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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人获得连任，表明了世界各国日益高度重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体现了各国政府和法律界对中国法律人综合能力的充分认可和肯定

法治周末记者赵晨熙

作为一名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证据学教研室主任何家弘总是被同行笑称“私活”太多，他既是“孜孜布道于杏坛的法学家”，又是“声名远著于海外的小说家”。而如今，他更是多了一个身份——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调查庭委员。

巴林当地时间5月11日上午，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张剑、专职执委林晓华一行在巴林首都麦纳麦参加第67届国际足联代表大会。当天，经大会投票表决，中国足协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主任何家弘当选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调查庭委员，任期4年。

这是继今年1月中国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赵宏之后，又一名中国法律人登上了国际组织的舞台。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法律人登上国际舞台，在各个国际组织中任职，他们通过自己的工作来向世界展示着中国法律人的风采。

足球之缘的“推手”

如果说创作侦探小说、翻译编写法律英语教材还算是与自己的法律工作沾边的话，这次进入国际足联，则让很多不太了解何家弘的人有点“看不懂了”。

一个法学家“跨界”似乎毫不沾边的国际足联，这不得不让有些人“怀疑”，何家弘的背后肯定有“幕后推手”。

“我和足球的缘分可能就是那个‘推手’。”每每谈及这个话题，何家弘总会如此开玩笑地表示。

在何家弘的家里，如今还珍藏着一份20多年前的荣誉——一张被装裱在玻璃框内、已经有些微微泛黄的奖状，上书“首届法律公正杯业余足球联赛最佳运动员”。

那是199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时以“五场独中八球”的成绩荣获的奖项，自幼喜爱足球的何家弘曾经将这个含金量相当于“金靴奖”的奖状视为自己在球场上最为辉煌的时刻。

工作的繁忙加之年龄的增大令何家弘逐渐在足球场上力不从心，开始将重心转移到羽毛球上的他可能不会想到，自己和足球的缘分还远没有结束。

何家弘第一次听说“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这个专业名词是在2014年夏天的一个早上。当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张剑在电话中告诉他，中国足协要成立“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并希望他能担任主任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尽管当时的他还并不太了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通过“补课”，何家弘才了解到中国建立足联道德委员会是为了响应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的号召，而后者，这个2006年成立的机构也“来头”不小，作为国际足联三大司法机构之一，它可以对每一位国际足联官员进行惩罚，此前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的“禁足令”就是由这个部门宣布的。

“道德委员会并不是针对球赛中发生的裁判误判等这些专业内容进行裁决，而是处理全球范围内与足球有关的腐败、种族歧视、操纵比赛等问题。”何家弘认为，这相当于国际足联中的纪检部门。

“由此可见，这项工作其实是和我的法学专业有交集的。”何家弘曾于2006年至2008年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挂职担任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他认为足联道德委的工作其实与检察官工作有着不少共通之处，比如，接到某足协高官可能存在权钱交易等贪腐问题的线索之后，要通过证据搜集、梳理事实，举证质证来确定其是否真的存在问题。

“进军”国际足联

研究起草《中国足球协会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工作规则(试行)》并对9名委员的工作制定计划。尽管目前中国足协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的工作还处在起步阶段，但这却为何家弘带来了更进一步的机会。

2017年春节刚过，何家弘便从中国足协综合部主任沈睿打来的电话中得知国际足联要补选一些委员会成员，中国足协决定推荐他去参选。

“推荐离当选还很遥远。”在提交了个人简历后，何家弘对此并未抱有多大信心。直到5月5日傍晚，他接到了一通来自国际足联的电话，在半个小时的交谈中，何家弘向对方介绍了自己从事法学研究工作以及担任中国足协道德委员会主任的情况。对方也告诉他，这项工作不会占用太多时间，除非有特别重大的案件，一年大概只开一两次会议。

当天晚饭时，何家弘告诉家人，自己可能真的要去国际足联了。

比朋友们的祝福略晚，5月20日，何家弘收到了国际足联秘书长法蒂玛萨穆拉(Fatma Samoura)的来信，正式通知他当选为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调查庭委员。

