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天华在工作中。洪梅摄

电梯门开了，教书几十载的黄天华似乎有些拘束，边走路边轻声地问旁人，一会儿应该讲些什么。“领导通知得太晚了，我还没有好好准备。”进教室前，他嘀咕道。

这是一堂思政课，主题为普通工作岗位上的坚守者。年轻的学子们纷纷抬起头，注视着这位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退休教师，表达敬意的最好方式就是鼓掌。3月17日，上海财经大学的官方微信号推送了一篇关于黄天华的专访：《一生无华　满心天下》。文末点赞最多的一句留言是“这才叫做学问，这才叫搞学术研究，这才叫为人师表”。

“我不善于讲话。”黄天华用沙哑的嗓子说出了惯用的开场白，除了在财政史专业领域能做到侃侃而谈，其他场合确实如此。在四五十分钟里，他动情地讲述了自己求学、治学的经历，并从“租”的甲骨文讲起，介绍了中国古代税制改革的八大变化。半个月后，他又在报告厅做了一场讲座，题目是“经济转型中的中国财政”。这一次，他有备而来，远到历史上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近至新经济革命中出现的优步、空中食宿、共享单车、无人驾驶汽车、3D打印技术。

近些日子，黄天华很忙，打破了“与世隔绝”的生活状态。他像以前一样，骑一辆电动车来学校，独处的时候点一根烟，但无论是见的人，还是说的话，比过去一年的总和还要多。笔耕半生的著作即将出版，曾布满愁云的脸上露出了笑颜。

学术报国，书生无怨无悔

一个人的命运，有时取决于一念间。

如果当初不去报考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而是留在税务局工作，那么现在会怎么样？　这样的假设其实没有意义。黄天华之所以选择了这条别人不愿意走的路，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对祖国母亲爱得深沉，“作为一个中国人，‘祖国’的分量太重了”。

在北京读研期间，导师马大英告诉黄天华，“中国财政制度史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走在我们的前面，并远远超过了我们。”他听完久久不能释怀，中国的历史应该由中国人来书写，凭什么让外国人主导了中国研究的话语权？　就这样，老师的一番话点燃了学生从事财政史研究的热情，“哪怕倾家荡产、头破血流，我会一直走下去”。

1984年，黄天华进入上海财大任教，意气风发的他用两年时间做好了规划———完成《中国税收制度史》与《中国财政制度史》两本书大约需要35年(实际的写作与出版周期是：第一本从1986年到2007年，第二本从1993年到2017年)。没有助手，也没有经费，黄天华硬着头皮去跟妻子解释：自己每月的工资都要用于研究，没办法补贴家用。女儿小时候过生日，想要一个变形金刚玩具，黄天华拿不出钱。“当时觉得自己特别窝囊，偷偷跑到江湾机场的荒地里大哭了一场。”说起这件事，他心中仍隐隐作痛。

为了搜集资料，黄天华经常要自费去北京、西安等地出差，钱不够就睡在火车站的候车室，每天都吃最便宜的阳春面。老师过得如此艰难，博士生钟灵娜既感动又心酸，“在他身上，延续的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的骨气和坚韧。”财政史研究涉及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黄天华在大量古代典籍和专业书籍中寻找他需要的答案。

工作压力和营养不良导致黄天华的身体每况愈下，体重从133斤降到了107斤，随之而来的是胃出血、心脏病、肺气肿、腰椎间盘突出。“我生命的长度有限，所以只能抓紧。”他就像一台不知疲惫的机器，早上5点半开工，深夜才想起回家；年三十刚在办公室度过，结果年初一又来上班。“如果没有对于学术近乎深入骨髓的热爱，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上海财经大学资深教授鲁品越眼中的黄天华是知识分子的骄傲。

笔耕半生，梦圆唯有感恩

黄天华说，跟别人相比，自己是幸运的。就算有过怀疑、有过绝望，但结局是好的。从讲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两次职称评选，学校都把破格名额给了不会英语的黄天华，这是对真正做学问之人的尊重和褒奖。有一次，他要去北京参加新书发布会，苦于没钱，正在犯难，当时的副校长、现在的上海财大党委书记丛树海把他叫过去，“老黄，我这儿有4000元，你先拿去。”

笔耕半生、呕心沥血。550万字左右的《中国财政制度史》写完了，但是巨额的出版费用犹如一座大山挡在了前方。在领导和同事的建议下，黄天华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最后获批35万元。学校出了25万元，有关方面又与出版社协商，让他们提供了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今年9月，《中国财政制度史》就将出版。对于这本书，厦门大学教授张馨的评语是“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做得很扎实，内容非常详细、丰富，体例上亦有创新之举”。

“感谢那么多人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最温暖的手，支持了我的研究。”黄天华圆了自己的梦想。孤独过后，他期待迎来学科接班人。

