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2011年起，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和上海鲁迅纪念馆合作开展了左翼文化研究项目，课题组深入挖掘史料，重新梳理历史脉络，获得了一批新成果、新发现，对左翼文艺运动有了新的认识：左翼文艺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文化战略的一部分。

怎样评价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贡献

左翼文艺运动还有什么可以研究的吗？当我们设立这个课题的时候，不夸张地说，是有人抱着这样的怀疑态度的。这不仅因为早些年有人已经把左翼文艺看作政治的留声机，而且对“左”字讳莫如深。但当我们深入考察了左翼各文化组织的历史以后，我们感到，对“左”和左翼文艺运动，要历史地看。“左翼”在那个时代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是与黑暗抗争的进步力量，不能等同于后来所说的极“左”。左翼文艺运动是在中国现代革命史、文化史上铸下历史功勋，推进中国革命文学发展的代表性文学思潮。但是其历史上的很多问题还亟待澄清，对左翼文艺的成就和功绩还需给予充分评价，对左翼文艺及其影响的研究远远没有完成。历史地看，左翼文艺运动的发生和发展，体现了党的文化战略的产生与发展、成熟的历史。

毛泽东多次谈到：1930年代，中共在苏区的组织丧失了90%以上，在白区的组织丧失了几乎100%，而在文化战线上，却是大获全胜。毛泽东还说：“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吗？”不妨说，这就是对左翼文艺运动历史功绩的高度评价。

毛泽东甚至对以左翼文艺运动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做了一个全面的扫描式列述：“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毛泽东把五四以后20年的文化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合并论述，其中第三个时期（1927—1937年）时间占比达到50%，正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最快、获得成果最多的时期。

对于其原因，毛泽东表述为“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而我们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表明：左翼文艺运动，实际上完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指挥下开展起来的。

左翼文艺运动是中共文化战略的发端

课题组研究发现，左翼文艺运动的产生，有复杂的历史原因，而其发端，是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李立三、周恩来发现倡导革命文学的左翼文学社团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等进行激烈而无原则的争论，同室操戈，而放过了真正的敌人——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及其代表。李立三和周恩来都认为：创太二社都是“左派”革命文学团体，而鲁迅自五四以来一直是代表社会前进力量的进步作家，创太二社不但不应当与鲁迅进行这些无谓的论争，而且应当联手鲁迅向黑暗势力抗争。揆诸各种记载，可证解散创太二社，组建左翼文艺组织，是中央政治局的共识。以前国外有研究者说，筹建左翼团体是由于中共领导人感觉到对文化人必须采用怀柔政策，那完全是臆测。

1929年6月，中共中央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李立三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并担任中宣部部长。之后在李立三主导下，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由原创造社社员潘汉年担任书记。这是党内前所未有的专门管理文化的机构，可说是个创举。中央文委成立后，迅速开展工作，其第一项工作就是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李立三亲自找中宣部、江苏省委以及创太二社的负责人和骨干分别谈话，还找了鲁迅沟通，达成共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李立三虽然只是中央宣传部长，但出于一些历史原因，他实际上成为中央主要负责人。在李立三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决定，组建中央文委，制止革命文学论争、筹组左翼各联和文化界总同盟（文总），表明这是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

文委和各左翼文艺团体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文化战略的发端，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创新。党在成立整整8年的历程中，第一次有了主动的文化战略，这也标志着她的先进性，其他所有政党都还没有这样的战略眼光。后来国民党也发现了中共文化战略的威力。当第四次“军事围剿”失败后，国民党总结教训时，就发现了这一点，他们惊呼：“四次围剿”之所以全都失败，不仅是因为红军的顽强，还因为源源不断有各地青年投奔苏区红色根据地，更重要的是一般青年的心全都被“赤化”了。因此提出：必须在“军事围剿”的同时推出“文化围剿”，从文化上与中共抗衡。接着他们发动“文化围剿周”，办了数十个刊物，大肆封杀左翼文化，疯狂捕杀左翼文化人……但是没有奏效。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民党政权的失败从1930年已经开始了。

