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冷战初期美国浩大的反中共意识形态运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香港在东亚传媒中的中心地位和大陆赴港“流亡者”这个超大规模移民群体达成的，其中典型的代表即中文反共小说。20世纪50年代，美国驻香港总领馆下属新闻处动员和策划大陆赴港流亡知识分子创作了大量反共文学作品，主题主要是华人青年丧失革命信仰、“流亡者”逃离大陆投奔“自由世界”两类。美方策划的反共文学不仅有反共的宣传作用，还反映了美国的反共意识形态和宗教观念，投射了其自身基于历史与宗教的身份意识。由于相关小说具有“反共意识形态拟人化”的特点，因而对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华人具有一定的宣传效果。

关键词美国 香港 反共小说 宣传 文化冷战

近年来美国文化冷战研究乃至更广泛意义上的美国对外宣传与文化外交史（又称“公共外交史”）的研究非常热门，相关研究主要探讨美国政府动员和利用各种文化艺术形式（诸如报刊、电影、音乐舞蹈、运动）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和国际公关活动。其中利用文学形式开展对外宣传的活动也渐渐为学界所注意，相关研究集中在：中央情报局在乔治·奥威尔小说《动物农场》、《一九八四》的翻译、传播、影视改编过程中扮演的核心角色，“真相运动”（Campaign of Truth）中美国情报部门策划动员苏联东欧流亡者撰写文学传记小说的活动，美国情报机构和在其欧洲的隐蔽广播“自由欧洲电台”和“解放电台”动员、利用、传播苏东的“地下文学”的活动等。较为综合性的研究也已经出现，它们观照美国政府在“二战”和冷战时期动员和操纵国内外（文学）图书出版界、以服务于美国外交和政治目的政策与活动。

尽管相关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但仍存在不足。一，既有成果主要集中在欧洲的反共文学作品上，几乎没有研究美国在亚洲利用当地文学开展宣传战的著述，而且主要研究情报机构，对宣传部门的活动涉猎较少。而笔者正是要揭示美国宣传部门在香港动员和利用汉语文学形式开展反共宣传活动的情况。二，由于文化外交和对外宣传是一个跨学科话题，不同学科从各自研究路径出发、但又缺乏交流和综合，导致了研究成果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褊狭。历史学界研究文化冷战往往只注重政策和活动，忽略对于宣传文本内容的深度剖析；文化研究领域则只注重分析文化产品的文本和内容的分析，不考察文本形成背后的政策和活动，因为其视文化产品背后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动机为固有的因素而不予以深究。本文尝试把美国利用汉语小说进行反共宣传这一过程完整呈现出来,梳理政策形成情况、描述文本生产过程、分析文本内容，把历史研究缺乏的文本分析与文化研究缺乏的历史情境结合起来。

一、 大陆赴港“流亡者”与美国的反共宣传政策

从冷战爆发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实行的是“解放战略”（Liberation Strategy），即通过宣传和心理战发动苏联和东欧人民群众来颠覆、瓦解社会主义体制。杜鲁门时期美国对外宣传最高决策机构心理战略委员会（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之下有两大项目来具体实施“解放战略”，一是策反苏联东欧民众的“叛逃者项目”（Escapee Program），二是促进苏东人民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的“学说项目”（Doctrinal Program）。而“叛逃者项目”和“学说项目”是有交叉的，且越来越靠书籍这一媒介结合在了一起：利用叛逃者个人传记文学的形式进行意识形态心理战，这种媒介形式被学者称为“冷战自传文学”。这样，一大批针对苏东的反共传记文学被创造出来，诸如《苏联真面目》（This Is Russia，Uncensored）、《失败的神》（The God that Failed）、《幸存者》（One Who Survived）、《在苏联战俘营中的十一年》（Eleven Years in Soviet Prison Camps）、《我择取自由》（I Chose Freedom）等。当然也有独立创作、但被美方做宣传之用的书籍，如《日瓦戈医生》。这些作品大都采取个人自传、传记文学形式，主要是从苏东阵营逃离或（和）放弃共产主义信仰这两类情节，突出主人公改变意识形态信仰的细节，重点描摹其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幻灭时的心理交锋和心理活动。这便是美国最初和总体上发动文学冷战的“顶层设计”，也是由美国策划的中文反共文学项目的“原型”。

