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革命英雄主义”与时代写真——重评魏巍《东方》兼及作品获“茅奖”后的修改问题

抗美援朝爆发后，魏巍曾多次赴朝鲜战争前线进行战地采访。在写作《谁是最可爱的人》系列通讯报告同时，作者萌发了写作一部反映抗美援朝战争作品的念头，并最终在1978年出版了长篇小说《东方》。作品出版后赢得好评，并于1982年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同时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几十年过去了，作品所反映的抗美援朝战争有了不同评价，作品也因为时代审美标准的变化而失去了当初的影响力，但并不是说作品就失去了价值和意义，至少在反映时代性的革命英雄情结和战争美学上，它有着镂刻时代的效果，如同丁玲所言:“一百年后，有人想要了解抗美援朝，他们还得去读《东方》。”［1］作品除了反映出当时的革命战争美学，还呈现出了那个时代的复杂性:革命英雄的生命价值选择、婚姻爱情的审美标准、工农兵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以及贫富差距等时代性问题，都在作品中得到了呈现。

一、《东方》的革命英雄主义美学

“革命英雄主义”本来是革命战争年代进行革命教育和部队建设的指导思想，根据革命领导人的说法，它要求英雄们“自己是群众中的一员，是群众力量中的一点滴，不轻视较自己稍为落后的人，不嫉妒较自己更为前进的人，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真正体现‘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的集体主义精神”。［2］反映在文学中，就是大力描写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摈弃一切私利积极为集体和他人着想的革命英雄形象的审美取向，它构成了从解放区到共和国很长时间里文艺创作中的主要价值取向之一。很多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尤其是描写战争题材的作品，表现得更为突出，如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等，都鲜明地刻画了一批极具牺牲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的革命英雄形象。

魏巍在谈及他创作《东方》时说，因为“光写几篇通讯不够，有许多英雄人物和其他人物没有表现出来，战争的进程也没有表现出来，前后方的联系，战争本身的意义及军事上的、政治工作上的斗争经验都还没有表现出来”，“因此很自然地想写这么一个长篇”。［3］这样，《东方》也就成了作者革命英雄主义美学观的沉淀和总结，它延续了诸多革命战争文学中的主题，在赞扬“革命英雄主义”时加入了一些其他革命战争文学所少有的东西:

首先，小说中的革命英雄身上有着“国际主义精神”。在当时的语境中，抗美援朝无疑是体现着具有“国际主义责任感”的必要的战争。魏巍曾分析中国出兵的必要性:“因为我们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仅是友好邻邦，而且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如今邻邦遭难，我们怎能袖手旁观，坐视不救呢?”所以出兵“从大义上说是义不容辞的”。［4］在具有社会同质性的基础上，中国与朝鲜的军民都成了“兄弟人民”，因此英雄们一方面在征兵动员阶段积极踊跃地报名参军，另一方面在战场上对朝鲜人民情同手足，甚至还有不少像杨雪那样不惜以生命救助朝鲜人民的英雄行为。

其次，作者塑造了一系列建设英雄形象。作者认为，“我们写军事题材的作品，决不要单纯从军事上着眼，只看到一个战斗，只看到一个战役，只看到一个战场是不够的;而是要从政治上着眼，把人物的活动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紧紧抓住那个时代的主要矛盾，充分描绘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这样才能写出人们为之流血的那场战争的意义，也就不会感到单调了”。［5］所以，小说不仅写出了郭祥、乔大夯、周仆、邓军等奋斗在战争前线的士兵和部队领导的英雄行为，还写出了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杨大妈、小契、金丝等模范人物的事迹。两类“英雄”虽然事迹不一，但都有着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忘我的共产主义奋斗力量，增加了革命英雄主义的分量。

