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们持有的关于非洲为什么不能达到西方水平的某些根据100年前就存在，当时非洲处于欧洲的殖民之下，殖民者将一切归罪于不发达，将帝国主义排除在外。世界的经济结构没有变化，这不取决于“全球化”的说辞。非洲继续是半殖民地：越来越依靠发达国家超价值的制造业产品，同时以西方原料市场确定的价格出口原料。

本文的根据是在21世纪非洲正在经历的经济变化，不仅是因为中国所发挥的作用，而且也因为其他西方国家和中东国家有力的竞争。中国的作用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是非洲国家从殖民地实现正式独立之后欧洲人继续采用的老板--客户一体化模式的一部分。20世纪的后半期在全球经济集中在美国，欧洲西北部对于非洲的一体化继续是通道，尽管有基地设在美国的跨国公司的作用。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关于非洲国家的调查，影响非洲绝大多数人的问题继续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深渊，这既直接与国际上争取非洲市场份额的对立有关系，也与和反叛团体有关的安全问题有关系，美国将这些反叛团体确定为有伊斯兰灵感或进行其他形式游击战的“恐怖主义”。本文将分析这些问题以便从根本上理解当今的非洲和未来的前景。

非洲对发展和社会公正的结构性障碍

在非洲百殖民化数十年以后，弗朗茨·法农在《被土地判刑的人》中描述非洲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问题都与殖民主义的遗产相联系，在54个非洲国家的政治经济中没有发生集体的结构性变化，也没有消灭本地的贫困，或是没有消灭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深渊，如同联合国和其他机构在几十年中承诺的那样。将所有的非洲国家确定在一个仅有的级别是错误的，此外，这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一个证据，以同样的方式将所有的拉丁美洲国家放到一个仅有的级别也是错误的，尽管它们有共同的特点和殖民主义共同的遗产。此外，当前的现实是外国人控制着它们的资源和市场份额。

在南非和索马里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南非现在是金砖国家（BRICS其他成员国有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经济的组成部分）。索马里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政治不稳定，经济增长的前景悲惨。将伊斯兰的非洲北部与非洲撒哈拉比较同样是困难的，尽管政治的不稳定是大多数国家共同的特征，同样在殖民统治结束之后，它们在经济上继续依赖外国。根据这种情况本文将分析非洲国家某些共同的特征，指出它们发展模式的差别。

资本主义的卫士们认为非洲现在的问题是严格周期性的，因为金属、石油和其他原料的价格，特别是可可和咖啡的价格在国际通货紧缩的气氛中一直在下跌。尽管中国方面对原料的需求确实下降了，这在非洲有明显的影响，但是大多数人在价格上涨的时候（收入）并没有提高。在资本主义扩张和收缩的周期之外，从上个世纪50年代至今男女非洲人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这不取决于政府、非政府组织和西方的其他机构关于“援助非洲让其自给自足”的高尚断言。

在20世纪的后半期，非洲的劳动分工和国家机构（所有的机构，从军队到银行和对外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心国家（美国和欧洲的西北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它们的分支机构、非洲开发银行和联合国的一些机构的大力帮助下决定的，当然非政府组织的爆炸式发展，其中一些非政府组织完全由政府提供资金，政府试图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影响它们。简言之，在最近60年里非洲所依赖的外部机制比起在殖民统治的时代变得更强有力和更加巩固。

事实上，从1990年到2015年绝大多数非洲人的生活水平呈下降的趋势，尽管有明显的原料价格上涨和中国大规模投资的周期，在检查所有的指数时结果是很明显的，从预期寿命到得到饮用水和下水管道的服务。有人把事情归咎于定期的旱灾特别是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索马里，地方的战争和反叛的冲突，不论是在受旱灾影响的国家或是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在那些穆斯林有影响的国家如苏丹、尼日利亚和利比亚。

除了当地的贫穷，现在大陆的许多地方成为有伊斯兰思想或社区思想运动的场所之外，其他对进步的障碍是人口的爆炸，政治家的腐败，走私和非正规经济，缺少基础设施的发展，缺少现代的技术来帮助大陆实现可以与西方比较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指出，关于为什么今天非洲不能达到它的西方同事的水平所持有的某些论据，在100年前就存在，当时非洲处在欧洲的殖民统治下，殖民者将一切归罪于不发达这个根本原因，而把帝国主义排除在外。

非洲系统不发达的原因过去和现在都是资本的流出超过进入，不变的是外国的贷款发挥着非资本化进程催化剂的作用。公共对外债务的循环和非资本化在整个大陆继续存在，处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代表美国和欧洲大银行、外国大公司利益的金融机构关注的目光之下。

非洲的某些人担任联合国领导的职务和国际机构的关键位置无疑意味着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从一种象征性的前景来说，看到科菲·安南曾经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当他离开联合国的时候与他进入联合国时相比，难道非洲好转了吗？或是在整个非洲大陆政治经济有某种结构性的变化吗？从埃及到南非，从尼日利亚到肯尼亚，政治经济结构有某种变化吗？为了提高生活水平，主要的障碍现在继续是过度依赖被外国统治的第一产业部门，由于缺乏经济的多样化，这个部门的生产面向国外。

