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1日，一场简朴而又庄重的抗战家书捐赠仪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戴其润先生向军博捐赠了他所珍藏的一封抗战家书。

第二天，河北省《燕赵都市报》以“沧州抗日世家烽火家书被军博收藏”为题予以报道，并附有三幅图片；《沧州晚报》也进行了大篇幅的图文报道；11月3日，《中国文物报》在第2版，刊登了“一封见证抗日世家的烽火家书”一文，引来文物界的关注。那么，这封抗战家书背后有着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一，此仇定报，我辈不能儿孙继之

故事要从戴其润先生的曾祖父戴重泰讲起。戴重泰，河北青县王福庄人，出身贫苦，幼失双亲，投戎求生。甲午战争期间，他率部参加平壤战役，在与倭寇作战中英勇负伤。由于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清军部分高级将领的贪生怕死，清军在朝一败涂地。当戴重泰侥幸冲出倭寇的埋伏圈，带领残部踏上安东（今丹东）鸭绿江堤时，不禁面北痛哭，他挥拳怒吼发誓：“小日本——我与尔不共戴天！此仇定报！我辈不能，儿孙继之！”

对晚清政府彻底失望的戴重泰，无奈落魄归乡。多年后，其独子戴元毅（原名戴元平）如其所愿，走上了抗日的革命道路。1933年，戴元毅参加了吉鸿昌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1935年秋，经由彭真、李铁夫（原名韩伟健，朝鲜人，时任河北省委宣传部长）介绍，他在天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爆发后，他参加了天津学生的“一二·一八”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当时，他公开身份是天津市民众教育馆馆员，主要任务是帮助李铁夫同志编辑出版《华北烽火》、《民众抗日救国报》等革命刊物；发展党员并在河东民众夜校内成立了党的河东地下区委；参加“天津市文化界救国会”和“天津市民众救国会”的活动。1936年底，戴元毅在天津英租界参加“天津市民众救国会”的活动时，被英租界的便衣巡捕头目发现，联系人王惠民当即被捕，他侥幸逃脱。但是，他的身份也由此暴露，无法在天津继续工作下去了。时任河北省委书记兼天津市委书记的李铁夫与他谈话，告知组织上决定让他去延安。1937年，他回家与亲人告别。临行前，戴重泰斩钉截铁地对他说：“你放心地走吧，打不跑小日本，你不要回家！家里人死不了，就是死了，也值得！可咱中国人是杀不绝的！”这就是一名甲午老兵，一个中国百姓，一位普通父亲，在国难当头时的不二选择！

戴元毅到了延安，先后担任中央财经部粮食处副处长、中组部行政处（秘书处）副处长等职，跟随毛主席、党中央经历从延安撤到晋西北、又从晋西北到西柏坡、再从西柏坡进入北平的三次“大搬迁”，为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建国后，戴元毅曾任国家纺织工业部行政处处长、中央人民监察委员会高级监察专员等职，于1954年病休。退居二线后，他一直发挥余热，并教导子孙要时刻牢记“党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1981年，戴元毅去世，走完了自己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

戴元毅赴延安后，留下年迈的双亲及自己的妻子王风琴，拉扯着十岁的长子戴家樾和两个年幼的女儿艰难度日。自此，戴元毅也与家中断绝了音讯，致使家人以为他早已在抗战中捐躯了。1944年春，在抗战已现胜利曙光的时候，戴重泰老人怀着无限的遗恨，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二、十年期盼，取信藏信良苦用心

1946年秋，王凤琴老人的一个侄儿匆匆赶来，他把王凤琴拉到一边，悄悄告诉她说，姑夫戴元毅来信啦，寄到李村（现黄骅市）去啦，因为王福庄还是国民党统治区，不敢直接带来，问怎么去取？

“啊！他还活着？！”王凤琴两腿一软，瘫在了地上。近十年啦，在王凤琴的心中，丈夫早已不在人世了。当她把这一喜讯告诉全家时，一家人喜极而泣，这是全家人近十年的期盼哪！今天总算盼到这一天啦！

