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尼日利亚“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的产生有着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油气产区的经济矛盾、族际矛盾、代际矛盾相互交织，引发政府、公司与当地民众间的复杂冲突关系，而和平抗争的失败最终使民众选择以武装斗争的方式争取自身的利益。从2004年最早出现的“尼日尔三角洲人民志愿军”到“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动”，这一地区的“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活动持续至今。油气资源开发活动不仅影响了这些反政府武装的活动方式、资金来源、人员构成、组织架构，而且塑造了它们的理念诉求。它们对资源的占有既成为这类反政府武装斗争的手段，也成为其斗争的目的。资源提供了“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活动的内在张力，同时也决定了其影响限度。“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对跨国油气公司、三角洲当地社区乃至尼日利亚政治、经济的发展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并冲击了该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也威胁到中国的海外利益。中国应尽早确立“长期跟踪研究、事前预警、事后高效应对”的主动防范模式，化解相应的挑战。

作者简介王涛，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中心副教授。

自20世纪60年代尼日利亚大规模开采油气以来，以尼日尔河三角洲为中心的油气产区的安全局势一直不容乐观。这是政府、油气公司与民众关系以及族群关系复杂互动的结果，它所导致的经济矛盾与政治冲突的最重要现象之一就是当地一系列反政府武装的出现。目前，国内学界主要将三角洲地区的武装冲突归入族群冲突的范畴。然而，随着油气资源开发所释放出的巨大影响，仅从族际冲突的视角来解读三角洲地区的反政府武装，已不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本质。特别是自2004年以来，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兴起的反政府武装已逐渐脱离了族群、宗教政治的范畴；它们在组织诉求、组织架构、活动方式和人员资金来源等方面都严重依赖油气开发产业，并最终形成了相应的利益链条，成为一类独特的“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

“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的缘起

资源开发会在某些情况下诱发“资源诅咒”问题，其表现之一便是因利益分配等所诱发的反政府武装活动。这些反政府武装都具有特定的族群、宗教、文化背景，“资源诅咒”仅是众多诱因之一，并不必然成为反政府武装斗争的核心议题。然而，由于尼日利亚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特殊的历史与地缘背景，油气资源利益在21世纪初逐渐成为该地区“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兴起的核心因素。

（一）油气资源利益分配不均引发不满

1914年，英国尼日利亚殖民地与保护国政府颁布了《矿物法案》（The Mineral Act），规定各类矿产资源均归地方政府所有，收益自然也用于地方社会发展。1960年尼日利亚独立后，历届联邦政府从政治整合、经济统筹的角度出发，都致力于尽可能多的控制油气收益，并据此制订了新的《石油法案》（The Petroleum Act，1969）。根据该法案，以往的地方自主性原则被废除，所有的油气资源均归联邦政府所有，油气产区的油气收入由联邦政府通过中央基金配发。自此，油气产区可获得的税收收益比例逐年锐减，由1953年的100%逐步减至1984年的1.5%，到1992年才小幅增加到3%。也就是说，油气产区地方政府从油气收入中直接受益较少。此外，联邦政府虽在1992年从其油气税收中为产油地设立了发展衍生基金，但该基金的管理组织“石油矿物产区发展委员会”（OMPADEC）和“尼日尔三角洲发展委员会”（NDDC）贪污腐败与官僚作风严重，对三角洲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由于油气行业带有明显的技术、资本密集特征，对资源所在地的就业拉动不足，对当地社区的发展贡献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油气开发的利益分配份额又被减至最低，意味着三角洲地区既不能受惠于油气产业的发展，又丧失了发展其他行业所必需的启动资金。

