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司马乱入：南宋的联蒙灭金与北宋的联金灭辽，起因、形势等方面完全不同。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南宋联蒙灭金是无奈之举，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不为失策，反为得策。

一直以来，南宋“联蒙灭金”的得失引起了后人的广泛关注与讨论。王夫之曾做过这样的评价：“借金灭辽失中原，借元灭金失江左”。另外，清末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策论部分第五题题目便是“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

数百年以来，人们还是习惯将此事与联金灭辽的“海上之盟”相提并论。而且，大多数人认为“联蒙灭金”是南宋政府缺乏远略的表现，是没有吸取“海上之盟”的历史教训，贪图眼前小利以致在同一个地方连续摔倒了两次，并最终走上了亡国之路。

但笔者认为这种认识往往是建立在没有充分了解此事前因后果的基础上的。其实，所谓的远略是根本就不存在的。历史本就是瞬息万变，并存在一定的偶然性，谁也无法预料到以后会发生什么。

今天的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后知后觉而站在历史的制高点去苛责古人，相反，我们更应该设身处地地站在古人的角度思考一下为什么南宋最终会走上“联蒙灭金”的道路。

事实上，南宋政府一直在根据时局变化不断调整对蒙对金的策略，而“联蒙灭金”决议的出台也是几度峰回路转，最终在很多意外事件的促成下，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南宋不得不走上了联蒙灭金的道路。

而且从过程来看，南宋政府并非不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最后走上“联蒙灭金”的道路更多的是一种“两害相较取其轻”的无奈。

南宋对蒙古的早期关注

网上有很多文章说南宋朝廷见蒙古实力强大便萌生了联蒙灭金的想法，其实这只是在未能充分了解历史细节的想当然的说法。事实上，早在南宋初期，宋朝便开始有人开始注意到蒙古这支力量的存在，并试图借助蒙古与金国的矛盾为对金外交服务。

南宋初年的著名文学家洪皓便是第一个注意到蒙古的南宋官员。他曾经在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出使金国时被扣留，在被羁押期间，他了解到很多关于金国的情况，并设法托人将他的书信送到宋廷。

其中在绍兴十二年（1142年），洪皓就在书信中提到了金国“彼方困于蒙兀（蒙古）”，但此时宋廷已与金国签订了“绍兴和议”，无意于北伐收复故土的大业，此事便被搁置下来。

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海陵王完颜亮撕毁“绍兴和议”发动“正隆南伐”的时候，为了减轻自己的军事压力，刘锜、吴璘便传檄蒙古、契丹诸部共同攻金。但此时蒙古诸部尚未统一，不足以成为一支可以凭借的力量，再加上金国、西夏的阻隔，南宋方面也一直未能与蒙古取得直接联系。

到了12世纪末，蒙古诸部开始逐步统一，对金的威胁日益严重。但此时部分南宋官员却开始有些担忧，早在庆元二年（1196年），时任左相的余端礼就向宋宁宗指出：

万一鞑靼得志，直犯中原，或虏酋逃遁，逼近边界；或恐中原有豪杰，皆当为备，但不可张皇。

宋宁宗也对此观点表示认可，并命余端礼私书密谕沿边诸军加强戒备。而在次年，卫泾出使金国归来后，向宋宁宗表达了进一步的担忧：

一弱虏灭，一强敌生，犹未足以为喜也。

可见，此时南宋已经有人开始意识到蒙古可能才是未来的劲敌，不得不谨慎应对。

到了13世纪初的时候，蒙古诸部逐步完成统一，已经达到了与金国分庭抗礼的程度。正好南宋方面当政的韩侂胄亦欲通过北伐缓解内部矛盾，便趁机发动了开禧北伐。

从之前南宋主战派的言论来看，蒙古已经成为他们非常重视的一支力量，至少可以在北方牵制金军相当的兵力。但随着开禧北伐的失败以及“嘉定和议”的签署，南宋再次终止了联系蒙古的尝试。

应该说，之前宋与蒙古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交往，蒙古虽然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还不具备决定历史局势走向的实力。如果接下来几年金国应对得当的话，东亚地区将依旧维持宋金两国之间主导的平衡。但可惜的是，金国却犯下一连串的错误，最终使蒙古坐大，成为一支新兴的主导力量。