许多观察非洲政治经济的人士断定，非洲已经取得了某些成功，比如南非摆脱了少数白人的政治统治，尽管仍然保持着白人少数的经济主导权。除了以色列和美国的右派人士以外，整个世界都祝贺在南非一代人之前种族隔离的结束，对于非洲人来说，纳尔逊·曼德拉变成了自由和自决的象征。但是，南非继续存在高指数的失业，黑人生活水平很低，缺乏上升的活动，存在富人和穷人的分裂，这个国家的预期寿命列在世界的最后一位。

尽管南非处在达到巴西、印度和俄罗斯水平的道路上，最近十年南非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38%，这不是社会活动的征兆，而是资本集中的征兆。2015年南非的罢工指数与希腊持平，从2010年以来采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的紧缩措施。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比非洲的其他国家更糟糕，这包括非洲北部，在“阿拉伯的春天”反叛期间发生社会起义时，它遭到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直接和间接的军事干涉，当时美国和北约的代表承诺将出现一个自由民主的非洲，摆脱与本国和外国的大资本家有联系的独裁者的非洲。

在评估非洲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尼日利亚和南非--的失业统计数字的时候，两个国家都依赖采矿业产品的出口，它们与希腊之间所有的资源没有很大差别，希腊连续五年遭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强加的紧缩措施，社会经济活动在后退。南非的失业率达到26.4%，尼日利亚达到24%，这可以理解，这是由于原料市场的周期性质（不论是黄金，还是原油与其他所有的原料一样，都远远低于它们过去的最高水平）。因此，根本的问题不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的收缩，而是本大陆最富有的国家很高的失业指数和结构性失业指数，比如在一些少数富人的收入与广大多数群众的收入之间的巨大差别。

对发展的障碍是因为劳动的分工，实际上这在最近半个世纪是同样的，尽管最近20年极端贫困（每天不到两美元）减少了。根据所有的征兆，全球化是非洲大多数人活动下降的原因，尽管可能不是那么清楚，如果看看某些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数字的话，包括南非和尼日利亚。世界的经济结构没有变化，尽管有关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改善了世界上所有经济体的说辞。事情完全相反，非洲经济的整体状况从80年代以来不断下滑。1955年非洲大陆参与世界贸易的比例为3.1%，1990年下降到只有1.2%。

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中国作为非洲地区贸易新的主要角色的作用，在90年代初的衰退之后贸易增加了，尽管也限于生产的初级部门。中国的因素没有帮助非洲大陆增加它的国内生产总值。1997年非洲的国内生产总值低于3000亿美元，与此同时它的债务为3150亿美元。这种情况允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紧缩、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措施、减少企业的税收和取消贸易壁垒强加给非洲，这就更加削弱了非洲各国的经济。紧缩措施不仅阻止了非洲上升的社会经济活动，而且实际上降低了更多非洲人的生活水平。

1993年12月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指出，解决非洲的社会经济问题需要更多的一体化。关于这个问题罗伯特·卡明斯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从50年代到现在非洲大陆建立了200多个机构，其目标是推动地区和次地区的一体化和经济合作。在历史上这些机构的成果并不出色。”

联合国、世界银行、其他的机构和西方的政府为造就非洲的一体化做出的努力没有改变以第一产业为基础的经济依附性结构，也没有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活动的上升，尽管贫困在最近20年略有减少。老板—客户模式的一体化是新自由主义在非洲的重要内容，这对跨国公司有利，由于这种情况非洲的对外依附和不发达持久存在。

今后几十年非洲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将是从很大程度上“依靠国外”（出口第一产业的产品）和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供应廉价原料的经济过渡到向内看（通过替代进口的工业化，生产为了满足国内的需求）的一体化经济，这条道路是一种大陆内部的模式，发展与发达国家更加公平的交换条件。交换的不平等，面对从发达国家的进口非洲出口固有的价值更低，过去和现在继续是非洲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

为了实现自给自足的目标，非洲需要比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的介入更多的东西，它们只是在战争和饥饿的时期在紧急的地区采取行动。非洲所需要的东西超过中国为发展基础设施提供资金以便开发采矿业和农业地区，这超过了世界银行不成功地维护的地区一体化，世界银行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它只是追求加强试图统治原料经济的关键部门的跨国公司的作用。

非洲缺乏系统的政治变革，如同在英国（1689）和法国（1789）发生过的那种变革准备了经济现代化的道路，它不可能实现自己自给自足的目标。除此之外，大陆的政治家或西方组织如世界银行和利用自给自足说法但是采取帝国主义行动的机构，其结果与19世纪殖民主义者统治的结果并没有很大差别。

中国在非洲的经济角色

在21世纪的某个时候，中国将取代在非洲的欧洲人成为“威胁”吗？如同美国媒体从2008年世界衰退以来提出的那样。或是中国的资本和欧盟的资本紧密相互联系，可以考虑的事情是中国在非洲的市场份额很可能正在为法国、英国和德国的跨国公司产生利润？如果中国对西方意味着此类“威胁”，那为什么非常亲西方的世界银行在一些领域与中国合作？很简单，这是美国害怕中国以其将来不可避免的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独占非洲最丰富、最廉价的市场。

