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2月，周恩来、尼赫鲁、十四世达赖在印度

【内容提要】十四世达赖企图邀请尼赫鲁访问西藏事件是中印关系由热趋冷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达赖企图邀请尼赫鲁访问西藏有着借重印度牵制中国中央政府的目的。而尼赫鲁煽动达赖邀请其访问西藏的意图主要是力图增强对西藏的影响，分化西藏上层。但由于印度对中国的不友好举动日渐增加，尤其是长期或明或暗地深度介入西藏问题，逐渐超出了中国政府容忍的限度。最终中国政府正式拒绝尼赫鲁访问西藏。尼赫鲁得知中国的回绝后，并不死心，借口访问不丹路经西藏。而达赖得知中央政府的决定后，虽没有明确直接反对，但内心对此是不满的。这一事件的发生，使中印关系更为微妙。

1956年11月，印度借口举办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邀请十四世达赖访问印度。在达赖（本文中的达赖特指十四世达赖）访印期间，印度总理尼赫鲁于1956年11月27日和11月28日两次会见达赖并进行长时间交谈。交谈中，达赖未请示中央自行口头邀请尼赫鲁访问西藏。达赖回国后，又打算绕过中国中央政府正式邀请尼赫鲁访问西藏。由此引发了中印之间一系列外交交涉。此即“达赖企图邀请尼赫鲁访问西藏事件”。

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事件有所关注。就笔者目力所见，国内较早、较多关注这一事件的是杨公素先生。他在1985年出版的《中国西藏地方的涉外问题》一书中，就阐述过该事件：“1957年8月，达赖未请示中央径自邀请尼赫鲁访问西藏。1958年1月，由于美蒋特务支持西藏反动分子进行阴谋破坏活动。中央认为不宜邀请尼赫鲁来访。达赖虽然同意，但心中不满。”后来，他在《中国反对外国侵略西藏地方斗争史》和与张植荣合著的《当代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等书中也有着类似的描述。而在他的回忆录《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沧桑百年》中，对这一事件有着更为具体的刻画，揭示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但基本史实的描述与他的其他著作基本一致。作为当时的西藏外事处处长，杨公素先生亲身经历这一事件，他的回忆录与相关著作长期以来是学界关注这一事件的宝贵资料。王宏纬、张敏秋、周卫平等学者对这一事件的叙述很显然是受到杨公素先生的影响，在著作中对这一事件的描述和杨公素先生基本一致。但也有其他学者在著作中提到了一些杨公素先生的回忆录和著作中未提及的史实。如刘学成、赵蔚文、尚劝余等学者都提到了达赖邀请尼赫鲁访问西藏后，中国政府正式邀请尼赫鲁访问西藏。周恩来向印度表示，届时他将前往拉萨迎接尼赫鲁。但1958年7月，鉴于西藏的动乱形势，中国政府正式拒绝尼赫鲁访问西藏。

综观学界的研究，虽勾勒了这一事件的基本史实，但存在两点不足：第一，语焉不详。最为详细的杨公素先生的回忆录，也仅数百字而已，且仅从其自身经历出发，未能从全局上回顾这一事件。而其他人大多只是对这一事件一笔带过，十分简略，较少有对这一事件的全面梳理和深度分析。第二，颇多史实谬误。如对中国政府拒绝尼赫鲁访问西藏的时间，就有着1958年1月、1958年7月等不同说法，很显然其中有的说法并不准确。那么，这一事件的具体情况到底如何？达赖邀请尼赫鲁访问西藏的目的何在？印度又有何企图？中国政府为什么最终拒绝尼赫鲁访问西藏？中国政府拒绝尼赫鲁访问西藏后尼赫鲁有何打算？达赖又有何反应？本文拟从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着手，辅以相关材料，力图还原这一事件的历史场景，弄清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一、达赖邀请尼赫鲁访问西藏事件的基本过程