中央文委并没有止步于左联的成立，而是迅速拓展，于5月筹建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7月筹建中国美术家联盟（美联），8月成立中国左翼剧团联盟（剧联，后改戏剧家联盟），9月筹建左翼文化界总同盟（文总），以后又陆续建立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记联或新联）、汉语拉丁化联盟（语联）、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教联），以及电影小组、音乐小组等团体。研究发现，这些陆续建立的社团，多半是由左联派出骨干前往牵头筹建的。在关于文总筹建的报道中明确指出：文总的筹建工作由左联牵头。实际上，左联的好几任党团书记（冯乃超、冯雪峰、阳翰笙、周扬）后来先后升任中央文委书记，由此也可以看出，左联是所有左翼文化组织的领头羊，在整个左翼文艺运动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文总则成为中央文委实际上的公开机构，来组织协调左翼各联。

左翼团体的基层，有专门委员会、成员小组以及各地分支机构，此外还建立了各种外围组织——在学校有文艺研究会，在工厂有读报会，还有说报团，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可称严密的左翼文化组织网络，迅速有效地传达组织的信息和指示。

把握时代文艺发展方向

左翼文艺组织建立后，迅速掌控了中国文化的话语权，主导了中国新文艺的发展，把握了文艺发展的方向。除了自办刊物，占领中间甚至右翼的报刊，利用文学、美术、戏剧、电影等形式，组织各种文化活动，深入底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培养文艺青年，倡导大众文艺和文艺大众化，成为时代前进的号角，代表了那个时代的风貌，引领了那个时代的风气。

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研究表明，左联成立时，当局搜集了参加成立大会的人员名单，不久就实施查禁和抓捕，到1931年初，以左联五烈士被害为标志，左翼文艺运动陷入低潮。之后，左翼在中央文委的领导下，主动转变策略，采用表面灰色化的方法，降低姿态，团结吸收中间文化人加入阵营，利用中右翼报刊发表左翼作品。1932年，当左翼从压迫中逐渐抬起头来的时候，出现了极“左”的偏向，有人写出了《汉奸的供状》，宣泄极端的激烈情绪。鲁迅指出“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但是他们并不服气，甚至反唇相讥。同时在与“第三种人”论争中，也暴露出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以及极端化情绪。这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亲自执笔写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严肃指出：使左翼文艺运动始终停留在狭窄的秘密范围内的最大的障碍物,是“左”的关门主义。左翼在与“第三种人”论争中显示了极“左”观念，把可以团结利用的力量推出了门外。之后，左翼调整了论争的策略和方式，团结并发挥中间力量的作用，扩大了战线，增强了左翼阵营的力量。

1932年，当中国电影不景气的时候，一些国内电影公司因使用旧创作班底，作品缺乏号召力，处于步履维艰的状态，鉴于左翼的巨大影响力，他们找到左翼文化界请求帮助。左翼在瞿秋白和中央文委的鼓励下，派人进入这些公司，帮助他们写剧本、执导影片，很快产生了一批既叫好又叫座的优秀影片，如《风云儿女》《渔光曲》《大路》等，一批优秀音乐作品也随之产生，如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等，从而主导了电影界的发展方向。先期出版的吴海勇的《电影小组与左翼电影运动》就党的电影小组与左翼电影运动的关联展开论述，直击电影与政治的核心内容，不仅注重还原中国共产党领导左翼电影运动的全过程，而且还尝试从宣传战的全新视角重审这一段过往，从而对中国共产党与左翼电影运动的关联作出了新的历史解读，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左翼电影运动提炼出历史经验。与此相联系，曹树钧《剧联与左翼戏剧运动》，讲述了左翼剧联在党的领导下筚路蓝缕开创中国戏剧运动新纪元的历史，可以看到中共党组织始终把握着整个进步戏剧界的方向。

乔丽华所著《美联与左翼美术运动》书稿，全面梳理了左翼美联的历史，及其与左翼美术运动的关系，通过挖掘“八大联”文献、出版物和报刊资料，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新证据，通过对美联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梳理，第一次完整勾勒出左翼美联的整体面貌，体现出中共党组织在其中的巨大作用。孔海珠的《文总与左翼文化运动》，首次系统梳理了中国文化界总同盟（文总）的历史脉络，发现了大量新史料，查明了文总在中共党组织直接领导下顽强不懈地开展左翼文化运动，直到1935年的艰难时刻仍在力图重整军威，勾画出中共党组织把握左翼文化运动方向的历史面貌。

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从1930年到1936年存在仅六年，但它在中国20世纪历史上留下的深刻印记，以及丰富历史文化遗产却是无法磨灭的，从中还可以清晰地看到党的文化战略的发生和发展。研究左翼文艺运动，总结党主导文化战略、引领社会发展方面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建设新时代的文化发展战略，是极有借鉴意义的。

（作者为鲁迅纪念馆原馆长）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