冷战前期，为了消除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力、并配合美国的亚洲冷战战略，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展开了浩大的心理战和宣传运动。香港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文化传媒资源成为美国依仗的心理战和文化宣传活动中心。美国最高决策层认为，香港至少拥有四方面的优势或资源可以为美国所用。

第一，香港是信息来源中心。在美国决策层看来，香港是搜集大陆信息的“窗口”，这为美国向东南亚华侨和东南亚人民进行的反共宣传提供了绝大部分的宣传素材。

第二，香港是文化传媒中心。美国最高决策层多次评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以外的华人尤其是东南亚华人便把香港当作获得祖国“正宗”的物质商品与文化产品的主要来源和获取大陆消息的主要渠道，香港的新闻、出版、报刊、电影、教育、时尚和艺术等诸多传媒文化行业不仅对东南亚华侨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力，而且也为美国的宣传工作提供了极为丰富和优良的人力资源以及传媒设备和设施。设在美国驻港总领馆下的香港美国新闻处（USIS-Hong Kong，后文简称“美新处”）正是依托香港的这种传媒地位和传媒资源，才能制作出较高水平的宣传作品，从而产生影响。

第三，香港是移民和人才中心。香港还拥有庞大的大陆来港“流亡者”（移民）群体，这在美国看来也是一种宣传资源。由于香港传媒业和文化界主要是由大陆赴港移民组成，加之一部分“流亡者”抵港之后又去了亚洲其他国家定居，所以这个群体也是美国政府最倚重的宣传媒介之一。另外，“流亡者”群体中不乏知识分子、科学家、教育工作者、文化人士。在美国看来，这还是一个人力资源“库”（reservoir），可以被用来培训美国在东南亚从事华人工作的相关人员，而且从长远来看，这些“高端流亡者”也是台湾和整个“自由世界”的人力资源财富。

第四，香港是“反共组织中心”。香港还是海内外政府与非政府反共组织的汇聚之地。其中的准政府组织有美国中情局隐蔽支持的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等，非政府组织有“援助中国流亡知识分子组织”（Aid Refugee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c.）等。这些反共组织中不乏传媒机构，如和美国宣传情报机构牵连颇深的自由阵线社集团（Freedom Front）、友联出版社（Union Press）、亚洲基金会主办的亚洲出版社（Asia Press）等。香港美新处、美国驻港总领馆以及情报机构都积极寻求和这些组织进行合作来推进反共和相关的宣传活动。

对于美国的反华宣传而言，大陆赴港“流亡者”群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流亡者”不仅把关于新中国的丰富信息和情报带到香港，而且与美国在港支持的反共组织和传媒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为重要的是，20世纪50年代香港的传媒业和文化界主要是由大陆赴港移民群体构成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冷战前期美国的反中共宣传运动就是依托香港这座城市的诸多资源、尤其是大陆赴港“流亡者”群体开展的，因而关注香港“流亡者”群体，便是抓住了美国反中共宣传运动的一条主要线索。

从1949年到20世纪60年代初，累计约有一百万以上的人口（包括移民到港后所生子女）进入香港。1961年，香港总人口为310万，大陆移民约占三分之一。香港这个弹丸之地当时的公共设施条件根本接纳不下如此庞大的移民群体，港英政府的对移民的救助措施又非常有限，大多数移民根本没有生活来源、生活极为困苦。

在20世纪50年代中美激烈对抗的大背景下，这一超大规模的移民群体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密切注意。美国政府和民间团体救助新移民相对比较积极，除了人道主义因素之外，最为关键的是美国政府看到了“流亡者”群体在亚洲冷战宣传和心理战中的巨大价值。香港美国新闻处把“流亡者”划分为两个群体，一是包括流亡知识分子和传媒人士在内的“高端移民”，二是诸如劳工和农民之类穷苦流亡者组成的“低端移民”。