达赖于1956年年底访印期间口头邀请尼赫鲁访问西藏后，于1957年2月初自印度返藏，途中大约在锡金的刚渡或西藏亚东写信给尼赫鲁对在印度期间受到的招待等表示感谢并再次提出邀请，希望尼赫鲁近期来西藏访问。同月，尼赫鲁收到由印度驻锡金政治专员潘特转交的达赖的信件。时隔三个月，1957年5月8日，尼赫鲁回信向达赖表示：由于“正忙于筹备3月上半月的印度全国大选，由于许多事务牵累，未能更早的复信，甚为歉疚。”“谢谢阁下邀请我访问拉萨，我原想接受你的邀请，但是不幸今年夏天将不可能前来拉萨，6月底我要去伦敦参加英联邦总理会议，将离开印度一个月”，“但我肯定接受你的邀请，在时间许可的一定时期内定当来藏访问”。“如果我发现有可能在下半年访问拉萨，我将要我们的总领事向你们提出，同时我也将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8月初，印度驻拉萨总领事蔡伯尔当面将此信交给了达赖。“蔡伯尔告诉达赖，尼赫鲁总理原拟在今年夏季到西藏访问，但因公务繁忙未来，他（指尼赫鲁）可能在今天冬天来西藏进行访问。”达赖表示：“假使尼赫鲁总理已决定来西藏访问，最好的季节还是秋天，那时的气候和景色都比较好。”经过考虑，达赖决定正式邀请尼赫鲁第二年秋季访问西藏。

几天之后，达赖就通过时任西藏外事处副处长的柳霞·土登塔巴将正式邀请信送交西藏外事处办理，“内容除要为加强藏印文化关系”，还正式“邀请尼赫鲁来年访问西藏”，希望西藏外事处把信送交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柳霞·土登塔巴声称：“关于尼赫鲁来西藏访问的问题，是达赖喇嘛在印度见到尼赫鲁时，曾经作过礼貌性的邀请，尼赫鲁信内提到的访问，是达赖在印时所作邀请提出的。”而且“这是宗教活动，宗教方面达赖可以自行与外国交往”。对柳霞·土登塔巴的举动，时任西藏外事处处长杨公素感到很“突然”，因为“这也是出乎常规的，过去达赖从未将什么外事交我们办。”但认为，“邀请外国现任总理访问不属宗教范围而是两国外交的大事，应该报告中央，由中印两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办理。”因此，杨公素“将达赖邀请尼赫鲁访藏之事报告中央”。而在此前后，1957年8月3日，周恩来才刚刚请阿沛·阿旺晋美转告、提醒达赖：中印两国“究竟是两个国家，所以无论在政治、经济和宗教上，西藏和印度的来往都应当经过中央，经过外交部，要划个界限。”

中共中央收到报告后，考虑到“在西藏目前情况下，印度与我争夺西藏上层贵族的斗争是多方面的”，一度左右为难，因此迟迟未答复。但“印度一部分上层人士一直希望越过中国的中央政权，与中国的西藏地方当局直接接触，以煽起西藏地方当局对中央的离心倾向。”因此，印度把达赖邀请尼赫鲁访问西藏的消息散播开来，试图挑起国际社会舆论尤其是西藏地方舆论对中国政府的压力。1958年1月2日，尼赫鲁“在新德里招待记者时，西德记者问他是否将去西藏访问达赖，尼赫鲁答，我愿意去那里，自从达赖喇嘛来此地后，我就打算去访”，但又假惺惺地表示：“目前在可预知的将来无此意图”。国际媒体迅速将这一消息广为报道。如法新社当天就报道尼赫鲁宣布“将去拉萨访问达赖喇嘛”。此外，虽然尼赫鲁关于访藏的谈话，印度的各大报纸均未刊登，但全印广播电台予以广播。1月5日，西藏外事处就收听到印度德里电台华语广播称：“尼赫鲁决定来藏访问，但尚未做出具体的安排。”所以，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不得不对达赖邀请尼赫鲁访问西藏之事进行回应。

经过慎重考虑，本着对达赖的团结、争取和包容，以及力图改善中印关系，希望印度改变对西藏分裂分子态度的友好愿望，中国政府决定正式邀请尼赫鲁访问西藏。1958年1月12日，周恩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尼赫鲁，请“大使带话给尼赫鲁总理，我们欢迎他访问西藏。”周恩来还表示：“达赖已经将此事，报告给中国政府，并将复函尼赫鲁总理表示欢迎，并告诉他将经过两国的外交途径安排。”周恩来进一步强调：“我们欢迎他访问西藏，如果可能的话”，“本人愿意同他一道去西藏”。“总理还说，尼赫鲁总理如果到拉萨也应该到日喀则去，因为我们是努力促进达赖和班禅的团结的，并且对他们两人平等看待。”同月20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指示西藏外事处将达赖给尼赫鲁的邀请信尽快发出。