在利益分配削减的同时，油气产业发展产生的巨大环境成本也损害了当地民众的利益。这项“负资产”主要体现在土壤、水源与大气污染上。据统计，截至2013年底之前的半个世纪，三角洲地区共发生6 000多起漏油事故，造成150多万桶油气泄漏，污染了当地土壤与水源；大量输油管道的随意铺设则改变了原有的河流走向，破坏了鱼类产卵场；而油气开采中放空燃烧的各类伴生气则对该地区的大气造成了严重污染。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已成为世界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不仅居民身体健康受到了损害，而且当地传统的渔业与农业也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然而，尼日利亚联邦政府为了保障油气收益的持续增长，长期漠视三角洲地区的环境问题。1969年《石油法案》免除了油气公司在地方环境保护上的义务；1978年的《土地使用法令》（The Land Use Decree）则规定尚未划归联邦政府的土地归州长（当时由中央政府任命）所有，油气公司自此可以随意钻井，无需与地方社区协商，而地方社区也就丧失了与油气公司博弈并获取环境补偿的权利。

无论是在油气资源的收益分配上，还是在油气资源的成本分摊上，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均长期忽视三角洲地区民众的利益。这一能源富集地也因此沦为尼日利亚最贫穷的地方。据不完全统计，到20世纪末，这一地区的贫困率高达74.8%。73%的人缺乏安全饮用水，70%的家庭电力短缺，多数社区教育设施奇缺，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低于40%，仅有2%的当地人口能够获得基本医疗保障。当地居民平均寿命仅为46.8岁，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则高达20%。到1999年阿布巴坎尔（AtikuAbubakar）军政府还政于民之际，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已无法再忽视三角洲地区恶劣的社会经济状况。为了平息日益高涨的民众不满情绪，当年政府将油气产区可获得能源收入的比例提高至13%，但这仍不足以偿付近半个世纪以来三角洲地区民众所付出的代价，因而民众普遍认为这一比例应提高到25%～50%之间。

联邦政府的有限让步与民众的利益诉求仍无法契合，不满情绪广泛弥散。2005年一项调查显示，有超过半数的三角洲地区居民认为联邦政府是阻碍当地发展的罪魁祸首。2007年的另一项调查则表明，多达36.23%的民众存在不满情绪，表示愿意参与或支持武力反抗政府的活动。总之，三角洲油气产区民众利益的被边缘化及由此引发的不满情绪，是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产生的基础。

（二）多种矛盾交织使问题复杂化

在油气资源开发中，族群问题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因素。就三角洲地区而言，族群问题又包括三角洲本土族群与外部族群的对立，以及本土族群间对立两个方面。据统计，三角洲地区生活着超过60个族群。数百年来，这些族群间就因资源争夺（奴隶、棕榈油）而不断发生冲突。发现油气资源后，油田的族群归属问题成为新的争夺焦点。这导致三角洲地区族际关系尖锐化。例如在1966年，三角洲的伊乔人（Ijaw）就曾反对伊格博人对油气利益的染指，组织起“尼日尔三角洲志愿军”（NigerDelta Volunteer Force），并成立了“尼日尔三角洲共和国”（Niger DeltaRepublic）。而伊格博人与豪萨-富拉尼人（Hausa-Fulani）的冲突又因对油气资源的争夺而加剧，并引发了1967～1970年的比夫拉战争（TheBiafra War）。可以说，三角洲地区复杂的多层次族际关系与油气资源开发相交织，成为各种潜在冲突的诱因。

族群内部的代际冲突也因油气资源开发而加剧。油气工业对当地就业的促进作用本就十分有限，加之因油气资源开发所导致的传统产业萎缩，以及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普遍匮乏，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各族群的年轻人都普遍缺少工作机会，成为街头无业流动者，他们对现状不满并富有攻击性。这些年轻人指责族群中的长者对政府、油气公司的态度软弱，也不满长者垄断社会资源和“救济品”的分配。年轻人因此聚集起来，与族群内长者争夺话语权，在处理各类与油气资源开发有关的纠纷时采取更加暴力的解决手段。

在各类群体间纠纷不断的情况下，尼日利亚联邦和州政府又无法切实担负起有效的治理职责。一般而言，尼日利亚各级政府只关心税收，对于社会服务事业重视不够，投入也相对不足。三角洲地区的社会秩序多依靠地方族群长老（酋长）、村长等传统领袖加以维持，社会福利也多呈现出民间互助的形式。在族际关系、代际关系恶化的情况下，这种传统的基层治理体系又趋于瓦解。因而，三角洲地区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秩序都是缺失的，呈现出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并影响到油气公司在当地的经营活动。面对民众抗议，政府通常采用军警进行镇压。这种高压手段虽可暂时快速解决争端，但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民众与政府乃至与油气公司的对立情绪。

