转入新的议题——“由三个中央局负责同志检讨自日本投降以来的政策问题，着重点是放在纠正‘左’倾的偏向上”（《刘少奇年谱》下卷，第140—141页。），直至26日完成总结。14日当天，毛泽东还向党内转发了邓小平的一份综合报告，这份报告深刻检讨了大别山新区土改等斗争中的“‘左’倾冒险的急性病”，列举出六个方面的表现。报告的发出可谓恰到好处，其着重从策略角度去检讨工作，和毛泽东此刻从政策角度的剖析，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他于是在转发该报告的批语里，开始将“政策”和“策略”两个词连起来，使用了“全般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的说法，凸显出策略问题的重要性。此外报告中邓小平“负责任的自我检讨”的态度，也得到毛泽东在党内的充分肯定。（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第295—296页；《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23页。）

有了这些充分的准备，本轮工委会议开得深入而彻底，与会同志均从自身工作实际出发，认真反省缺点错误，主动承担有关责任，深刻总结经验教训，许多认识结论都很宝贵。会议末尾，刘少奇连续两天作报告，他结合二十几天来的会议情况，从八个方面回顾总结了抗战胜利以来党在土改等工作中的成绩缺点，并坦陈：“这一时期‘左’的错误之产生，领导上负主要的责任，我们负主要责任。”他援引了毛泽东对错误原因从政策角度的分析，并要求：现在有了规定，各地回去要系统说明，应着重宣传中央最近的指示文件，并且从正面提出办法来，批评“左”右倾错误。（参见中央工委会议记录，1948年3月25日至26日。）

3月10日至31日东北局也在召开省委书记联席会议，以讨论《划分阶级草案》为核心，着重总结检查各地的土改工作。如果联系到十二月会议期间西北局、晋绥分局等有关同志的检讨，及邓小平就大别山新区土改等问题提交中央的系列报告，就意味着1948年3月底各解放区春耕以前，在包括各中央局、分局主要负责同志的党内中高级领导干部中间，事实上已经开展完成了一场深入透彻的针对土改等工作的政策检讨活动。有了如此严肃认真、全面彻底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所期待的全党统一思想、改进工作、走上正轨的目标，便有了较为扎实的基础。

一个重要论断的产生：“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1948年3月19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汇报了深入进行中的工委会议情况，表示：“相信经过这次会议，又有中央许多文件发表，今后运动可能纳入正轨，各中央局的领导方式亦可能改善。”（《刘少奇年谱》下卷，第141页。）3月20日是毛泽东在杨家沟度过的最后一天。当天他首先给刘少奇复电：“此次工委和华北、华东、华中各负责同志一起，彻底检讨各项领导工作上的错误缺点，并由此获得纠正，走上正轨，极为欣慰。”（《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第296页。）动身前毛泽东决定对前段工作作个暂时的了结，为中央发出《关于情况的通报》。

通报涉及各方面的工作情况，首节内容着重回顾了前段纠正错误偏向的经过：“最近几个月，中央集中全力解决在新形势下面关于土地改革方面、关于工商业方面、关于统一战线方面、关于整党方面、关于新区工作方面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的问题，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偏向。”这里明显缓和了批评“左”的语气，摒弃了“左”倾机会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左”倾错误此类严重的说法（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7、1268、1280页；《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65页。），而正式使用了“左”的偏向的说法。通报接着列举事实，指出“现在的‘左’的偏向”的具体表现，并对纠“左”效果作出积极评价：“好在纠正这类偏向并不甚困难，几个月内已经大体上纠正过来了，或者正在纠正着。”同时强调：“但须各级领导者着重用力才能彻底纠正此类偏向。”接着又列举了右的偏向的具体表现，同时指出：“这类偏向现在不是主要的，改正亦不困难。”

经过以上铺垫，毛泽东在段落末尾直指问题实质：“最近几个月，我党在战争、土地改革、整党整军、发展新区和争取民主党派等方面均有成绩，在这些工作中所发生的偏向有了着重的纠正，或正在纠正中，这样就可以使整个中国革命运动走上健全发展的轨道。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8页。）

这样，毛泽东就在动身离开陕北的头一天，把他找到的纠正“左”的和右的偏向的可靠落脚点——“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个重要论断，向全党彻底阐明了。

点睛之笔：完整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行在吴堡县川口渡口东渡黄河，离开战斗了13年的陕北，26日抵达晋绥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一段时间以来的路途思考后，毛泽东对问题的把握达到了新的高度，此前他接连作出两个重要判断：“没有全般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中国革命是永远不能胜利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第295页。）和“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其中“全般”和“全部”两个词的使用，充分表露出他这时正在深入考虑的所谓政策和策略的整体观念问题。4月1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里，他完整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土地改革工作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说：“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6—1317页。）

总路线和总政策的提出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现实指导意义，这是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性质、道路问题持续探索的一个全面概括，对于指导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在思想方法层面，总路线和总政策的提出也具有深远影响。毛泽东总结道：“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08页。）