印度政府收到达赖给尼赫鲁的邀请信后，很快进行了回应。1958年2月14日，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辛格告知中国外交部“关于尼赫鲁总理访问西藏问题”的印方计划：“尼赫鲁总理拟乘飞机赴拉萨，由于气候和飞行条件认为可以在9月10日至15日期间飞拉萨，”“尼赫鲁总理希望知道这个时间对周总理是否合适”。“尼赫鲁总理希望在访问西藏的日程中，除拉萨外，还能包括日喀则、江孜、亚东三地，由于尼赫鲁总理是从印度直飞拉萨的，因此这三地须在尼赫鲁总理自拉萨返回印度时坐汽车去访问，尼赫鲁总理想了解这样做对中国来说是否合适。”并拟访问西藏两个星期，希望中方“尽早给予答复”。对此，2月16日，中国外交部向周恩来进行了汇报，并函询中国驻印大使馆、西藏外事处并中共西藏工委“有何意见”，要求其“多作研究…‘关于尼赫鲁总理积极要求访藏的企图和在访问中他对西藏的可能有哪些活动及我的对策”，收集有关藏印关系、印对藏活动等资料。

征询各方意见后，在1958年3月4日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辛格拜会中国外交部部长陈毅时，陈毅向其告知了中方的初步安排：“尼赫鲁总理希望去西藏访问，周总理要陪他去的，周总理打算在9、10月间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返回时将会路过印度，到时候我将陪总理到印度，然后总理陪尼赫鲁总理去西藏，我则留在印度访问。这是最理想的计划，但未作最后决定。”中方的这一安排（周恩来亲自从印度开始全程陪同尼赫鲁访问西藏），出乎印度的意料，使尼赫鲁访问西藏期间单独和达赖接触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其访藏的意图顿时落空。1958年4月22日的《印度教徒报》就公开表示，“显然，中国希望尼赫鲁在周恩来总理有工夫陪伴他的时候访问拉萨。”中方这一安排，“无论如何，应该打消了人们的这种猜测：尼赫鲁的访问可能有助于确立达赖喇嘛的独立地位和印度在西藏的特殊利益。”辛格立即将陈毅的讲话报告给印度政府。根据印度政府的指示，1958年3月6日辛格答复中方称，“印方对周总理访印和陈部长访印两点无意见，但对尼赫鲁总理访藏问题，因他从10月份起无法离开印度，因而仍望在9月间访藏，或提前至8月间也可，如坐飞机不便，也可以走陆路。”最终在印方的坚持下，中印两国初步商定1958年8月尼赫鲁访问西藏。

西藏地方政府对尼赫鲁即将来访欣喜若狂。据印度《政治家报》报道：“尼赫鲁的访问已经在西藏引起了极大的兴趣，欢迎他的细致的安排工作已经在进行中。”但事情很快发生了变化。据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1958年7月7日，中国外交部最终“根据中央决定”，“将以美蒋特务分子和西藏反动分子相互勾结企图在西藏策动暴乱为由，拒绝尼赫鲁访问西藏，并要求印方取消美、蒋特务和西藏反动分子在噶伦堡进行的对西藏颠覆破坏活动”。1958年7月15日，中国驻印大使潘自力正式通知印度外交部，由于西藏局势不稳，目前不是接待尼赫鲁总理访问西藏的有利时机，正式回绝尼赫鲁访问西藏。