疲夏削宋：金国自取灭亡之道

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金章宗死后，卫绍王完颜永济即位，金国对蒙古逐渐处于下风。嘉定四年（1211年），金军主力盲目出击寻找蒙军主力决战，结果接连在野狐岭、会河堡两次会战中败北，主力野战部队损失惨重，一时之间两河地区兵力空虚，局势危如累卵。

为避蒙军锋芒，嘉定七年（1214年）七月金国举朝南迁，将两河、山东地区拱手让给了蒙古人。但事实上，当时蒙古人还不具备很强的攻城能力，金国还是可以把剩余兵力重点布防在几个最重要的城市，也可以有效防止蒙古人深入金境抄略，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之后，金国还是有能力做到稳固防守。

但是放弃之后，不仅北逃的后路被切断，而且丢失数百里战略回旋空间，反而不利于金国的生存。

但即使如此，倘若稳固经营关河（潼关—黄河）防线，也不失为持平之策。南迁之后，金国大量增兵固守关河，蒙军反而对此束手无策。眼见无法取得任何进展，嘉定十年（1217年），成吉思汗不得不留下木华黎经略汉地，自己则率领主力西征掠夺财富。

虽然金国顶住了蒙古的攻势，但此时轻易放弃两河、山东的另一严重后果也开始显现出来：仅凭河南一地产出的粮食根本无法供养30万军队，金国陷入了严重缺粮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金国主战派想到了“取偿于宋”。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金国主战派盲目自信。当金廷议论迁都之事时，直学士孙大鼎就说：

吾国兵较北诚不如，较南则制之有余力。

但他们忽视了一个明显的事实：目前的金国已经今非昔比，恐怕难以与宋抗衡。在这一点上，金国的主战派并没有清醒的认识。

相对而言，主和派官员则要清醒的多。嘉定十年（1217年）金廷议论南伐之事时，右司谏许古就指出宋人“且知北兵方强，将视我为屏蔽，虽时跳梁，计必不敢深入”， 所以金国可以放心地全力对付蒙古。而且在对宋开战后，升任平章政事的他也上书劝止攻宋以免使金国徒耗实力、腹背受敌。

但金宣宗完颜珣与丞相术虎高琪等人一心主战，并极力打压主和派官员。最后，金国以“岁币不至”为理由发动南侵，共计二十多万军队在两淮、京湖、四川三个方向对南宋发动了攻击。

但这个所谓的理由是根本不成立的。史载金南迁以后，“地势日蹙，遂有南窥淮汉之谋”，“贞佑（1213-1217）以后，主兵者不能外御大敌，而取偿于宋，故频岁南伐。” 另外，《金史•食货志》明确记载金国南侵是因为“贪其淮南之储”。

事实上，早在嘉定八年（1215年），金国就派王世安潜入淮南进行颠覆活动，意图谋取楚州。此时他们就已经有了南侵的企图，即使两年后南宋恢复岁币，他们也可以找另一个理由发动南侵。

殊不知，南宋方面也有自己的难处。金国南迁之后，就有乔行简等人支持恢复中断数年的岁币：

强鞑渐兴，其势已足以亡金。金昔吾之仇也，今吾之蔽也，故人唇亡齿寒之辙可覆，宜姑与币，使得拒鞑。

宰相史弥远本来是有心支持乔行简的。但此言论一出即遭群臣反对，认为这是“召侮之端，致寇之本”，更有太学生痛斥这是卖国行为，要求将乔行简等人处斩。一时之间史弥远也没有办法，只能观望，正所谓“不战不和，也是一策”。

虽然岁币一度中断了数年，但这些钱南宋方面并没有挪作他用，如果金国能依照南宋方面的底线“减岁币如大定例”，南宋群臣中更多的人会选择观望，史弥远就完全能够以此为理由进行运作以通过廷议。但无奈金国没有给史弥远说话的机会，更严重的是，金国南侵打破了宋廷以金为屏障的幻想，相关的争论也停止下来。

这时，南宋为了自己的存亡，不仅对入侵金军进行了坚决的抵抗，而且不断寻找机会深入河南抄略以迫使金军退兵。另外，为了减轻国防压力，南宋还公开招纳有实力的山东忠义军，同时与西夏会师夹击秦、巩。