在美国宣传部门看来，“高端移民”群体的宣传和心理战价值远比穷苦“流亡者”大得多。美新处按照对美国宣传的有用性，将这一群体划分为两部分，一是文化教育界精英，二是传媒人。文化教育类的高端移民，最主要的代表就是“流亡知识分子学院”（refugee colleges）的教师和学生组成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些学院皆为大陆知识精英赴港所建，比如香港新亚书院。在美国看来，这个文教精英群体是大陆以外华人世界的潜在的领袖，必须对其积极地进行相关的资助和宣传活动。这个群体不仅是美国在亚洲意识形态战争夺的重点目标，而且本身也是美国的一块“宣传品牌”。大陆赴港“流亡者”群体中有大量人员从事报刊、书籍、电影、广播等相关传媒工作，香港传媒业被美国认为是华人最优秀的智力资源和成熟发达的传媒界的完美结合，对东南亚华人有着极强的影响力。作为美国驻外最大使领馆——香港总领馆下属的宣传站点，香港新闻处任务多、“责任重”，要负担起宣传工作和一部分搜集大陆情报的职能，还要向美国在全球的宣传站点提供英文的反中共材料。所以，香港美新处要在香港传媒界发展“外围组织”，有效地利用香港媒体资源，以此撬动东亚意识形态心理宣传战的大棋局。

与美国冷战初期的对外政策一样，美国对外宣传的重点一开始也是欧洲。香港美新处在1949—1952年之间生产的汉语宣传材料，主要是“编译”的英文宣传材料，即把美国国务院主要为欧洲设计宣传材料编译成各种中文媒介形式。宣传的主题和题材也主要集中在“扬美”和“反苏”宣传上，多不是与华人世界有关的话题。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美国与中国在意识形态斗争的加剧，美国中文宣传越来越“本土化”了。这种转变突出地体现在美新处聘请香港的华人从事专门的写作和编辑，而且宣传内容大都围绕华人世界的有关话题展开，且宣传报刊的图片、装帧等等审美趣味上也积极转变来迎合华人的口味。

就在这种“本土化”宣传的调整过程中，从事传媒行业和其他文化行业、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大陆赴港“流亡者”，就成为香港美新处汉语宣传材料最主要的稿件和素材来源。美新处在香港遍寻中文作家、编辑、翻译、新闻记者等合适的人选，来进行符合美国宣传目标的创作、编辑和翻译等工作。这对于生活普遍比较窘迫、没有特别稳定收入来源的“流亡”知识分子来说，是个难得的改善生活条件的机会。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在美新处主办和资助的各种反共宣传媒介的外围，就形成了一支庞大的“流亡者”媒体人队伍，他们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反中共宣传活动的“主力部队”。

二、 反共小说的生产和发行机制

这一时期，美国驻港宣传站点逐渐形成了以书刊纸媒为重点的两大宣传项目：一是以《今日世界》为代表的多份中文刊物，二是包括翻译书籍、原创书籍等在内的“书籍项目”。

“书籍翻译项目”（Book Translation Program）在1951年正式开始运作，主要是策划出版中文书籍向华人散发。这个项目主要是针对东南亚华侨华人的，但媒介产品生产出来也对大陆、港澳和台湾华人群体散发。而且在《今日世界》尚未“起势”之前书籍翻译项目还是香港美新处最大的项目。《香港美国新闻处半年度报告》，1952年10月9日。这个项目共有三部分活动。第一类是书籍翻译活动，就是把在美国出版的英文书籍翻译成中文出版发行，题材主要是正面介绍美国社会文化各方面信息并宣传政策，极小一部分涉及反苏反共的内容；这方面影响较大的著作有肯尼迪总统的《当仁不让》（Profiles in Courage），其他作品如《爱默森选集》（The Portable Emerson）、《美国历史口袋书》（The Pocket Book of the United States）、《苏联真面目》等。第二类活动是在香港购买一些符合美国宣传需要的中文书籍散发或出售，这种书籍并非美新处授意或组织出版，因而被称为“独立出版书籍”（independently-published books）。第三类、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类出版活动是联系香港本地作家按照美新处宣传意图进行创作和出版的原创中文书籍（local-written books），题材主要是关于中国大陆和反共的话题。在整个书籍项目中，尤以原创书籍最为重要、发行数量也最多，而原创中文书籍当中又以文学作品的形式为主，主要分为小说和“纪实文学”两大类，而且这种文学作品还经常刊发到《今日世界》等美新处“主力”杂志上，因而有着较大影响力。总体而言，在美国对华宣传媒介中，反共宣传文学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重要的媒介形式。