二、达赖邀请尼赫鲁访问西藏的目的和印度的意图

从上文所述可知，达赖不仅事先未请示中国中央政府即擅自邀请尼赫鲁访问西藏，事后也没有向中国中央政府汇报，而是打算绕过中国中央政府，先行与印度私下沟通，与其达成初步协议后试图以既成事实迫使西藏外事处和中国中央政府同意。众所周知，1951年5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相互尊重和友好协商的基础上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通称为《十七条协议》）中的第十四条就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邻邦和平相处，建立和发展公平的通商贸易关系。”此后，1952年9月6日，在中国外交部指示下，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外事帮办办公室（1956年改称西藏外事处）正式成立，杨公素任帮办，负责与印度总领事馆及其他外国人员、机构交往和处理一切涉外事务，“标志着西藏地方外事工作进入了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开展对外友好往来的历史新阶段”。同年11月，西藏全体噶伦及僧俗重要官员齐集中央代表张经武处，表示同意中央统一对外，并撤销其原有“外交局”。“外交局”原负责人柳霞·土登塔巴经中国外交部委任为外事帮办办公室副帮办。可见，邀请外国总理访问这样的涉外事宜，必然应该属于中央政府来处理，而不是由地方政府擅作主张，这早在西藏和平解放的谈判中就达成一致，后来西藏地方政府也同意遵行的。柳霞·土登塔巴声称的“宗教方面达赖可以自行与外国交往”只不过是掩盖达赖真实目的的借口而已。

那么，达赖自行邀请尼赫鲁访问西藏的目的何在呢？显然，达赖邀请尼赫鲁访问西藏的真实目的，并不仅仅是宗教活动那么简单。由于“印度一部分上层人士希望西藏落后制度不变，保持使‘西藏’成为’缓冲国‘的想法，在西藏反动集团中起了很大作用。”因此达赖自行邀请尼赫鲁访问西藏无疑有着借重印度牵制中国中央政府的意图。尽管西藏和平解放后，达赖一度“还是拥护中央，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西藏和祖国的”，但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部分人为维护既得利益，竭力寻求外援，向印度和美国等靠拢，不断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达赖自行邀请尼赫鲁访问西藏前后，西藏的局势也并不平静，西藏反动分子不断叫嚣“西藏独立”。此时，身处“古老守旧的宗教经师和落后贵族的影响与包围中，受到传统的生活方式与旧制度顽固的约束之下”，特别是“几位亲属又处在外国势力影响下，再加上一部分西藏分裂分子和叛乱康巴分子的包围”的达赖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政治立场动摇。而印度与中国西藏地缘相接的特点及历史上印度与西藏的特殊关系等，“把希望寄托于印度”成为其首选。“如果尼赫鲁成行，那不只对达赖是一个重大的诱惑，鼓励他更倾向于印度，表示西藏是含有某些‘独立’意义的地位，而且给那时正闹着叛乱的‘独立’分子以极大的鼓舞。”若尼赫鲁由于中国中央政府的反对未能成行，则可以进一步煽动叛乱分子将矛头指向中央政府。

对印度而言，表面上看尼赫鲁准备访问西藏是作为对达赖和班禅1956年访印的回访，但其真正意图主要是“设法扩大其影响，分化西藏上层，拉拢某些动摇分子亲印，作为巩固它在藏势力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西藏和平解放后，随着西藏与内地交往的密切和中国政府在西藏影响的扩大，虽然印度表示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但越来越担心其在西藏的利益、影响削弱。因此，印度一直千方百计寻找机会拉拢西藏上层和达赖，“找出种种借口来‘同情’西藏人”。1956年11月达赖访问印度期间，尼赫鲁就曾向达赖表示：“西藏和中国签订协议承认西藏属中国，但如中国超出协议范围，西藏有困难时，印度将帮助西藏。”而达赖自行邀请尼赫鲁访问西藏无疑更是一次绝佳的机会。1958年4月12日，印度的一家报纸《印度快报》发表的一篇关于尼赫鲁访问西藏的文章就明确表露了印度的心声：“尼赫鲁总理这次计划中的访问可能会帮助西藏适应中国的束缚，并且帮助西藏保持它的宗教不受共产主义的侵犯。这一地区以外的人们仍然可能希望，西藏的生活方式不会遭到红色官员们的粗暴破坏。”

