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三十年前一位机灵的哥伦比亚农民对我说：“当我听说‘和平协议’的时候，我听到了政府在磨它的刀”。

最近在全世界对和平协议谈论很多。几乎在所有的地区或遭受一场战争或一场侵略的国家都提到了谈判“和平协议”的可能性。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和平协议”签署了，但没有做到结束暗杀和由美国支持的军方造成的混乱。

我们将简短地回顾过去和现在的某些谈判，以便理解“和平进程”的力量和随之而来的结果。

和平的进程

现在正在进行不同的谈判，当然是为了达成“和平协议”而设计的。在这些谈判中我们可以提到：在乌克兰总部设在基辅和得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美国支持的“委员会”和位于国家东部顿巴斯地区，反对政变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领导人之间的争论；在叙利亚在沙特阿拉伯--美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的恐怖分子和叙利亚政府以及它的俄罗斯、伊朗、真主党盟友之间的谈判；在巴勒斯坦，美国支持的以色列殖民主义政权和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主张巴勒斯坦独立的力量之间的谈判；在哥伦比亚桑托斯总统的政府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之间的谈判。

还有其他正在进行的和平谈判，没有受到公从的关注。

过去和现在“和平协议”的结果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签署了不同的“和平协议”，所有的“和平协议”都导致武装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主角和民众的群众运动的主角不言而喻的投降。

在中美洲的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签署的和平协议导致抵抗运动单方面解除武装，巩固了寡头对经济的控制，贩毒集团和政府支持的敢死队没有障碍地发展和扩散。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国内的恐怖升级。抵抗运动的领导人得到了选票，作为政治家进入议会。在萨尔瓦多他们占有高级职务。不平等保持或恶化了，暗杀处于同样的情况，甚至超过了达成“和平协议”之前的时期的数字。产生大量的移民，难民经常逃离武装团伙的暴力，非法进入美国。美国巩固了它在中美洲的军事基地和军事行动，与此同时居民继续遭受痛苦。

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和平谈判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是被用来提供一种“只是为了犹太人”建设种族主义的飞地，掩盖呑并巴勒斯坦的土地，造成50多万犹太人殖民的非法定居点。美国完全支持这种和平进程的闹剧，向腐败和顺从的巴勒斯坦领导人提供资金，向以色列提供外交、军事和政治上的无条件支持。

美国--苏联：“和平协议”

人们猜想里根--布什和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和平协议”结束了“冷战”，实现了“全球的和平”。但是，美国和欧盟并没有这样做，它们在东欧、波罗的海和巴尔干建立了军事基地和依附它们的政权，掠夺国家的自然资源，强夺非国有化的经济。总部设在美国的精英们控制着鲍里斯·叶利钦的依附政权，尽可能掠夺俄罗斯的资源和财富。他们与匪徒一样的寡头结成联，盟搞垮俄罗斯的经济。

叶利钦的后苏联政权在选举中竞争，推动政党的多样化，主持一个悲惨、孤立和越来越被包围的国家；弗拉吉米尔·普京的选举至少对国家机构的“非殖民化”和部分重建经济与社会有用。

乌克兰的“和平谈判”

2014年一场由美国支持的暴力政变将乌克兰的法西斯分子、寡头、将军和欧盟的同情者联合在一起，控制了基辅和乌克兰的西部地区。支持民主的顿巴斯东部地区和克里米亚半岛对政变的政权组织抵抗。克里米亚一致投票赞同与俄罗斯联合。乌克兰东部的工业中心（顿巴斯）组成大众的民兵抵抗美国支持的“委员会”的新纳粹准军事人员和武装力量。在几年的混乱之后，到了一个死亡之点的形势，开始了一个“谈判的进程”，它没有阻止基辅政权继续攻打顿巴斯。“和平的意图”变成了由法国、俄罗斯和德国谈判的“明斯克协议”的基础，基辅的“委员会”试图通过这项协议解除抵抗运动的武装，重新占领顿巴斯和克里米亚，这可能破坏乌克兰东部的文化、政治、经济和军事的自主权，在那里俄罗斯族人占多数。结果“明斯克协议”是为了实现投降又一个失败的计划。与此同时，基辅的“委员会”对这个国家的经济进行大规模的掠，夺将乌克兰变成了一个“失败的国家”，250万居民已经迁往俄罗斯，有数万人移居西方，到波兰挖土豆，或是加入了伦敦和特拉维夫的妓院。留给其余的失业青年的选择只是向基辅法西斯主义的准军事人员发动冲突的军队出卖他们的服务。