那么怎样才能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毛泽东从1948年前后的革命实际出发，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土改等工作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和策略，并提出要注意分清政策界限，引导党内思考问题，区别具体情况；然而这里毛泽东告诫全党，还要必须时刻注视着革命事业的航向，牢牢把握住不同历史阶段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他解释说：“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各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6页。）他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我曾经两次过黄河，一次是1936年红军东征，一次就是这次。过黄河你们注意了吗？黄河上掌舵的老艄工，在急流险滩、惊涛骇浪中，眼睛总是注视着对岸，遥望远方，端正航向，把舵掌稳当。如果老艄工只看脚下的浪花，就会手忙脚乱，把船弄翻。”（纪希晨：《回忆毛泽东同志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在吕梁》，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265—266页。）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阐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性时再度指出：“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页。）刘少奇后来也回顾道：“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提出了革命的总路线，并且在各个方面形成了为实现总路线所需要的具体政策，从而促进了全党思想的真正统一，使全党全民在革命的道路上胜利前进。”（《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7—368页。）既要有具体政策和策略的支撑，还要有总路线和总政策的指引，才能确保革命事业顺利向前发展，这是毛泽东1948年关于党的政策策略的探索得出的又一条影响深远的认识结论。

贯穿始终的一条思想主线：关于政治和政策的关系

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里把总路线和总政策并列，把政策问题提高到政治路线的高度加以强调，这一提法使得政治和政策的内在联系——政治对政策的根本指导以及政策对政治的关键支撑作用，充分彰显出来了。

十二月会议期间，毛泽东曾结合党的历史全面审视了政策问题的重要性。他使用“政策适当”四个字指明了党在1947年迎来战略转折点的政治原因，从正反两个方面讲清楚了政策对政治的关键支撑作用——政策适当可以团结朋友孤立敌人，政策错误不仅孤立不了敌人反而会孤立了自己。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继续指出：我们之所以能够迎来革命的转折点，一方面由于蒋介石是代表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压迫人民的，残酷的统治导致了他的孤立，“但是，还有另一方面的真理，就是我们政策的正确”，“如果我们的政策不正确，……那就还是不能胜利，共产党会由越来越多变成越来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国共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2—23页。）1948年前后毛泽东反复强调这一观点，对于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充分重视政策问题，推动中国革命走向最终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思想引导作用。

时隔十多年后，在一次会见外宾时，毛泽东再一次谈到该问题，说：“我们打了二十二年，曾经吃过大败仗，三十万军队剩下了二万多，后来转变了，这主要是个政策问题，与其说我们打的是军事战，还不如说打的是政治战。因而，注意政策问题很必要。这里，重要的是如何团结自己、争取多数、瓦解敌人的问题。我们过去的政策是打击面只有5%，一般不超过8%……这样做，团结面就比较广，打击面就比较小，同情我们的人就会增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98页。）会谈的时间1960年9月30日，恰逢《毛泽东选集》第4卷正式发行。（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56—457页。）此刻毛泽东再一次谈到这样一个关键的问题，不是历史的巧合。“政治战”作为一个形象的说法，精辟地概括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大因素。

这里，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用他一生丰富的革命实践，诠释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学说，不仅讲清了政治战的实质——团结自己、争取多数、瓦解敌人，而且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把它胜负成败的关键定位为——注意政策问题很必要，把政策对政治极端重要的支撑作用充分彰显出来，接着又指明了政策问题的要害——扩大团结面、缩小打击面。这一系列论点正是毛泽东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总路线和总政策论述的精神实质，同时又是贯穿于1948年党的政策策略探索历程的一条思想主线。

结语

回顾这段探索历程，毛泽东立足十二月会议确定的政治方向，从为土改制定一系列具体政策策略出发，不断贴近问题实质，注重转换探讨问题的角度方法，在政策策略层面不仅把错误发生的原因及解决问题的办法阐释清楚，而且在中国革命夺取最终胜利的关键历史时期，最大程度地实现了党内工作的改进、思想的统一和队伍的团结，同时总结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思想理论成果，给党的事业的长久发展留下一笔宝贵财富。他那种不断思考，持续把问题引向深入，灵活高超、游刃有余的领导艺术和领导方法，值得深入学习和总结。

有了探索得出的一系列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结论，全党下一步的工作改进就更有针对性了。中央随后从不同层面加强了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纪律建设，并且大大强化了对党的路线以及各项政策和策略的宣传教育，促使全党在思想上行动上更加自觉统一，同时组建成立了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制定城市有关政策和策略，努力过好城市接管关，成功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历史的发展不断印证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一光辉论断的正确性。

1949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不无感慨地回顾道：“全党大多数干部，在过去几年，特别是在一九四八年，有系统地学会了在农村工作中，在城市工作中和在军事工作中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有系统地纠正了右的和‘左’的偏向。许多同志在过去长时期内没有学会的东西，一个年头内都学会了。这样，就使党的总路线在全党内能够贯彻执行。这是一个最伟大和最根本的胜利。这是我党政治成熟程度的极大的增长。”当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取得成功，中国革命即将迎来胜利之际，毛泽东却把1948年全党大多数干部政策和策略水平的提高，把我党政治成熟程度的极大的增长，视为“一个最伟大和最根本的胜利”，是富于启迪的。正如他接着指出的：“这样一件事就指明：我党在不要很久的时期内是能够有把握地取得全国政权的。”（《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31—232页。）

文中毛泽东关于政策和策略的一系列思想成果，就是在中国共产党1948年深入克服自身不利因素并从中认真总结经验的历史实践中提炼升华出来的。今天我们重温这些思想，了解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对于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刻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现实指导意义，不断提升自身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自觉有效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具有积极意义。

〔作者吕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