为进一步密切印度和西藏的联系，扩大在西藏的影响，印度还一度打算乘机开辟印藏航线。早在1954年10月尼赫鲁访华前，印度曾向中国非正式提出两国通航问题，尼赫鲁访华时和周恩来也讨论了此问题，两国总理原则上同意开辟中印航线。此后，两国对通航问题有所交涉，但彼此分歧较大，一直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1957年5月尼赫鲁回信达赖答应访问西藏后，打算坐飞机“从印度直飞拉萨”。于是，1957年6月15日，印度国防部长“梅农给周总理一信介绍印度私营卡林加航空公司负责人来华商谈开辟加尔各答至拉萨航线和印度至中国任何其他的定期或不定期的航线问题，梅农亲自来信说是尼赫鲁总理要他这样办的，印度政府也支持这件事情，总理复信说明开辟加尔各答一拉萨航线有困难，至于中印之间的其他航线问题，仍以通过外交途径商谈为宜。”但1958年1月2日尼赫鲁在新德里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一私人航空公司曾向政府提出开辟一条航线，主要为运货到拉萨，我们不反对，此事一直搁置在中国政府那边未决，至今已有若干时间”。对此，中方估计：“可能是他还不知道周总理已婉拒梅农的建议（也可能知道而故意说还在等待中国决定）”。此后梅农又向中国驻印大使潘自力谈及印藏通航问题，“表示在正式通航前可先进行货运，如目前飞往西藏在政治上不适合，可让卡林加航空公司飞往中国的其他地点。梅农并要求大使接见该公司负责人巴特奈克”。1月13日，潘自力接见了巴特奈克。巴特奈克向潘自力一再鼓吹印藏航线开通的好处。中国政府虽“一直衷心希望中印通航”，但经过深入研究，“对梅农要求开辟印藏航线，我仍不考虑”。1958年2月，周恩来批准的中国外交部提交的中印通航问题的内部方案，正式决定“我们只同意开放广州或昆明，印方由哪家公司来经营，可由印方自行决定，但须先由双方政府签订航空协定”，但“藏印航线肯定不能考虑”。2月15日，中国驻印大使潘自力将中方意见告知印度外交部，并表示“我方认为开辟印藏航线有困难”。但印度对开通印藏航线之外的其他航线兴趣不大，得知中方的意见后，一改其对通航问题的积极态度。印度外交部约谈中国驻印大使馆参赞符浩，表示：关于中印通航问题，印度虽“急想求得进展”，但发现“在技术上有困难”，更为重要的是“可能有大的亏损”，“因此印方对此踌躇未决，印方将欢迎中国方面能想出其他的办法”。

在此前后，印度国内对尼赫鲁访问西藏也寄予了其他方面的期望。1954年4月29日，中印两国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虽“清除了过去英国侵略我国西藏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特权的痕迹”，“并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确定了促进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贸易及便利两国人民的互相朝圣和往来的各项办法”，但印度并不甘心放弃在贸易、朝圣等方面的特权。“1956年以来，印方一再在藏印贸易问题上与我纠缠，借口所谓传统、习惯贸易，企图保持其在藏的经济特权和超额利润。”“实质上是干涉我国的内政措施和反对我对藏印贸易进行任何管理。”1958年4月，印度“议员们就印商在西藏贸易感到困难的问题进行了辩论。他们要求尼赫鲁在今年访问拉萨时与中国方面商谈这一问题。”以“有助于增进西藏与印度的贸易”。4月22日，议员桑甘纳在印度人民院当面询问尼赫鲁，“在他即将访问拉萨期间，边境商人在西藏所遇到的困难是否可能得到解决”。