哥伦比亚：“和平协议”或是墓地？

如果我们审视他们过去的人生经历和现在的经验，结果看到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和桑托斯政府之间的“和平协议”尚不成熟。

最近40年由军队、敢死队和华盛顿支持的哥伦比亚寡头政权已经召开了无数次“和平会议”，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开始谈判，为了重新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又中断谈判，利用“和平协议”作为一个破坏政治积极分子的借口，使其士气低落。

1984年当时的总统贝里萨里奥·贝当古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签署了一项“和平协议”，被称为“乌里维协议”。根据该协议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数千名积极分子和同情者被遣散，成立了一个合法的政党“爱国联盟”，进入选举的博弈。在1986年的选举中“爱国联盟”的候选人当选为参议员、众议员、市长和市议员，它的总统候选人得到全国20%以上的选票。在随后的四年里，从1986年到1989年“爱国联盟”的5000多名领导人、当选的官员和总统候选人在一场恐怖的全国竞选运动中被杀害。有数万农民、石油工人和种植园的工人被暗杀、拷打和被赶走流亡。准军事人员的敢死队队员和地主的私人军队是哥伦比亚武装部队的盟友，他们暗杀了数千名工会领导人、记者、工人和他们的家人。早在60年代针对乡村的非战斗人员和平民的军队“准军事战略”是由美国陆军的将军威廉·亚伯勒提出的，他曾是美国陆军战争特别中心的司令，是被称为“绿色贝蕾帽”的特种部队的创始人。

在特种部队建立5年之后，哥伦比亚的“爱国联盟”已经消失：它幸存的成员已经流亡或者转入地下。

1990年刚被选为总统的塞萨尔·加维里亚宣布开始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进行新的“和平谈判”。在他宣布开始谈判几个月以后，总统下令轰炸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领导人和一个谈判小组居住的“绿色之家”。幸运的是在这次背叛的攻击之前这些领导人已经逃走。

安德列斯·帕斯特拉纳总统（1998--2001）表示将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在“一个非军事化的地区”进行新的“和平谈判”。1998年11月谈判在卡关的原始森林地区开始。帕斯特拉纳总统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和社会积极分子谈判，做出许多承诺、让步和改革，但是与此同时他与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签署了一项数额巨大期限为十年的军事援助协议，被称为“哥伦比亚计划”。这种“双重关系”的做法结果是对哥伦比亚武装部队开始实施一项针对“非军事区”的“焦土政策”，这时与敢死队有联系的阿尔瓦罗·乌里维当选为哥伦比亚总统。在此后的八年里，乌里维总统推动近400万哥伦比亚农民在国内流亡。由于华盛顿方面提供数千亿美元的资金，乌里维的武器库和武装部队的数量增加一倍，直到超过35万人，同时让敢死队的成员加入陆军。同时，他监督新的准军事团体的组建。到2010年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游击队员的数量已经从1.8万人减少到不足1万人，造成数百平民伤亡，数百万人失去家园。

2010年乌里维时期的国防部长曼努埃尔·桑托斯当选总统。2012年桑托斯总统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开始另一个“和平进程”，2016年底最后签署了和平协议。根据这项在古巴谈判的新“和平协议”，数百名参与拷打、暗杀和强制驱赶农民的官员将得到豁免权，同时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游击队必须面对审判。政府承诺进行土地改革，被驱赶的农民和他们的家人有权回来。但是，当农民回乡要求他们的土地时，却被驱赶或甚至被杀害。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领导人接受遣散和单方面放下武器，这必须在2017年6月实现。陆军和它的盟友准军事人员将保留他们的武器，将对被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此前解放的地区进行全面控制。

桑托斯总统肯定“和平协议”包括一系列总统的法令，以便将国家的石油和矿业资源私有化，将家庭的小型农场变成农业出口的种植园。对曾参加起义被遣散的农民提供荒芜和边缘的小块土地，但是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如没有修公路的资金、家具、种子和肥料，甚至没有建设学校和必要的为了过渡的住宅的土地。尽管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某些领导人在国会获得席位，有提名自己参加选举的自由没有受到敌视，游击队的基层年轻人和农民如果没有与准军事人员联合或是参加贩毒团伙，没有许多选择。

总之，回顾这段历史表明哥伦比亚连续不断的总统和政权已经系统地违反了所有的“和平协议”，杀害了签署和平协议的反叛人员，精英们保持着对经济和劳动力的控制。在当选总统之前，桑托斯曾担任十多年的国防部长，包括乌里维总统执政的时期。

