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信息

胁迫之术：心理战与美国传播研究的兴起（1945-1960）

Science of Coerc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1945-1960

辛普森 著

王维佳 刘扬 李杰琼 译

201703 / 平装 / 180pp / 45元

“本书展现了国家权力与知识分子团体之关系的有趣图景。”

二战期间，美国开始进行心理战项目，通俗说来，即：按既定计划进行宣传，主要目的在于影响对手的军队和人民，影响中立国和盟国民众的观点、情绪和辨识能力，以促使国家的目标和任务顺利地完成。此后，美国就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加强和深化这种心理战手段。

心理战与美国传播研究的兴起有何关系？《胁迫之术》基于公开文献与美国解密档案，从知识考古的角度，梳理了1945年至1960年间美国大众传播学在“冷战”背景下兴起的过程。

“二战”后，为了满足冷战的需要，美国政府部门、军方、情报机构和重要的基金会组织通过各种渠道推动传播学者们从事说服技巧、民意测量、刑讯审问、政治与军事动员、意识形态宣传等课题的研究。这些以宣传和胁迫为目的的研究项目不但在传播学“奠基人”的选拔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帮助确立了学科的核心问题与主导范式。

导读BY 王维佳

知识的积累与演进是现代性进行自我确证的关键依据。与此紧密相关，知识分子对真理的真诚追求、科学研究的独立性和客观性都早已成为现代学术事业的道德准则。作为一种自我约束的科学精神，这些专业伦理有着令人崇敬的品质，并对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进步做出了很多卓越贡献。然而，当人们片面强调现代知识的自主性和普遍性，以至于对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因素视而不见时，这些崇高的伦理却可能沦为矫饰霸权的意识形态，走向“学术自由”的反面。

《胁迫之术》给我们展现的正是这样一个故事。正如此书的副标题所指，美国传播研究的兴起和传播学科的构建离不开冷战时期国家心理战工程的资助和引导。本书作者，美利坚大学传播学院教授辛普森通过对大量档案材料的研究为我们展示了二战后几十年间，为了满足冷战的需要，美国军方、情报机构、政府部门、重要的基金会组织等如何推动传播学者们从事说服技巧、民意测量、刑讯审问、政治与军事动员、意识形态宣传等课题的研究。这些以宣传和胁迫为目的的研究项目不但在传播学“奠基人”的选拔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帮助确立了学科的核心问题与主导范式。

在辛普森的著作中，传播学领域众多耳熟能详的顶级学者和研究机构纷纷以服务于“帝国统治技术”的工具性角色出场，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在知识分子的学术圈中展现独立、客观、科学、进步的面貌。在核心学术刊物和重要的学术会议上，他们只需要把心理战项目的研究报告裁剪打磨成科学研究论文，就可以树立一座座传播研究的里程碑。正是这些研究成果，不但奠定了美国传播学的主流方向，而且成为日后发展中国家社会科学现代化的标杆。

值得注意的是，外部权力对学科的规制还不仅仅体现在引导、资助等正向手段上。在冷战高潮时期，警察制度、同行压力和学院政治联袂配合，“积极压制那些站在反对立场上的传播学观念，特别是那些他们视为具有颠覆性的批判思想”。当年游离于主流之外的很多批判传播学者都曾经历过这段艰辛岁月，恰如作者所言“对传播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非正统分析可能会招致职业共同体的学术驱逐、联邦调查局的恶意审查、媒体的攻击，甚至是暴力袭击”。

在同情这些学者尴尬处境的同时，我们也该警醒，主流传播观念的形成，并非线性进化的结果，它离不开这段外部权力对多样性思想进行选择和压制的历史。这一点，恐怕正是那些长期将美国传播学研究历史当成正统的科学学术史、思想史来研读的学者们的盲点。

当然，建构学科正统性和学术独立性的神话本身就是权力规制的内在需要。如果缺少了正统性和独立性的认定，不仅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学者不会轻易将这些心理战成果奉为真经，恐怕美国主流传播学界内部也会面临严重的道德合法性危机。那么，当时传播学科的领军人物是如何将“冷战斗士”和“进步学人”的双重面目缝合在一起的呢？

要完成这个任务，所需的不仅是体制的提拔和学术包装的技巧，更重要的是一套自我确证的观念装置，是那种处于文明秩序制高点的迷之自信，那种宗教热忱一般的普世责任感，那种带领人类社会由蒙昧走向现代的自诩进步意识。要理解冷战时期美国学术精英的行为动机，这套观念装置可能比国家资助所塑造的表面风光和单纯而抽象的“爱国热情”更为重要。它是主流传播学者为自己学术事业创造合法性的德性源泉。