三、中国政府最终拒绝尼赫鲁访问西藏的原因

中国政府经过慎重考虑，一度决定正式邀请尼赫鲁访问西藏。那么，中国政府又为什么最终拒绝尼赫鲁访问西藏呢？

第一，诚如中国外交部档案所言，西藏由于“美蒋特务分子和西藏反动分子相互勾结企图在西藏策动暴乱”导致局势不稳，不适宜接待尼赫鲁。西藏和平解放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国民党政府和西藏反叛力量之间的联系是一直保持着”。“国民党政府开始积极插手援助西藏的反叛力量”，“在西藏内部设立秘密无线电台”，“分期分批地空投物资、提供援助”，以及“在台湾对叛乱者进行如何开展游击战的训练”，“当然还包括舆论方面的支持”。而美国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之前，就与西藏分裂势力保持密切联系。美国中央情报局不仅秘密训练西藏叛乱分子，而且还空投回西藏，成为叛乱武装的骨干。此外，美国还多次空投武器和物资及进行间谍侦察。在国外反华势力的支持下，西藏分裂分子一直蠢蠢欲动。1956年以后，西藏上层反动统治集团与国外反华势力及邻省藏区窜逃来西藏的武装叛乱分子进一步勾结，加紧策划西藏地区全面的武装叛乱。1957年5月“四水六岗”叛乱组织成立后，叛乱活动由点到面迅速蔓延开来。1958年西藏的局势更加日益恶化。同年6月，在美国帮助之下，叛乱分子成立了“卫教军”叛乱武装。“在西藏上层集团中某些人的纵容下”，这些叛乱分子“在西藏各地裹胁一小部分被蒙蔽群众，进行叛乱活动，到处截击汽车，暗杀汉族干部，残害人民，袭击人民解放军。”甚至1958年6月24日，毛泽东在批转青海省委《关于镇压叛乱问题的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因此，尼赫鲁准备访问西藏的1958年8月前后，西藏全区包括拉萨在内并不平静，局部叛乱活动越来越多，全局性的武装叛乱正在酝酿，的确不是接受尼赫鲁访问的好时机。

第二，更为重要、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西藏局势不稳与印度越来越露骨地介入西藏问题密切相关。对此，中国政府深感反感与不满。印度对西藏问题的介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印度纵容西藏叛乱分子和美蒋特务在印度的活动。西藏和平解放后，印度的噶伦堡聚集了大量从西藏逃亡的反动分子和美蒋特务，他们与当地的反动分子相互勾结，积极谋划对中国西藏地方进行颠覆和破坏活动。甚至连美国国务院也承认：“新德里确实以各种非官方的方式鼓励对西藏人的同情，印度收留了12000多名西藏难民。”尽管中国政府多次提醒，但印度矢口否认，回复称中方“对事实完全误会”，“印度政府没有证据说明美国政府和国民党政权正在利用噶伦堡作为对中国西藏地方进行破坏活动的基地。”印度还信誓旦旦地保证：“印度政府将永不允许它的领土的任何部分被利用为反对任何外国政府的基地，更不用说反对友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了。”正是印度的纵容，使噶伦堡成为西藏反动分子阴谋策划“西藏独立”的根据地和美蒋特务活动的基地。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言：“西藏反动分子纷纷到噶伦堡，他们同蒋介石、美国、英国特务的来往活动，没有印度的许可是搞不成的。”

二是印度政府、政界人士和报刊多次把西藏称为“国家”或将西藏同中国相提并论，挑拨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早在1956年年底达赖、班禅访问印度时，印度不少地方官员在欢迎他们的讲话中和报纸报道中都将西藏称为国家，或将西藏与中国并列，“均强调印藏关系，冲淡西藏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关系”。中国政府正式邀请尼赫鲁访问西藏后，印度也并未收敛。1958年1月，印度国防部为接待中国军事代表团印制的日程手册对印度基本情况介绍中仍称：“巨大的喜马拉雅山形成该国北部长达八千二百英里的陆地边境，将它与中国和西藏隔开。”1958年3月，印度国大党总书记萨迪克·阿里在其所写《了解你的国家》小册子中，对印度与亚洲国家的关系进行介绍，又把西藏、中国、锡兰等都称为印度邻近的国家。稍后，印度教育部出版的1957－1958年度工作报告再次把西藏作为一个国家同中国并列。

三是印度在西藏屡屡违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1954年中印协定。在此前后，“印度在西藏的官方机构，总领事馆及各地的商务代理处，利用合法地位进行一些非法的活动。”如根据中印协定，双方商代处享有信使、邮袋权，但印度商代处不正式设置信使而“雇佣藏族信差，自行往来印藏之间，不理中国方面规定的登记手续。”印度还就印商、香客问题与中国政府纠缠不休，不管中国政府已做出恰当的安排和必要的解释，不断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如1958年4月，印度一宗教领袖喇嘛姑鲁拟于当年7月经里普列克山口赴西藏朝圣，声称“将随带手枪”，中方告知根据1954年中印协定“无此规定，不能带枪”后，阿里印度商代处无理要求中方对其“入境不受检查”，否则喇嘛姑鲁将“绝食抗议”，并“要求保护并协助雇牲口。”“气焰嚣张，保留特权的企图更加露骨。”