哭归哭，当务之急是尽快把信取回来。戴家樾盼父心切，自告奋勇去取信，可王凤琴怕出意外，说宁可不要这封信了也坚决不让儿子冒险。最后大家商定，由正帮着戴家收秋活的柳吉海老人去取。柳吉海老人是戴家樾的姨夫，老丈人家在李村，借去老丈人家之名取信，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柳吉海穿了件破夹袄，背着条破口袋，去了李村。拿到信后，就把信缝在夹袄里，在上面又补了一块破补丁。就这样，这封寄自革命圣地延安的家书，在枪炮战火中，经过四个多月的辗转传递，越过冰火两重天地，终于到了收信人手中。“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近十年的音讯全无啊，全家人一顿痛哭……

由于王福庄处在国统区，这封来自延安的书信，是一件随时可能给家中带来不测的东西。王凤琴曾几次下决心烧掉它，可每每举而又止。为保险起见，王凤琴起初委托隔壁的邻居藏匿家书。信放在邻居那儿，担心是没有了，可她的心好像也随着信离开了这个家。每天总好像有什么事儿似的，令她割舍不下，于是她决心自己珍藏。但是该把信藏在哪儿呢？她琢磨了好长时间，最后相中了西厢房。因为西厢房是磨房，是她来的较多、且待得时间也较长的地方。这样既可在平时来看看它，又可在劳作时相伴。西厢房顶上弯曲的柳木柁与房把子之间有一个窟窿，她轻轻撬起堵在上面的泥片，把用旧蓝布裹好的信放到里面，然后把泥片凸出来的部分铲了铲，试了试，直到觉得合适了，才又重新堵上固定好。就这样，从延安寄来的这封家书，在西厢房里静静地沉睡了二十五年。它既目睹了王凤琴在这儿艰辛劳作时的汗水与泪水，也见证了她为戴家所付出的一切；它寄托着王凤琴及家人对丈夫的思念，更承载着戴家三代人为今天、为未来的不二选择，及无怨无悔为之付出的一切一切……

1971年，戴元毅的长孙－－回乡务农已三年的戴其润，在翻修西厢房时，发现这封信，让它传到了戴家下一代人的手中。

三、抗战家书给我们后人留下了什么？

抗战家书的信封，纸质较粗糙，呈浅蓝色，已多有破损，上首用毛笔竖写着“渤海军区新海县西北李村”，另起一行是“王家肉铺收专（转）王福庄”，中间是“戴家樾收启”，下首竖写着“挂号延安戴缄六月一日”，“挂号”二字旁，标有三个圆圈，饱含着写信人的深深寄托和期盼。信封的最上方盖着边区的邮戳，但邮戳印迹多已残缺，亦无邮票留存。用毛笔竖写着的两封信，写在六张粗宣纸印制的红竖格信笺上，其中有四张信笺，是戴元毅写给他父母的：

父母亲二老大人：

儿离家已将十年，七七事变后，因家乡被日寇侵占，不便通信。日寇投降后，蒋介石的军队又继续反动打内战，到处进攻我们的军队，屠杀人民。我乡是否得到解放，始终打听不清楚，所以又未便通信。最近看报纸，齐家务、陈官屯已解放，想我乡亦可能解放。果然的话，是我乡历史上数千年受压迫的农民该着翻身了。

二老大人，当儿每次拿起笔来要写家信的时候，总是心颤手酸写不成字。儿希望七八十岁的双亲依然健康存在。儿以身许革命，不能侍奉双亲，养老送终。风烛残年的双亲，还过着少吃无穿的生活，受尽人间苦难，每一想起，痛心流泪，对于不良的社会制度更加愤激痛恨。儿只有努力革命事业，全心全意给劳苦人民服务，使得全中国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工人农民早日得到翻身，把孝于双亲的忠诚意愿，扩大到全国全世界人民身上，这样来报答父母养育之恩，来尽人子的孝道。想双亲有子如此，会感觉到无限的愉快与无上的光荣。

儿自到延安以来，身体强壮，工作有成绩，学习有进步，一切等请放心。以后儿到别的地方去，再给家中写信，因为解放区已经通邮了。

我乡如果得到解放，八路军建立起新的政权，可持此信到区乡政府，请求救济，可能得到一些补助。谨此并祝

二老大人健康！

三妹安好！

平

五月廿二日于延安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