20世纪50年代初，香港美新处开始策划和组织“流亡”知识分子创作反共文学作品。在1951年书籍项目开始运作的时候，美新处就评估到：明显是翻译工作开展得比较好，但缺乏原创书籍的写作和出版，美新处还是应该制作更多贴近本地形势的书籍，应该鼓励香港当地作家按照美方的宣传目标和设计来创作。于是，香港美新处自1953年开始策划“反共小说”。美新处评估到，当时很多华侨青年非常反感简单粗暴的反中共宣传作品，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进行理论反驳的著作也没多大兴趣。针对这种情况，美新处打算采取一种更加隐蔽和轻松的方式进行反共宣传。美新处官员打算重点开发反共小说，这类作品“通过把个体人物在不同阶段的经历编成小说、但同时又是写实性的叙述和描写，来达到反共的目的。”当时还没有中国作家专门从事反共小说创作，美新处打算积极寻找这方面的作家把其作品推销到东南亚市场上去。

于是在美国新闻处的精心挑选和组织之下，一批鲜明的反中共题材小说作品被“创作”了出来。其中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是张爱玲（Eileen Chang）和她的小说《秧歌》（The Rice-Sprout Song）和《赤地之恋》（Naked Earth或Farewell to the Korea Front）。张爱玲于1952年由大陆赴港，1955年离港赴美。由于到港之后经济拮据，所以她投身美新处做美国文学和哲学著作的翻译工作。后在美新处的授意和资助下开始用英文创作小说《秧歌》，讲的是大陆土地改革偏差造成的悲剧。这部作品最先由美国公司出版，并引起巨大反响，很受美国读者欢迎，第一版很快销售完毕，之后又卖出外文版权23种，还被改编成电视剧在电视台播出。此后张爱玲把这部小说翻译成中文，又于1954年开始在美新处旗舰刊物《今日世界》上连载。在时任香港美新处主任理查德·麦卡锡（Richard M.McCarthy）的工作信函中，称《秧歌》为“美新处的产儿”，而且说对于“能够（与张爱玲《秧歌》的创作）有关联真是感到极为值得夸耀”。足见这部小说创作背后与美国宣传机构之间的密切联系。

后来张爱玲又创作了《赤地之恋》，讲述了一个大陆青年刘荃在参加土地改革、经历“三反”运功、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的三段式故事。这部小说是一个更为典型的“美新处的产儿”，它甚至直接担负起了美国宣传机构恐吓华侨学生赴大陆求学的“政治任务”。根据张爱玲和相关当事人的回忆，《赤地之恋》是先由香港美新处拟定好故事大纲，再由张爱玲操刀进行写作。与《秧歌》是张爱玲独立创作不同，《赤地之恋》不全然是张爱玲一人写就，而是由美新处指定其他作家协助她完成。因而，张爱玲本人多次表示，《赤地之恋》是她自己很不满意的一部作品，甚至在1964年香港皇冠公司出版《张爱玲文集》时候，她都不愿把《赤》一书列入出版计划。根据美新处职员克劳迪·朱里安的回忆，众多“反共小说”“从构思到原稿的改订，都是由我们监督的。”

除了反共小说之外，香港美新处还策划、创作、编译了一批具有纪实文学和报告文学色彩的反共作品，大部分是以在大陆亲历“苦难”和逃亡为题材，其中以刘绍唐的《红色中国的叛徒》（Out of Red China）为代表，该作品被美新处译为16种文字销售散发到世界各地。以反共小说和反共纪实文学为代表的反共文学作品渐渐成为美新处极为倚重的一种宣传媒介，逐渐成为原创类书籍的主要形式。

大抵来说，以反共文学形式为主原创书籍项目在1955年之前以中长篇作品为主，1955年之后以短篇作品为主。张爱玲的两部反共小说在在1953年酝酿、1954年出版和连载，自从这两部书被成功“研制”出来之后，原创中文书籍（反共文学）出版种类在短短几年之内“暴涨”。在1953年中之前原创书籍只出版了区区3种，而到了1955年已经出版了49种。1955年之后，美方的原创书籍策划出版工作重心转到了短篇小说上去了，中长篇原创书籍虽然没有20世纪50年代上半段出版得多，但也有一些作品问世，一般都是每年有十几本备选，最后出版4、5种。除了张爱玲的两部小说之外，其中比较畅销的是《半年东方，半年西方》（Half Year East， Half Year West），还出到了第二版。大致算下来，十年间原创中文中长篇书籍大致有七八十种之多，占到书籍项目出版种类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而且出版发行的数量也是比较巨大的，从现有材料看来，1955年之前的最高纪录是年发行原创书籍和翻译书籍30万册。香港美新处的这种原创中文中长篇书籍在1960年之后就很少再出版了。

