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碑刻书法。人民视觉

图①：隶书印拓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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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王时敏书法《隶书七言律诗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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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子游碑拓片。

本报记者 马跃峰摄

图④：东汉《熹平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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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⑤：正直碑。

本报记者 马跃峰摄

图⑥：朱彝尊书法《隶书七言律诗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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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段历史——生于乱世，兴于盛世，漫长“隶变”，兴衰更迭与国运息息相关。

这是一场变革——化繁为简，化圆为方，化弧为直，汉字从此由古文字走向今文字。

这是一门艺术——长画起笔，形如蚕头；横波收笔，状似燕尾；一波一磔，皆入化境。

隶书，一波三折，疾挑捷扬，褪去繁琐的篆书痕迹，孕育出草行楷各式书体，记录汉字发展铿锵的步伐。

古隶风华，“篆之捷也”

《晋书•卫恒传》载：“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废除六国的异体字而推行小篆，但小篆弯圆缭绕，笔画复杂，书写不便。为追求效率，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少用小篆，多用隶书。《说文解字》记载“秦书有八体”，隶书位列第八。

西晋书法家卫恒在《四体书势》中称：“隶书者，篆之捷也。”清代沈曾植说：“隶者，篆之行也。”篆书在书写的过程中，演变出更简洁化的“草体”即隶书。它比篆书更便捷纵逸，书写更为简便。

过去，由于史料的缺乏，人们对隶书的形成时间说法不一。广为流传的是秦朝狱吏程邈造隶书之说。唐代书论家张怀瓘在《书断》里讲到，程邈是秦朝一名县狱吏，善写大篆，因得罪秦始皇，被关进云阳狱中。在狱十年，他钻研字体结构，把大小篆的圆转改为方折，创造出三千个隶字。秦始皇见后，非常高兴，不仅赦免程邈的罪，还提升他为御史。由于程邈的官小，属于“隶”，所以人们把他编纂整理的文字叫隶书。事实上，一种字体的产生不可能为某一人所造。

另一种看法影响较小，认为隶书起源于周朝，以郦道元为代表。他在《水经注》中称，“证知隶自出古，非始于秦”。直到近现代大量简牍帛书出土，人们才发现，战国时期的秦国已有早期隶书。

1980年，在四川青川县郝家坪第50号战国墓出土了《青川木牍》，年代约公元前309年。木牍采用墨书秦隶，笔法流畅。与以前及当时的金文相比，减少盘曲，化繁为简，圆者渐方；字形从狭长渐变为正方或扁形；纵有行、横无格，字距大、行距小，是竹简书写章法形式的发展。《青川木牍》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秦系简牍。这一时期的隶书体被称为秦隶，又称古隶。

从《青川木牍》，到《天水放马滩战国秦简》，再到《云梦睡虎地秦简》，发掘出土的文物，记录了隶书日臻成熟的过程，反映了这一时期“隶变”的大趋势。

到西汉时，隶书发展进入成熟阶段，书写“渐加波磔，以增华饰”，古隶历经多年发展，到此步入定型期。

碑碣云起于东汉

东汉时期，统治者尊崇儒术，大力兴办文化、艺术、教育事业，“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献酬交错，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咏仁。”其时，隶书迎来了辉煌。

王国维在《汉魏博士考》中说，“汉人就学，首学书法，其业成者，得试为吏，此一级也。”当时，书法被列为官吏考试标准之一，刺激了隶书学习。光武帝之后，东汉诸多皇帝好学善书，使得习书之风遍及全国。

“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东汉盛行刻石树碑之风，碑石多由书法名家书写，出现了许多碑刻书法杰作，如存于山东曲阜孔庙的《礼器碑》《乙瑛碑》《史晨碑》，存于山东泰安岱庙的《张迁碑》，存于陕西西安博物馆的《曹全碑》等。此时的隶书作品，或沈古遒厚，或秀逸多姿。“蚕头燕尾”的波磔充满律动，洋溢着优雅的线条美。

