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西方文明的一面镜子，西方视域中的中国形象一直保持着一种神秘的异域情调色彩，在乌托邦和意识形态间起起伏伏。英国汉学家雷蒙·道森在其代表作《中国变色龙》一书中就用“变色龙”来比喻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系统地总结了几个世纪以来欧洲的中国形象的历史演变。然而，中国这条“变色龙”却并非只是自我“变色”，它的色彩始终是在西方对于中国的认知和想象中变化着的，同时也是随着西方自身的发展及其与中国的关系而变化着的，“这些变化与其说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不如说更多地反映了欧洲知识史的进展”。西方世界在创造着中国形象的同时，实际上也在进行着自我形象的确认。正如有学者所言，西方对于中国形象的塑造，“真正的意义不是认识或再现中国的现实，而是构筑一种西方文化必要的、关于中国的形象，其中包含着对地理现实的中国的某种认识，也包含着对中西关系的焦虑与期望，当然更多的是对西方文化自我认同的隐喻性表达，它将概念、思想、神话或幻想融合在一起，构成西方文化自身投射的‘他者’空间”。

一、作为“理想国”的中国形象

有记载的西方的中国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13世纪。在那之前，中国等远东国家只是作为一片神秘的乐园出现在虚幻的神话中。直到1247年，意大利人柏朗嘉宾在《蒙古行记》中提到名为“契丹”的国家，中国才第一次在欧洲文献中有迹可循。随后出现的《马可·波罗游记》可谓西方中国研究的开山之作。这本游记中所描绘的13世纪的中国是让西方顶礼膜拜的对象，不仅有着可以与西方交流沟通的丝绸之路，而且拥有远优于西方的物质文明，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之后的西方人对中国的梦想和冒险。这时的中国形象基本上反映了西方人的世俗物质欲望。

到了16世纪初，罗马教会进行宗教改革，耶稣会的传教士开始参与到中国形象的构建中来，成为了当时西方中国研究的主力军。据载，最早尝试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是西班牙人圣方济·沙勿略。他于1552年抵达中国附近的一个海岛，但是直到同年底在岛上去世，他都未能达成进入中国的愿望。30年后，耶稣传教士利玛窦终于实现了沙勿略未完成的心愿，于1582年来到中国。他是最早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对中华文化大为赞赏，曾尝试利用中国文化的概念来解释基督教。就在利玛窦到达中国的3年后，也就是1585年，博学的门多萨神父编写的《大中华帝国志》在罗马出版了。这是欧洲中国形象建构的里程碑之作，标志着“中华帝国第一次在西方的文本与文化中获得了历史化的清晰完整的形象”。书中所描绘的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帝国，有着丰富的物产与优越的文明，堪称世界上最美好和富饶的国度。30年后，即1615年，利玛窦根据自己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写成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即《利玛窦中国札记》）在德国出版，使西方人心中的中国从虚幻神秘的传说变成了幸福祥和的现实。利玛窦之后，又涌现了一批著名的传教士，如范礼安、罗明坚、汤若望等。同利玛窦一样，他们在中国传播西方思想的开始阶段都力图了解中国文化，并以中国文化概念来解释基督教。在他们的描绘中，中国成为了令人向往的现世乌托邦，他们在中国的经历、见闻也成为了当时西方中国形象的主要来源。

到了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西方的中国形象开始深入到精神领域，当时的很多著名启蒙思想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富兰克林等人都对中国的哲学、伦理观念、宗教信仰、家庭制度等颇为赞许，他们尤其欣赏中国政情的世俗化，欣赏这种理想化的伦理政治秩序。这时西方人对于中国的态度是亲善的甚至崇拜的。当然，这种态度背后也体现了鲜明的实用目的。启蒙思想家们对中国的美好想象是建立在自身需要的基础上的，他们赞美中国儒家文化，是希望将其当作一种思想资源，用以挑战欧洲当时的神学与专制，是要把“黑暗”的欧洲从基督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从来就不会被“神”所控制，启蒙思想家们是想用中国的世俗理性传统来攻击欧洲的宗教非理性控制，从而反对中世纪的封建统治。

