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化”作为我们时代的中心现象已经引起骚动，以令人吃惊的方式全速回到议程当中，对在许多政治舞台上正在发生的惊恐进行判断。有人宣布正在转向一个后自由主义的周期；另外一些人预测全球化的死亡。看到事情的严重性，我们为正在表现出来重新确定意义和承担全球事务的变化感到高兴。现在正在发生的变化开始描绘一条扰乱世界治理的路线，在它经过时对现行的力量和国际平衡的现实抹去某些明显的东西。

事实上，很少人预见到世界的分量如此喧闹地回到舆论场和公众对于本国事务的辩论。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从唐纳德·特朗普的美国到英国的“脱欧”--引人注目的保护主义转向，加上振撼欧洲政治的阶级动乱，面对提出的问题性质让统治阶级感到茫然，因为反动的和极端民族主义阶层的进展受到压力。这种形势显然不同于全球南部的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它们了解自己的变故与矛盾，没有绝对优势的沉没，以一种更加可以渗透的方式入嵌入世界的相互依存。但是，许多重组和可以与西方国家比较的现象正在印度、日本、土耳其、菲律宾、南非或巴西（特梅尔总统时期）等国发展。

这些远不是建设一种制度的不同情况，历史已经向我们表明某些可能出路的逃离路线，正在完善新的解释模式和国际领域新的游戏规则。在“山姆大叔”的国家（美国）选民们最近刚批准这些规则，确认和同时深化这些力量的路线之一。没有任何人想成为混乱、不可预测和很难驯服的“世界化”的“老板”，也不想成为顺从的奴仆，在经济领域这是更坏的，“收益”更少。想法是用国家利益的“镊子”有力抓住“世界化”的链条，如果需要的话，锻造一种意识形态的混合，能够吸引被排斥的人和减缓他们安全的痛苦。

这种表面上的“新政”在全球化的头脑中是一种真正的大头棒喝，特别是对从80年代以来在世界上所有的地方没有停止散发“自由主义鸦片”的美国，在冷战的两极之后掌握着单极地缘经济秩序的指挥权。这种过渡的秩序漂浮在“美式和平”和战后机构建筑的残余普遍的叙述之上，实际上从来没有达到对一整套新的游戏规则重新描述，正如先前重大的国际冲突的情况那样。这种地缘经济模式的倾向继续迅速下滑，以至世界上在社会、社会阶级和个人之间走向三重危机。另一方面，美国超级大国的“陶醉”已经过去，现实向我们表明华盛顿的外交到了什么地步，虽然还没有完全失去对它有利的“大国牌”，但确实丧失了将它的游戏规则强加给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能力。其证据在叙利亚、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冲突、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冲突，甚至与墨西哥、古巴和拉丁美洲的冲突中可以看到。

由于“救星式”的远征已经断然失败，新保守派已经对“世界化”的发动机开始制定他们宣讲“福音”的计划，贝拉克·奥巴马（美国前总统）由于胆怯但有意义地与盎格鲁撒克逊的野心分离，并取而代之，其基础是由他的前任们发起的自由交换，愚蠢地以干涉主义和参加非正规冲突的方式实现帝国主义的图谋。所有这些人包括“使美国再次强大”的推动者（特朗普等）今天都相当清楚地坦承西方大国的垄断已经在“世界化”的浪潮中烟消云散。这件事不能让我们感到更高兴，因为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后退的同义词。但是必须承认西方撤退留下的真空还远没有变成我们的多极体系的真正前景，更不存在保障管理越来越不稳定的世界的真正前景。

现在正在巩固的通道色彩明显不同于其他的思路（如推动增加人口的理论、极端民族主义、孤立主义、地区分裂主义、拒绝的理论等），它把全球相互依存的关系进行对比，对于在自己的国家划定的社区来说这种关系没有结束，这是天真的并受到了损害，最后阤是不稳定的。对于掌握着经济全球化缰绳的跨国精英来说一切照常，这损害了被边缘化的阶层和国家的团结，反对恢复双边的甚至是单边贸易的控制，这是为了体现“爱国优先”的职能，这几乎与魔术般建立的公司的利益是一致的。

奥巴马企图实行的种族世界主义和欧洲领导人支持社会的混合，被重申国家的边界和空间分离的“墙”所取代，基根基具有进攻性和被激怒，确定身份的做法实际上变成一种排外的浪潮和对移民流动的镇压。我们还要补充的是政治机构媒体的宣传，激动的做法和外交上的即兴办法取代了多边主义的耐心追求，确实犹豫不决，有时掩盖武力关系的行使，但是至少表明一种寻求共同利益的意愿。我们记得全球化的概念，尽管经常总结为金融的统治和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进行新殖民主义的掠夺，这不是我们在这里为了说明世界秩序的复杂性而提出的“世界化”的同义词。“世界化”指的是建立在相互依存、普遍沟通、团结、主权目标、多边主义和共同利益原则的基础之上的“母体”。政治上的挑战在于将这个“母体”变成一种新的世界治理的结构。