2010年维基解密揭露，美国害怕中国在那些美国计划与其做生意的非洲具有战略地位的国家帮助它们发展基础设施。有两件事情让美国感到惊恐：一是这些基础设施的发展没有限制也没有条件，至少没有像美国和欧盟历来强加给接受的国家那些直接的限制和条件；二是中国人将世界银行、欧洲的政府和基础在欧盟的跨国公司包括在内的聪明的方式。总之，中国将多边的做法作为确保市场份额的战略已经打破了美国的单边做法，这从美国坚持一项极为糟糕的计划，将非洲对西方的历史性依附转移给东方可以看出来。

另外一个有关中国的问题是2015年它在非洲所起作用的范围已经被注意到，西方的媒体将它说成是“霸权主义的”，“对于美国和西方的利益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它们因此断言国家资本主义和贸易集团的做法是一种“民粹主义的战术”。实际上，正如我们在后面将看到的，现在中国发挥很小的作用，与此同时欧洲国家、美国和海湾最富有的阿拉伯国家享有非洲市场最重要的部分。

让西方的资本家和政治家们感到惊恐的是以下事实：非洲对中国的出口已经从2000年占世界市场份额单纯的1%增加到2012年的15%，可能继续无限地增加。尽管在中国经济周期不可避免地放慢，同样不可避免的是到本世纪30年代我们可以舒适地预计非洲的贸易、投资和总体的经济对中国的依附将会更加紧密，这件事情本身不仅对西方的资本主义提出一种“威胁”，而且也对西方关于一个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大陆的地缘政治计划的“威胁”。由于美国在非洲没有利用同样的经济一体化工具与中国进行竞争，实际上美国唯一的回答是表现它的军事实力，尽一切可能确保基地设在美国的跨国公司的利益。

在我们接受中国的作用是有利的之前，许多人坚持说中国对非洲是“灵丹妙药”，他们注意到欧洲和美国在整个非洲所发挥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的作用，根据西方要求的标准（民主、自由、经济发展和提高生活水平）并没有为非洲带来改善。非洲内部和外部的某些观察家认为，中国的一体化模式是有希望的，从发展基础设施开始，这将帮助国内的经济，也将创造一种更大的地区一体化，同时鼓励出口部门。总之，欧洲帝国主义者在非洲所做的唯一的事情是掠夺，从15世纪由于葡萄牙的到达跨大西洋贩运奴隶开始，到20世纪更加难以捉摸的政策帮助公司开发非洲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如果中国更好地与全球的经济结合在一起，正在帮助在非洲创造一种一体化的模式，这对非洲国家意味着新的机遇，至少对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是这样。

根本的问题是中国是否在帮助非洲发展，或是简单地让不发达持续下去，如同欧洲人和美国曾经做过的那样。与发展一样，不发达是一个在本国的和国际的政治经济的活力当中发生的过程。发展不在于一个国家有劳动力的顺差，实际上在矿产品和原料方面自给自足，或是拥有能够包容迅速发展的基础设施，以便加强密集资本的出口部门，其大多数在采矿业。非洲是地球上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大陆之一，毫无疑问非洲有劳动力的顺差，与其他大陆相比其成本是地球上最低的。中国的投资用这些廉价的资产能够做一些事情以便在帮助自己的同时帮助非洲吗？

为了确保将非洲的一部分自然资源用于它自己的增长和发展，成本可能更低的目标，中国已经在非洲大陆投资并使用现金，此举是为了在21世纪使出口迅速增长。尽管有丰富的资源，既有中国新的投资，也有海湾阿拉伯国家、欧洲和美国的投资，非洲不发达的存在是对逻辑的挑战，至少在表面上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数字的增长，极端贫困范围在下降。有什么有理由相信中国人将改变非洲五个世纪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历史呢？

可以提出的理由是，所有结构性的原因都与非洲的腐败和不称职的政权有关系，它们与撒哈拉以南一些地区的饥饿和定期的旱灾造成的复杂的不平等发展相结合。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卫士们另外一个根据是，非洲没有完全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结合，没有完全利用它的生产能力的大部分，或是由于部落主义的存在，这种能力被置于国际贸易的范围之外。难道非洲的问题是未能完全利用自然资源，或不平等的贸易，长期开发很低的劳动价值，资本大规模集中在与外国资本联系当然也和腐败的政治家们联系很少的资产阶级买主手里，外国的公司为了取得合同向这些政治家行贿？

西方的分析人士经常指出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由于在一些国家民众的冲突，存在政治不稳定，从苏丹和尼日利亚到中非和东非，那里反叛者们是稳定和发展的一种障碍。在位于撒哈拉北部的伊斯兰国家存在着由吉哈德主义者引起的不稳定，如同在东部发生的情况那样。他们的一些活动也对整个非洲有冲击。但是，吉哈德主义者的地位有其相当近的起因，甚至是对新殖民主义条件的反应，其他的原因与部落的和宗教的分歧有联系。总之，西方的分析人士的结论是，非洲缺乏发展的过错直接在于内部的力量，与西方的帝国主义的长期存在绝对没有任何关系。

