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望长春街头的伪满时期建筑，不禁想起当时的作家古丁与一位日本文人的对话。大约1943年在伪满洲国首都新京（现长春），古丁与后来担任日本文艺春秋社社长的池岛信平闲聊，谈及这些新建大楼，古丁说：“在某种意义上说，我对这是很高兴的。因为日本就是实力再强，也不可能把这些设施全部带回去。”池岛信平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自己“倏然惊愕”。

事情果然如古丁所预料，“满洲帝国”于1945年轰然倒塌，而这些大楼当然没有被带走，它们至今仍伫立长春街头，存在于我们视野之中。虽然它们都变了用途、换了身份、改了外墙和屋顶，但它们身上的殖民烙印、曾经存在的理由、最初被建构的意图仍然依托建筑而存在着。建筑是符号，也是秘语，许多历史的秘密潜藏其中，在进行伪满研究的12年中，我一直试图破解。

新民大街上伪满建筑的“混搭风”，是政治话语的无声表达

“大屋顶，两排树，圆广场，小别墅。”这是流传在长春的一个顺口溜，说的是长春的建筑特征。徜徉在新民大街附近，最能体会到这句民谚的概括之精妙。

新民大街是长春最有代表性的大街，伪满时期名为顺天大街，两侧官厅建筑林立，被称为“政治的中心”，也是当时着力打造的“新京城市的‘脸面’”（日本学者越泽明语）。这条大街全长约1.5公里，两侧共有6座伪满行政办公建筑，即“四部一院一衙”：伪满国务院、军事部、经济部、司法部、交通部和综合法衙。其中的四个部，又与附近街道上的伪满兴农部、文教部、民生部、外交部合称为“八大部”，皆属伪满国务院统辖。

伪满重要媒介与伪满“八大部”的分布图

伪满司法部

伪满军事部，今天成为医院

站在新民大街上一眼望去，这些建筑都是日本式的“大屋顶”与西洋式建筑屋身相结合，而这种建筑形式是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的。

伪满洲国于1932年成立，这些官厅建筑则建成于1934年至1939年间，建筑风格相近，在当时被称为“满洲式”建筑。“满洲式”建筑是长春伪满建筑的标志，它的出现一方面是 受到“五族协和”的政治要求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受到中国文化影响，是一种完全由日本建筑师设计，并融入了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同时又掺杂有欧洲折中式建筑形式和日本传统建筑构件和细节的一种新的建筑风格和形式。

当时的《满洲建筑杂志》即盛赞这些官厅建筑 “壮大盛美”、“伟容”，称其体现了“新满洲，新国家，新形象”。

“满州式”建筑的另一个突出特色是“混搭”。它们不仅融汇中、日、西方的建筑元素，还“混搭”着东亚各国建筑语汇。我曾在伪满司法部大楼看到印度式拱窗，在伪满交通部大楼看到巨大的泰式佛教风格的“人”字形山花，在伪满国务院大楼前看到中式塔楼、欧式立柱以及室内装饰上代表日本的菊花图案——新民大街上的6栋伪满建筑的楼体以及装饰性构件缀满来自东亚各国的建筑符号，它们传达出浓郁的东方意味，但同时也透出一种古怪气息。

伪满交通部的屋顶

伪满司法部旧址的印度式窗棂

伪满交通部的泰式人字形山花

真正了解到这些“混搭”背后的政治意味，是在2015年夏天。我陪亚洲文化研究专家、原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合作研究员薛龙教授（Ronald Suleski）和研究伪满文学15年的华东师大刘晓丽教授、美国桥水州立大学社会学系李钟玄教授、长期从事日本文学研究的东北师大刘研教授，一同走访新民大街。听我一一介绍这些嵌入各国元素的建筑符号时，薛龙教授和刘晓丽教授异口同声地说：“（原来）这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化’啊！”