美国很多冷战政策的研究成果虽然为我们展示了重要的历史事实，但是对于上述意识形态因素的挖掘还显得比较薄弱，多数也不太涉及这些政策与重要国际历史背景的关联。《胁迫之术》一书更多聚焦于心理战与传播研究之间的关系上，大量的证据材料有助于我们廓清传播学兴起的具体情境。然而要想真正理解这些关系和情境，并不能停留在人道主义的层面上进行指责和质问，还须对这套国家战略传播体系形成的历史和政治逻辑有更多深入的理解。

我们可以将冷战社会科学的兴起看成是有数百年统治经验的帝国主义面对新的历史条件所做出的一种回应。帝国体系的危机是二战之后老牌殖民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源于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朝鲜战争的失利、古巴革命的成功和众多新兴国家脱离殖民体系等政治事件，更主要来自西方文明等级秩序这个全球治理法则背后的“道统”所面临的质疑。从联合国人权宣言到经济领域、信息传播领域等一系列的“新秩序”倡议；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发展替代方案在西方阵营内外的兴起到“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所代表的独立自主意识，一个焕发着勃勃文化生机，同时又给不平等秩序的维护者带来严重威胁的新世界呼之欲出。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那些被小施莱辛格称为“至关重要的核心”（TheVitalCenter）的美国文化政治精英们承担的不仅是“国家”的使命，而是所谓“文明”的使命。他们一方面要在暗中施行强力手段挫败世界范围内的激进运动；另一方面又要重塑对第三世界的文化领导权和全球文明等级秩序。而历史已经证明，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为了在伊朗、埃及、朝鲜、菲律宾、危地马拉和越南等众多地区遏制民主革命力量的崛起，国家冷战机器对各种颠覆手段和“统治技术”的需求不断扩张。心理战工程及其资助下的众多传播学项目聚焦于说服效果、军队士气、态度改变、刑讯审问等“胁迫技术”的研究正是对这种需求的回应和满足。

与此相伴随，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传播研究在“发展”和“现代化”领域引人注目的成果又为重塑西方世界的道路自信和文化感召力奠定了基础。冷战社会科学所推行的发展主义和现代化理念在政治内涵上并不是20世纪的创造发明，而是古老的“天定命运”（manifestdestiny）和帝国主义文明等级论的延续和改良。这些观念在不平等秩序遭遇危机时以现代科学的面貌重新登场，与各种革命理论奋力抗争，并在之后的历史中取得了显著的优势。

就这样，美国社会科学家把马基雅维利式的权谋和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担当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前者是后者实现的必要手段，而后者又给前者创造了不可或缺的道德合法性。离开这种认知一致性的构造，我们就无法理解冷战时期的传播学者如何能心安理得地从事“胁迫之术”的研究，并将其当成一项科学进步事业来看待。

回到这段冷战的历史背景中，我们更能体会，当“科学是无国界的，科学家是有祖国的”这句名言从一位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口中说出，它所表达的真实政治含义是什么。与披着主权国家外衣，行使维护“帝国文明秩序”强权的“军事—科技”机器刚好相反，这里的“祖国”恰是对一种反霸权集体意识的召唤，是追求平等的知识分子们对精神家园的渴望，更是建立一种新型世界秩序的根据地。“科学家有祖国”不是对民族身份和国家主权归属的静态承认，而是对胁迫性学术秩序的告别与否定！

当这个意义上的“祖国”退化为“国家利益”、“国际一流”、“国际高水平”等被挖空了政治含义的概念空壳，当发展中国家社会科学的研究问题和研究范式唯欧美主流学术圈马首是瞻，当各种冷战社会科学核心刊物上的文章发表数量成为认定学术成果质量的最高标准，这就意味着那种对知识自主性的不懈追求令人遗憾地中断了。如今，压制与反抗的年代终究远去，全球学术政治的等级体系得以重建，并在后危机时代掩盖了曾经的狰狞面目，展现着它一定程度上的温和与包容。

本文摘自《胁迫之术》中译本序言

本书目录

中译本序言（王维佳）

第一章 定义心理战

第二章 世界大战与早期的现代传播研究

第三章 “社会科学者们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四章 学界的倡导

第五章 政府的前哨

第六章 “同生死共患难的伙伴”

第七章 主导研究范式的国际化和强化

第八章 心理战的遗产

附录：斯图亚特?多德“里维尔相关论文”系列清单

研究文献概览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