香港美新处在50年代后半期策划出版反共小说，以1955年推出的一个新的宣传形式——《故事画报》（Story Papers）为主。这种刊物从外表看是配彩色插图的通俗小报，内容主要是香港作家原创的中、短篇反共小说，还有一小部分内容是和宣传没有直接关系的文学作品。第一批4期的《故事画报》在1955年出版并散发到东南亚，由于要增加可信度和吸引读者，所以美新处在组稿的时候故意没有安排任何涉及政治性话题的作品。结果《故事画报》一面世就异常“火爆”，此后每年都能出版24—26期（以半月刊形式出版），最高纪录一期都能卖到十万份以上，而且40%都是通过商业销售渠道发行。在1960年的时候《故事画报》改为月刊，每年12期。到了1961年10月的时候，香港美新处觉得这种形式已经过了“全盛期”，于是停止了与商业出版社合作出版和销售《故事画报》的活动。1955—1961年间，《故事画报》一共发行了近一百种，总发行量达七百万册以上。

就20世纪50年代整体而言，原创书籍要比翻译书籍的部分重要，是整个“书籍项目”的“主力”。从书籍种类上看，原创书籍未超越翻译书籍的数量，后者有近三百种，原创中文书籍（反共文学）大致不到二百种。但原创书籍的发行量远远超过翻译书籍，而且考虑到整个50年代美国对华人宣传主要采取汉语言文字，以及美方对华宣传“本土化”的指导方针，所以以反共文学为主原创中文书籍这类作品的影响力在整个书籍项目中是最大的也是最具代表性的。

原创中文书籍的发行环节也是比较巧妙的。美新处主要是通过商业出版社签订合约的方式出版发行：香港美新处每一次想要出版图书，不仅免费给某商业出版社该书的版权，还不用该出版社花费人力物力进行策划和采、编、译，且发行销售环节还有保障，因为美新处会以成本价收购所有书籍；而且出版社还有进一步获利的可能，美新处策划出版的书籍如果由出版社操作真正进入商业流通领域，所获得的额外销售所得会全部归出版社所有。因而常见的一个现象是，美新处不再回购某书籍之后，该书籍还能继续发行、销售、赚钱。如在1961年，香港美新处本来认为自己停止以成本价购买一定数量的《故事画报》之后，出版社就不会再继续出版了。但过了一段时间发现，《故事画报》并未消失，仍以较小的版面在香港和台湾市面上继续出版、销售和流通。对于出版社来说，这样运作的好处非常多，这几乎是只赚不赔的买卖，最低限度也就是免费获得一本书的版权，没什么可损失的。对于美国宣传部门来说，好处更大，这有些类似变相的“资助出版”。尽管政治力量在商业传媒背后扮演了推动力作用，但不是单纯的资助，而是“授之以渔”，尽最大可能性使每一本书籍成为“纯粹”的书籍商品。这是一种非常高超的隐蔽宣传手段，是在把宣传品“洗白”、包装成为文学商品。

三、 对小说主题和情节的文化分析

在大陆赴港“流亡者”反共小说中，有两类主题最为普遍，一是“青年对革命的幻灭”的“醒悟体”；二是“逃离铁幕、奔向自由”的“流亡体”。

在众多“醒悟体”反共小说中，最普遍的一类情节是革命青年由于自身受到政治运动冲击而放弃革命信仰。张爱玲的中篇小说《赤地之恋》其实主要讲的就是一个踌躇满志的革命青年刘荃对革命理想幻灭的故事。还有一类情节是革命青年被“自由世界”所吸引，从而放弃了革命信仰。在这方面，短篇小说《出笼鸟》非常典型。小说的主人公是一名叫陆素绫的18岁女孩，一直在大陆生长，她的父亲在其9岁的时候抛弃妻子去了美国做生意，并成立了新家庭。11岁的时候陆素绫母亲去世，她成了孤儿。后来，陆素绫加入了共青团，并深以身为资本家的父亲为耻，视之为“美帝走狗”和革命对象。陆素绫18岁的时候她的父亲在美国去世，临终前给她留下了一笔抚养金，委托在港亲戚转交给她，并嘱托朋友（作者）和亲戚借陆素绫来港取钱的机会设法将她留在香港读书安家。女孩初到香港穿着卡其布的列宁装，梳着两条大辫子，骄傲而警觉，并当面表示取完钱马上就要回大陆。据作者观察，陆素绫性格古怪、“不大正常”，对“阴谋奸诈的资本主义社会”充满仇恨。但作者暗想：“她是这个时代的被牺牲者，”“这种乖张的表现是长期温情的饥饿，与仇恨主义教育的结果。”后来，在作者一家的物质帮助和精神关怀下，“她生命中恨、怨、疑惧正在逐渐减退。”渐渐地，陆素绫放弃了回到大陆的想法，留在了香港进入一家书院读书，并且利用课余时间刻苦地补习英文，同时还和表哥谈起了恋爱。陆素绫来到港澳整整三年之后，作者和她聚会，看到她穿上了旗袍、烫了头发，还涂上了口红，作者感受到她的变化“太剧烈了，太戏剧化了”，并把这种转变总结为三个方面：“从少女长大成人”；“忘掉了一个社会制度又熟悉了另一个社会制度”；“她已经是一只可以自由飞翔的鸟儿”。