油气公司在面对混乱、紧张的局势时，为了保障自身正常经营活动，不得不采取“非常策略”以求自保，其中一些措施也在不同程度上恶化了当地局势。例如，为了防止激进分子破坏油气生产活动，油气公司就向这些人群提供类似“保护费”的资金，这却引来了更多的激进分子。为了平息民众对油气生产的抗议，公司向尼日利亚军警提供装备等后勤支持，民众则把油气公司与政府看成同一阵营，认为“油气公司是政府帮凶”。甚至有些时候，油气公司自己还雇佣当地年轻人做保安，这间接引起不同族群年轻人间为争夺保安职位而发生械斗。

可以说，尼日尔河三角洲油气资源开发所引发的经济问题与族际问题、代际问题、政府治理问题等混杂在一起，使矛盾逐渐累积、复杂化，共同促成“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的产生。

（三）从和平抗议到武装斗争

油气资源开发的相关问题产生以后，通过议会进行体制内斗争是产油区民众的首要选择之一。然而，三角洲产油区自尼日利亚独立以来便在议会中处于“失声”状态。在1959年，尼日利亚宪法确定了众议院席位按人口分配的原则，使得北部地区在第一届议会中获得了超半数席位，而三角洲地区所属的东部在312席中仅有73席。1966年，随着伊龙西（Thomas Umunnakwe Aguiyi-Ironsi）政变上台，尼日利亚进入了漫长的军人统治时期，代议制民主遭到彻底破坏，三角洲民众通过议会表达自身诉求的渠道被堵塞。另外，中央政府为维护统治还以“建州计划”对油气产区进行数次分割，使三角洲各地的意见发生分化，整体实力被削弱。1999年，随着阿布巴坎尔政府还政于民，议会制度得以恢复。不过，由于主要油气产区最终被分解为8个州且在参、众两院的席位分别仅占席位总数的22%和21%，因此油气产区依然无力左右联邦政府的能源政策走向。

在议会斗争难以取得进展的情况下，三角洲地区的民众也发动街头群众运动，试图通过静坐、示威游行等方式维护自身利益。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分别于1990年和1998年成立的“奥贡尼人生存运动”（Movement for the Survival of the Ogoni People）和“伊乔青年会议”（Ijaw Youth Council）。前者于1993年组织了一次30万人的游行，抗议壳牌公司（Shell）开采油气资源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后者则发表了《卡伊马宣言》（Kaiama Declaration），要求油气公司满足当地社区的要求，并发起了一系列的集会抗议行动。不过，这些民众运动未能取得预期效果。联邦政府宣布“奥贡尼人生存运动”为分离主义组织，并于1994年以谋杀罪判处该组织九名领导人死刑。“伊乔全体青年会议”的集会游行也被镇压，造成数百人死伤。

