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5年多的共同努力，经中宣部批准，由中国文联、财政部、文化部共同主办,中国美协承办的“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如期竣工，由146件（幅）作品构成的恢弘壮观的“中华史诗美术大展”目前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公开展示。作为专项资金支持的国家级重大文化项目，该工程无论规模、体量，还是人、财、物力的投入和组织，都堪称当代的“重量级”。其与2009年完成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相连缀，共同描绘了中华文明孕育发展走向当代繁荣的艺术图谱。

群策群力 凝聚集体智慧

这些作品来源于海选和特邀两种途径。其面向的创作群体是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华人美术家，参与评审的团队包括组委会主要领导和由50余位著名美术家、理论家和考古历史学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其程序是先经过两轮的观摩、评审、票选，从千余件申报草图中评出入围作品165件，并举办草图公示展，征询社会各界的批评意见。然后，对最终呈现的作品再次评审，遂确定了如今的146件，涉及创作者近300人。其中既不乏已近90岁高龄者，也有30多岁的年轻作者；既有画坛名家，又有海外华人优秀代表。他们各依所长，又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古典主义、具象写实主义、象征主义、意识流、表现主义和现代主义等多种艺术风格，充实到作品中来，取得了异曲同工、各妙其妙的效果。表现形式涵盖了中国画、油画、版画和雕塑4个门类。

“我把它定位为一个凝聚集体智慧，由艺术家执笔，美术家、理论家、历史考古学家共同评议指导的工程。”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该工程组委会副主任冯远表示，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创作工程，首先须以极为严谨的学术态度来对待。他特别强调了历史考古学家对艺术家创作指导的重要作用，因为历史画创作是以历史事件、人物和史实作为基本内容的绘画，要求作者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既要深入了解历史，又要准确、艺术地呈现历史。历史考古学家的指导能够避免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出现违背历史真实的“硬伤”，同时，冯远也指出，这种指导并不是对艺术家的“横加干涉”，而是在遵循史实依据的基础上，尊重作者的艺术处理和技术表达。

尊重历史 用活素材

对于画家而言，历史题材创作有着很高的难度和很大的限制。首先是无法亲历所要描绘的那段历史，这就要求作者去发掘和占有尽可能丰富的文献典籍资料和相关形象素材，研究彼时社会文化背景，查考各式人物传记、本记，搜集尽可能丰富的历史图片资料。然而，占有资料的丰富并不等于在创作中进行罗列堆砌，作者需要通过艺术的手法重组、升华素材，在符合历史“真实”的资料基础上浓缩最具点题效应、最能揭示主题思想的典型情节或是能够打动人心的细节，并循此展开画面的构图设计、造型组合、色彩构成、人物塑造等等。

为了能够体现创作主题内容的准确性，使美术家的主观意图、专业擅长与主题内容有效地结合，在专家们的指导下，作者们常常数易其稿，有的甚至十数易稿。广东省美协副主席林蓝历经4年时间创作的《诗经·长歌清唱》前后就进行了5次较大调整，由于这一题材涉及对先秦文化的理解与研究，所以几年间进行了多次评审和修改，林蓝回忆称“过程很是煎熬”。“前几稿我一直都用马车与骑马者组成的马队表现‘王者采诗’的主线，直至三稿开始时，才注意到西周到春秋时人们还没有开始骑马，无论出行与战斗均是乘马车行进。如果违背历史的真实去创作便会成硬伤了。”林蓝举例说，要在一幅画里以浓缩的形象去反映相对抽象宏阔的《诗经》之美，整体、局部均要力求严谨，以期经得起各科学者的推敲。

西安美术学院副院长郭北平在创作《仰韶彩陶文化》时，就遇到了“图解”之困。在实地考察了渑池（仰韶）、兰州、临洮、姜村、半坡等遗址后，郭北平发现，仅凭有限且粗糙的考古出土文物和文字记载很难创作出具有感染力的作品，于是他发挥想象和逻辑推衍，选取了先民制作彩陶的情节，将捣泥、盘条、塑形、烧制和彩绘等情节与后景的渔猎、耕织情节有机组合，既是真实可信的生活再现，也打破时空、开展浪漫造境的绘画叙事。油画色调定位为温暖的棕色调，增强了画面的感染力和历史感。画面服饰、发髻以及彩陶的器形纹样则经过严密的考据。

