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文学研究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越来越被疏远、被“陌生化”，一些研究者认为他们的作品过时了，而研究那些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作家才显得“洋气”。笔者认为，这种现象折射出文学研究在理论方向、把握现实以及学科教育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值得深入反思。

第一，对西方文论追新求异，挑战现实主义文论的主流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界大力译介各种西方文学理论，推崇与之相关的文学潮流和作品。西方文论在中国轮番登台，研究者忙于追赶理论潮流，同时“赶时髦”式地更换文学研究对象，认为“新的”就是“好的”。其实，一些西方的“新”理论未必新，也未必适合研究中国文学，但研究者却把这些西方文学理论和作品奉为宝典，并以之为标准选择、取舍和评价中国文学作品。一时间，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受到异常追捧，而曾经备受关注的现实主义文论和作品则乏人问津。

这反映出文学研究界意识形态的变化。在“告别革命”和“去政治化”等思潮的影响下，研究者挑战现实主义文学主流，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形成一元独尊的地位，阻碍了中国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许多研究者由批判和否定“文革文学”，到否定“十七年文学”成就，进而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学全盘否定。他们漠视和贬低现实主义作品和理论，特别是“五四”以来形成的与中国革命实际相契合，而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形成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表现出以西方“现代”观念否定和替代中国独特现代性道路的企图。这种“颠倒”式的意识形态诉求在文学研究领域泛滥，致使很多人抛弃了现实主义文论遗产，影响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和理论探索。

第二，对“小叙事”津津乐道，“宏大叙事”衰落显示出把握现实的无力感。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和大众文化的兴起，“宏大叙事”衰落而“小叙事”崛起，文学研究日益向描写世俗生活和日常生活的作品倾斜。从“寻根文学”、“新历史小说”、“新写实小说”、“新状态小说”以及“个人化写作”、“欲望化叙事”、“下半身写作”等文学现象，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宏大叙事”的整体性被打破，“个体化”、“欲望”、“新历史”、“偶然性”等关键词成为研究领域的高频词汇，而“典型化”、“本质规律”、“思想性”等概念则逐渐被抛弃。

“宏大叙事”的衰落表现出创作者和研究者把握现实的无力感。面对纷繁复杂的中国社会，一些创作者的世界观被物化、扭曲，丧失了中国文学忧国忧民的优良传统。他们或者认同消费主义价值观，屈从金钱逻辑，创作迎合低级趣味的作品；或者远离时代主题和国计民生，躲进自我虚构的“小时代”讲述吟风弄月、纸醉金迷的故事；或者潜入个体隐秘幽微的内心世界，以发掘病态畸形人格为乐。于是，闭门造车代替了深入生活，自我想象置换了现实问题，不少作品与现实隔膜很深，缺乏深刻的思想性、把握现实的艺术功力以及对时代精神的提炼和表现。

对于这种创作现象，我们的研究缺少批判，用所谓抽象的“人性”概念为其辩护。不少研究者认为那些“宏大叙事”作品，是理念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而那些描写个人凡俗生活，书写个体隐秘心理的“小叙事”则是“文学化”和“艺术化”的，只有从“个体”、“小我”而非“集体”、“大我”的角度才能写出人性的深刻和真实。这种研究往往剥离了作品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停留在生活表象层面和非历史化的人性描述，无法揭示出人物行为逻辑和社会现实的复杂关系，更无助于引导文学抵达生活的深层本质。反“宏大叙事”的取向，使文学研究逐渐失去了大格局大境界，流连于细致精巧的琐碎考证，不仅与大众隔得很远，连同行之间也难以产生学术话题的共鸣。