再次，《东方》中的革命英雄主义具有浓烈的“东方”精神。作品中形成了典型的“二元对立”，即:美军——资本主义、西方国家、非正义←→中朝军队——社会主义、东方国家、正义。战争的结果是武器装备较为落后的东方军队战胜了装备精良的西方军队，这就彰显了长时间受到西方侵略的东方国家的战斗力，增加了东方民族的自信心。如同魏巍所说:“抗美援朝战争的重大意义，我觉得是同中国革命的胜利分不开的。没有中国革命在东方的胜利，也就不可能有抗美援朝的胜利。我的书名《东方》也包含着这个意思:这里是今天的东方，不是昨天的东方了，中国人民是站起来了，朝鲜人民也站起来了。他们已经显示了自己的力量，还有的是没有显示出来的潜在的力量。这个力量将是很大的。”［6］在作品中反映出来，就是中朝人民的军民一心、团结一致、同仇敌忾、艰苦奋斗，与敌军的纵情享乐、意志消散、战争目的不明确、胆小怕战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有意思的是，作品结尾所表达的“任何想称霸世界的人，妄图宰割我们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7］的总结，正与同年出版的赛义德《东方学》所言的“东方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一个思想与行动的自由主体”［8］观点形成了有意味的映衬。

二、时代真实:《东方》的广阔呈现

作品把前线、大后方相结合，塑造了一系列人物形象，对抗美援朝期间的国内外情况进行了艺术上的、生活上的呈现。

(一)革命英雄的多元取向

小说中涉及到的英雄人物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价值取向上是有所区别的。一类是革命意志的坚定捍卫者，他们在共和国建立以后仍以昂扬斗志积极投入到各种运动中，是从英雄到英雄的一类。郭祥从反对地主的传奇英雄和部队战士，到抗美援朝中的“一级战斗英雄”，战争结束后又成了县委书记，还将继续“战斗”，成为新的“英雄”。杨大妈、治安员小契也保持了英雄本色。这些英雄人物，一直保持着高昂的革命斗志和革命意志，为国家事业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这正是那个时代最高的审美理想和生存价值。

另一类是革命意志的衰退者，他们在新政权成立、战争取得胜利后，开始追逐自己的个人财富和荣耀，是从英雄转变成普通人甚至“敌人”的一类。陆希荣和李能是两大代表。陆希荣聪明能干、能说会道，在解放前曾立过赫赫战功，为部队领导所重视和喜欢，并赢得了杨雪的爱情。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变得退却、动摇，更恶劣的是他仅因为怀疑杨雪与郭祥的关系便多次制造“阴谋”，想要置郭祥于死地，党委会揭发他的“罪行”时，他又大喊大叫，被留党察看后还自己导演了一出被特务打的丑戏。这样一个“追求的，就是名誉、地位、金钱、权力和所谓的‘个人幸福’”(郭祥语)的人，当然不符合那个时代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被从军队里踢出去了，党籍也被取消了。另一个出身底层的人的“蜕变”，则表现出了人性弱点。李能原本一穷二白，靠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买了土地，成了“大能人”，在反对地主和“土改”运动中立了大功，成为反抗地主阶级的大英雄，因此入了党，当了村长。但解放后，他更在乎的是怎样发家致富的问题，致力于做小买卖、扩建和装修房屋、购买土地，对村里的事情、对党组织的活动，一概漠不关心，还从来不接受杨大妈的批评、建议，自搞一套，终为地主谢清斋所利用，与谢清斋的侄女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与杨大妈等人对抗。离“英雄”越来越远的他最终被开除了党籍。

还有一类则由非英雄变成了英雄。小说中的杨雪、杨春姐弟便是例子。杨雪年纪轻轻就到部队当了护士，精心照料病员，最终因为救助朝鲜儿童壮烈牺牲;杨春则从小以“军人逻辑”生活，有着当兵的急切愿望，在姐姐牺牲以后，被杨大妈送到前线，虽然年龄小，却英勇杀敌，成了“百名射手”英雄。“调皮骡子”王大发，因为在部队没有实践“不打倒日本鬼子不回家”、“不打倒蒋介石不回家”的“诺言”而开小差，当政委周仆以新的革命局势开导他时，他自我检讨并积极参战，在战场上英勇斗争，成了响当当的英雄。刘大顺在解放前就是英勇的士兵，抗美援朝中，第一次走上前线的他却开始怯场，退了下来，但随着战斗的推进，他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越来越英勇，最后为了完成爆破任务，用身体顶住炮筒而壮烈牺牲，成了战斗英雄。