“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的工作是调查与裁决相分离的。”何家弘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目前该委员会共有16名委员，调查庭与裁决庭各8人。这些成员基本都是国际知名的法学家，比如，负责调查庭的主席为瑞士律师考奈尔，负责裁决庭的主席为德国法官埃克尔特。

这让何家弘欣喜异常，因为能够加入其中不仅代表着自身能力的被肯定，和这些国际法学精英共事更能让他的阅历和专业水平得到新的提升。

“不同于处理国内案件，国际足联面对的都是牵涉多国的复杂案情，这不仅要求法学知识过硬，更要懂得外交之道，协调处理各国间的关系。”何家弘准备通过工作来提升自己这方面的能力。

与目前在国际足联任职的竞赛委员会委员孙雯和球员身份委员会委员刘永灼不同，作为半个“圈外人”，何家弘算得上是首个进军国际足联的中国法律人。

“在足球专业知识上我需要不断补强，法律理论、反腐调查等方面则是我的优势。”目前，何家弘还没有真正参与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的相关工作，但他已做好准备，要在这项工作中展现中国法律人的风采与能力。

事实上，除了何家弘外，当前有一些中国法律人正在他们所任职的国际组织中“崭露头角”。

他们成为国际大法官

辩护人迈克尔·卡尔纳瓦什一跃而起，措词激烈，指责起诉人在萨布拉尼察大屠杀后所作的调查有失公允，没有核实一位目击证人当初提供给波斯尼亚警察的证词。

“必须让他闭嘴！”起诉人彼得·麦克洛斯基则暴跳如雷，厉声反驳，“这是蔑视法庭，没有规矩就会一塌糊涂”……

这是2002年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以下简称前南国际刑庭)上发生的一幕，当时正在审理的是萨布拉尼察案，这个名不经传的波黑小镇，在20世纪末由于种族灭绝事件成为了世界的焦点。

“这是法庭，不是真相调查委员会。当事人双方必须尊重证人并作为法庭的同事相互尊重。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出现，我们将不得不采取其他措施了。”面对法庭上的争斗，身着红黑相间法官袍服的首席法官，双手合十，平静的言语中又透露着威严，这是一张亚洲人的面孔——来自中国的法官刘大群。

由于在前南地区发生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罪行激起了国际社会的义愤，联合国于1993年5月25日通过827号决议成立了前南国际刑庭。

平日里有着彬彬有礼的态度和维持和谐的信念，在法庭上能以亚洲人的沉着、冷静和意味深长的幽默化解无数次激烈的争执，刘大群已经被不少人视为前南国际刑庭的支柱。

事实上，从年龄和任期来看，1950年出生的刘大群也算得上这个法庭的“元老”之一。

自从2000年被联合国秘书长提名作为前南国际刑庭法官来接替任期未满、因病辞职的中国法官王铁崖，到2015年11月17日正式担任前南国际刑庭副庭长，至今刘大群已经在这个法庭工作了17年，主审过多起重大案件。

而截至目前，前南国际刑庭共起诉了161人，所有被起诉者全部被缉拿归案，成为国际上最有效率的国际刑事审判机构。

同样作为“50后”，1955年出生的联合国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高之国的发展之路与刘大群有着不少相似之处。

为了填补中国法官许光健因身体原因辞职而出现的空缺，2008年1月30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补缺选举中，中国政府提名的候选人高之国以136票赞成、1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被补选为法庭法官，接替许光健的职务。

成立于1996年的国际海洋法庭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解决有关公约解释和适用争端的重要司法机构。法庭由21名独立法官组成，均要求是在海洋法领域内具有公认资格的人士。

彼时，作为中国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高之国是国内外同行公认的国际能源法、环境法和海洋法专家。

在2011年6月16日举行的第21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会议上，高之国在149个投票缔约国中，以141票的高票成功获得连任联合国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