二、停滞、落后的中国形象

从18世纪后期开始，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欧洲兴起了一股人类社会应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思想，中国被置于低级社会的一端，西方的“中国形象”随之发生了巨大的翻转：从光明的天堂跌落入黑暗的地狱。英国海军上将安森的《环球旅行记》向欧洲展示了一个贫困堕落的中国；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描绘了一个依靠暴政统治的邪恶中国；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视中国为野蛮的、停滞在历史之外的神权政治专制国家；斯当东所著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更是导致西方对中国的美好幻想彻底破灭。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多个沿海口岸对外开放，大量的西方人有机会亲临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他们亲眼目睹了贫困、饥饿、停滞，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他们之前有所耳闻的负面的中国形象。当时的中国在西方人眼中就是落后、愚昧、冷漠、肮脏的代名词。汉学家理格雅认为，“中国古时的版图大大扩展，但思想并无相应的发展。其政治实体像一个巨人那么大，但它的大脑依然是婴孩式的。它步入了白发苍苍的老年，有的却只是老迈糊涂”。

周宁曾主张把现代性作为研究西方中国形象的核心概念。他认为，“作为西方现代文化自我的投射，西方的中国形象只有在西方现代性叙事语境中，才能够得到系统深刻的解释”。19世纪西方主流现代性叙事中中国形象的巨大转变是有其现实动因的。西方之所以建构这一停滞、愚昧、野蛮、专制的中华帝国形象，目的首先是在西方的价值观念中确立中国形象的位置，而后更为重要的是将其用来凸显西方现代性进程中进步、理性、素朴、自由等核心价值的优越性。因此，此时中国形象的功能并不是用来反映中国的现实，而是用来表现东西方文化价值与意识形态的差异，实现西方现代文明的自我认同。实际上，中国是否真的停滞落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西方优于东方，西方拥有世界上最好的道德和价值的殖民主义的新理性价值话语下，西方需要构建出这样一个停滞、落后的鸦片国家形象，需要这样一个负面的异国他者来为其殖民入侵与掠夺提供意识形态依据。

同时，中国停滞、愚昧的形象也为西方的新传教行为提供了正当的理由。为上帝开启中国大门的传教活动和为贸易打开中国的殖民行为拥有共同的目标。1807年，英国人马礼逊抵达中国，成为首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随后，主要流行于西欧、北欧和北美的新教各教派纷纷派遣传教士来华开拓海外传教事业。早期来华的新传教士的思想中有着浓厚的基督教中心主义的心态，但清政府严厉的禁教政策和中国民众冷漠的态度都使得“福音”的传播颇为艰难，他们因此更加认为中国是野蛮的、堕落的、黑暗的异教国家。传教士通过书信、日记、报道、著作等多种形式记录并建构着他们眼中的中国形象，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1848年出版的《中国总论》和1894年出版的《中国人的素质》。其中《中国人的素质》一书由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根据自己对中国乡村日常生活的观察写成。费正清说过，美国人对中国印象的幻灭正是由这本书完成的，该书也成为“中国生活在美国中产阶级眼中的经典写照”。该书分为26章，讲述了中国人的26种“素质”，包括“爱面子”、“缺乏时间观念”、“思想混乱”、“麻木不仁”、“因循保守”以及“互相猜疑”、“缺乏诚信”，等等。这些“特点”大部分是负面的，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中国人道德观念的尖锐批评。该书不仅在西方的影响极其深远，同时也影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的多位中国知识精英，成为当时“国民性话语”的理论资源之一。