这场战争一打就是七年。金国不仅未能达到“取偿于宋”的目的，反而损失惨重：四川方向，在对蒙作战中有着出色战绩的名将完颜阿邻战死蜀口；京湖方向，猛将黄掴阿鲁答被俘；而在两淮战区，时全更是“一军全没”。

正如《金史》所言：“宣宗南伐，士马折耗十不一存”，“国家精锐几近丧”，“枢府武骑尽于南”。虽然宋廷此时还保持着清醒，并没有对金国落井下石，但宋金联合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

另外，此前蒙古进攻西夏时，西夏也曾向金国求救，但金国却趁火打劫，以致后来入侵南宋时，西夏坚定地站在了南宋一边。最后，金国只能落得北有蒙古虎视眈眈，东有忠义趁机作乱，南有大宋防备甚深，西有西夏伺机报复的“四面楚歌”的局面。

可以说， 金国君臣亲手葬送了抗蒙的大好形势。正如《金史·宣宗纪》所言：“南开宋衅，西启夏侮，兵力既分，功不补患”，金国的处境愈加被动起来。

若即若离的宋蒙关系

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余嵘奉命出使金国。此时恰逢蒙古攻金，他碰到了从前线逃回的金国溃军，便想去前线查看交战情况并趁机与蒙古取得联系。但可惜的是，他的意图被金人察觉，最终无功而返。

回国之后，余嵘向宋宁宗上奏：

今鞑靼坚锐，即女真崛起之初，而金人沮丧销耍，有旧辽灭亡之势。

并建议乘此时“深诏大臣，讲求所以备边自治者”以应对时局变化。

嘉定七年（1214年）理学家真德秀出使金国后指出金国的灭亡之兆“大抵可见”，然而“习安者易制，崛起者难驯”，蒙古才是未来的心头大患，因此当务之急仍是“内固边防，外精间谍”，密切注意局势的发展。

就在同一年，金国南迁后，权工部侍郎徐应龙也不无担忧地说：

金人穷而南奔，将溢出而蹈吾之境。金亡，更生新敌，尤为可虑。

也就是说，早在“联蒙灭金”二十年之前就已经有人意识到蒙古的危害，虽然宋廷上下苟安不思进取，但在对蒙古的态度上还是很谨慎的，都能意识到这可能会是“宣和旧事”的重演。

此时，宋廷对蒙古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冷漠的。嘉定六年（1213年）冬蒙军攻击济南时曾向南宋派出使者请求南宋出兵，但使者到达濠州时被南宋边防军驱赶，后被金人所获。

但在金国发动对宋战争之后，宋廷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再次与蒙古展开交往，以期减少自己承受的军事压力。嘉定十一年（1218年），蒙古再次遣使与南宋接触，宋宁宗亦表达了与蒙古进一步接触的意愿。

嘉定十三年（1220年），淮东制置使贾涉（贾似道之父）奉朝廷命令遣赵珙出使蒙古，并受到木华黎的热情款待。同年，宋廷还派遣苟梦玉出使，并见到了成吉思汗。嘉定十六年（1223年），苟梦玉再次被派遣出使。

可以说，这一阶段宋蒙之间的联系比较频繁，两国关系不断升温。虽然有什么外交成果我们不得而知，但两人带回了大量关于蒙古的信息，对宋廷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但嘉定十七年（1224年）新即位的金哀宗完颜守绪下令停止对宋战争后，蒙古对于南宋而言已经失去了制约金国的实际价值，宋蒙关系迅速降温。恰逢此时金哀宗有意与南宋联防武休，以防备蒙古绕道攻击金国后方，无奈金国当权大臣认为此事有失颜面而力加阻挠，而南宋方面也不甚热心，最后此事未能成行。

不过事情很快出现了转机。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蒙军悍然进攻南宋川陕战区，由于四川制置使郑损擅自做出了弃守关外五州（阶州、成州、凤州、西和州、天水军）的错误决定，致使自吴玠时代以来南宋经营百余年的“三关五州”防御体系彻底瓦解。这就是著名的“丁亥之变”。