原则上没有任何东西只是强迫人们看到这些提法消极的方面。接受一种现代化的民族主义是新兴国家经济活力和主权的中心因素，这些国家在全球化的环境中演变，遗憾的是全球化没有怜悯。面对一个内部沟通的领导阶级，一种“反体制”的反应是合法的，这个领导阶级的惯例是紧紧抓住保持权力，它善于在“世界化”的“母体”内建立自己“全球的软件”，目的是保持他们的财富和大部分权力。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AM乐施会）2017年提供的关于世界不平等的最新统计数字在这个意义上非常有说服力。但是作为更合法的，可能像某些规则反对一种可以接受的选择和世界“母体”的基础本身，它们现在的缺失是我们的国际体制稳定在技术上主要的失败之一。

“同等化”对使失落平静下来是一种有效的镇静剂，但是至少有一点归属感，想要处理全球议程最紧迫的问题之一即人的流动时，它却默默地散发出自己的毒素。防御性的民族主义减少和破坏团结和共同的利益，如同唐纳德·特朗普戏剧性地放弃承担由联合国确定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议程那样。双边主义对于由近200个国家组成的一个共同体的结构性问题没有现实的价值，对于产生所有类型的悬崖绝壁使脆弱的多边机构和国际准则处于阴影之中，它变成了主导思想。最近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总理）对巴勒斯坦领土的政策或美国政府面对世界贸易组织和对中国实施贸易壁垒的计划采取的敌视立场只是他的先决条件。关于民粹主义，他表示对政治事务希望回归，与精英们建立新的关系，今天对积极地敲打机构的保守主义是很有用的，如同是为了在对手经常的揭露中扎下根，使恐惧成为工具。

这股渗入地缘政治棋盘摇晃的基础“灰色的水”加倍令人吃惊，保全我们思考某些问题或战略的因素。首先，远没有退向多极体制平衡的一种新的政权，在现在的地缘政治过渡阶段缺少裁判或是中心的角色，成为一个日益增加的不稳定因素，可能出现新的冲突。历史不止一次向我们表明中心角色的这种作用：在欧亚棋盘内部的波斯（现在的伊朗，公元4--5世纪）；英国在欧洲大陆（1648--1789，然后815--1914）；从1991年起苏联垮台后的美国，美国的错误我们今天正在支付。美国撤退，欧洲没有能力以它的分量影响世界的事务--表现在乌克兰、叙利亚和其他地方--其他大国利用这种软弱的意愿，所有这些都有助于造成这种形势。中国即将变成新的世界生产的中心，由于它自己的分量仍然保持着吸引力。俄罗斯精巧地处理它的力量关系和外交，为了发挥这种作用还缺乏必要的规模。新兴国家尽管它们为在新的大国俱乐部内部建设一种积极外交的努力受到过多的批评（比如金砖国家），看来还没有准备好承担这种责任。这种对“离心的”多极化的倾向，就是说对权力的多极无政府主义分散的倾向--甚至当某些大国还处在增长的阶段--仍有更多的问题，而此时问题的“母体”试图广泛地超越国家的主权。

总之，现在的局面更多的特点是传统的大国“在体制上”处于变弱的形势，这是由于对全球事务霸权主义的领导地位的竞争加剧。俄罗斯、美国和中国之间在不同阵线的对立当然还远没有消退。但是让我们记住，从1991年起冷战之后在解除调控制度方面所走过的道路使华盛顿感到非常舒适，这向我们表明地区不稳定在全球或大陆之间的范围内没有造成军事冲突的升级，由于这个原因没有任何一个和平的会议和任何重要的重组发生在这个时期。但是，开始探索一种新的能够从这种倾向出发，确定构思一种真正的多极平衡体制主要的变数也许是及时的，如同四个世纪之前对威斯特法利亚体系（指象征三十年战争结束而签订的一系列和约，签约双方分别是统治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和法国、瑞典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内勃兰登堡、萨克森、巴伐利亚等诸侯邦国。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定了国家间以平等、国家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1648年10月24日签订的西荷和约，正式确认了威斯特伐利亚一系列和约，象征三十年战争的结束—译者注）发生的情况那样。