19世纪以来进入中国的新教传教士虽然在中国生活多年，但是他们总是抱着一种用基督教改造中国的目的来建构中国形象，因此他们永远无法客观地描写中国和中国人。同时，传教士的作品向西方反复传递的是一个“充斥着腐败和堕落的异教徒”的中国形象，使“异教徒”这一称谓传播开来，逐渐成为西方描绘中国的“套话”。这一“套话”反映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心态，也影响了许多主流文学作品的创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布勒特·哈特于1870年发表的《异教徒中国佬》。这首诗的内容很简单，讲的是中国劳工阿新（AhSin）和两个白人赌徒玩儿牌的故事。惯于出老千的赌场老手比尔·奈依本来想戏弄阿新，赢光他的钱，但是没想到声称自己不会玩儿牌的阿新的作弊手段居然比他还要高明，受到戏弄的比尔·奈依气急败坏，对阿新大打出手。这首诗问世之后在整个西方世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学者发现，无论从“重印的频率、仿作的数量、被引用的次数还是被改编成音乐的次数这些客观标准的哪一项来衡量，该诗都可以算得上是有史以来最流行的诗歌之一了”。这首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所造就的。19世纪中叶以来，有三次中国人移民美国的浪潮：19世纪50年代的加利福尼亚淘金热、60年代修建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热和70年代加快加州农业发展的农业热。中国劳工赴美对美国整个社会结构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华工对美国的西部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大量华人的涌入和唐人街的建立使美国人感到一种威胁。同时，中国移民在加州的出现让活生生的中国形象直接暴露在普通美国人的注视之下。根深蒂固的白人至上的观念使他们把华人看作低等而堕落的民族，说华人抽鸦片、赌博、迷信、崇拜神像，是一个没有自我尊严、没有雄心大志、没有对自由的热爱的民族。排斥和丑化中国移民在1860年代后期至1870年代初日趋严重，无论是华人的食物、穿戴、语言方式、生活方式，还是政治宗教信仰都受到了白人种族主义者的误解和贬低。例如，中国男性的发辫就因为性别和种族上的含混而成为白人男性攻击的目标。马克·吐温于1864年发表的《那些该死的孩子》一文就讲述了白人孩子揪住中国孩子的辫子随意戏弄的真实故事。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哈特笔下的阿新很快就成了当时华人移民的典型形象，阿新所代表的邪恶、狡诈、道德堕落的中国人和“异教徒”牢牢地联系在一起，从此成为美国人表达对中国人轻蔑和厌恶的代名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异教徒”这一“套话”的更为广泛的流行。

正如吉尔特·霍夫斯塔德所说，“人人都从某个文化居室的窗后观看世界，人人都倾向于视异国人为特殊，而以本国的特征为圭臬”。称华人为“异教徒中国佬”不仅反映了美国人的优越感，也反映了在这种优越感的支配下，美国人对不同文化、不同种族关系的处理方式，即从西方中心的心态出发，一切以本族的文化、信仰、习惯为最优，而要求华人放弃自己的信仰、道德伦理甚至日常生活礼仪，皈依基督教。一旦这种心理得不到满足，便视华人为劣等人种，中国人的智慧也就蒙上了妖魔化的色彩，就像阿新的牌技一样不可思议。实际上，诗中描写的白人比尔·奈依原本就是一个老千，打算通过作弊戏弄一下在他眼中应该是愚昧、愚蠢、愚钝的阿新。他自己出老千的行为没有成为人们抨击的对象，反而是“技”高一筹的阿新变成了“异教徒中国佬”。或许哈特创作这首诗的本意也有某种对于白人的贪婪的讥讽以及对备受殴打和捉弄的中国劳工的同情，但是作家借助作品想要传达的意思和读者对于作品的解读并不是一回事。

从哲学上讲，排华主义情绪的产生更多是出于白人对他者、他性的忧虑与恐惧。美国学者加勃勒说：“西方形而上学的特点之一，在于否定他者身上的他性——即使实际上不能否定他者的特性，至少也必须加以处置，把他性包容在自我绝对主体的同一性中。‘从一开始，哲学就对保持他者特性的他者感到恐惧，似乎这种他者身上带着不可救药的传染病’。”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国人，即便到了国外，也保持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色，不愿意归附当地社会，对当地人来说就是一个保持着他性的他者，而且，华人劳工的勤劳肯干和低廉的工资也使白人在工作竞争中处于劣势，这些都使美国人难以容忍，最终导致1882年“排华法案”的诞生。

三、作为“黄祸”的中国形象

伊萨克斯在对美国人的中国形象做调查时发现西方的中国形象总是摇摆于肯定与否定之间，“这两种形象时起时落，时而占据、时而退出我们心目中的中心位置。任何一种形象都从未完全取代过另一种形象。它们总是共存于我们的心目中，一经周围环境的启发便会立即显现出来”。整个19世纪，中国形象主要是作为西方主流现代性叙事的一部分出现，而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则颇为复杂，意识形态化和乌托邦化交替出现，构建出了完全相反的中国形象。