当我们检查联合国、世界银行和西方政府“崇高的”增长与发展承诺时，它们唯一的兴趣是为公司控制非洲的资源和市场份额做出贡献。结果是在1995年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25%的人没有工作，也没有家。更加令人吃惊的事情是，非洲农业的增长率从1965年以来一直在下降。在上个世纪的80和90年代，人均粮食的生产继续下降，从1965—1973年平均的2.2%下降到1981—1985年的0.6%，因此需要增加四倍以上的粮食援助。为什么令人吃惊的是存在反叛的活动，包括最近发生的吉哈德主义者的活动，问题应当是为什么没有更多的活动，既然已经具备了西方人不能容忍的条件和要求变革？

有些人认为，实际上中国的存在帮助在整个大陆控制了社会政治气氛。中国在所有的领域投资：能源、水电站、水坝、饮用水和下水道服务、港口、铁路、公路、矿业、木材、捕鱼和农业。与此同时，不论是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还是美国和富有的阿拉伯国家都一直在与中国竞争，它们想保持自己的市场份额。另外的事情是，所有这一切对于非洲人和最后可能使他们中的大多数摆脱极端贫困的发展模式具体地意味着什么。

中国人是为了加强他们在全球竞争的地位。中国需要非洲的原料，从粮食产品到矿业产品，这是为了在21世纪继续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中国占世界人口的近五分之一，但是只有全球6%的水和9%的可耕地，这就迫使它的政府在边界之外寻求（资源）以便保持其增长和发展。同样，从殖民主义的时代直到中国作为全球的经济大国出现，非洲曾经向欧洲和美国提供了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在21世纪欧洲和美国将发挥类似的作用，为了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与中国竞争。欧洲和美国在非洲的投资已经从2000年只有2.1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1.7亿美元，还有望上升。

现在非洲是外国直接投资（IED）增长最快的大陆，尽管开始时水平很低，但是能够增长。尽管在历史上外国直接投资主要在采矿工业，现在对制造业有新的兴趣，对能源和关键的工业有兴趣。在这里一些革命的方法可能标志着差别，比过去任何时候向更多的人提供电力，使制造业更加廉价。在整个非洲大陆，外国直接投资从2007年约3%增加到2012年的5%，这是一个世界衰退的时期。

但是非洲并不在世界上25个外国直接投资进入最多的国家中间，如果将南非排除在外，非洲整个大陆与欧亚的某些国家一起排在最后几位。尽管是奇迹，但在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中中国的参与只有260亿美元，与此同时法国和英国继续是这类投资的前两名。另一方面，只有很少的人认为中国已经准备将某种类型的经济主导权在一种比法国和英国在非殖民化以后强加给非洲的模式更好的所谓的“经济一体化模式”之下，强加给非洲。

在2009至2012年世界衰退期的环境中，中国向非洲提供了总额达100亿美元的特许贷款（条件更慷慨和期限更长），中国没有颁布条件直到最起码的细节，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供贷款时发号施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2013—2015年期间对非洲特许贷款的承诺从100亿美元增加一倍，达到200亿美元。中国进出口银行宣布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到2025年将提供1万亿美元的资金，但由于2015年中国经济减速这个数字可能会减少。

尽管非洲意味着中国在全球投资中只占一个很小的比例，但它是中国对外援助主要的受益者之一。捐赠的援助历来在所有的方面被利用作为政治工具和优势，以便不仅影响援助的受益国的投资和贸易政策，而且也影响它的防务和外交政策。中国在向非洲提供不同类型的援助时，从医疗和人道主义救助到减轻债务以及发展，确实是在用善意进行投资，不论是在外交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如此，为了在将来在非洲它希望的市场份额。

我们可以期待中国发生欧洲和美国的企业在非洲从1960年代以来所看到的事情吗？从这个十年初至今，外国的大企业得到为了在整个非洲收益很少的私人项目的公共资金。但是，外国企业不会用自己的资本去冒险，因为它们收到的为了自己活动提供的贷款是由它们的政府或开发银行担保的，它们的利益和利润是有保障的。像大多数投资一样，它们在矿业和为了贸易的农业的投资没有变化，卷入的企业有孟山都公司、凯雷集团、壳牌公司和华尔街的大公司以及美国其他的公司，它们的目标是加强出口部门，利用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在一个对获得更多的自给自足绝望的大陆，为了更加广泛的经济多样化这并不意味着很多利润。

尽管中国继续采用这种模式，事实是在一些非洲国家集中发展基础设施，有潜力为一种可持续、多样化和面向国内的经济打下基础。总之，中国向学校和某些纺织工厂提供援助，但是经常将贷款说成“援助”，大部分投资将投到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

