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中国文字真的很感兴趣。”年近古稀的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中文部主管何大伟 （David Helliwell）从七岁第一次见到报纸上的中文时就被深深吸引，之后便与中国文字、文化及古籍结下不解之缘，并将其作为自己一生的爱好与追求。进入大学时他毅然选择中文专业，后来就职于博德利图书馆，醉心于中文古籍的收集、目录制作等工作，四十余载乐此不疲。他带着记者参观时，几乎对每一本中文古籍在图书馆里的位置都很熟悉。虽然会在不久的将来退休，但何大伟将继续在图书馆里从事中文古籍的整理、研究工作。“虽然我不再有薪水，但是我会继续这项工作，因为乐在其中。”

在满是中文书籍的办公室里，何大伟向本报记者讲述了图书馆中文古籍的收藏与编目发展史，以及他整理中文古籍的心得体会。

中华文明是非常庞大的研究对象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读大学的时候，选择中文专业的人很少，对比当时的情况，英国的中文专业现状有何变化？

何大伟：我们在大学时代主要学习古汉语，研究中华文明，对中国古典文明抱有浓厚的兴趣。而现在的学生主要研究现代中国及现代汉语。我认为他们对中国的研究不如我们当时那么多。大部分学生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知之甚少，他们从事中国研究往往是为了学习语言，从而拓展商业利益。很多大学的中文专业的课程都不包含中国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事中文古籍研究四十余年以来，您面临的主要困难及得到的收获是什么？

何大伟：从事中文古籍研究，有时会令我感到孤独，因为它太与众不同、太深奥了。中文古籍乃至中华文明是非常庞大的研究对象，我时常感受到自己知识储备的不足。一些古书我要花上几个小时、甚至数天的时间，才能了解其内容。

早年阅读《史记•李斯列传》时，我能够理解并且进行分析。但当我读《史记》中其他篇章时，依旧会感觉难以读懂。中国的文言文很难，读懂唐诗不代表也能读懂清代小说，二者的语言习惯及内涵大有不同。不过，当我成功地辨认出一本古书，将其进行编目，并且把详尽的信息分享给其他读者时，会非常有成就感。

古籍收藏与研究不断进步

《中国社会科学报》：博德利图书馆已开放400多年，请您谈谈其馆藏中文古籍的情况及发展历史。

何大伟：博德利图书馆开放于1602年，正值中国明朝万历年间。图书馆最早收集的中国书籍质量并不尽如人意。17世纪早期，荷兰派往中国的贸易远征队所带回来的书籍质量参差不齐，混杂许多残次品，例如廉价版的“四书”，印刷粗糙，甚至有很多谬误。由于欧洲人以前从未见过这些书，它们到了这里就变得非常珍贵，被小心地珍藏起来。

到了19世纪，前往中国的欧洲传教士们受教育水平更高，对中国的文化也感兴趣，他们收集的中文古籍构成了博德利图书馆中文馆藏的基础。随着收集书籍的质量逐步提升，针对中文古籍的研究工作也于19世纪下半叶展开。

《中国社会科学报》：由于相关知识的缺乏，中文古籍在博德利图书馆里“沉睡”了相当长一段时间。随着馆藏中文古籍的增多，相关的编目工作是如何发展的？

何大伟：一直到19世纪末，才有人能够对我们馆藏的中文古籍进行编目，最早进行这项工作的是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做出了第一份印刷目录，理雅各（James Legge）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完善。不过此时的目录仅仅是简要的图书清单。

20世纪30年代，我们才有了卡片目录，可以据此搜索图书。这项工作是由中国学者向达开始的，他在这里工作了大约一年，对图书馆的中文馆藏进行了整理编目。此后卡片目录的制作工作延续了下去，而我是最后一个从事这项工作的人。1992年1月，我们开始采用机读目录，而古籍的数字化工作则是几年前开始的。

目前我们收藏的中文古籍大约有6000种，年代最悠久的版本可追溯至明朝初期，而19世纪的古籍构成了中文馆藏的主要部分。我们主要根据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对古书进行分类。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古籍都可以被如此归类，所以我们会在一些地方作出调整。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人将《顺风相送》及《指南正法》称为博德利图书馆中文馆藏的“镇馆之宝”，请您详细谈一下这两本书的价值。

何大伟：这两本书都是向达在这里工作时发现的，它们是目前所知的最早提到钓鱼岛的文本。《顺风相送》内记载了很多从中国沿海出发的航海路线，很可能是成书于明朝晚期。从历史记录来看，这本书在17世纪时已经来到西方。《指南正法》可追溯至康熙年间，但是这本书显然是源自某一本更古老的书。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