西方世界日益高涨的排华情绪催生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黄祸论”。所谓“黄祸论”，主要是指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人口等方面带给西方人的威胁和心理恐慌，是“有关中国形象的一种极端意识形态化的心理原型”。最早提出这一论调的是德皇威廉二世，为了推行其进攻性政策，自诩为艺术家的威廉二世在1895年构思了一幅名叫“黄祸”的画，主旨是号召西方基督教国家联合起来，应对以中国为主的邪恶的东方“异教”国家的威胁。“黄祸”的最初涵义是指军事上的入侵，爆发于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让很多西方人确信中国的“黄祸”威胁不是空穴来风。西方列强对“阴暗恐怖”的中国产生的“恐惧”拉开了20世纪西方中国形象的序幕。以杰克·伦敦为首的多位作家都把对中国人“黄祸”入侵的忧虑反映在作品中。作为一个加利福尼亚人，杰克·伦敦无疑处于反华运动的风口浪尖，他把长期以来美国人对于华人的厌恶情绪转化为对整个中国的排斥与戒备。在他的《空前的入侵》中，中国变成了邪恶的入侵者，妄图进攻美国，但最终难逃种族灭绝的厄运。杰克·伦敦不仅把种族冲突作为故事的线索，更是在小说中融入了西方种族主义者一贯以来所强调的“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然而，在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的懦弱表现却让中国人民陷入更为深重的苦难中，中国衰弱不堪的现状也使得这种华人的军事入侵显得过于缥缈和荒诞，此时的“黄祸论”只是西方殖民者虚拟假设的理论，是西方恐惧和想象的产物。

相比之下，华人移民所带来的真实的威胁更加能够使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感到不安，因此，“‘黄祸’与其说来自中国的现实威胁，不如说来自西方种族主义思潮中对庞大的外族人口的某种‘心理上的’排斥、仇视与恐慌”。关于“黄祸”最为登峰造极的文学作品当属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的“傅满洲”系列小说，它们是集科幻、悬疑、惊悚于一身的系列侦探故事，并被好莱坞拍成十多部系列电影，在西方世界大受欢迎。罗默笔下的傅满洲博士是一个阴险狡诈的华人科学家，一个超级罪犯，一个恶魔，他既足智多谋又凶残狠毒，集东方所有邪恶的特征于一身，妄图重建黄种人的东方帝国的辉煌，其恶势力遍布全球，堪称纵横东西，恶贯满盈。这一形象在整个西方世界几乎家喻户晓，以至于他已经成为西方大众文化中足以同福尔摩斯或超人相媲美的一个全民文化符号了。周宁曾指出，在西方人的想象中有两种“黄祸”，“义和团是本土的中国人代表的‘黄祸’，‘傅满洲博士'是西方的中国移民代表的‘黄祸’”。这二者之间也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因为傅满洲博士本就曾是义和团的一个中坚分子，这也使得西方人对于中国的“黄祸”恐惧进一步加深。虽然“傅满洲博士”只是一个文学性的，或者说是一个大众娱乐文化的典型形象，但是这个形象的广泛流行与传播却反映出了其背后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在西方世界所构建的东西方二元对立的世界格局中，傅满洲这样一个异域的他者形象不仅展现了中西之间剑拔弩张的现状，而且也更加印证了西方文化对东方异质文化的敌视和恐惧。