在非洲的外国投资是有条件的，任何发达国家都不允许受到调控，这就意味着自然资源的财富流失。在非洲遭受世界上最低廉的劳工价值时，吸引了外国资本的投资，因为这是获取高额利润的下一个边界。另一方面，外国资本流入是因为外国的生意要求非洲国家以政府担保的贷款方式非常慷慨的条件提供本地的资金，这些条件包括将利润返回投资的国家，对于环境自由的条件和最低限度的劳工保护。

根据世界银行报告，在非洲的目标中很多项目成为中国的伙伴，包括：1，加速工业化和生产；2，建立经济特区（ZEE）和工业园；3，基础设施和贸易的后勤，包括地区一体化；4，创造条件加快私人部门负责任的投资；5，为了有竞争力开展竞争，创造旅游业；6，提高农业生产率，扩大农产品加工的机遇。

这是一些真正高尚的目标，可以有理由说所有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都曾经经历过，非洲必须这样做，尽管它与工业化的国家的关系是特殊的。如果我们分析世界银行在前面提出的第一点，我们的结论是非洲的目标是在尽可能良好的条件下为投资创造一种有利的气氛。对于保护劳动者的权利、集体的谈判、有尊严的工资、可以得到适当的住房、医院和学校，却什么也没有说，特别是根据社会正义的原则在一个尊重人权和公民权利的政权，什么也没有说。投资者、政府和国际组织唯一关注的是他们在非洲参与的是投资本身，而不是人们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福利。

“为了非洲新的斗争”，毒品和人口的贩运

存在着一种21世纪“为非洲而斗争”的说法，这是19世纪（1880--1912）欧洲人开始的掠夺非洲大陆资源的继续，欧洲人系统地剥削非洲人民，挑动社区的和地区的战争，破坏了他们的文化。对所有这一切援引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其他的种族中心主义的理论，包括种族中心主义和“例外主义”，以便为白人的霸权找借口。新殖民主义竞赛中新的攻击是为了瓜分非洲有利可图的可耕地、它的矿业财富和在它的领海之内的捕鱼权，还扩大它非常适当的地理位置，为了南美洲通过西部非洲的可卡因贸易和海洛因贸易，以及通过非洲东部的大麻交易。

根据世界银行2010年9月的统计，2009年的头11个月非洲出售了1.1亿英亩耕地（相当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和弗吉尼亚面积的总和）。外国的私人投资和政府的投资进行疯狂的竞赛，以便确保廉价的土地以及耕种它的劳动力，这发生在战后期间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时期。从1998年到2008年世界银行向全世界的农产品加工业提供了237亿美元，大部分给了非洲，以便推动它命名的“有效和可持续的农业”。除了破坏维持家庭生存的农业之外，还存在相应的对渔业生存的破坏，原因是欧洲和亚洲在非洲海岸的商业渔业活动的对立。所有这一切都是公司控制非洲的重要内容，得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补贴的机构的支持，还得到国际金融公司（IFC）的支持。

估计2010年国际金融公司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农产品加工业投资1亿美元，而此前十年每年只投资1800万美元。国际金融公司和世界银行数十亿美元的投资仅仅集中在取代非洲小农的公司农业。尽管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专家们提出劝告，称可耕地更好的利用是将其分配给当地的居民（每户12公顷），向他们提供耕种土地的工具，以便消灭饥饿，同时为贸易创造潜在的顺差。外国人所有的农产品加工业得到它们的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如国际金融公司的支持，为了出口种植用于贸易的作物，与此同时，当地的居民继续处于贫困状态。必须指出外国对非洲农业的援助从1980年以来下降了75%，这种情况造成农业部门需要外国的私人投资。所有这一切都是西方新自由主义者在全世界推动私有化目标的名义下发生的，给非洲男女劳动者和农民带来破坏性的后果。

最近100年工业化国家的农业经历了一场革命，其结果是仅有一个很小阶层的劳动力靠农业、畜牧业和渔业维持生活。在农业部门采用的科学和技术增加了生产，使农业需要的劳动力更少，同样农业的专业化和集中提高了生产率。第一生产部门的现代化意味着该部门的贸易活动得到政府有利的政策支持，已经占据了这个生产部门，它需要农用化学产品和昂贵的机器以及一个分配的网络，以便保证稳定的利润。在非洲的情况下，只有大型的贸易企业（没有变化都是外国的）能够按照这种发展模式行动，这就注定了小农和农民陷入贫困。

每个衰退的周期都让非洲和世界上更多的小农没有活动，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的辩护者们不仅在公司委员会的会议室和媒体上，而且也在政府和联合国继续赞扬大规模的贸易活动是资本主义的“灵丹妙药”。从生存的农业向贸易的农业过渡，先是在西欧然后在美国为制造业部门和生产的服务部门解放了多余的劳动力。但是，在非洲的情况下，并不存在一个足够大的制造业部门或服务部门，以便吸收启动生存的农牧业后多余的劳动力。