人物小传

黄天华，生于1950年，教授，博士生导师。1984年进入上海财经大学，从事中国财政史方向的教学和研究。1986年开始做这辈子最疯狂也最骄傲的一件事———在没有任何科研经费资助的情况下独自撰写　《中国税收制度史》　与　《中国财政制度史》。前者2007年出版，获上海市第9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一等奖)；后者计划于今年9月正式推出，在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财政管理等方面的研究都有新的突破，受到学界瞩目。“科学的发展是无国界的，但对中国财政制度史的研究和总结，还是由中国人来做比较合适。”黄天华用31年时间兑现了自己对祖国母亲的诺言，也充分诠释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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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天华教授专访：一生无华 满心天下

“作为一个中国人，‘祖国’的分量太重了，就因为那是我的祖国！我的母亲！或许是我的导师影响了我的一生，自此，我决心要完成这样一部著作，为了这一句承诺，我付出了一生的心血和全部的年华。”

——黄天华

题记：

3月16日，“改革开放40周年、建国70周年、建党100周年”系列研究启动工作会议在我校召开。会上黄天华教授分享了自己关于《中国财政制度史》的研究之路。黄天华教授虽面临诸多困境，却依然二十三年如一日的坚守，不畏艰辛，不言放弃，几乎付出了一生的心血和全部的年华，最终完成这部五百多万字的著作。如今，这本著作将于今年九月份出版。而他的下一部百多万字著作《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史》也即将完稿。今天旧文新推，带大家重新回顾黄天华老师与他的《中国财政制度史》的故事。

选择财政史，是因为兴趣，坚守30年，是源于责任。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小伙，到现在两鬓斑白开始步入老年，黄天华耗尽了一生的精力、时间、资金去完成“中国人的财政史一定要由中国人研究的承诺。”

从兴趣到责任，一生承诺

“现在想想，那时的我真是有些不知天高地厚。”黄天华回想起自己选择财政专业的缘由，竟有些胆战。

1978年，他进入上海财经大学财政金融系财政专业。当时老师的一句话，引起了这个年轻学生的兴趣。

第一节财政专业课，苏挺老师说，“有关财政起源问题，前苏联从1935年一直争论到现在（即1979年），财政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还是没有结论，同学们如果有兴趣可以研究一下。”

黄天华说，老师的一句提点，引发了他探索学问的浓厚兴趣，在大学四年里，他刻苦学习，努力想要解答这个问题。

“幸运的是，我的大学毕业论文《论原始财政》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年轻的我觉得，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很受鼓舞。所以我继续研究，连续发表了《二论原始财政》、《三论原始财政》、《四论原始财政》，后来又刊发了《论中国农业税起源》、《论中国关税起源》、《论中国商税起源》、《论中国盐税起源》等文章，梳理了中国财政及制度起源的整个过程，获得了学术界较高的评价。”黄天华说，当时的研究工作有了一点成绩，故而兴趣越来越高。

1982年，黄天华考取了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制度史研究生，师从于对他一生影响很深的马大英老师（东北财经大学资深教授）。特别使他难忘的是，有一次马老师对他说：“中国财政制度史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走在我们的前面，并远远超过了我们！”

“当时，我听了颇为震惊，中国财政问题的研究主导权怎么会执掌在外国人手里？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不管花费多大代价，一定要把中国财政制度演变的历史研究清楚。”后来，黄天华才逐渐知道，研究中国宋代财政经济的中心在巴黎、东京；而研究中国前清、后清、北洋、国民政府时期的财政经济的文献史料，几乎绝大部分都存于美国。

“马老师接着说，‘研究中国财政史，这是一条非常艰难的路，如果你想好了，就一定要走到底。’”黄天华说，自己当时兴趣正浓，同时也为“史料往往存于海外”的现状震惊，所以毫不犹豫的回答：“马老师，您放心，我哪怕倾家荡产，头破血流，这条路我走定了”。

黄天华说，自己也没想到，为了这一句承诺，自己付出了一生的心血来履行。“如果一开始是因为兴趣，后来的几十年则是因为责任，我实在是无法释怀，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必须为我的祖国做点什么！”

他正在出版的多卷本《中国财政制度史》著作的扉页上就醒目的写着：“谨以此书献给正在走向繁荣昌盛的祖国。”

穷尽一生，唯感恩柳暗花明

从年轻气盛之时作出承诺到如今，这一路，黄天华竟走了30年。

1984年，黄天华回到上海财经大学任教，从事财政史研究：探索领域主要就是中国财政制度史和税收制度史。

“也就在1984年，我为自己做了一个规划，我想用30年时间，研究包括中国税收制度史和中国财政制度史，同时融合军费制度史、官俸制度史、社会保障史、专卖制度史以及宗教与财政关系史。”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条路实在太艰辛了。

首先，“这是一个只有支出，没有收入的研究领域。”黄天华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飞速的发展，生活的节奏显著地加快了，应用学科生气勃勃。而史学研究的不景气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现象，其招生低迷，上课、讲座等，学生稀稀落落。经济制度史、财政制度史等专业史更是每况愈下。