“醒悟体”小说情节很多样、传达着多种“反革命”的道理，但这些小说的共同点可能更加耐人寻味。最明显的共同点就是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毫无例外地都是青少年，而小说情节几乎都是在重复这些青年对革命的幻灭感、最后“告别革命”的程式。这与美国的宣传对象和目标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东南亚华侨青年群体一直都是美国在亚洲宣传的重点之一。美国宣传部门评估到，华侨学生和香港学生总体上是比较“亲共”的；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比较热衷、希望得到“北京”在思想上的指导；他们普遍具有民族主义情感，所以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复兴的骄傲。因而，美国政府主办的一批媒介最重要的宣传对象就是青年学生，以至于旗舰媒介《今日世界》定位读者群就是22岁以下的年轻人。上文也提到，反共小说这个宣传手段的出台更是直接和对华侨青年的反共宣传目标有关。在美国对华人青年进行冷战宣传这个大背景下来解读以上反共小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文学作品具有强烈的心理战和宣传题图，可以说是精准地为美国宣传政策量身定做的材料。小说《如如》的结尾说出了美国宣传部门直接“点题”的劝诫之语：当警察向女主人公宣布欲加之罪的时候，她说“不用说了，我明白，所有的青年都会明白过来的”。

这种小说情节的设置，除了反映出美国的政策意图之外，更饶有意味地反映了美国精英看待革命的深层次文化心理。大体而言，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学两界——对外宣传官员乃至外交精英和社会科学主流的“现代化”理论家群体——有一套高度一致的对革命和革命者的观念且多以社会科学话语形式表达：革命者多是没有社会关爱和家庭关爱的边缘人群，参加革命是为了克服严重的焦虑和空虚等精神病症。尤其是第三世界的革命者，他们失去了传统文化这一精神寄托，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陷入了对自身政治身份迷茫不安的“认同危机”之中，于是加入共产党想要寻求秩序感和归属感。总之，这种观念把革命者视为地位边缘、缺少社会关爱的精神病人。

我们看到醒悟体小说主人公大都是孤儿，这种人物身份的设置正是典型地反映了上述美国宣传官员对待革命和革命者“社会病理”诊断。《赤地之恋》中的叶占奎、康悌、《出笼鸟》中的陆素绫、《仇恨》中的云峰等都是孤儿，即这些曾经笃信革命、坚定的共产党员都是缺乏家庭和社会关爱的人群。颇有标志性意义的情节是，《出笼鸟》中的陆素绫和其他几位青年人“从小失去双亲，所以视党组织为家”，而且在他们信仰幻灭前，也都有加入党组织找到归属感、豪情万丈的情节。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类小说的结局也恰是上述“理论”为“精神病患者”开出的“药方”。上述主人公的一个普遍结局就是最终回归家庭和社会，典型的是《出笼鸟》中的陆素绫。又如《蜕变》。讲的是在一座南海小岛上革命青年郑招统挑动乡亲们进行阶级斗争，后来忽然出现海底火山，“这时，什么政治组织力全提不出逃生办法，也无力领导。全岛四十多人，包括那些平常热心于干预他人的男女，回到妈妈处去，回到生存经验比自己老到的人们处去。他们放弃了自大妄为，把逃生主义归纳入最近亲缘血缘的人。家长制度恢复了，各姓氏和平的秩序也建立了。”另外，小说《逃亡》中的一个细节描写十分明显地体现了宣传部门用家庭关系“医治”革命青年隐喻：男主人公曾是革命青年，在大陆备受压迫和凌辱之后决心逃到香港，当他遍体鳞伤地在中英边界潜伏等待越界时机的时候，忽然地想到了在对面香港的母亲。这象征了革命者最终的精神归宿还是要回到家庭中去。因而，革命者“回家”的结局颇为符合社会科学家的“社会病理”诊断思路：家庭伦理和社会关爱可以提供秩序和归属感，是替代革命和党组织“医治”革命者孤独不安精神病症的归宿。