在双重的男人世界里

“我将光荣地、忠诚地、公正地、尽责地履行我作为法官的职责，行使我作为法官的权力。”

在荷兰海牙当地时间2010年9月13日上午10时，来自中国的身穿黑色法官长袍的薛捍勤在荷兰海牙和平宫现场约一百名各国外交官、国际法学专家及来宾的注视下庄重宣誓，成为国际法院继史久镛之后的又一位中国籍女法官。

当日，美国籍女法官琼多诺霍同时宣誓就职，这是自1946年国际法院成立以来首次有两位女性法官同时任职。在薛捍勤看来，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到主要国际司法机构的工作中，是社会文明的进步。

事实上，在就任国际法院法官的4个月前，薛捍勤刚刚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第62届会议主席，成为该委员会历史上第一位女主席。

作为一名中国女性，薛捍勤在国际组织中锋芒尽显，这主要得益于其在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的长期工作实践，曾任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的她出席过许多重要的国际会议，主持过很多双边、多边国际谈判。

因此，在国际法院前首位中国院长、法官史久镛于2010年5月28日辞职留下空缺后，薛捍勤就成为了最佳人选。

自宣誓就职后接下格鲁吉亚诉俄罗斯联邦这第一起案件，不到两年的时间薛捍勤便参与了9个案子的判决，与国内法院法官审理案件不同，“国际法院经常会三四个案子同时进行，且案子之间并无交集，一会儿是边界问题，一会儿是主权豁免问题，要看的卷宗都是一摞一摞的”。

除此之外，依照工作流程，当事国提交书面陈述之后要进行口头辩论，辩论之后的每一关，法官都要亲自写出自己对此的意见，工作量很大。

薛捍勤也因此被媒体冠以“铁娘子”“女强人”等称号。但其实她本人并不喜欢这些称呼。她曾幽默地表示，外交官和法学专家在常人看来应以男性为主，自己则处在这样一个“双重的男人世界”。

WTO“龙女”

当前处在“双重男人世界”里的中国女法学家并不只薛捍勤一人。

2017年1月25日，中国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赵宏在瑞士日内瓦宣誓就任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机构上诉机构成员，成为当前WTO上诉机构7名成员中唯一的一名女性。

值得一提的是，赵宏所接替的，在2016年10月结束8年工作任期的WTO上诉机构首位中国法官张月姣，同样是女性。

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有着世界贸易“最高法院”之称，世贸组织成员之间发生贸易争端并提请世贸组织立案解决时，上诉机构报告作为“终审判决”具有强制执行力。

在世界贸易迅猛发展的当下，这一位置无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因此，与赵宏一起“竞争”上岗的还有来自日本、尼泊尔、澳大利亚等国的6位候选人。

最终赵宏能够脱颖而出，除了有曾在中国外经贸部、反垄断局、世界贸易组织司等单位任职经历外，更重要的是她是个敢于为发展中国家发声、善于运用规则捍卫中国及发展中国家权益的“Dragon Lady”(龙女)。

这个名号缘于一件轰动WTO圈的事情。

2006年，美国、日本发起《反盗版贸易协定》，到了2010年已有39个国家就协定文本达成一致，但其谈判却是秘密进行，因为与现行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相比，它有更强硬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关系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在该文本列入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的议程后，作为中国常驻WTO代表团公使衔参赞的赵宏代表中国做了40多分钟的演讲，其中引用世贸组织关于贸易政策透明度的规则，指出该协议是秘密谈判，且涉及众多成员利益，并从世贸规则的角度逐条评论了该协议违背或超出世贸规则的内容及后果。

最终，这个协议在欧盟议会的讨论中被否决，敢于发声并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赵宏也因此一举成名。

这一次历经40多次面试才最终入选，赵宏在欣喜之余更是深感责任重大。

工作的第一年，赵宏就赶上了“案件海啸”之年，去年WTO上诉机构一共作出了6个报告，而2017年预计约有20个报告上诉到上诉机构。

根据规定，上诉机构成员采取轮流方式处理案件，每一个案件由其中3位法官处理，3人对案件审理负全责，每一个报告的作出，都需要与其他几位法官沟通。因此，在日内瓦除了每周要工作7天，平时还要审阅大量的案件材料。