正是这句话点醒了我。“大东亚”一词于我，再熟悉不过。这十余年来翻阅伪满老报纸，无数次见过这个高频词。虽然它铺天盖地而来是在1940年8月之后（当时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发表“皇道外交宣言”时正式使用了“大东亚共荣圈”一词），但早在19世纪末的日本就形成了这一思想的起源——“大亚细亚主义”。“大亚细亚主义”主张对西方强硬，在日本主导下实现“亚洲各民族的团结和解放”，主张一种日本居高临下并对亚洲各国实行统治的纵向关系。它表面看来维护亚洲人利益，实质上最大限度地保证日本一国利益，是为侵略扩张编造借口和谎言。对于中国，“大亚细亚主义”提出中国应接受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提携”，最终实现中国与日本的统一。李大钊在1919年就读懂了它：“须知‘大亚细亚主义’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表面上是同文同种的亲热语，实际上却有一种独吞独咽的意思在话里包藏”。

原来，堆砌建筑符号并非为了追求艺术美感，而是对政治话语的立体诠释与无声表达。这种折衷日本、中国、印度、泰国建筑风格的建筑，正是对日本“殖民理想”——充满侵略色彩的“大亚细亚主义”的宣扬。

“满铁附属地”集中了当时最重要的媒体，这隐藏了另一个秘密

长春的另一段标志性街路，是从长春火车站到胜利公园的人民大街北段——原“满铁附属地”核心部分，1945年以前这里被称为“中央通”。这里是日本势力进入长春最早的地方，日俄战争结束后的1907年就开始建设。一位在“满铁附属地”长大的日本作家曾回忆：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前，走到胜利公园就来到城市边界，再往前就是乡村了。

“满铁附属地”表面上是为了保护和管理隶属于日本的“南满铁路”，实际上是日本方面通过胁迫、霸占、兼并等方式建立的实施殖民统治的特殊区域，城市设施标准较高，主要为在此居住的日本人服务。

在这里进行踏查时，我有了另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伪满洲国最重要的媒介机构几乎都集中在城北的“满铁附属地”，而远离伪满洲国精心打造的行政中心区域——城南的新民大街和伪满国务院。

在公共交通和信息传递并不发达的时代，媒体的地理位置意味着能否准确迅速地发布重要新闻。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以有轨电车、马车和人力车为主要代步工具的时代，伪满重要新闻机构如“国通社”、满洲弘报协会、满洲新闻社、满洲日日新闻社新京支社等都集中在“满铁附属地”，距离伪满国务院都在6公里以上、步行至少需要1小时，这种布局难道不奇怪吗？

满洲新闻社旧址

伪满媒介最为集中的区域是“满铁附属地”的“中央通”一段，至少有5处媒介旧址。其中“国通社”大楼最为重要，楼内不仅有伪满国家通讯社“国通社”，还有主宰整个伪满报业的“满洲弘报协会”，以及一些外国通讯社、杂志社。“国通社”大楼1937年10月开工，此时新民大街上的伪满国务院早已于1936年底建成并投入使用。与“国通社”大楼隔街相望的是满洲新闻社大楼和满洲日日新闻社新京支社。1941年伪满颁布“弘报三法”之后，满洲新闻社和满洲日日新闻社成为伪满洲国仅有两家合法的日文新闻社，它们垄断性地将全部12家日文报纸收入囊中。此外，这里还聚集着伪满洲国重要出版机构“满洲事情案内所”和日文的北满日报社。

另外两家重要报纸虽不在“中央通”，但也在“满铁附属地”，距离“国通社”大楼不足700米。一家是英文的满洲每日新闻社，另一家报社是日文的新京日日新闻社。

“国通社”和主要日文及英文报纸都集中在“满铁附属地”，中文报纸则集中在紧邻“满铁附属地”的商埠地，这里是当时的中国人聚居区。重量级的中文新闻社——康德新闻社就位于这里，它是伪满颁布“弘报三法”后唯一“合法”的中文新闻社，吞并整合了总共20家中文报纸。

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一天，我站在“国通社”大楼门前远眺，视线越过人民大街向南，突然间发现了缘由。关东军司令部那典型的日本帝冠式建筑近在咫尺，人民大街在这里有一个大下坡——我站在“高处”，关东军司令部那重重叠叠的三个黑色屋顶仿佛伸手可及。秘密就在这里：关东军司令部才是真正的权利中心，而六七公里以外的那个张景惠（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天天上班的“国务院”不过是摆设。关东军司令部于1932年开建，1934年8月竣工，我特意查了这些媒体大楼的建设时间，它们基本都建于关东军司令部之后。