几十年的抗争经历使三角洲地区民众意识到，体制内的抗议不能有效维护自身利益，于是，他们成立反政府武装，对政府采用“以暴易暴”的方式，以期维护自身诉求与利益。

“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的发展与特点

（一）尼日利亚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的演化历程

反政府武装的相关研究已经证实，大规模社会变革的开启有可能为反政府武装的产生创造条件。就尼日利亚而言，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民主化转型成为“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产生的直接诱因。1999年军政府还政于民，尼日利亚重启了民主化进程。然而，由于相应监管制度的不完善，尼日利亚在2003年政府选举中出现了大量舞弊行为。少数政客为赢得选举，不惜雇佣、武装激进分子成立忠于其个人的武装团伙，强迫当地社区民众投自己的票。其中，“尼日尔三角洲人民志愿军”（Niger Delta People’s Volunteer Force）最初由河流州州长彼得·欧迪利（Peter Odili）扶植。在选举后，为防止该组织势力坐大，欧迪利又支持“尼日尔三角洲民兵团”（Niger Delta Vigilante）与之对抗，相互制衡。最终，“尼日尔三角洲人民志愿军”在2004年9月宣布与政府“全面开战”，要求所有油气公司立即停止作业，离开三角洲地区，同时开始对三角洲地区的油气生产设施发起大规模破坏行动，对尼日利亚乃至世界原油市场均造成了巨大影响。由于清剿行动难以奏效，奥巴桑乔政府不得不寻求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最终，“尼日尔三角洲人民志愿军”于2004年10月与政府达成停火协议。政府承诺给予武装分子大赦与工作岗位，并以1 800美元/件的价格回收其手中的武器，而后者则保证停止与政府的对抗行为。然而，该停火协议仅是暂时地平息了三角洲地区的武装冲突。一方面，大赦项目未能有效帮助武装分子回归社会，油气资源开发引发的各类矛盾也未得到彻底解决；另一方面，政府对武器的“收购价”远高于“市场价”，在客观上起到了帮助武装分子升级军备的作用。

2005年9月，“尼日尔三角洲人民志愿军”前领导人阿萨里·多库伯（Asari Dokubo）被政府以分裂国家罪逮捕，引发社会强烈反弹。2006年1月，“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动”（Movement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Niger Delta）成立，在随后6个月中向油气公司发起了近20次袭击，造成了超过2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占当年尼日利亚油气总收入的32%），并导致国际油气公司大规模的撤离。此后，“尼日尔三角洲解放军”（Niger Delta Liberation Force）、“1895年11月运动”（The November 1895 Movement）等反政府武装相继成立，围绕油气资源同政府、或彼此间展开激烈争夺。至2009年，尼日利亚油气出口量较2006年又下跌了38.5%。Ibid政府不得不于2009年再次宣布对武装分子实施大赦，同时增加了三角洲地区民众享有的油气收入份额，将油气收入的10%以信托的方式发放给该地区居民。不过直至2016年，三角洲地区规模最大的反政府武装“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动”仍在坚持抵抗，针对油气生产设施的袭击仍时有发生。

（二）尼日利亚“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的发展特点

2004年发展至今的尼日尔河三角洲各支反政府武装，无不深刻受到油气资源开发的影响。这也是“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与其他反政府武装最大的差异。

第一，从理念诉求看，这类反政府武装的政治意识形态较为淡化，经济实用主义色彩更加明显。2004年之前，油气资源开发问题虽然已在三角洲地区反政府武装的兴起与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但从未成为它们武装斗争的核心议题。例如，伊乔人与伊格博人对油气利益分配的分歧促使前者成立了“尼日尔三角洲志愿军”，而伊格博人出于对豪萨-富拉尼人抢夺油气收益的恐惧而建立了“比夫拉军”。可以说，油气开发问题是族群冲突的副产品。

然而，该国“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的理念诉求则超越了族群等传统矛盾。一方面，随着油气行业的发展，当地其他产业受到抑制，就业压力不断增加，失业人口集聚，该地区的所有族群均被波及。同时“石油黑金”带来的巨额财富又给民众带来了虚幻的致富希望，导致民众关注点都逐渐集中到了油气财富上面。在三角洲地区，“勤劳和致富之间没有必然关系”,这也必然影响到当地反政府武装的诉求。另一方面，从比夫拉内战及其后多年斗争的历史经验中，新兴反政府武装也意识到“独立”、“自治”或“捍卫被压迫少数民族的社会和政治利益”等诉求难以轻易达成，与其追求上述“虚无缥缈”的目标，不如紧紧抓住石油利益更加切实，通过呼吁“资源自主”等更为实际的主张赢取民众支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争取更多的油气资源收益成为反政府武装的斗争核心与主要目标。尼日利亚境内活动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斗争目标最为明确的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是“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动”。该组织明确表示其斗争有别于三角洲地区广泛存在的族群冲突。它不代表某个特定族群，而是代表整个三角洲地区与此同时，该组织也不以“民族自决”等口号谋求地区独立，表示无意分裂尼日利亚“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动”表示支持实行“真正意义”上的联邦制，甚至承认尼日利亚其他地区与三角洲地区一样拥有享受油气收益的权利。它仅是主张联邦政府将三角洲地区享有的油气收益份额增加至50%，同时要求在三角洲作业的壳牌公司支付15亿美元的污染补偿。可见，加大油气资源开发中的收益分配以及生态补偿成了这类组织核心诉求。