由于香港的传媒业和文化教育界主要由“流亡知识分子”组成，所以由香港美新处请其捉刀的作品，多是以他们在大陆生活的经历、“逃亡”过程和到港后的“流亡”生活为题材。所以，“流亡体”小说是美国炮制的反共文学作品群体中最“主流”题目。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百万之巨的“流亡者”群体本身就是美国政府极其重要的宣传素材和舆论优势。甚至在美国对香港的最高级别的国家安全文件中，都讨论到了这个话题。美国最高决策者认为，香港是“流亡者的天堂”，成千上万的人逃离大陆来到“自由世界”，这本身就是美国和西方宣传的重要题目和有利的宣传优势。而且，十年之间一部分大陆“流亡者”由香港迁徙到全亚洲，这也能够起到口口相传的宣传效应。

在这种政策思路指导下，香港美新处采取各种手段挖掘和宣传“流亡者”“逃离铁幕、奔向自由”的题目。美新处认为，这种“我在场”、“发生在我身上”个人亲历式的“逃亡”经历，在东南亚华人中是非常有效的宣传素材。所以组织人力物力对“流亡者”进行大规模的访谈活动，请“流亡者”和难民“说出你的故事”，这使得香港宣传站点整理了大量的相关素材。香港美新处把这些素材制作成广播节目，或者在港播放，或者提供给“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向东南亚地区播放。站点还邀请“流亡者”去海外演讲，甚至还组织大陆“流亡者”去到东南亚华人学校从事教学活动。香港美新处还把相关信息整理成英文提供给东亚以外的美国宣传站点，在世界范围内宣传大陆“流亡者”的话题。

香港美新处最经常采取的手段就是把“流亡者”素材编辑成平面媒体材料，多以新闻报道、纪实文学、个人自传、小说等形式面世，美新处采取各种手段把这些媒体材料在报纸、杂志上刊载，或是单独以书籍、画报和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发行。由于“逃亡”的主题带有极为明显的个人亲历特点，又多有复杂曲折的情节和较强的故事性，所以最经常被改编和创作为纪实文学与小说的形式，这构成了美国在港炮制的反共文学的主体部分。纪实类流亡文学作品多以第一人称自述的形式叙述，情节比较程式化，主要是三段式：在大陆的“悲惨遭遇”、“逃亡”经历、“点题”的结尾。

“流亡体”反共小说的情节比纪实类作品的情节相对多样一些。除了逃亡经历外，另外一类作品重点描述“流亡”到“自由世界”之后的生活经历。如《离合》、《珠花》主要讲述政治巨变背景下情侣或夫妻在大陆失散、复又在港台相聚的悲喜故事，由于失散多年所以男方或女方多选择另行娶嫁，等到再与原先的伴侣重逢的时候，必然面临甜蜜而又痛苦的抉择。小说就以这种“大时代剧变造就小人物聚散”强烈戏剧冲突方式传达了很多反共信息。

当然，不仅是铺陈逃亡的情节，更重要的是把“流亡”这一行为赋予在冷战双方中做出选择象征意义。在反共文学（也是所有的宣传材料）中，美国宣传部门把香港建构为“东方西柏林”、“自由灯塔”和象征，把“流亡”行为赋予浓厚的冷战意识形态色彩。美国宣传部门还在把“难民”赴港建构为一种类似宗教朝圣般的举动。反共小说中描写了很多“生死逃亡”的细节，着墨最多的就是对与“流亡者”“奔向自由”“虔诚”心情的描写。在小说《三人同行》中，开篇描写大批难民走在从广东逃亡香港的路上，“饥饿、炎热和疲劳，折磨着他们枯瘦的身体，却挡不住他们奔向自由的心。他们虽然汗流浃背，眼睛却闪着希望的光。”小说结尾处，当主人公马上就要到达香港的时候，景色是“太阳已经爬上了山峰，大地披上了金色的袈裟。”结合前述“难民”虔诚和执着的状态，这场景颇有“传说中的圣城耶路撒冷”般的意象。在一篇报告文学《我从大连来》当中，主人公到香港正好是“一九五五年的圣诞前夕，午夜睡在床上，街中传来‘平安夜，圣善夜，黑暗中，光明生’的歌声。”以上这些描写带有一定的宗教意味，甚至美国宣传部门也不避讳把“逃亡潮”说成是“一件有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的大事，”这是“《圣经》上出埃及记的重演，”也是“一首悲壮的史诗。”