此后，南宋对蒙古愈加冷落，朝内再无和蒙之议，甚至还与金国开展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其中，湖南转运使赵汝譡与之前被俘的黄掴阿鲁答在潭州商议联合抗蒙之策，两淮战区的赵范、赵葵亦与金国将领完颜合达、移剌蒲阿约定共同防御蒙古。

由于没有宋的支持，蒙古对金作战依然没有取得进展，陷入了“入关不能，渡河不可”的尴尬境地，无计可施的蒙古人只好另想他法。宝庆三年（1227年）铁木真病逝的时候曾经留下遗言：

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

但铁木真的想法过于简单了，南宋方面早就识破了蒙古的企图。所以，宋理宗绍定三年（1230年）蒙古派遣李邦瑞使宋的时候，宋廷直接选择了拒绝其入境。由此可见，南宋的外交还是很务实的，与蒙古交往也不过是互相利用的权宜之计，其最终目的还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假道攻金”的意外成功

绍定三年（1230年），蒙古的攻势严重受挫，在攻打庆阳、卫州、潼关等诸战役中接连败北，“假道灭金”再一次被提上日程。

绍定四年（1231年），蒙军攻克凤翔后，窝阔台召集蒙古诸王大臣商议灭金。最终通过决议，由拖雷率右路军自凤翔过宝鸡，渡渭水，迂回四川后沿汉水之下，进入河南，从背后攻击金军，而窝阔台率中路军自白坡渡黄河，斡晨那颜率西路军由济南西下。

当然，蒙古一开始还是希望南宋能够主动借路，绍定四年（1231年）蒙古再次派李邦瑞使宋，虽然这次南宋接纳了李邦瑞，但其借路请求遭到南宋拒绝。

或许这时候拖雷就该意识到自己处境之危险了。其实，窝阔台的本意就是想借宋、金之手除掉拖雷，所以“借路”决议一出，窝阔台便将此计划公诸于众，很快金国就得到了消息，有了足够的时间进行准备。

另外，虽说金国之前所作所为实属自绝于宋，但宋廷却并没有激于义愤，反而想帮金国守好后门，以期延缓金国的灭亡。不得已的拖雷只能诉诸武力强行叩关了。

绍定三年（1230年）蒙军进攻凤州后，利州路安抚使兼知兴元府郭正孙就根据蒙军游骑动向推断出蒙军必将由东道入宋境，但四川制置使桂如渊却接受了蒙军“必自西入宋境”的错误意见，将重兵布置在西面的七方关，而“为东边之要”的马岭仅布置了忠义一千四百人屯守。这似乎已经注定悲剧即将酿成。

绍定四年（1231年）四月，蒙军果然从东道入境，一时之间宋军来不及重新部署，只能眼睁睁看着蒙军长驱直入。更为恶劣的是，桂如渊此时忘记了自己的责任，不仅没有组织有效抵抗，反而逃到合州躲了起来。后来局势恶化，又主动为“借路”蒙军提供粮草和向导，蒙军顺利的通过了四川。

在这种情况下，宋廷又急令京湖制置使陈赅领兵增援四川，但陈赅并没把此事放在心上，只派了三千人前往金州。很快，蒙军在金州击败宋军后，迅速沿汉水直下京西南路。

此时陈赅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急调孟珙前去拦截，但为时已晚，逃过孟珙追击的蒙军顺利进入金国境内，并与口温不花带来的万余骑援军会合。

但这只是过了第一关，很快，疲惫不堪的蒙军就发现等待他们的竟然是以逸待劳的十五万金军。原来，窝阔台也没有按原计划进攻潼关、牵制金军，而是按兵不动长达四个月之久，使得金军在得到蒙古“借路”的消息后，立刻调重兵南下布防。

很快，四万多蒙军被十五万金军团团包围，在金军的持续打击下，蒙军处境愈发艰难。但由于主帅完颜合达、副帅移剌蒲阿之间相互掣肘，金军数次贻误战机，最终让拖雷等来了一场救命的大雪。

这场大雪下了三天三夜，金军自进入中原以来还从未遇到如此寒冷的天气，以致“僵冻无人色，几不能成军”，而蒙古人常年生活在塞北，比较适应这种天气，拖雷于是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出击，在三峰山之战中大败金军。