政府、银行和引领统治思潮的经济学家们接受以农产品加工形式的贸易农业是现代化需要的发展。他们还接受只有由政府、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等国际机构补贴的大规模农产品加工业才能满足世界日益增加的对粮食的需求和保持低成本。总之，对非洲来说制造工业正在“回到转角”，我们在孟加拉和其他南亚国家看到了制造工业的类型，在那里民众生活水平很低，劳动条件坏透了。

最近15年出现了走向公司农业的倾向，政府和全世界的私人企业已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投资，因为公司寻求更多的收益，用尽可能更少的投资在对资本可能更有利的条件下获取利润。除了农产品加工业得到越来越多的土地，银行、退休基金、基础产品的商人、基金会和个人投资者已经购买了土地，作为投资的一部分，其平均价值为每公顷1美元。在对没有加工的粮食产品和生物燃料需求越来越多的环境中，这反映了一种利用土地和廉价劳动力的意图。

欧盟希望减少碳排放，到2020年在所有的燃料产品中生物燃料的利用至少占10%。美国的目标是在未来15年将对国外石油的依赖减少70%。依靠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的帮助，欧盟和美国已经考虑在非洲大陆（有7亿多公顷地适用于农产品加工业）投资生物燃料，在一段时间内欧洲人认为非洲是下一个太阳能的边界。拉丁美洲也是生物燃料和其他农业投资的一个目标，但是，非洲提供的前景更有吸引力，部分是因为阿拉伯人和中国人对此有兴趣。

最近十年，印度、中国、日本和阿拉伯国家在某些事情上已经在21世纪“为了非洲的斗争”中联合起来，因为各国政府关注在它们自己的国家保护土地、水和自然资源。私人和政府的投资正在试图有进攻性地瓜分非洲丰富的可耕地，因为可望在目前的衰退结束时，农产品的成本将会提高。沙特阿拉伯已经为本国的农产品加工业提供50亿美元的低息贷款，以便从农业的观点来说在有吸引力的国家进行投资。“为了非洲新的斗争”另外的理由是由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将没有耕种和未完全利用的地区命名为“保留的土地”。

发达国家已经利用非洲的原料，将其作为进口制造业产品和外国的贸易服务的消费者，但不是作为几乎同样像法国和德国这样的贸易伙伴。非洲是不平等贸易和由外国控制它关键的出口部门的受害者。简单说，非洲继续处在一种半殖民地的地位，继续越来越依赖发达国家定价过高的产品和服务，与此同时以西方基础产品市场确定的价格出口原料，而西方基础产品的基础是投机的利益。

有关“可持续发展”的说辞给人的印象是有利的，媒体、政府、世界银行甚至公司都承诺好像这种“发展”会变成社会正义。总之，不仅是在尼日利亚运行的石油公司，而且甚至大众汽车公司（2015年10月发生操纵尾气排放的丑闻）都已经不断表明这些公司对于生态系统的责任的虚伪。欧盟和美国方面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发展生物燃料的意图与“可持续发展”没有任何关系，与创造更多的“自给自足”或帮助非洲的“发展”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联合国、世界银行、西方的政府和跨国公司利用的一种说辞，以便造成对世界来说“为了非洲新的斗争”成为更能接受的口号。这项说辞是为了安抚群众，让他们保持对公司的信任。

生活在非洲的人将解决长期贫困和疾病问题吗？贫困和疾病是开发土地和劳动以便满足西方国家的食品和生物燃料的要求的后果。在今后20或30年非洲的粮食需要将增加一倍，一个事实是外国的农业企业、政府、国际金融公司和世界银行正在利用这一点为外国所有权的农业商业化进行辩解。在新殖民主义盗窃土地的进程中经常驱赶农民和小农，将整个村子毁掉，造成平民的混乱，公民抱怨“土地被盗”。对社会不公正的抗议没有阻止政府批准得到强大势力支持的农产品加工交易。对于“为了非洲新的斗争”一种共同的辩解是购买的土地没有被利用，或是“无用的土地”。政府经常不对农产品加工业用水收费。比如，在埃塞俄比亚属于一位阿拉伯投资者的一个家产品加工企业的用水量相当于十万人的用水量。当然，在非洲的许多地方水是最珍贵的。这是农产品加工业的现实和它在受旱灾摧毁的东部非洲的作用。

非正规经济包括从手工雕刻的木头像到哥伦比亚的可卡因和阿富汗的海洛因（在将产品运到欧洲之前利用非洲东部和西部作为中心）增加的一个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失败了。事实上，非洲贫穷的青年与受到激进的伊斯兰或对社区的忠诚启发的反叛团伙联合失败了，非常可怜。同时，反叛活动和与毒品及贩卖人口、武器的暴力相结合，还与激进的伊斯兰和在某些情况下与对部落的忠诚相联系，这是对新殖民制度的一种反应，它不取决于西方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媒体、联合国、世界银行“对非洲人的利益的关切”高尚的断言。

在非洲毒品的贩卖

非洲的结构性问题有助于通过大陆的东部和西部地区贩卖毒品日益昌盛，这是由于地理上的因素。因为在撒哈拉以南的国家从事农业、畜牧业和渔业的劳动力的比例在50%和75%之间，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结果是创造了领取工资的劳动者更大的比例，他们不再致力于生存的经济。这部分居民决定靠非法的活动（贩卖人口、武器和毒品）谋生，另外的人靠海盗活动生存，还有的人靠繁荣的青少年娼妓交易赚钱，后者在全世界都有市场。