第二，从活动方式和资金来源看，这类反政府武装集中攻击油气开发设施与人员，并从油气开发中获取主要收入。“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的活动方式也由其诉求所决定。在冲突中，这些组织逐渐意识到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在三角洲地区的最大利益关切即油气资源开发，这也是政府的“软肋”所在。而围绕油气开发问题与政府展开斗争，更容易迫使政府让步。与其他类型的反政府武装不同，它们并不热衷于攻击政府目标来宣示政治主张，或抢劫村庄掠夺人质、补充兵员，而主要对油气资源开发的上下游领域及相关工作人员展开袭击。在2006年这一状况最为突出，当年三角洲各类反政府武装对油气产业的攻击使尼日利亚石油出口量下降了约20%。

特别是，这些反政府武装还逐渐了解到国际油气市场的运行机制，在发动袭击的同时利用网络等新媒体，夸大危机程度，以引起国际能源市场的恐慌，进而引发油价波动，借重国际舆论的压力迫使尼日利亚政府做出让步。“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动”在武装袭击前后,往往以乔莫·格莫（Jomo Gbomo）的名义通过电子邮件向世界主要媒体发布“预警”或声明。Ibid最终该组织通过电子邮件就可遥控国际油价走势。例如,在2006年11月，“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动”发布了实施“黑色11月”系列袭击的电邮，国际油价随之上涨了1.28美元/桶，有些媒体甚至认为“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动”创造了“邮油联动机制”。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上述反政府武装声称要阻止三角洲地区全部的油气资源开发活动，但实际上油气产业是它们重要的资金来源。这些反政府武装可通过油品与设备走私等手段获取大量资金。据统计，仅在2004年，尼日利亚所产原油每天便被走私分子偷走约20万桶，占全国原油总产量的10%。其规模之大已被媒体称为“产业规模式盗窃”。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的武装分子月收入一度可达5万奈拉，远远高出从事合法工作所得。油气资源开发活动中蕴含的巨大“商机”甚至诱使反政府武装之间发生争抢“生意”的火拼行为。“尼日尔三角洲人民志愿军”就曾因争夺在哈科特港（Port Harcourt）的“势力范围”而与“尼日尔三角洲民兵团”大打出手。可见，油气资源还成了维持冲突的“燃料”。甚至有人认为，原本旨在抗议政府掠夺资源的激进行动已演变为一种产业，而“想要弄清贪婪和怨恨的区别越来越难”，因为它已变成“一种财源滚滚的战争政治经济体制”。

第三，从组织方式看，这类反政府武装有着“去中心化”的组织架构，人员构成十分庞杂。由于油气开发设施多分布于远离政府控制的偏远地区，而相关工作人员也属于易受攻击的“软目标”，加之反政府武装的各个小分队能够通过油气盗采活动等实现自给，因而对于上述反政府武装来说，加强行动灵活性、机动性便成为第一要务，组织的统一性问题则相对次要。这就使“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呈现出内部组织架构十分松散的特点，同时也加强了其组织的包容力。例如，“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动”就多次表示愿意吸纳任何“志同道合”的武装团体，并已成功吸引“尼日尔三角洲人民志愿军”、“尼日尔三角洲激进行动联盟”（The Coalition for Militant Action in the Niger Delta）、“烈士旅”（Martyr’s Brigade）等组织加入。然而，即使在这些组织加入“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动”后，它们也没有进行相应的功能整合或职责分工。每支武装都打着“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动”的旗号各行其是，彼此关系若即若离，更多只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在行动中，它们也缺乏必要的协调。有研究者就指出，“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动”与其说是一支反政府武装，不如说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因而，各个分支的独立行动使得政府难以对该组织的发展做出预判，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了袭击的突然性，起到了迷惑对手、保护自身的作用。