(二)革命化爱情、婚姻的展现

对爱情的描写，是《东方》出版时的亮点，有人曾评价道:“它对杨雪、徐芳和郭祥的复杂曲折的爱情关系的处理，体现了我们时代对于美好爱情的追求和无产阶级的崇高道德观念。对人物这种感情世界的微妙细腻的描绘，正是给郭祥，也给杨雪、徐芳的形象增添了耀目的光彩，使之更为丰满，而且也更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丰富了小说的情节和小说作为生活教科书的多方面的意义。”［9］不过，作品中表现出的是一种革命化爱情观。杨雪喜欢陆希荣时，有四条理由:“大功功臣，战斗上很好”、文化水平高、“在群众中威信高”、“对我挺热情”;其母杨大妈的话更直白:“我们家是革命家庭，你要找一个跟穷人不一心的人，找一个嘎渣子回家，你不要登我这个门!”显然，是否革命成了爱情婚姻的最高标准。按理，青梅竹马的郭祥和杨雪之间更容易产生爱情，但是杨雪一开始并不喜欢郭祥，究其原因，陆希荣为营长，而郭祥只是一个连长，地位的差异代表着革命功劳的高低。徐芳爱郭祥，是因为她觉得“郭祥这人不仅在政治上，在同敌人作殊死斗争时，是那样的坚定，就是在个人感情上也是纯真高尚的”。政委周仆总结道:“小杨和小徐之所以爱你(郭祥)，是出于一个共同的情感:这就是爱慕一个真正为革命为祖国不惜献身的英雄。”郭祥喜欢杨雪，最主要的一条也是她“那样热爱战士们，在情感上丝毫不嫌弃他们”。革命性强不强、革命功劳的大小、政治上是否坚定，不仅是革命英雄的衡量标准，也是他们爱情婚姻的择偶标准，革命理性成了爱欲产生的基础，私人情感被革命情感所“规训”了。因此，尹来凤对齐堆说:“我一不图你的房，二不图你的地，我就是图你那为国为民的一片心!”个人利益完全溶解在革命标准中。当一个人的革命性有问题，其个人魅力，也就严重减弱了:陆希荣的贪生怕死被杨雪知道后，她感到羞辱，并在第一时间给他写了分手信。

阶级性也是那时爱情婚姻的重要基础。有学者指出，十七年战争小说有着“依据社会成员的阶级纯度的等级进行情爱资源的幸福分配的叙事宗旨”。［10］所以陆希荣“败下阵来”后，他的出身“地主兼官僚家庭”的身份，表明了杨雪与他断绝关系的合理性，与他具有阶级一致性的皮毛商的女儿嫁给他，也成了必然。而经郭祥“做媒”后结合的朴淑贞与金铁银，都是朝鲜人民军军人;小契和金丝，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基层干部的结合;来凤和齐堆，一个是农民，一个是出身农民的军人，更是地道的工农兵阶层;地主的女儿俊色勾引了“新地主”李能后竟产生爱情，也在阶级基础上有了必然性。

(三)土地与贫富差距问题

《东方》写大后方建设的部分展现了“土改”后、合作化运动前的农村面貌，其中暴露出来的情况，尤其是“土改”以后农村新出现的贫富差距问题是很值得注意的。“土改”后，广大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但由于复杂的原因，农民中间出现了新的贫富差距问题。一部分农民不仅没能过上好生活，反而将好不容易分到的土地变卖了，原因有自然灾害、病痛、欠债等多种。王大发家分了土地后，家里只有母亲一人，一场大病后因为借钱看病欠了债无法偿还，她就卖了地要饭去了，使得当兵的王大发因为“有了地没人种”和“革命这么多年，到头来还是有穷的，有富的，这个命不是白革了吗?”的心里的“死疙瘩”，多次想要开小差回家。农村基层干部(公安员)小契，“土改”时分得七八亩地，也连卖了四次，最后只剩一亩半，卖地的原因一是由于妻子死时欠了债无力偿还;二是朋友多，助人为乐的吃吃喝喝多;三是作为夜间巡逻者，他白天要睡觉没时间干活。小说还透露，卖地行为不是个别现象，光是凤凰堡就至少有30来户。贫苦农民卖地，而买地者获得更多的土地后，成了“新地主”，他们的社会诉求，必然与再次没了土地的农民们不一致，像李能这样“与党走的不是一条道，也不是一条心”的人，与依然贫苦的农民之间的分歧和不团结，就成了新的矛盾。

