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将于本月23日举行。据哈里斯民意调查公司本月6日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在法国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中间派候选人马克龙将收获25%的选票，极右翼候选人玛丽娜·勒庞的支持率为24%，菲永为18%。女政治家勒庞向法国总统宝座发起了强有力的冲击。

在母系社会里，女性部落首领非常常见，但国家出现后，全球主要国家的君主大多是男性，偶然出现的女性君主则往往是男性君主的妻子或女儿，这与父系社会确立以来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男尊女卑”传统有直接关系。据“维基百科”统计，当今世界上约200个主权国家中，共有13位女性担任经由选举或任命产生的国家元首，此外还有两位在任的女君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女王不仅是英国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还是15个英联邦国家的元首。

欧洲女王尤其多

在历史上或至今仍实行君主制的欧洲国家，如英国、奥地利、西班牙、俄国、葡萄牙、丹麦、荷兰等国，女性不仅拥有继承王位的权利，而且历史上还诞生过不少杰出的女性君主。为什么欧洲各国历史上女性君主辈出呢？

在欧洲历史上，并未绝对禁止女性继承家族财产，因而王室继承法也不绝对排斥女性继承人。况且，欧洲王室实行有限婚姻制度，在原则上一夫一妻制的框架内，皇室的子嗣数量并不兴盛，因而也使得王室无合适的男性继承人、必须由女性继承王位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以英国为例，英国继承法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演化为男嗣优先长子继承的规定，即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男性继承顺位优先于女性。在没有儿子只有女儿的情况下，女儿即可继承王位。在这种继承制度下，英国成了一个高产女王的国度：1547年亨利八世去世后其女儿玛丽一世和伊丽莎白一世先后继位，后来又有玛丽二世、安妮等女王，19世纪维多利亚女王更是统治英国长达64年，而现任英国国家元首仍然是一位女性。

和古代中国相比，虽然欧洲传统的王位继承法使得女性继承君主地位的可能性提高不少，但终究还是重男轻女，在现代男女平等的思潮下已显得不合时宜。从1980年开始，欧洲多个王国逐渐采取长嗣继承制———统治者最大的孩子继承王位，无论是男是女。

瑞典是欧洲首个采用长嗣继承制的国家。1980年该国宪法就此做出修改后，当时还是婴孩的卡尔·菲利普王子一下失去了王位继承权，取代他的是其大姐姐维多利亚。此后，荷兰、挪威、比利时、丹麦、卢森堡等国也先后采用此法。2011年10月，英国也废除了男性优先的长子继承制，改行男女平权的长嗣继承制，这一制度在2011年10月29日后出生的所有拥有继承权的人中实行。得益于此，2015年出生的威廉王子的女儿夏洛特公主成了英国王室的第四顺位继承人。

政治世家背景是“资本”

除了因血统或婚姻关系取得国家元首地位的君主国女君主，当今世界更多的女性国家元首经由选举或任命产生。这其中，女性国家元首的父亲、配偶甚至后代也担任国家元首的情况，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较为普遍。

根据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政治学者贾拉尔塞·法丽达的研究，当女性和掌权的男性政治家有亲属关系时，更有可能被民众投票当选为元首。在她对1960年到2008年所有女性元首的研究中发现，由普选产生的七位掌权女元首里只有一位没有政治世家背景，那就是利比里亚现任总统瑟利夫。

女元首父亲也担任过国家元首的案例相对常见。如阿罗约(2001年至2010年任职)的父亲马卡帕加尔于1961年至1965年担任菲律宾总统，梅加瓦蒂(2001年至2004年任职)的父亲苏加诺于1945年至1967年担任印尼首任总统，朴槿惠(2013年至2017年任职)的父亲朴正熙于1963年至1979年担任韩国总统。

“夫妻档”总统在阿根廷出现过两次。阿根廷前总统伊莎贝尔·庇隆是胡安·庇隆的第三任妻子，也是西半球首位女性国家元首。胡安·庇隆统治阿根廷总共长达11年，1973年他第三次当选阿根廷总统时，伊莎贝尔同时出任副总统。1974年7月1日，重新上台仅九个月的胡安·庇隆逝世，伊莎贝尔遂接任总统。另外，2007年至2015年担任阿根廷总统的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其夫内斯托尔·基什内尔于2003年至2007年担任阿根廷总统。此外，夫妻在不同历史时期担任国家元首的情况在巴拿马、圭亚那等国也曾发生。

女元首后代担任国家元首的情况出现在菲律宾。1986年至1992年在位的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夫人以推翻该国前总统马科斯的独裁贪腐统治而闻名，其夫是据信被马科斯政府暗中策划刺杀身亡的菲律宾反对派领袖尼诺·阿基诺，而其子就是卸任尚不满一年的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三世。

巴黎、罗马、马德里、巴塞罗那、东京……这些城市的“一把手”都是女性

女市长正在成为一种现象

本报记者王卓一

近年来，女性担任国家或城市“一把手”的现象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增多。虽然全球市长性别比例的精确统计数据并不存在，但为人所知的女市长数量确实越来越多。据英国《卫报》报道，法国巴黎、意大利罗马、德国科隆、西班牙马德里和巴塞罗那、捷克布拉格、波兰华沙、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日本东京、伊拉克巴格达、乌拉圭蒙得维的亚等世界各地的著名城市，近年都选举或任命了本市的女性领导人。本月4日，2009年世界小姐冠军卡伊恩·阿尔多里尼奥开始正式担任直布罗陀市长，为全球女市长阵容再添靓丽一员。

