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十年代，毛主义出现在一本法国的先锋杂志中，它们产生了微妙的化学反应。同时，也有一群跨越了半个地球的法国文人来中国寻梦，只为寻找一个心中的理想国。

曾经，在《泰凯尔》的知识分子的眼中，“文革”时期的中国是一个没有官僚制的理想国度。“大字报”成了毛泽东发明的新的民主形式，可以消解一切形式的政治权威……

泰凯尔的毛主义

《泰凯尔》创建于1960年，是一份先锋文学与讲求政治参与的杂志。杂志主编为菲利普·索莱尔斯，杂志编委会由哲学、文学、艺术等学科的年轻人组成。

他们围绕《泰凯尔》杂志，形成了一个学者网络，如周围聚集着罗兰·巴特、德里达、克里斯蒂娃等著名知识分子；福柯也曾与《泰凯尔》杂志合作，并在上面发表文章；同时，《泰凯尔》杂志与阿尔都塞、拉康等知名学者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1968年，《泰凯尔》成员

1967年，杂志的部分成员秘密成立了一个毛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政治委员会。1968年五月风暴后，政治委员会开始公开活动。1971年，政治委员会发动了“71年六月运动”。本着“一分为二”的原则，他们迫使杂志里的非毛主义者离开杂志，德里达就是这个时候与《泰凯尔》分道扬镳的。《泰凯尔》还与法国共产党决裂，批评法国共产党书记阿拉贡为修正主义者，阿尔都塞也受到了他们的批判。1974年，政治委员会组织了中国之行，一行五人包括菲利普·索莱尔斯、罗兰·巴特、茱莉亚·克里斯蒂娃、马尔塞林·普雷奈以及弗朗索瓦·瓦尔（拉康由于个人原因在最后一刻放弃了中国之行）。《泰凯尔》杂志分别于1971年和1974年出版过两期关于中国的专号，介绍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中国的传统文化。

《泰凯尔》的知识分子一度将毛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高峰，认为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是矫正法国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良方。在《泰凯尔》的知识分子看来，苏联完全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由于追随苏联官方路线，法国共产党陷入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泥潭。毛泽东指责苏联走向了修正主义的道路，只有毛泽东的思想可以打破法国共产党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双重枷锁。

但是，中国之行后，《泰凯尔》的毛主义热情逐渐消退。1976年，《泰凯尔》发表声明公开放弃毛主义。此时，《泰凯尔》的知识分子又认为“毛杀死了马克思主义”。

为何会出现如此矛盾的观点？实际上，《泰凯尔》的知识分子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混合着唯物主义、结构主义、拉康思想和其他哲学流派的大杂烩，而毛泽东思想是一种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泰凯尔》的知识分子认为自己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的思想与他们的目的契合时，他们就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峰；而当发现与毛泽东思想的分歧时，他们就认为“毛杀死了马克思主义”。

文革中，与毛主义分道扬镳

在六七十年代的法国，提起官僚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苏联。二战后，苏联类型的官僚制弊病也在法国共产党中蔓延。法国还有另外一种类型的官僚制，国家权力联手资本的力量对民众进行日渐深入到“生命”层次的控制，这就是福柯所言的“控制社会”。法国的五月风暴就是年轻一代对于各种形式官僚制的反抗。

1968年，索邦大学被关闭后，法国学生持毛泽东像和列宁像抗议。

在《泰凯尔》的知识分子的眼中，“文革”时期的中国是一个没有官僚制的理想国度。“大字报”成了毛泽东发明的新的民主形式，可以消解一切形式的政治权威。“妇女能顶半边天”也被他们解读为妇女解放运动，并将其与法国的女性主义相结合。“批林批孔”被解读为扫除封建意识形态，并被纳入了拉康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框架。“开门办大学”更为《泰凯尔》青年知识分子所青睐，他们认为这样可以砸碎法国陈旧的大学体制，打破资产阶级文化的再生产机器。

编委马尔塞林·普雷奈（右三）和罗兰·巴特（右二）等人

1974年中国之行后，《泰凯尔》毛主义者的梦想逐渐破灭。马尔塞林·普雷奈非常不适应中国官方接待的形式主义。罗兰·巴特在中国的时候经常失眠，在游览中拒绝下车，在冗长的会议中他走神观察绿茶慢慢泡开的样子，品味中国香烟淡淡的味道。

《泰凯尔》的毛主义者为什么会失望？

毛泽东反对的官僚制与《泰凯尔》毛主义者反对的官僚制并不相同。毛泽东主要针对的是前现代的“当官做老爷”的官僚等级制度，而并不反对现代化。《泰凯尔》毛主义者的矛头指向的是苏联的官僚制和法国的官僚主义，他们是站在后现代的角度批判现代性的弊端，尤其是批判现代性对于知识分子的深度异化。毛泽东反对官僚制是为了追求“平等”，而《泰凯尔》毛主义者反对官僚制是为了追求个体的“自由”。

想象中的红色中国

《泰凯尔》杂志的知识分子欲采取“古为今用，中为洋用”的策略，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纳入其先锋文化“文化政治”的路线中。

法国巴黎索邦大学，挂在学生集会场所大门外的毛泽东像

毛主义时期之前，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服务于其美学需求。在这段时期，《泰凯尔》译介了庞德的《诗章》，介绍了李约瑟的著作，克里斯蒂娃等人还主动学习中文。

在《泰凯尔》的知识分子看来，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跟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希腊文化相媲美，是创造新的先锋文化的重要资源，可以用来打破陈旧的学院派的文化权威。

在毛主义时期，中国传统文化服务于其政治诉求。《泰凯尔》知识分子要效法中国在法国进行“文化革命”。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泰凯尔》毛主义者觉得必须了解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于是主动跟随拉康以及程抱一等汉学家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同时，他们也通过毛泽东本人的思想接触中国传统文化。在《泰凯尔》毛主义者看来，毛泽东的思想在两方面区别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派别：“非决定主义”和“意志主义”。这两方面都与中国传统思想密切相关。由于道家思想的影响，毛泽东的思想区别于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的“决定主义”；由于儒家心学的影响，毛泽东的思想更为强调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另外，受阿尔都塞的影响，《泰凯尔》的毛主义者认为，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可以使马克思主义摆脱黑格尔主义的幽灵。但在毛主义政治狂热之后，《泰凯尔》的知识分子必须面对文化政治造成的虚无主义，一部分《泰凯尔》知识分子又回到了道家思想，从中寻找新的精神寄托。

《泰凯尔》的毛主义是一种关于中国的想象。

相对于中国来说，《泰凯尔》的毛主义具有一定的虚幻性。但对于法国社会来说，毛主义却又有现实的基础，是知识分子对自身异化的反抗，也是他们对于现代社会批判。

在《泰凯尔》的毛主义想象中，中国作为一个他者被工具化。这种错误有历史渊源，跟启蒙运动时期美化中国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另外，这种错误也有认识论的根源，那就是笛卡尔主客二分的意识哲学。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