第二件与前者有联系的事情是，将确认对短期内一次国际行动的判断，将类型和时代混合，把伦理主义、积极性和帝国主义的遗迹混杂在一起，这已经不是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不能操纵议程的紧迫问题，也不能稳定由不同类型的单位组成的国际棋盘。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这一次中产阶级的选民们对世界相互依存排斥性和有缺陷的建设发出一个不信任的信号。现在从根本上说，全球事务的治理模式继续是一个没有完成的“马赛克”，是过去偏离正轨的产物，此外从单极世界结束以来由于新兴大国的上升，这种治理模式很少演变。除了公民投票其他事例很少，自由主义的民主从文字上说调解国际问题，授权给跨国权力的正式机构和人员。在有强势的俱乐部和寡头的外交环境中做出决定，这是国际机构和相对过时的集体安全机构（特别是北大西洋华约组织和联合国的安理会）善意的多边主义的重叠，所有这一切在由于力量关系的经常流动和新的复杂性不断改变的现实中运作。

在这种由于分化的后果治理不合时代潮流的情况下，最短的道路在于将虚假的追求英雄的办法放在优先地位，回应一时的激情，目的是赢得地盘，没有长期支持一种与新的政治空间相联系以便识别和陪伴世界和地区社会新前景的公众舆论。现在这种新的前景不能简单地依靠新的调控结构和世界公众舆论而形成，不合时代潮流地将物质的和经济的变数分离。社会和生物气候的危机的严重性，两者都可能造成今后地缘政治的爆燃，使重新达成一项协议或一种生物--地理--经济的紧急状态成为中心的问题。

最后，现在民族主义的萎缩对于在地下改变世界权力“母体”的“牌照运动”将成为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烟幕。在这些运动中间大国的结合与变化成为两个主要的发动机。一方面，世界的相互依存和普遍的沟通不论是在南方或是北方，已经有力地取代了大国之间竞争的关系，走向挑战社会和政治的再平衡。也就是说走向真实的大国集中于能够包括兼容和社会一体化的逻辑关系，减少痛苦，纠正社会的不平等，或是在更新社会契约上投资。从1991年以来不论是国家之间的对抗成倍增加，还是传统的角色在政治上利用它的军事能力，都成为这种情况的重要标记。只要观察新的军事冲突的地点与社会和机构匮乏的地带相一致就足够了，从毛里塔尼亚到阿富汗出现了新的雇佣军，他们利用社会的无依无靠进行自己的交易。事实上暴力和安全偏离的根源在那些社会政治脆弱的地区加剧了，在这个范围内抵抗和不满不准备让步。这并不表明传统的国家之间军事对立的结束，也不是对抗的历史根源的结束，正如现在的军备竞赛所证实的那样。简单地说，军队和传统的和平谈判已经不再专门决定武装冲突的命运，事实上在居民的眼里军事行动的合法性越来越差。

另一方面，这些条件为战争表象的变化提供机会，从20年前开始这些战争一直走向媒体和经济的领域。对于这种社会内部的因素我们必须从另一方面与诞生于4D（Desregulación解除调控、Desintermediación,解除调解、Desfragmentación去碎片化和Desmaterialización非物质化）的地缘经济协议的大国重新出现而发生的变化相互联系起来：金融的革新、对国际法的控制、操纵通信、公众舆论的影响和生产的过渡。尽管超级大国美国在这些项目中的某些项具有优势，我们清楚地看到对立的几何学扩散到围绕这些力量的路线进行重组，重新组建地缘政治的联盟。

在这个坚定不移的阶段，新的民族主义的视角、恐惧的戏剧化和大国的表现在世界的“拳击场”上不再以“勾脚和上钩拳”的方式表现出来。去全球化的讲述和对政治精英们的拒绝（在阿根廷表现的风格是“让所有的人滚蛋”）是明显有效的，在欧洲流行的跨边界的空间宣传似乎结束了因后冷战的希望而产生的乐观主义“世界化”的宣传。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支持孤立主义撤退的人之间虚假的复杂性显然是针对自然的，它航行在一种没有出路的经济制度当中，由于通缩和生产过剩，加上眼前的压力这成为制度的重负。只要观察工业—金融复合体之间内部的争斗和对外围经济实施的强硬政策，跟踪2007年危机的步伐就足够了。事实上对政府的措施没有任何东西让人预测一条可行和可靠的道路，政府的措施与我们在前面看到的世界治理的现实相差甚远。

如果上个世纪意识形态伟大斗争的目标帮助我们想到一个杀害兄弟姐妹更少的世界，现实却向我们表明21世纪刚开始，机构、政治的负责人和经济工具现在继续没有武器来对付目前的威胁。这意味着我们应当束手无策等待下一次爆燃吗？不。应当关注，同时依靠智慧和积极活动，因为在这个关键的时候选择正在进行，或者相反，体制正在解体，没有能力回应这个时期的要求。一个积极的“世界化”的推动者们还没有采取一种全球联合的倡议，他们知道利用这个机会吗？（作者弗朗索瓦·苏拉赫是“世界民主论坛”成员，冲突的地缘政治观察员）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7年3月16日厄瓜多尔拉美社网页文章）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