其次，财政制度史研究的时间周期比较长，十年、二十年都有可能，所以在高校根本不可能作为课题立项，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经费可资助，因此，该项研究经费必须自己掏腰包。

再者，财政制度史的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几十个专业领域，诸如军费、官俸、皇室财政、文化教育、公共工程、公共事业、邮驿、漕运、宗教、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等等。所需要的史料几乎要穷尽中国所有的古代典籍，甚至包括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哲学等资料。

最后，要完成该项研究，还需要较长的整块时间，系统的梳理，细致的分类，严密的概括等。但是，为了能够在高校生存下来，一方面，整体的研究必须持续下去，另一方面，他必须要抽出时间做一些零碎的研究，以完成作为讲师、副教授、教授的短期考核目标。在时间、空间、科研以及资金的多重压力下，黄天华甚至有些绝望的发现，自己当时设定的目标，几乎不可能完成了。

2005年，黄天华历时8年总算完成了《中国税收制度史》的编撰工作，却在出版时遇到了瓶颈：为了收集史料，他几乎耗尽了家庭积蓄；而即便出版社给予了不少的优惠，还需要他自己掏出8万元。

“当时我快要崩溃了，所幸后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王艳老师的相助，这本书终于在2006年底出版。”（该著作不仅被新闻出版总署列入《国家“十一五”重点书籍出版规划》、国家教委《“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同时也于2008年获得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黄天华说，《中国税收制度史》算是一个坎，出版以后，他的研究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认可，“至此，我算是养得活自己了。”

目前，他刚刚完成了长达21年的《中国财政制度史》的研究工作。这本书，几乎等于他的一切。黄天华说，21年中，我就是每年从大年初一干到三十晚上，单就这部书的资料费，陆陆续续累计就高达19万元。“最狼狈的一次，我去北京图书馆、财政部科研所寻找研究资料，为了尽可能少花钱，住在50元一晚的火车站招待所；我的学生见状，实在不忍，把我送到一个普通招待所，我看到一晚价格200多元的时候，心在滴血，却无法责怪善良的学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黄天华面临的困境还有身体的每况愈下：《中国财政制度史》写到一半的时候，他患上了心脏病，医院建议做搭桥手术，但要花１年的时间治疗与调理。当时，黄天华觉得过于奢侈，没有听从医生的建议。后来，又陆陆续续患上支气管破裂、腰椎间盘突出等疾病。

“在完成《中国财政制度史》的第二天，我开始咯血了，那是我就知道，我年轻时的计划，最终是无法全部完成了。”

不过，对于自己一路走来，坎坎坷坷、几多心血、几多辛苦，在他看来都已过去。但黄天华至今不能忘怀的一个恩人——时任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现任上海财经大学党委书记丛树海老师。

“那时候我实在太困难了，所需要的资料根本买不起，只能采取复印的方法。丛校长就是在我闯不过这一关的时候出现了，每次都会悄悄地在经济上资助我，说心里话，当时我实在太缺钱了，连谢绝的勇气都没有。”

黄天华说，“我知道，如果由于各种原因而没有完成这部书稿的话，我是无法向丛树海老师交待的。我只是想说，我深深地感谢这样的一位党委书记，感谢党的关怀和帮助，没有丛树海老师的帮助，我是无法完成这部多卷本的著作的。”

甘做春蚕，却陷入矛盾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黄老师常常这么教导我们。”2013级财政学专业硕博连读博士生钟灵娜说，在黄老师的身上，体现的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骨气和坚韧，

说起黄老师，不少学生都充满了敬佩：

“黄老师上课很少写板书，也不用教材，但每一节课都会准备一叠厚厚的讲义。每次上课前，他把讲义翻开，接着上次结束的地方讲，从不会出错。”

“他的财政制度史，不是照本宣科的讲，而是往往从问题出发，先引起大家的兴趣，然后娓娓道来其中的奥义。”

黄天华觉得，他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自己的学生青出于蓝，这是一个师者最质朴的愿望。但近年来，他也渐渐开始矛盾：研究财政史不能停断，但越来越难找后继者。

“我国需要有懂得财政的人才去研究军费、专卖、官俸等领域，而现在实在是太缺乏这类人才了。”黄天华说，但让他觉得悲哀的是，自己的学生几乎全部都半路改道，目前，黄天华的学生只剩下钟灵娜还在坚持。

“是学生不愿意吗？我觉得不是，他们看到我太苦太苦了，所以选择了别的相对轻松容易出成果的路。”黄天华说，自己太担心财政制度史研究这条路后继无人，却又担心后来者像他一样一生清苦。

“我只是一个守望者，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没有精力再去坚持，但我希望执着坚持的学生们，不要比我更清苦，有一个相对较好的研究氛围。”黄天华说，自己目前能做的，就是尽量为想要从事财政制度史研究的学生铺路，尽量帮助他们坚守下去。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