不过，在赵宏看来，裁决案件要依照法律，秉持独立公正和法治的精神，每一份裁决都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也是不断提高自身能力的过程。

个人能力与经验

纵览这几位当前活跃在各国际组织的中国法学家的履历背景，除了赵宏没有找到明确的年龄信息外，其余几位均属“50”后。

对于这样的年龄层次，何家弘分析指出，“在国际组织任职，需要丰富的阅历和积累，更要在其专业领域有比较深刻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因此，年龄会相对偏大”。

不同于在国内机构工作，就职于国际组织不仅相关工作要以外语为主，更需要任职者熟知国际法律关系。

法治周末记者注意到，上述几位法学家均有在国外留学深造的经历，且大多有在外交部等涉及国际事务的政府部门工作的经历。

比如，刘大群与薛捍勤就都曾在外交部条约法律司任职。何家弘虽未在相关国际部门任职，但也有着多年在美国、英国、法国等海外讲学交流的经历。

这些在国际组织任职所需的“标配”，却恰恰是当前很多中国法律人所欠缺的。

国际法院每年都要招实习生和助手，这一难得的工作学习机会自然面临巨大竞争，往往是几百人争七八个位子。但薛捍勤却遗憾地发现，中国人往往在第一关就被刷掉了，因为有些中国学者虽然有过硬的理论知识，但英文的写作能力、调研能力却相对差一些。

“中国学者和企业在对外交流中语言能力不高，对外国的文化特点、法律环境一知半解，已成为一大短板。”薛捍勤直言，这对于中国“走出去”的战略发展是不利的。

张月姣对此也深有体会。如何培养更多的国内法律人才，让他们站上国际舞台？张月姣认为，应在提高法律、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等多领域知识的同时，注重培养他们的语言能力、抗辩能力、分析能力等综合素质。

彰显国家实力

“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在上诉机构中理应有中国的代表。”当选WTO上诉机构成员后，赵宏的这一番话深刻表明了能够在国际组织中任职，不仅代表着个人荣誉，彰显的更是国家的实力和地位。

同样，在担任国际法院法官的工作中，薛悍勤曾针对审理的案件发表过几次个人反对意见，这其实是需要很大勇气和决心的，因为公布出来后所有的国际法学界都会研究这一意见。尽管挑战很大，但薛捍勤觉得“作为中国法官，我们的讲话在国际上有分量是相当自豪的”。

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多年的工作中，刘大群结合实际案例提出了共同犯罪组合的第三种类型不应适用在要求有特殊犯意的罪行中，继任指挥官应承担刑事责任以及弹劾法官的标准等一系列法律创新。突出的工作成绩也帮助其在2001年和2004年获得连任，并最终当选副庭长。

事实上，上述法学家中除了新近当选的何家弘与赵宏外，其余几位都在其国际组织岗位上获得过“连任”。在何家弘看来，中国法律人获得连任，表明了世界各国日益高度重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体现了各国政府和法律界对中国法律人综合能力的充分认可和肯定。

“在国际法院等重要国际司法机构中有中国法官任职，更是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乃至众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问题上的话语权。”何家弘说。

作为现任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中5位亚洲法官之一的高之国就曾表示，自己的这一席位不仅代表了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发展中国家。

何家弘曾到过很多国家考察交流，近年来他越发感觉到，有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愿意主动和中国学者交流甚至是学习，这说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在不断地提升，而这些在国际组织中任职的中国精英功不可没。

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上升，同样有助于助力更多国人加入到国际组织中。

“我的成功连任与国家长期支持和投入密不可分。”连任联合国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后，高之国将其更多归功给了自己背后的强大“靠山”——祖国，“正是这个负责任的、不断上升中的大国为我提供了当选的台阶。”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