美国宣传官员之所以把大陆人“流亡”香港赋予高度意识形态化色彩、甚至有一定的宗教意味，恐怕是因为美国人把对自身起源的神话和对自我身份的想象投射到了“流亡香港”这个冷战事件中。美国人把祖先从欧洲移民新大陆的历史建构为一种“宗教流亡”的历程，他们“将新英格兰视为上帝为人类准备的一个特殊避难所”，后来又“将整个盎格鲁—美利坚新教世界看成是一个反抗专制和天主教的堡垒。”更有甚之，美国人还把祖先移民新大陆建构为一种在上帝的挑选下为全人类树立榜样、拯救世界的意象，而清教徒移民始祖则被想象为“是上帝的选民，是新时代的以色列人，新英格兰被视为新耶路撒冷、上帝的‘应许之地’——迦南。”在冷战高潮时代，当美国人执着地用“自由”与奴役之间斗争想象着冷战的时候，也把西柏林和香港想象成为爱好“自由”的人们准备的一个“特殊避难所”，涌入西柏林的德国人和涌入香港的大陆人，和心向新耶路撒冷“应许之地”美国祖先朝圣者一样，也是一群心向自由、虔诚坚贞的“义士”。美新处在宣传美国政府社会对香港“流亡”难民资助的报道文章中，也强调其中的原因是“美国历史传统基础使然”，“他们（美国人）的祖宗都是由欧洲逃避迫害和饥饿，到新大陆寻求自由、民主与幸福”的。

结语

不可否认，美国宣传机构对华“文学冷战”产生了一定的宣传效果。一方面，反共文学作品发行量大，散播范围广，可以大体判断阅读人群数量较多、受众面较宽。另一方面，从中国大陆所见一些史料来看，美国在香港制作的反共文学作品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渗透进中国大陆甚至东南亚。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评估，“国外阶级敌人”对新中国进行了大量的“政治登陆”和“心战”，“利用进出口印刷品对我进行破坏活动，情况相当严重。”“近几年来，帝国主义、蒋匪帮散发了大量的多种多样的反动宣传品和书刊，进行造谣污蔑。仅反动宣传品就有八十多种，例如反动的理论书籍、期刊、杂志、小说、歌曲、画报、传单、贺年片、书信等。”主要内容涉及“比较系统地进行反共宣传和‘批驳’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策反活动……”。而“以上反动宣传品，绝大部分由香港直接进口或者在经由香港进口的邮件中夹带进口。”另一份文件也评估了“美国情报局在对外宣传中采用的手法”，“（美国）在中近东和东南亚散发了许多书籍和小册子都以当地出版社机构的名义出版，这些出版机构在经济上得到美国的补贴。”“这些书刊大多力求活泼生动、材料具体丰富和插图色彩鲜艳。……利用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逃到美国的叛徒和民族败类写文章进行污蔑。”“团上海市委反映，去年下半年以来，看淫秽、黄色、反动书刊的青年逐渐增多。”且已经构成了“黄色书的‘流通网’”，其中一部分书籍即“来自香港海外”。

这种效果很大程度上是和小说独特的优势有关。相比起文化冷战常采取的其他形式，如音乐、舞蹈、体育、博览会、教育交流等来说，文学和小说、尤其是个人传记这一小说形式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文化宣传媒介。其突出特点是可以给读者提供一种“个人亲历性”，通过文学语言和生活情境小说可以迅速把读者带入到作品的内部世界中去，使读者“亲历”作者的经历。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密切相关的进程：一是把政治话题“人性化”，即把反共和亲西方的立场与信息通过个人经历、人类情感和曲折情节传达和呈现出来；二是把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即把冷战意识形态斗争的话题简单和集中体现在个人经历变故之后的思想斗争和人生选择上。美国政府把文学传记和政治意识形态渗透这两个本不太相关的事物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即实现了所谓的“反共意识形态的拟人化”（Personification of Anti-communist Ideology）。搞清这个本质也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美国对华宣传的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