画面求古意 形式有创新

为了突出作品的历史感，艺术家们在画面布局和人物造型上也力求巧妙。江苏省文化厅巡视员、江苏省中国画学会会长高云创作的《永乐修典》选取了《永乐大典》产生过程即修典的情景切入创作。由于表现的是明代的历史情节，所以高云采用了明代木版画的语言，加上修典是一项举全国之力的皇家工程，所以画面要体现人工浩大。为了使人物众多的画面看着不那么沉重，高云将工笔重彩与白描相结合。“就是希望体现一种穿越感，像是在一个平面，但又不在一个平面。为了追求画面的统一，在画中基本采用了平行线与散点透视，用明代木版画与中国画相结合的语言方式，通过人物与典籍的关系来加强其节奏感。”高云说。

画家林海钟用整张绢本的大青绿来表现《鉴真东渡》，在设色的观念和程序上都力追唐宋之法。不同于当下勾线大都只是单纯勾形，古法在勾线时是相对轻松的，该粗的地方粗，该细的地方细，该快的地方用笔很快，该慢的地方用笔很慢，非常丰富。林海钟认为：“中国画层次很丰富，表现力非常强。我觉得这幅作品的意义在于它打破了一般意义上认为青绿是填色之法的观念，其实青绿应该是活泼的，我们作为实践者应该把这种生动的东西用笔墨表达出来，我们所坚持的传统应该是非常自由的，历史题材当然也不例外。”

与以往历史题材创作多表现为中国工笔画、油画和单体雕塑不同，此工程将范围扩充至版画和多人物组雕、浮雕，甚至装置形式。版画创作在此次主题性创作中的不俗表现尤其值得称道，对于“中国意象”有上佳的诠释。版画家黄启明创作的《夏都二里头》中“二里头”是一个部落社会，这幅画选择的表现角度是考古发掘的“一号宫殿”。在画面表现手法上，作者采用意象与抽象相结合的表达方式，考虑到丝网印刷比较具象，将考古所发现的青铜器、玉器通过照相制版的办法融合在整个画面中，并与抽象的城池、人物活动结合。构图上则通过中轴线对称的概念，融入青铜、玉器、陶器等形象，显示中原地区的内涵与品格，色调则在黄土跟古玉的主色调中搭配青铜彩陶色，尽可能表现出二里头气度中的沉雄与厚重，以象征民族精神。

回归民族精神 形成开放格局

“虽然明确了主题，但并非‘主题先行’；创作虽有‘题目’，但其宽泛性和拓展性，给创作者留下了巨大的创作空间。如‘仰韶彩陶文化’‘青铜文明’‘楚汉相争’‘盛唐书画艺术’‘宋代画院与书画艺术’‘元明青花瓷’等。”四川大学艺术学院院长黄宗贤表示，这种框架式的题目给每个创作者留下了自我对历史、对文明解读的巨大空间，非简单的“以图说史”，也非表层的“以图证史”，而是当代人的一种历史观念、时空意识和价值取向的图像表达与艺术化的呈现。这也使得该工程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题材创作。

而在四川大学教授林木看来：“整体作品犹如一次民族艺术精神的集体回归，其精神趋势颇具典型性，呈现了艺术家集体趋向的自觉追求。”他认为，从远古之河姆渡文化始，选取近万年来中华文明最具代表性的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为题材，其本身呈现了我们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这正是历史题材主题创作在当下的意义所在。

这些作品经专家评审验收后将长期陈列于国家博物馆的主厅和各回廊，但历史画的当代创作仍然值得反思，需要不断汲取经验教训。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秘书长徐里指出，历史画创作会受作者自身学养素质的局限，以及创作态度、创作能力的影响：或精力投入不足，或前期案头工作欠缺、学问功夫未能下够，或后期制作中的力所难逮，过犹不及等等。参与评审工作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吕品田也表示，如何以扎实的造型功底，根据一定思想主题和历史题材进行逻辑清晰、表达明确的阐释性创作，并在观念表现的理性结构中融入诗意，不失美学品格地把握叙事形式，创造以个别体现一般、将一般寓于个别的典型艺术形象，仍是提高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水平所要认真而深入探讨的课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告一段落，并不意味着历史题材艺术创作的结束。冯远表示，它应当形成开放的格局，并欢迎后来的青年艺术家和专注于此的美术家们积极加入持续的精品创作和经典创造，即便是历史中的同一题材、体裁，也欢迎后来者以不同方式、形式加以演绎、阐释，一如东西方艺术博物馆中大量同类题材的复性表述与复数描绘。重要的是，有更好更多优秀的历史画作品充实、递补、置换并增色国家的文化殿堂。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