这种“去中心化”的组织架构使外界无法准确估计该组织的规模，有研究估算从几百人到几千人不等；甚至由于“去中心化”的架构，导致外界连该组织的领导人是谁都无法确定，增加了政府制订对策的难度。不过，由“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的趋利性特征入手，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这类组织的成员构成一定十分庞杂，只要有利可图，就能够被吸引进来，因而就跨越了代际乃至族际界限。而这种趋利性特征又使其在油品盗窃、走私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利益链条，将海外侨民、商人，还有地方甚至更高层（州政府甚至联邦政府）的政客、负责三角洲地区治安的海军指挥官、有可能参与调查的地方警察头目以及石油公司的员工等等都吸纳进来，从而为反政府武装自身构筑起一层层保护网。

总之，“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的诉求、斗争方式、资金、组织架构与人员等各个方面，都是与油气资源开发息息相关的。它们既提供了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活动的内在张力，同时也决定了其影响限度。

“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产生的影响

“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已发展成为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不可忽视的不稳定因素。这类组织通过向油气工业发动大量袭击，对三角洲地区、尼日利亚乃至西非地区局势都造成了巨大影响。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对油气公司的影响

作为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的主要打击对象，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的油气工业自然首当其冲。根据尼日利亚日利亚国有石油公司（NNPC）的统计，在2005～2014年中仅针对输油管道的破坏活动就达到年均2 600起，造成了超过2 427.8亿奈拉的损失，且在2010年后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与此同时，这些反政府武装还针对石油工人发起了频繁的袭击活动。据统计，仅在2007年就有超过300名外国工人和超过1000名尼日利亚工人在尼日尔三角洲地区被绑架。为维护资产与员工的安全，油气公司不得不斥巨资加强自身的安保力量。仅2007年，油气公司在安保上的花费就达37亿美元。有时油气公司也不得不向武装团伙交纳“保护费”以换取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甚至连尼日利亚国有石油公司都曾向这些反政府武装支付1 200万美元,以换取三角洲地区部分输油管道的安全。

不仅三角洲的陆地开采不安全，近年来海上油气田也受到了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的威胁。这些反政府武装要么提供资金、武器去扶持海盗组织，要么亲自“出手”，对三角洲附近海域的油轮展开袭击，在破坏尼日利亚石油出口运输线的同时，通过抢劫油品获利。据统计，仅2015年，尼日尔河三角洲周边海域就发生了14起海盗事件，占世界总数的5.7%。目前这一海域已超过亚丁湾，成为世界海盗事件三大高发区之一。此外，这些反政府武装还频繁袭扰钻井平台等设施，干扰尼日利亚海上油气开采活动。2004～2010年，针对尼日利亚海上油气设施的袭击至少已有29次，占同期世界总数的48.3%。其中反政府武装在2008年长途奔袭120千米，袭击了尼日利亚最大的“邦加”（Bonga）海上钻井平台。此次袭击使尼日利亚石油一度减产22.5万桶/天，动摇了尼日利亚在非洲第一大石油出口国的地位。

在巨大的安全压力下，油气公司不得不改变原有经营模式，被迫参与到地方社区的发展援助之中，以期改变在民众心中“政府帮凶”的形象，减少民众对武装分子的支持。例如，壳牌公司在2006年推出了旨在促进当地社区发展的《全球谅解备忘录》（GlobalMemoranda of Understanding）。然而，这也不可避免地增大了油气公司的运营成本。据估计，壳牌公司每年在尼日利亚社区发展项目上的花费达到了6 000万美元。若把“慰问”、“补偿”、“援助”等名目的开支也包含在内，这一数字将达每年2亿美元，占公司总预算的10%，而有些公司在此类活动上的花费则高达总预算的15%～17%。油气公司上述用于社区发展方面的支出，客观上有助于它们更好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二）对油气产区地方社区发展的影响