(四)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的关系

中国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的关系自“五四”以来就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毛泽东曾说:“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11］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具有摇摆性，这是基调性的论断，而且因为“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12］所以需要对知识分子进行不断改造，才能使他们为革命、为社会主义服务。在文学作品中怎样处理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群众的关系，也是作家们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魏巍是一个“无产阶级文学”的坚定捍卫者，直到晚年依然保持着“不能告别革命，还是要走社会主义的路”［13］的信念，并曾为“这些年来，我们的不少作家与劳动人民的生活离得太远了，与工农兵离得太远了，写他们写得太少了”［14］而深感不满。在《东方》中，对知识分子和工农兵关系的处理，也反映出其无产阶级文学观的特色:知识分子一方面是被轻视的，但如果能被改造好，也能得到认可。

首先，小说常回避对接受学校教育的直接描写。《东方》中除了写地主的儿子谢家骥在北京上大学外，对其他人物几乎不介绍学校经历。郭祥、齐堆、刘大顺、乔大夯等人都没有学校教育经历;杨雪的学文化是在部队里进行的;更年轻的杨春，十五岁就被杨大妈送到前线当兵去了，作者也没介绍他是否上学。其次，作品中人物对知识分子普遍有怀疑态度。如团长周仆承认自己在陆希荣刚从军校毕业分配到部队时，是轻视他的，觉得他们打仗顶不住。在一次鼓动中，王大发质疑:“哼，知识分子儿!会讲，打起来还不知道怎么样哩!”其三，知识分子需要不断改造。徐芳是知识分子出身，团政委周仆教导她:“衡量一个知识分子，最主要的就是看他同工农群众的关系，同工农群众结合的程度”，“一个知识分子要想锻炼成比较健全的革命者”，至少要过劳动关、生死关、名利关。在给郭祥与徐芳“做媒”时，他说徐芳“虽然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总的看还是比较纯洁的”，“在同工农兵群众的结合上已经跨进了一步”，他们结合，“还是可以的”。与徐芳相反，部队领导认为“如果改造好，将来还是会为人民做许多工作”的陆希荣，执迷不悟地追求个人利益，为自己的错误开脱，掩饰缺点，最终完全脱离了工农群众，与商人和地主的姨太太混在一起。徐芳和陆希荣的例子表明，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必须同工农结合，并且结合好，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才有资格得到英雄的爱情;如果改造不好，必然被人们所唾弃。

三、获“茅奖”后的修改:“无产阶级文学”写作的态度问题

就小说所涉题材来看，《东方》难免要涉及到抗美援朝的最高统帅彭德怀，但魏巍开始写作时正赶上“庐山会议”批判了彭德怀，所以，作者只能采取回避方式。［15］1978年，彭德怀得以平反，但小说已出版，作者“经过再三考虑，觉得重要的是应当对历史负责，能够弥补的遗憾要尽力弥补”。［16］故又增写了与彭德怀有关的内容共七章，分别插入到1978年版(以下简称第一版)中，同时增加了部分描写到周恩来、毛泽东的段落，于1985年出版(以下简称第二版)。此时，小说已于1982年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这种获奖以后再修改的现象，与后来张洁、陈忠实的作品修改后才获奖的现象比较起来，是很有意思的。

修改体现了作者忠实于历史的写作态度，如他自己所言，“书中增加了战争指导者的形象，无疑会加强广度和力量，进一步显示出克敌制胜的因素。同时，这座建筑物也总算有了屋顶了”。［17］的确，比较起来，修改后的人物形象有着更强的层次感。第一版中，团长邓军、政委周仆是一个层次的，郭祥、刘大顺等是另一个层次的，两个层次虽然也是彼此结合的，但仍略显单一。第二版中增加了高层形象后，彭德怀以及偶尔涉及到的毛泽东、周恩来形象，将抗美援朝战争的最高决策层展现了出来，视野更开阔了，表现历史事件也更全面了。