东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经典作为国家统一教材，但没有发行统一印制的标准本，因而在不同途径的传习中，出现了穿凿附会、臆造别字，甚至有意篡改的现象，引发了社会的思想混乱。

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蔡邕等人上书皇帝，奏请正定儒家经典文本，刊刻于石，以免贻误后学。灵帝批准并选定了《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的正本，由蔡邕主持，二十四位经学家参与校勘订正。蔡邕用隶书体写成定本文字，再由工匠镌刻于石碑上，作为全国儒家经典的标准版本，依年号取名《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历时9年完成，刻石共46块，刻后立于当时的洛阳城开阳门外太学门前。其书写和刻石都出自当时的“国手”，用笔刚柔相济，气势恢宏，是汉隶成熟期的典型，被书家奉为隶书之典范。

《后汉书•蔡邕传》载：“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熹平石经》完成后，前来围观抄写者众多，每天上千辆马车来往，造成严重的交通拥堵，堪称一场文化盛事。

兴衰交叠，清代中兴

经过东汉的巅峰，隶书“承汉末之遗势而顺进之”，从魏晋至明朝，历经1400多年的低谷期。

从魏晋之后，楷书取代隶书占据主流。书法家虽善于隶书，但夹杂了“楷法楷式”。20世纪60年代，在南京（东晋都城建康）郊区相继发掘出三块王羲之家族的墓志。这三方墓志都采用了一种近乎楷化的“方笔隶书”。笔画方厚平直，棱角分明，撇捺也呈现方直化。

唐初，国力强盛，社会安定，文学艺术事业显露勃勃生机。唐代几位帝王喜好书法，太宗以行书刻碑《温泉铭》，武则天以行草撰写《升仙太子碑》，而唐玄宗李隆基则擅隶书，其笔画丰腴，开唐代隶书新风。

“唐玄宗好八分，自书《石台孝经》、泰、华两铭，鄎国、凉国两公主碑，於是天下翕然从之。”玄宗用隶书写就《石台孝经碑》，其用笔丰腴华丽、大气磅礴，结构庄严恢弘，成为唐朝碑刻隶书的鸿篇巨制，创造了魏晋以来隶书的一段辉煌。这一时期著名书法家有韩择木、史惟则等，碑刻有《纪泰山铭》《叶慧明碑》等。从总体看，唐隶取法魏碑，太多雷同，不及汉隶自然天成。即便与同期的楷、行、草书比，也大为逊色。

书至清朝，金石考据学兴起。书家搜集和学习汉碑，直接取法汉碑隶书，研习汉碑渐成风气。至乾嘉时，隶书盛行，再现复兴之势。

清朝书法名家辈出，如以颜楷入隶的伊秉绶，以吴碑入隶的金农，以篆笔入隶的邓石如，表现出前无古人的创造精神。其中，邓石如被视为隶书复兴的中坚人物，其书艺备受世人推崇。他精于正、草、隶、篆四体书，有“四体皆精，国朝第一”的美誉，又能融会贯通，富有创造性地将篆、隶笔法相糅合。他的隶书雄健古茂、豪劲浑朴，“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笔画“中截无不圆满遒丽”，被时人奉为“神品”。

汉字隶变，是一场跨越数百年、渐变式的改良。在这场改良中，既实现了汉字的简化重构，又最大程度保留了其原本意蕴。今天人们使用的汉字，其规范的“方块字”和便捷的“横竖撇捺”，都得益于这场伟大的“隶变”。不少书法家主张，学习书法应从隶书入手。隶书上承大篆，下开各种近体书式，学好可以“上溯古体之本，下控近体之源”。而且，隶书“蚕头燕尾”，书写时“一波三折”，更是趣味无穷。

先秦的简牍，汉朝的碑刻，东晋的方笔墓志，清朝的碑版隶书，时间跨越两千年，精彩层出不穷。一波一磔，隶书见证了中国历史的兴衰更迭，展现中华文化的血脉绵延。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