所有这一切只是非正规经济重要的一部分。根据非洲开发银行的统计，在撒哈拉以南的地区非正规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占55%，占80%的劳动力。“在非洲农村和城市每十个劳动者中有九人进行非正规劳动，就业的人大多数是妇女和青年。大多数非洲经济体非正规部门的重要性来自为更加脆弱的居民提供的机会，比如更贫穷的人、妇女和青年”。

多年前联合国反对毒品和犯罪办公室（UNODOC）曾提醒说，非洲东部和西部的一些国家现在卷入了故意贩毒，这一事实在犯罪活动和一般卷入的经济政治中产生了后果。由于贩卖毒品非常赚钱，它创造的收入经常高于某些非洲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几内亚比绍，贩卖可卡因的收入超过20亿美元，在这个葡萄牙原来的殖民地暴力犯罪正在不断增加。情况与塞内加尔没有多大差别。在那里达卡尔机场被用来将拉丁美洲的可卡因运到欧洲。

同时西部非洲是贩运哥伦比亚和秘鲁可卡因的中心，东部非洲是通过空中和海上来自东南亚和西南亚的海洛因和大麻的中心。在运输合法商品的船上经常发现毒品，这些船是从事海上运输的欧洲权贵的财产，当然也是对毒品资金进行洗钱的欧洲银行的财产。一些希腊的海上运输权贵已经与在非洲非法贩运毒品有联系，但是不变的是他们通过与欧洲的关系以便销售毒品和大量洗钱，因为毒品在街上的价值比运到非洲之前比原来的价值高出20倍。

尽管毒品的贩运似乎可能在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活动范围之外，实际上它靠资本主义同样的规律运作，按照类似的渠道运行。实行供求的规律，同样有政府提供合作，确实通过贿赂在次要的非法水平运行，这与一个跨国公司支付给官员的贿赂没有区别。另一方面，在采矿业非洲的资本也以和贩毒同样的方式流出。事实上，卷入这项交易的是靠非法产品运作的商人，但是可以看到在这个市场内部运作其余的市场规则，在毒品的资金和公司的资金之间没有进行区分。对非洲来说重要的事情是不论是公司的生意，还是毒品的交易，结果都是将资本从地区抽走，将所有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留在身后。

在非资本化的进程特别是在世界经济衰退周期的环境中，比如在现在情况下基础产品的价格很低，只会增加非正规经济引起的问题，这是普遍依附和面向出口的经济纯粹的延伸，是为非法活动提供地盘纯粹的殖民地的延伸。非洲东部位于亚丁湾的周围，除了武器和人口的非法交易，已经成为世界海盗的中心。那里非法贩卖一切，从非法的手工艺商品到钻石和黄金。非洲西部正在一步步变成南美洲贩毒分子新的世界中心。几内亚、毛里塔尼亚、几内亚比绍、加纳、贝宁、塞拉里昂和塞内加尔是与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可卡因交易联系的主要的贩毒中介国家。

没有官方的合作，从海关职员、港口当局、警察、陆军和海军直到政府的高级官员等所有人的合作，贩毒是不可能的。总之，在非洲的毒品交易是政治制度和享有不同角色广泛保护的非正规经济重要的一部分，这就使得毒品的运输与在加勒比海相比风险不大。最近十年与俄罗斯的贩毒活动增加了，俄罗斯成为国际贩毒一个新的角色，在政权的背后是寡头。

美国在里根总统时期开展“只是说不”运动期间，人均毒品的消费达到最高点，那时美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总数的4%，但是他们消费的毒品占世界非法毒品的25--40%，这并不想说在美国一粒合法的药丸奇迹般地治愈一切疾病，这在本质上不是一种文化的特性。但是目前不论在英国还是在西班牙，人均可卡因的消费都超过了美国，这两个国家加上葡萄牙和法国是是通过非洲西部来自拉丁美洲的可卡因的主要目的地。

人们了解的事情似乎表明，目前处在建立一个中央权威进程中的索马里是普遍的非法交易东道主，包括毒品和武器的交易。在该地区有两个重要的国际机场为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资本提供服务，这两个国家被利用作为转运毒品的地点。这两个机场与非洲西部与东南亚和西南亚海洛因生产国之间有联系。也越来越多地用来为可卡因、海洛因和大麻提供邮政和信息的服务。

最近20年从巴基斯坦和印度向非洲东部贩运海洛因增加了。这些海洛因的一部分运到非洲西部，也通过埃塞俄比亚出口到乌干达、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由于在非正规经济中的选择有限，越来越多的坦桑尼亚人和莫桑比克人参加巴基斯坦和伊朗海洛因的贩运。非洲东部和西部贩毒分子的组织之间相互有联系，他们也和拉丁美洲及南亚走私分子有联系，此事反映出一种高水平的组织。