第三，印度在“一个中国”问题上有所倒退。印度作为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很早就拒绝承认台湾国民党政权。但随着中印关系的逐步恶化，印度私下里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与“台湾当局”的关系。1958年4月4日，“据我驻加尔各答总领馆报告，该地蒋帮分子李渭滨等利用纪念伪儿童节，组织五百人（蒋帮分子二百人，‘童子军’三百人）打着‘中华民国万岁’等反动标语提灯游行，非常嚣张，印度当局竟发给许可证，并派警察随行，国大党西孟加拉省委还借给花车。”“次日《甘露市场报》、《印度斯坦报》均在重要地位登照片，登消息”。中国驻印大使馆及驻加尔各答总领馆就此分别向印度外交部及西孟加拉省政府提出抗议。尽管游行时的照片清晰显示“最显著者有游行队伍持有‘中华民国’及‘蒋总统’标语”，但印度外交部辩称这一活动“并无政治背景”和所喊“口号并非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或其领袖”，中方的抗议“非常不公平”。1958年5月28日，印度《政治家报》又刊登印度和台湾国民党政权的运动员在亚洲运动会上合影照片，将其说成是“中国代表”，而且印度不少报纸也登载了这一消息。

第四，印度一些报纸对中国的攻击日渐增加。代表性的有1958年1月《东方经济学家》出版的“印中特号”用170余页的篇幅“以两国近十年来的比较为背景对我进行了有系统的诬蔑和歪曲事实，其中最恶劣的竟诬蔑我毛主席为秦始皇和恺撒，说我国具有‘好战的、侵略的特色’，我国关于人口数字的公布是为了掩盖‘恐怖的残杀’和‘在朝鲜的巨大伤亡’。”1958年4月19日，《印度斯坦时报》又根据印度前驻华大使尼赫鲁在印度世界问题研究所的演说，发表社论“恶毒地对我进行诬蔑”，认为“中国既是一党制，无民主议会，怎能有任何民主？”“又说干部下放和大字报目的是（1）使干部成为进行政治宣传的工具，（2）由于地方党领导的监视、提防，干部已逐渐失去其独立性。”

第五，中印两国在国际领域的诸多事务上也出现了较大分歧。1958年年初，中国积极响应苏联提出在亚洲建立无核区的主张。“周恩来主张可以把这一提议与尼赫鲁建立和扩大‘和平区’的建议联系起来，中国先出面与印度商议，并由印度首倡，中国再给予支持。”但“印度没有接受中国的建议”。同年6～7月，“在关于老挝事务委员会和向南越进口武器的问题上”，“印度人实际上正在帮助南越政权把美国提供的武器变得合法化。”更使中国不满的是，1958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紧随苏共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进行批判的时候，“尼赫鲁不仅袒护铁托，还极力打击印度共产党。”因此，“中国认为，在反对共产主义的问题上，尼赫鲁和铁托之间已达成了一种特殊的统一战线。近期的一系列举动表明，他们就是以此为基础相互合作的。”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印关系因西藏问题而骤然紧张起来。

总的来说，正是印度对中国的不友好举动日渐增加，尤其是长期或明或暗地深度介入西藏问题，逐步“加深了中国对印度政府在西藏叛乱活动中的角色的怀疑”，逐渐超出了中国政府容忍的限度，不能不使中国政府对印度政府和尼赫鲁的别有用心有所警惕和戒备，最终拒绝尼赫鲁访问西藏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四、印度政府和十四世达赖对中国政府拒绝尼赫鲁访问西藏的反应

印度对中国政府拒绝尼赫鲁访问西藏一事一直耿耿于怀。1959年西藏叛乱、中印关系急剧恶化之后，《印度斯坦时报》就认为若1958年中方同意尼赫鲁访问西藏，这一状况就可以避免。其中一篇西藏局势时评就称：“尼赫鲁、达赖和周总理三个决定命运的人原拟在1958年8月在藏会谈但未实现，这一会晤本来是可以使目前的痛苦不致产生的。”更为重要的是，印度也并没有罢手，对西藏上层分裂分子的纵容、支持更加不遗余力，再加上在边界问题上的咄咄逼人，使中印之间纠葛与冲突更加严重。