不过，这样的结局并不符合某些人的剧本，窝阔台得知三峰山大捷的消息后非常震惊，与拖雷会师后不仅没有继续发动攻势，反而在局势非常有利的情况下率领大部分军队北返，并在归途中装神弄鬼毒死了拖雷。但即使这样，金国赖以生存的关河防线已经残破，精锐部队遭到毁灭性打击，已经离亡国不远了。

总有人自以为能两全，殊不知这才是悲剧的根源。铁木真临死前确立窝阔台为政治继承人，但却将军队（总兵力129千帐）的大部分（101千帐）由拖雷继承，其余七人各继承4千帐。这种割裂国家和军队的做法虽然基于蒙古习俗，但实际上是在制造兄弟反目。

“联蒙灭金”决策的最终形成

对南宋而言，此时的金国已经没有作为屏障的价值了。就在这时，联蒙灭金开始成为主流观点。按照《宋史•理宗纪》以及《宋季三朝政要》的记载，绍定五年（1232年）十一月蒙军再次进攻金国的时候，南宋也出兵相助一起围攻开封，但具体情况语焉不详。最后开封城破，金哀宗被迫逃往蔡州。

但气息奄奄的金国并没有放弃。之前完颜仲德提出过“进取兴元，经略巴蜀”的建议，只是当时金哀宗被蒙军一路追杀无暇顾及。待逃到蔡州后，金哀宗便有意实施此计划，并以蜡丸密令粘哥完展“集大军与上会与饶凤关，出宋不意取兴元”。另外，从三峰山逃脱的武仙亦收拢溃军十万人，意图西进以迎金帝入川。

此时南宋不会再给金国任何机会了。朝廷得到边报之后，一代名将孟珙奉命主动出击，先迫降了邓、申二州，后又大败武仙于马镫山，“降其众七万”，八月十三日攻克唐州，彻底切断了金哀宗西逃之路。

眼见形势不妙，金哀宗又派遣阿虎带以“唇亡齿寒”的道理说服南宋不出兵：

大元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

但可惜为时已晚，此时的金国已经不具备作为“唇”的实力了。不过，史弥远却很犹豫是否要跟金国“连和”，以致廷议未决。于是，史弥远之侄、京湖制置使史嵩之问计于孟珙，孟珙说了如下一番话：

倘国家事力有余，则兵粮可勿与。其次当权以济事。不然，金灭，（蒙古）无厌，将及我矣。

这也就是说，南宋目前尚不具备坐观成败的实力，不如趁机“和蒙”，尽量拖延必将到来的宋蒙大决战，使南宋获得足够的准备时间。另外，这样也可以趁机抢得一些地盘以增加战略纵深，并向蒙古人展示自己的实力，使之不敢轻视自己。而且，无论南宋出不出兵，金国都灭亡在即，因此此次出兵的重点不是灭金而是“和蒙”，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南宋唯一正确的选择。

孟珙这番话打动了史嵩之。之后，史嵩之又说服史弥远做出联蒙灭金的决定。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史嵩之最终下达了出兵的命令，孟珙、江海率忠义军两万运粮三十万石北上，一路击溃武仙收拢的金军残部，最终抵达蔡州城下与蒙军会师。

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宋蒙联军攻破了金国最后的据点蔡州城，金哀宗完颜守绪匆忙传位后自缢身亡，金末帝完颜承麟亦在乱军中被杀死，金国灭亡。由于宋军表现突出，最后分得了大部分战利品，其中就包括完颜守绪的尸体。

另外，在灭亡金国的过程中，南宋收复了寿、泗、宿、毫四州及涟水一军，加上消灭李全所得之海州，共五州、一军、二十县之地，两淮全境收复。京西又得唐、邓、息三州十一县，京东得邳州二县。从这一点来看，南宋在“联蒙灭金”这一事件中还可以算是受益者。

当年四月孟珙归来，受到英雄般的礼遇。之后，宋廷以完颜守绪的尸体在临安祭祖，并以俘获的金国宰相张天纲等人行献俘礼，以报靖康之耻。不管怎么说，靖康之耻终于得以洗雪，南宋朝野被压抑了百余年的精神总算为之一振。或许这也是对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最好回答吧。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