注意到从壳牌石油公司到西门子公司的跨国公司都有很长的向非洲官员和不是非洲的官员行贿的历史，贩毒分子运作的模式与“合法的”交易没有区别。如果出现谋生的机会，为什么“肮脏的钱”必然比“干净的钱”价值更低呢？对大多数非洲人来说，一年的收入似乎不到500美元。考虑到战后的衰退，当人均收入下降50%的时候，意味着在当前非洲的危机中不仅可能遭受比世界上其他地区更严重的贫困，而且他们的经济问题将在社区之间和部族之间引起更多的冲突，更多的传染病，更多的国内移民和向大陆外的移民，政治更加动荡，这是任何发达国家都可能预料到的事情。

这种气氛对于出现更多的海盗、贩卖武器和毒品、贩卖人口是理想的，所有这一切都是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面向外部对发达国家有利的经济遗产的一部分。尽管在短期内非洲大陆需要减轻债务负担和对发展的援助，对于一小部分失业和极端贫困的非洲青年来说，创造金钱的毒品、武器和贩卖人口是解决办法，尽管这些钱的大部分没有留在本地区，却对合法的经济活动制造一种持久的暴力冲击。

结论

“为了非洲新的斗争”重新翻动的社会组织和政治上的继续不稳定保障增加犯罪和社会的烦恼。结果令人吃惊，曾经帮助破坏非洲的同样机构断言，将以“进步、可持续发展和效率”的名义采取行动，将帮助提高生产率和增加出口，通过外国投资创造就业，等等。也就是说，这是“白人负责”的现代版。

“政治上可以接受的”和“效率与可持续”的说辞，在一个面向国外的农业部门已经产生了结果，它向外国的市场供货，而不是一种面向国内市场的经济，这种经济的设计是为了满足迅速增加的居民的粮食需要。16世纪在英国由于纺织的羊毛需求增加，农民转向畜牧业。在谷物成本增加的同时，农民饿死了。这成“绵羊吃了人”。在这个世纪“农产品加工业将吃掉非洲人”。

那些维护农产品加工业的人们用不同的理由进行辩解，其中包括有三分之二的劳动力靠土地生活，依赖采矿工业，“任何国家都没有发展”。最近几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成为“毒品先生们”的目标，这个地区也是公司的农场投资的目标，这两者的巧合是有趣的事情。这些农场运作的模式是利用土地和廉价的劳动力，腐败的公共职员关注的是国外市场的需求。外国公司在非洲农业投资的结果是农村的贫困增加。投资的公司和“毒品先生们”提出的“为了非洲新的斗争”的结果将会消灭饥饿和疾病，提高本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吗？或将是新殖民主义以进步的名义出现的另一种形式？

利用“恐怖主义”的借口和最近几年在吉哈德主义者的旗帜下的游击运动，西方和亲西方的政权将所有的问题都归咎到这些狂热分子头上，如在尼日利亚、乍得、苏丹、索马里、肯尼亚、尼日尔、喀麦隆、乌干达和毛里塔尼亚。换句话说，美国和它的欧洲伙伴们使公众舆论相信，数十年来在没有伊斯兰吉哈德主义者的时候，在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统治下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享有社会正义”，在民主政权下社会活动上升。更有辱骂性质的是提出伊斯兰战士们是“西方开发非洲的原因，而不是西方开发非洲的象征”，如果消灭他们非洲大陆将不会有问题。事与愿违，正是吉哈德主义者的战争对实现了他们的目标没有用，它不是原因，而是新的帝国主义结构在非洲大陆的又一个征兆，从利比亚到南非，从尼日利亚到肯尼亚。

除了将非洲的问题归咎于伊斯兰“恐怖主义”，还有人为新马尔萨斯理论辩护：人口太多，资源很少，代替的是一种收入的不平等分配。在非洲的东部和南部旱灾确实是一种周期性的自然灾害，一般来说在另外的地方也是一个问题。但是，旱灾能为马尔萨斯主义辩解，说明非洲发展的结构性障碍吗？这并不是想说控制居民是一种人们希望的方式，但是这是一个资源的问题，一般来说是对居民的教育问题。

对非洲人来说，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团结和在基层的运动一极组织起来，以便结束新殖民主义的种族主义剥削，或是建立在矿业和农业出口基础上的正规经济形式，或是以非正规经济包括贩毒的形式。为了可持续发展的工作只能来自土著居民的运动，首先改变依附国外的政权，然后承诺改变社会秩序，在一个面向国内的模式中将带来经济的增长。注意到在非洲历史上深刻的部族对立，对其中一部分西方人是有过错的。西方新殖民主义牢固的基础更有过错，在未来几十年这些情况中的任何一项发生的机遇完全不可能的。非洲将继续是矛盾的大陆，非洲人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但是它的某些自然资源是世界上最丰富的。（作者乔恩·V.科法斯是退休的历史学博士和教授，出版了十本学术著作和数十篇学术文章。他的专业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讲授过美国的外交史、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上所起的作用，写过相关的文章）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7年5月10日西班牙《起义报》）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