尼赫鲁得知中国的回绝后，并不死心，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借口访问不丹路经西藏。1958年8月18日，印度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阿查亚约谈中国驻印大使馆参赞叶成章，表示“尼赫鲁订9月16日离开印访问不丹，10月2日返印，在不丹约留8至10日，自印至不丹无直通道路，故来回均将在亚东留住一夜，请我馆即报告中国政府”，并称“尼赫鲁此行并非访问中国领土，西藏乃系路过性质，尚需作任何安排可由中国方面考虑”。8月19日，中国驻印大使馆向中国外交部进行了汇报。但印度急不可待。8月26日、8月29日、9月1日，印度外交部先后派人或打电话催问中国驻印大使馆关于中方对尼赫鲁经亚东去不丹的意见。在中方还未回复的情况下，8月30日，印度《政治家报》在第一版就登载尼赫鲁将取道亚东访问不丹的消息。虽然8月28日西藏外事处亚东外事分处建议中国外交部：“根据目前西藏社会治安及亚东具体情况，我们意见最好对尼赫鲁经亚东事予以婉拒，争取其由印直接去不。”但经过研究，1958年9月3日中国外交部通知驻印大使馆：“同意尼赫鲁一行人假道亚东赴不丹，可即发给签证，并告印方，我政府已通知西藏地方当局予以协助。”但“考虑到尼赫鲁途径噶伦堡或刚渡时，西藏逃印分子可能乘机向尼赫鲁请愿或组织游行”，中国外交部“准备最近通过印驻华使馆提醒印方注意。”

此次借道亚东访问不丹，尼赫鲁本“计划西藏上层达赖喇嘛一定会来亚东接待他们的过境，从此可同达赖及西藏上层作进一步的接触，也可以此来提高达赖和西藏与外国领导人交往以抬高身价，包含着达赖可直接与外国领导人交往的深意。”但中国政府决定：“不以西藏地方政府而以中央驻西藏代表的名义进行对他假道短暂在亚东的接待，表明是中国政府而不是西藏地方进行接待，对他是一种较高的礼遇，他则无话可说。”同时，1958年9月6日，中共西藏工委派杨公素、梁洪“根据中央电示的精神，将尼赫鲁访问不丹往返路过我亚东之迎送问题告知了达赖，达赖未提出要亲去迎送，亦未提出要派代表前去迎送。”尼赫鲁的计划彻底落空。

而达赖得知中央政府拒绝尼赫鲁访问西藏的决定后，虽没有明确表示反对，但1959年达赖逃亡去印度以后，曾表示：“他根据尼赫鲁的建议”，1957年自印度返回西藏以后，由于“中共”“无视”他的“为了西藏获得更加广泛的自治而进行和平努力”，“对他施加压力要他放弃抵抗运动并投靠北平，最终威胁他的生命迫使他流亡印度。”其内心的不满由此可见一斑。值得一提的是，此后正是在其默许、纵容与噶厦的支持、策划下，西藏的武装叛乱和分裂国家的活动愈演愈烈。从而使西藏局势更加恶化与紧张，最终演变成1959年3月的西藏叛乱。

总的来说，达赖企图邀请尼赫鲁访问西藏事件是这一时期中印政府在西藏问题上所持立场的一个缩影。印度独立后，继承了英国的西藏政策，一贯“是以排斥中国在西藏的势力和加强印度在西藏的势力为目标的”。西藏和平解放后，印度仍没有改弦易辙，同样不想放松对西藏的影响与控制，甚至给西藏叛乱分子以直接鼓励、支持和配合，煽动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对立情绪，进而使西藏取得独立或半独立的地位，从而成为中印之间的缓冲地带。面对印度的得寸进尺，中国政府一再忍耐。但最终中国政府忍无可忍，当机立断，果断拒绝尼赫鲁访问西藏，无疑是明智之举。这也是中国政府对中印关系特别是印度在西藏问题上所持立场的一种提醒和警告。而此后印度并没有放手，在西藏问题上进一步变本加厉。因此，作为中印关系由热趋冷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如果说1959年西藏叛乱是中印关系急剧恶化的一个转折点，那么达赖邀请尼赫鲁访问西藏事件则是导致中印在西藏问题上的分歧白热化、表面化的一剂催化剂，不可避免地使中印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使本就微妙的中印关系更加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