此外，伪满媒介机构集中于“满铁附属地”还有一个原因：媒介掌握在日本人手中。伪满洲国各大报社的办刊人——无论日文报纸《满洲新闻》和《满洲日日新闻》还是中文报纸《康德新闻》、英文报纸《满洲每日新闻》，社长都是日本人，编辑记者也以日本人为主。我收集到一份资料：1941年伪满推行“记者法”以后，在确认获得记者资格的人员名单里，“国通社”共212名记者，其中仅26人为中国人，满洲新闻社45名记者和满洲日日新闻社155名记者全部为日本人。身为日本人，当然喜欢工作和生活在恍如日本国内的“满铁附属地”。

伪满时期有过被捕经历的文化人，都无法忘记“大铁笼子”

行走在伪满建筑里，常常想起在这里工作或生活过的人们，每一栋这样的建筑里都有许多故事。

伪满国务院大楼最初名称是“国务院总务厅大楼”，伪满洲国的新闻统制机构——“国务院总务厅弘报处”就设在这栋大楼里。据原“国通社”记者李季生回忆，伪满国务院一楼有一间记者室，供弘报处发布新闻或接待记者，他当时经常进出这间记者室。1941年12月伪满颁布《治安维持法》，他就是在这里进行采访。戏剧性的是，1944年，李季生因参与抵抗活动被捕并被判处犹豫（即缓刑）三年，审判他所依据的正是这部《治安维持法》。

伪满国务院

原“国通社”记者李季生故地重游

2015年8月，本文作者蒋蕾与刘晓丽教授、刘研教授以及美国学者薛龙、李钟玄对伪满建筑进行考察

另一位出入过这栋大楼的老人是现已97岁高龄的李正中先生。1943年前后他被弘报处官员多次约谈，因为他私自印刷诗集《七月》。李正中先生毕业伪满新京法政大学，当时在新京地方法院担任法官，上班地点是新民大街最南端的伪满综合法衙。他自小酷爱写作，撰写和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其中很多作品表现出对伪满统治的抵抗。他与作家满占鳌悄悄印刷《七月》，弘报处发现后进行查封，并且找他和满占鳌谈话，后来他利用法官身份找到一位官员才让事情平息。1945年光复后，李正中先生全身心投入文学活动，将诗集《七月》重新出版。

另一个有故事的地方是新京首都警察厅（现为长春市公安局），伪满时期有被捕经历的文化人都无法忘记这里——它的后院一个被称为“大铁笼子”的留置场（即看守所），他们都曾被关在这里。

2012年秋天，已经90岁的原黑龙江作协主席鲁琪专程从哈尔滨来到这栋房子门前拍照留念。他1944年在长春的王道书院读书期间被捕，从学校被日本警察带上汽车，首先押送到这里，审讯后又被送到沈阳的奉天第一监狱。鲁琪的“同案”——“国通社”记者李季生的弟弟李吉恒，1944年被捕后也关押于此，并在这里遭受了电刑。

我曾访问过的田力健先生在伪满时期是活跃的文学青年，他回忆说有一次文章里写到马克思，也被送到新京首都警察厅的“大铁笼子”关了几天，日本人看他年龄不大、涉世不深，严厉警告后放了出来。

这些老建筑常把我的思绪一下切换到70多年前的伪满时期。发掘那时候的人物和故事，触摸它特有的建筑细节，从伪满报纸上读到的文本便与老纪录片中的影像在大脑中合为一体，眼前出现一片立体图景……建筑使我对历史的想象有所依附，建筑成为还原历史的一种途径。

蒋蕾，文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已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东北沦陷区报纸文学副刊研究”（09CZW066）、第四十八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伪满洲国新闻统制研究”（20100480559）等科研项目，目前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北沦陷区抵抗文学的生成及属性研究”（16BZW124）。出版专著《精神抵抗：东北沦陷区报纸文学副刊的政治身份与文化身份——对伪满〈大同报〉的历史考察》（吉林人民出版社2014年）。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