相较于对油气工业的影响，尼日利亚“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对油气产区当地社区的影响较为复杂。从油气产区地方社区内部层面看，“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的活动造成了地方社区的分化。一方面，由于这些地方社区与“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均对油气公司、尼日利亚政府心存不满，在扩大油气收益分配份额等问题上拥有“共同利益”，部分地方社区甚至成为“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的坚定支持者与成员来源地。另外，反政府武装也积极以“地方社区代表”或“支持者”的身份介入地方社区与油气公司之间的纷争。例如，在2006年8月地方社区与顶点石油公司（PeakPetroleum）的纠纷中，武装分子便“帮助”地方社区绑架了公司4名雇员，迫使其做出让步。由此可见，部分油气产区的地方社区已经与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另一方面，“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动”等“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虽然试图将自身包装成三角洲地区全体民众利益的维护者，但其成员仍主要来自伊乔人；加之，部落主义在尼日利亚根深蒂固，因而在其他族群眼中该组织仍难逃伊乔人利益代言者的形象。例如，2006～2009年的武装冲突造成了油气产区安全环境的整体恶化，导致超过2 000人丧生与众多诸如强奸、抢劫等践踏人权事件的发生。在此背景下，部分社区认为自己成了伊乔人与政府冲突的受害者，强烈反对这些反政府武装。在冲突最为激烈的2009年，部分地方社区便公开支持政府军“维持秩序与和平的行动”，并邀其在自己社区长期驻扎。

若从尼日利亚全国层面看，“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的活动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尼日尔河三角洲在政治、经济领域被边缘化的态势。随着“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动”等反政府武装日益活跃，尼日利亚联邦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对三角洲地区所采取的政策。2008年9月，联邦政府建立了旨在解决危机的“尼日尔三角洲技术委员会”（Niger Delta Technical Committee）。该委员会成员绝大多数来自三角洲地区，并由“奥贡尼人生存运动”领导人雷杜·米提（Ledum Mitee）担任主席。与此同时，联邦政府还成立了“尼日尔三角洲事务部”（NigerDelta Affairs Ministry），以应对三角洲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与就业等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在2009～2012年中，该部门的预算高达2 410亿奈拉（约合15.5亿美元）。与此同时，联邦政府还大幅增加了对三角洲地方社区以及诸如“尼日尔三角洲发展委员会”这类发展组织的拨款，并将三角洲地区可支配的油气收入比例提高到23%。

（三）对尼日利亚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

“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同样在政治经济方面对尼日利亚造成了巨大影响。起初，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并未对这些反政府武装给予足够重视，仅是将其定义为石油盗窃团伙。然而，随着三角洲地区冲突的不断升级，它们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逐渐到了政府无法承受的地步。据统计，仅在2006～2008年中，对石油设施的袭击以及油品盗窃就使尼日利亚蒙受了约616亿美元的损失。联邦政府不得不增加武器采购预算，并加大了在三角洲地区的军事清剿力度，这成为2007年以来国家军费急遽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时期在三角洲的军事行动规模甚至超过了比夫拉战争。

除了三角洲地区的武装冲突，随后的大赦行动也给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为了诱使武装分子放弃抵抗，政府开出了极为优厚的条件，包括每月6.5万奈拉（约合350美元）的生活补助（目前尼日利亚的最低工资标准仅为1.8万奈拉）以及大量技能培训项目。最终，近3万名武装分子接受了大赦，超过政府预期一倍以上。该项目的开销也随之大大增加。2009～2011年，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在大赦及其配套项目上花费了1 270亿奈拉（约合8.19亿美元），而在2012年一年中，政府就为此花费了740亿奈拉（约合4.77亿美元）。这加大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被迫削减项目预算，到2016年，政府在大赦项目上的预算仅为200亿奈拉。