女性的独特经验和感受，使得女市长们和她们的男性同行比起来，处理市政问题的思维方式存在显著差别。例如，女市长们可能会更加关注城市基础设施如何让妇女儿童感到更方便。用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研究政治和性别的教授萨拉·柴尔德的话说，“如果你从没有过努力把一辆婴儿车推上公共汽车的经历，你就不会真正明白众多女性对于公共交通的感受。”

利比里亚现任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是非洲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塞薇特·吉布森则是瑟利夫总统于2012年任命的佩恩斯维尔市首位女市长。吉布森如此看待男女市长的不同：“男性为今天而建设，女性却为明天而建设，因为女性对确保自己的孩子拥有某种形式的安全更加关心。”

更关注难民等弱势群体权益

不少人相信，女性政治人物能够更好地为儿童、老人、少数族裔及少数宗教信徒等弱势群体代言。因为虽然女性人数在社会上并不居于少数地位，她们却比男性更容易遭受社会排斥和权利剥夺。

近年来欧洲各地被难民问题折磨得焦头烂额，但西班牙却有两位女市长不约而同地向难民敞开大门。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和第二大城市巴塞罗那，主政者都是女性。马德里市长是已年过七旬的马努埃拉·卡梅纳，在成为市长前，她长期担任法官。而阿达·科洛于2015年6月就任巴塞罗那市长，她早年因挂了三科而未能大学毕业，此后一直从事社会活动，直到2009年才有固定工作。卡梅纳上台后第一件事便是成立专门办公室，解决流浪者无家可归的问题；而更为强硬的科洛首先出台的政策也是禁止驱逐流浪者。

在科洛就任市长后两个月，巴塞罗那启动了一项名为“巴塞罗那难民城市”的计划，准备迎接来自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和厄立特里亚等国的难民。在巴塞罗那的带动下，马德里、巴伦西亚、萨拉戈萨等西班牙大城市也加入了这一计划。科洛与卡梅纳共同发声，主动要求接待难民，并批评西班牙中央政府对待难民的态度。科洛甚至还决定与希腊、意大利等饱受难民压力的国家直接联系，尝试能否让难民快一点到来。

2015年9月，科洛参与发表“市长宣言”，号召欧洲城市欢迎难民的到来。共同参与发表这个宣言的还有法国首都巴黎的女市长安妮·伊达尔戈。社会党籍的伊达尔戈于2014年4月出任巴黎的首位女市长，她曾批评法国政府应对难民潮的做法，认为法国没有给这些逃离战争和苦难的人“应有的欢迎”。

去年9月，伊达尔戈宣布巴黎北部一个废弃铁路设施会作为难民接待中心。该座耗资650万欧元的难民营只收容男性难民，床位可达600张，配有淋浴间、洗手间、足球场和休闲室等设施。而第二座难民中心则设在巴黎南郊，这里曾经是一个废弃的水处理厂，主要收容妇女儿童，有350张床位。

不过，也有女市长在弱势群体权益问题上犯错。2015年跨年夜的科隆性侵案发生后，科隆女市长亨利埃特·雷克提出建议，她认为女性市民应与陌生人保持至少“一臂之遥的距离”，以避免遭到袭击。随后两天内，雷克的建议在互联网上引来了嘲讽和批评。“一臂之遥”迅速成为德国各大社交网站的热门标签。有网友觉得这条建议根本不可能阻止肇事者作案。另一些人指责，这条建议有将犯罪责任推卸给女性之嫌。

女性在领导岗位上有优势

市长等领导岗位曾被视作是男性的行当，如今女市长却频频涌现。有证据表明，女性在某些方面比男性更能胜任领导角色。美国包容性安全研究所的一项报告表明，比起男性，女性更倾向于进行“跨意识形态和社会领域的合作”。而这种包容对高度分裂的地区很有帮助，这些地方的女性领导者通常拥有更高的支持率，也更容易在经济上获得成功。

女性领导者对暴力问题的解决与和平建设也有显著作用。据包容性安全研究所的研究，在冲突后的协商中，女性参与程度越高，再次陷入冲突的可能性越低。因为女性擅长构建联盟以促进和平，被视作是比男性更诚实可靠的中间人。比如当女性参与到和平谈判事务时，成果持续15年以上的可能性会提高35%。

美国国家民主研究所的研究则显示，女性政治人物能塑造更多的多元化政治议题，这些议题尤其关乎妇女、儿童和弱势群体等。

此外，女市长还带来了别具一格的形象特征。多萝西·桑希尔在过去14年中一直担任英国沃特福德市市长，是英国仅有的通过直选产生的四名女市长之一。“人们认为领导力就等同于男性的某些特征，你应该变得具有男子气概的想法在我周围依旧存在。”桑希尔却努力改变这种印象，塑造与“一本正经的老头”不同的形象。她回忆起有次在视察一所小学时，一个孩子冲着她大叫：“你是市长!　你不是一个秃顶胖老头!”

不过，虽然在男女平等时代大潮下女市长比例逐渐上升，但总体比例中，女市长却依旧居于少数地位。比如，美国大城市市长中女性只占19%。

北欧国家的男女平权事业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但是南丹麦大学政治科学教授乌尔里奇·克亚尔表示，丹麦在2011至2015年间拥有过本国历史上首位女首相赫勒·托宁·施密特，可丹麦女市长的比例却从未超过15%。他说，“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位女首相和数位女市长，我们就容易觉得男女平权已经达到了，并把注意力转向其他弱势群体，比如移民和年轻人等……事实上性别平等并未达到。舆论依旧难以接受女性政治领导人，尤其在地方政治舞台上。”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