20世纪西方的主要代表是美国，但是美国对于中国的心态又极其复杂，一方面是对中国“黄祸”的恐慌、惧怕并且仇视中国；而另一方面又推行“恩抚主义”，摆出一副理所当然的霸权姿态来“改造”并“拯救”中国。这种“恩抚”的背后反映的仍然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心态，中国被认为是低下的、劣等的种族，因此就应该被高尚的、优越的美国所改造。就在这样的心态下，一个著名的被美国同化和改造了的形象诞生了，他就是厄尔·德尔·比格斯塑造的大侦探陈查理。从1925－1932年，比格斯共创作了六部以陈查理为主角的侦探小说，均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而且，陈查理这一形象也同傅满洲博士一样，成为了西方大众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比格斯笔下的陈查理是个充满智慧，在很大程度上被美国人肯定的中国人。然而，陈查理只是一个毫无阳刚之气的女性化人物，性格毫无特点，只知对美国人一味顺从，在他身上很难看出中国人所具有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他早已被美国社会和文化所同化了。如果说傅满洲代表了邪恶的黄种人的话，那么陈查理则代表了被白种人成功改造的黄种人。周宁指出，“一个时代或一种中国形象，经常表现在不同类型的文本中，以不同的历史事件为素材，却遵循着共同的文化心理原型”。因此，无论是残忍暴力的傅满洲博士还是温驯智慧的陈查理侦探，他们所反映的西方种族中心主义是相同的，他们都是西方东方主义想象中的异域形象，都是西方基于自身的文化理念建构出来的异于西方世界的他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现代文明的意义，同时也开始重新考虑东方文明的价值，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开始慢慢复苏。其实，早在“黄祸论”兴起的20世纪初，就出现了赞美中华文明的微弱声音，例如，英国作家迪金森在《中国佬的来信》中就将中国描绘成智慧、宁静、淳朴的人间乐园。罗素也曾到中国游历，并对中国文化、民族性格、道德与行为规范等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于1922年出版了《中国问题种种》，对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说：“中国人更有耐心、更为达观、更爱好和平、更看重艺术，他们只是在杀戮方面低能而已。”英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在1933年出版的《消失的地平线》中为西方世界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仙境“香格里拉”，更是将曾经美好的中国以美学的形式再现，构建了现代西方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然而，彻底改变了19世纪以来西方流行的反面的中国形象并且摧毁了西方种族偏见的作品还是赛珍珠在1931年出版的《大地》。这部著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赛珍珠用不同于西方的标准以及视角来看待和描写中国，这不仅超越了西方主流叙事中的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而且将其表达得更加客观、具体，也更加贴近中国的现实，从而“整整为两代美国人塑造了中国”，向西方展现了一个值得同情并且令人钦佩的崭新的中国形象。

西方的中国形象尽管在20世纪30－40年代呈现出美好的一面，然而“黄祸论”却并没有真正退出历史舞台，到了1940年代末国民党政府被共产党所击败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再一次摇摆到了邪恶的一面，“红祸”取代了“黄祸”，并进而演变成了新的“中国威胁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对“红色中国”充满了敌视与恐惧，丝毫不亚于当初对于“黄祸”的恐慌。在部分西方人的想象中，共产党已经将中国从一个和平、宁静的美好国度变成一个比苏联和东欧更为可怕的充满了斗争和暴乱的邪恶国家，一个被专制奴役、被饥饿困扰的人间地狱，而最为可怕的是红色中国被认为是一个极富侵略性、妄图称霸全球的邪恶政权。法国人罗伯特·吉兰在《蓝蚂蚁－－－红旗下的六亿中国人》中写道：“今天的中国人已经陷入纪律的罗网中了，这是全新的东西。他们被集合起来，混成一团，清除掉任何个人人性的东西，再分类分组，一层一层地被管理起来；他们越来越柔软、顺从，最后变成一群绵羊，或者说，一座蚂蚁山……一座蚂蚁山，的确如此，他们已经变成了蚂蚁山－－－蚂蚁，蓝色的蚂蚁。”“蓝蚂蚁”从此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形象在西方文化中的“套话”。“红祸”其实就是冷战时代的“黄祸”，但是无论“黄祸”也好，“红祸”也罢，所谓的中国代表的东方式的邪恶威胁这一核心意义并没有变化，其背后真正的根源都是西方文化心理中集体无意识原型，其意义在于是否有利于冷战时代的国家政治与民众的自我认同。

纵观13世纪以来七百余年的西方中国形象史，中国形象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一形象本身。东方主义背景下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的“集体想象物”。无论是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时代的美好的中国形象，还是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时代的停滞落后的中国形象，都是出现在西方主流现代性的叙事框架中的，为了确立一种西方中心的东西方二元对立的世界格局以及以进步和自由为价值尺度的观念秩序，完成西方现代文化的自我认同或者自我超越。因此，西方主流现代性叙事中的中国形象是西方建构出来的一整套话语体系，它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地理上确定的现实国家，更是通过西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转码后，带有了特定的文化意义的虚构的想象空间，是作为比照西方物质文明与精神进步的一个特定的“他者”。这一“他者”形象总是依据西方自身的文化与价值不断摇摆在天堂与地狱之间，而且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几近重复地出现在各种现代性叙事文本中，俨然成为了一种“套话”。这一“套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中国某些特殊时期或者特定地域的面貌，但是总体来说，它反映的是西方文化在二元对立原则下想象“他者”的方式，它是西方在东方主义的话语体制中所建构出来的，并且直接参与到西方文化霸权的构筑之中。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