“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的活动同样对尼日利亚联邦政府构成带来了重要影响。直至2007年，来自三角洲地区的政治家从未在政府中担任过副总统以上的职务。随着三角洲地区反政府武装活动的升级，政府决定与三角洲地区进行必要的权力分享，以便为平息叛乱创造条件。随着奥马鲁·穆萨·亚拉杜瓦（Alhaji Umaru Yar’Adua）就任尼日利亚第13任总统，伊乔人古德勒克·乔纳森（Goodluck Jonathan）成为尼日利亚第一位来自三角洲地区的副总统。随后，乔纳森代表联邦政府积极与武装分子展开对话。2009年11月，亚拉杜瓦因健康问题无法履行总统职责，乔纳森接管总统权力并于2010年5月正式接任总统。这种由于三角洲地区长期冲突所引发的联邦政府结构的变化，反映出尼日利亚族群问题正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现代国家的构建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不过，综观2007～2014年联邦政府与三角洲地区反政府武装的博弈，这一权力分享带来的效果并不理想，毕竟三角洲民众不满的焦点在于石油财富的分配，而非政治权力的分配。联邦政府对三角洲地区反政府武装的解决思路仍然停留在40年前比夫拉战争的阶段，对“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的本质仍未充分认识。

此外，“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对尼日利亚外交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尼日利亚是非洲最大的产油国，其石油产量的波动会对国际石油市场造成严重冲击，威胁到美国等石油进口国的能源利益。与此同时，壳牌、雪佛龙、道达尔等国际石油巨头也在尼日利亚拥有大量投资。作为反政府武装活动的直接受害者，这些公司也在要求本国政府维护其海外利益。这共同导致西方石油进口国对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武装冲突的介入。一方面，它们向尼日利亚政府军提供大量武器援助、训练以及情报支持。另一方面，这些国家也通过各种途径向尼日利亚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尽快平息武装冲突。

结 语

回顾非洲历史可以发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反政府武装具有反殖民政府的民族主义诉求；冷战背景下，实现共产主义或反共产主义是许多反政府武装的理想（或旗号）；时至今日，获得部落认同、宗教认同乃至外部世界的认同则成了一些反政府武装的目标所在。然而，对于任何时期、任何地方的反政府武装而言，有效获取资源、实现资金流转都是其生存的必要条件。至于将资源作为自身的斗争手段乃至目标，这就是“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最显著的特征了。

“九·一一”事件以来，随着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日益深入，对支持反政府武装的国际隐性资金链（如哈瓦拉汇款）的打击逐渐展开。这导致仰仗民众支持或外部力量捐赠的反政府武装赖以为生的“资金-武器（或食品）”供应链流转不畅，促使反政府武装加强了对资源的控制，建立“资源-武器（或食品）”供应链。更有甚者，它们对于资源重要性的认知远胜于其他诉求，乃至成为反政府武装“存活”下去的唯一目的。2014年“伊斯兰国”兴起后，通过控制石油资源实现了“自给自足”，表现出显著的“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特征，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的反政府武装也是此类。可以预期，随着资金流通渠道的逐渐被切断，这类“资源寄生型”的反政府武装将会在非洲等地大量出现。因而，关注尼日利亚的“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将具有深入透视典型个案的意义。

关于尼日利亚“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的研究，对中国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2005年，中国与尼日利亚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2006年以来，中国三大国有石油公司先后涉足尼日利亚石油业。其中中石油（CNPC）的“OPL298”、“OPL471”区块，中石化（SINOPEC）的“137”区块，中海油（CNOOC）的“OML130”区块均位于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扩大后，尼日利亚加强了与中国的合作，合作涵盖油气勘探、炼油、水电、交通诸多领域。截至2014年底，尼日利亚已是中国在非洲的第三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工程承包市场和第三大投资目的地国。同年，中国承建的尼日利亚沿海铁路项目，也贯穿了整个三角洲油气产区。中国与尼日尔河三角洲的交集，汇聚的不仅是合作发展的机会、共同的利益，同时也会遭遇该地的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中国政府和企业应尽早针对此问题，建立“长期跟踪研究、事前预警、事后高效应对”的主动防范模式，努力规避相应的风险。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