魏巍对《东方》的修改和补充，一方面是补充了此前写作法则中被抛弃了的东西，即政治不合格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另一方面又是对文艺真实反映政治与历史面貌的法则，或者说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写实观的坚守，还体现出他作为一个革命化作家的文学态度。如果将魏巍的修改放置在共和国建立以来的文学史中考察，那么他的自为的、主动的修改，既不是建国初期老作家的“自我检讨”，也不是1980年代以后媒介权力“规训”下的市场与文学价值的博弈，［18］而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老作家在时代变化中对政治价值正确性的追寻，也是他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伦理的坚守的结果。从内容来看，即便作者不修改也不损害小说的完整性，修改版也没有在文学艺术价值上做出突破，那么，这种获奖后再修改也就更多的是作者心态和个性的反映。

魏巍总能够将革命英雄主义在作品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不仅应写战士的英雄行为，还要写出英雄的思想感情”［19］是魏巍军事题材写作的一贯主张，他能够抓住时代英雄的精神命脉，将时代最需要的感情用精美的文字表现出来。

《东方》是魏巍表现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创作的集大成者，诚如丁玲所言，它“是一部史诗式的小说，它是写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创造的宏伟业绩，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是一座雕塑了各种不同形象的英雄人物的丰碑”，它“表现了一个时代的最精粹、最本质的东西”。［20］因此，深深的时代烙印是其重要特色。当然，作品也因此有着时代局限性。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写作时间段(作品为1959—1975年间陆续写完)的特殊性，作品中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印记是很明显的。［21］首先，作品没有完全突破“三突出”原则，郭祥还是被作为中心人物得到突出，比起王大发、刘大顺和陆希荣等更具有生活真实性的缺点，他偶尔表现出的鲁莽和冲动，并算不得什么。其次，小说中也有血统论的痕迹，作为地主阶级及其后代，谢家所有的人都是大坏蛋;有问题而且无法改造过来的陆希荣也是地主的后代。与之相对立的正面人物杨大妈一家，却似乎天生地具有军人情结和革命斗志。其三，人物的脸谱化也较为明显，正面人物多是皮肤黝黑、身强体壮、身体健康，而反面人物都长相猥琐或者身体肥胖、目光阴毒。此外，在以革命审美为绝对标尺的年代里，它并不能完整、客观地呈现出战争的深刻意蕴，道德说教、革命理念的广泛呈现，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艺术性。

总之，作为弘扬革命英雄主义的“主旋律”的文学作品，《东方》真实地反映出革命成功后人们心态的变化、“土改”后新的社会矛盾的产生，其所反映的问题和现象，是值得进一步关注和研究的。可以说，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一方面宣传了时代精神，另一方面也较全面、客观地展现了当时的社会面貌，这种融合弘扬革命英雄主义宏大主题与呈现时代真实性的创作，对于考察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和写作状况，是有意义的。

［1］丁玲《致孙犁》，《丁玲全集》第12卷第147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朱德《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朱德选集》第117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6］［15］魏巍《我是怎样写〈东方〉的》，《魏巍文集》第10卷第10、9、7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4］魏巍《话说毛泽东》第8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5］魏巍《巩固我们的精神长城》，《魏巍文集》第10卷第150页。

［7］魏巍《东方》第115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下文所引小说内容，均引自该版。

［8］［美］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第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9］张炯《英雄人民和人民英雄的壮丽颂歌———读魏巍的长篇小说〈东方〉》，《当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3期。

［10］赵启鹏《20世纪中国革命战争小说情爱叙事研究》，《文学评论》2011年第6期。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1页。

［13］魏巍《新世纪赠言》，《新语丝》第110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

［14］魏巍《谁来追踪草明?———悼念草明并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六十周年》第155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

［16］［17］魏巍《〈东方〉二版后记》，《魏巍文集》第10卷第42页。

［18］黄发有《中国当代文学的版本问题》，《文艺评论》2004年第5期。

［19］魏巍《我怎样写〈谁是最可爱的人〉》，《魏巍文集》第10卷第5页。

［20］丁玲《我读〈东方〉———给一个文学青年的信》，《东方》第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重印版。

［21］朱德发等《现代中国文学英雄叙事论稿》第470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