第三，对颠覆经典乐此不疲，经典教育和研究的断裂使其丧失当代活力。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是全世界的文学财富，其经典地位也早为世人所承认。但目前去中心、去本质和消解经典的文学研究方式蔚然成风，其出发点是颠覆文学经典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研究者热衷于发掘和构造经典作品的“瑕疵”和“裂隙”，往往脱离经典产生的历史语境，以某些西方理论强制阐释，达到所谓“重读”的目的。他们借助西方新潮理论切割和肢解现实主义文学经典，过度拔高与现实主义文学针锋相对或差异巨大的作品，以此贬低现实主义文学成就，并将之作为研究和教学的重点。更有一些研究者把畅销文学、影视作品、电子游戏甚至综艺节目等大众文化产品当作“新经典”，用晦涩的理论对其进行“过度阐释”，忽视其本身的思想意蕴和艺术价值。

由此，我们的文学知识谱系发生断裂，很多学生并没有深入阅读和理解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就直奔现代、后现代文学，将一些“颠覆性研究”作为理所当然的“知识”自然而然接受下来。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必然形成恶性循环，使年轻学者不尊重现实主义文学经典，不深入理解经典的魅力，自然无法在新的时代激活经典。于是，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渐渐成为文学研究中被遗忘的角落，这与其说是文学研究界的损失，毋宁说是整个人文精神传承链条上的巨大缺漏。

值得庆幸的是，已有不少研究者开始反思文学研究疏远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等现实主义作家的现象。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弥补和纠正这一研究误区。

一是重建现实主义文学经典知识谱系。理解一部经典，要系统了解其产生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背景，反复咀嚼其思想艺术特点；同时研究经典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不能把经典固化、封闭化，要让其与新时代产生对话，在当下文化语境中阐释其丰富价值。简单地理解经典和肆意消解经典都是不可取的。如果缺少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经典的研究和学习，也无法理解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实践的得失，不会具备研究文学的完整知识谱系。因此，我们的文学教育应当补上这一课，让大家重新阅读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作家的作品，从而建立完整的文学知识谱系。

二是重返“宏大叙事”。当下文学的“小叙事”无力从整体上把握时代的本质特征，而我们又迫切需要“宏大叙事”来回答现实提出的种种问题。如何重返？我们的文学要揭示社会的深层矛盾，树立批判性的视角，而不是掩盖矛盾冲突、认同资本逻辑下的生活秩序；要关注社会大众的生存境况，倾注深厚的感情和道德关怀，而不是沉溺于金钱崇拜和小资的无病呻吟；要在作品中寻找真实的历史支撑和面向未来的理想希望，而不是麻木屈服醉生梦死。说到底，我们的作品要直面现实，真实地反映人民疾苦，要有深刻的思想性和浓厚的伦理道德关怀，要抓住生活的本质，并用高超的艺术方式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今天研究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等作家不会过时，这是我们重返“宏大叙事”的重要路径，是评价优秀现实主义作品的重要参照，也是鼓励作家用文学的方式，认真思考中国现代性道路的独特意义，并作出艺术性回答的重要启示。

三是重视传承和发展中国文论。中国文学研究要以社会现实问题和未来发展为基点，建构适合中国文学的文论资源。中国有着悠久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学特别是现实主义文学有深刻的理论表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一系列重要命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写真实”、“现实主义深化”、“人民性”等现实主义理论问题产生很大影响。我们要尊重和传承这些宝贵的理论资源，在此基础上不断融合古今中外现实主义文学的研究成果，增强现实主义文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迎接来自现代、后现代主义等西方文论的挑战，形成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

我们要在中国语境中反思各种西方文论，明晰其盲视和洞见，不能盲目追新求异，以西方文论决定我们的文学研究对象和理论重点，把文学研究变成西方理论的“操练场”。只有依托中国文学实践，树立理论创新的自觉性和主体性，才能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学理论，形成独特的文学理论资源。

现实永远是文学发展的基石，不关注现实，文学研究的成果就无法激起时代的回响，注定会被人们所遗忘。现在，是时候让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回归了，在中国文学研究的土壤中深植现实主义精神之根，这样我们的文学研究才能离时代越来越近，离人民越来越近，才能以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回应中国现实问题，为时代提供丰富的精神文化资源。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室）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