桑托斯的调解为哥伦比亚数万农民和积极分子的“墓地”实现了“和平”。桑托斯总统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在哈瓦那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领导人和谈判人员受到了古巴主席劳尔·卡斯特罗、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美国、南美洲和欧洲大多数“进步分子”和右派分子的赞扬。

哥伦比亚血腥的历史上普遍杀害争取人权的积极分子和农民的领导人，甚至是在签署“和平协议”文件时杀害他们。2017年的第一个月与哥伦比亚寡头和陆军有联系的敢死队杀害了争取人权的5名积极分子。2015年当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执行“和平协议”的一些条款时，120多个农民和积极分子被准军事团伙杀害，这些团伙在政府军控制的地区继续自由行动。大众媒体的宣传机器继续传播谎言，称“有20多万人丧命于游击队和军队之手”，而当时大多数暗杀是由政府和它的盟友敢死队实施的；游击队员的领导人不善于拆穿这种诬蔑。杰出的司法研究人员哈维尔·希拉尔多将四分之三以上的死亡事实仔细地写入文件，他们都是政府军的准军事人员杀害的。

现在要求我们相信杀害和继续暗杀15万多哥伦比亚的工人、农民、印第安领导人和专业工作者的总统政权，某一天变成了为了“实现和平热爱正义的伙伴”。今年头三个月，保卫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和平协议”的积极分子继续成为所谓“遣散的”准军事人员暗杀的目标。

哥伦比亚社会运动的领导人揭露来自陆军和它的盟友的暴力增加了。甚至“和平协议”的监督人员和联合国人权高级办公室承认，国家和准军事人员的暴力正在破坏桑托斯总统为了实施改革而考虑的任何结构。随着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撤出民众控制之下的地区，欢迎土地改革的农民变成私人军队的目标。桑托斯政府对保护大型矿业公司大规模占有土地更有兴趣。

在对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支持者和人权积极分子的暗杀成倍增加的时候，桑托斯总统和华盛顿企图利用被解除武装和遣散的游击队，“历史性的和平协议”变成了一个大骗局，它的设计是为了扩大帝国的权力。

结论：为了“和平协议”的墓志铭

在全世界一次又一次由帝国策划的谈判与“和平协议”只有一个目标：将抵抗的战士和他们的盟友解除武装、遣散、打败和使其士气低落。

如同我们所了解的那样，在游击队的斗争受挫之后，“和平协议”服务于将美国支持的力量重新武装和重新聚焦在一起。它的目标是分化反对派，为征服提供便利。在这些“和平谈判”中使用的和平说辞基本上意味着让抵抗战士“单方面解除武装”，提供土地，抛弃平民的同情者。被称为“战争的地区”有肥沃的土壤和宝贵的矿产资源，“实现和平”后被“爱好和平的政权”吸收。这对它的私有化计划和推动“发达国家”的掠夺做出贡献。谈判好的“和平安排”受到美国当局的监督，美国“赞扬”签署协议的反叛领导人，这些协议将由依附于帝国的政权实施……帝国将确保不会产生任何在对外政策上的重新结盟，也不会发生社会经济结构的任何变化。

某些“和平协议”允许原来的游击队领导人竞争，在某些情况下作为被抛弃的人的代表赢得选举，与此同时支持他们的基层受到破坏。

在大多数情况下，在谈判期间特别是在签署“和平协议”之后，社会组织和运动以及追随他们的农民和工人阶级、人权积极分子成为政府军和准军事人员敢死队打击的目标，军队和敢死队的行动得到政府的军事基地的默许。

抵抗运动在国际上的盟友们经常鼓励谈判“和平协议”，以便向美国表明它是有责任的，希望改善外交和贸易的关系。“负责任的谈判”简单地被用来加强帝国的权力，以便对未来的让步施加压力，鼓励军事的侵略和新的征服。

公正的“和平协议”的基础是互相解除武装，承认领土的自决权和地方起义的管理对达成协议的土地改革的权威，同时保持对矿业资源的权利和对公共军事安全的控制。

“和平协议”应当是在独立的起义军控制和平民的监督下实施的一项政治议程。单方面解除武装的灾难性结果是没有实施一项进步的和独立的对外政策和结构性变革的产物。

现在和过去的和平谈判以承认与群众运动有联系的一个独立国家的主权为基础，其结果总是由美国打破“和平协议”。真正的“和平协议”是反对帝国通过谈判桌夺取靠战争不能赢得的东西的目标。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7年3月27日西班牙《起义报》）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