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是对军事发展起引领性和主导性作用的因素，人类战争形态的变革首先是军事技术形态的变革。历史上崛起的大国都很重视获取先进军事技术手段，不断研发和改进新的军事技术，以此引领本国的军事发展。

及时实现一般技术向军事领域转化，是获取先进军事技术能力的重要途径。军事领域是竞争最为激烈的领域之一，能否及时洞察社会上出现的技术成果运用于军事上的意义，并积极地改进与利用，关乎自身军事能力的高低。近代大部分时间里，英国是海军技术的领头羊，诀窍在于把一般技术迅速运用于海军建设中，如首创船底镀铜等技术，率先把工业革命成果运用于海军，带头完成从帆船舰队向蒸汽铁甲舰队的过渡等，从而赢得和保持了海上优势。在19世纪德意志帝国统一过程中，毛奇也强调工业技术在战争中的作用，在普军总司令部专设一个“技术室”，对各种新技术进行跟踪研究，在欧洲率先将铁路、电报、后镗枪（炮）等新技术新兵器应用于作战，为赢得对丹麦、奥地利、法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大国在军事革命中的不同选择，影响着崛起的总体格局。军事革命是军事技术优势的集中体现，近代以来先后发生了火药化和机械化军事革命，导致了先进和落后军事技术形态并存的局面。英、法、俄等国竞相利用军事革命的好处，大力发展代表先进军事技术能力，成功地与世界其他国家形成了军事技术“代差”。与之相对的是，近代中国，早在康熙时期（1662—1722年），清朝军队就研制并大量装备了当时世界一流水平的火炮，驻京的精锐部队拥有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神威将军炮”80门，除骑兵外基本都装备了火绳枪，在火力、战术上与欧洲无太大差距。然而，至18世纪中叶清军再没有研发任何新式火器，之前的研究成果和技术储备日渐荒废。鸦片战争时，沿海一线清军使用的鸟铳和火炮，竟然大部分来自于康熙、乾隆时期。

获取先进军事技术，必须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技术的进步是无限的，人们对军事技术的获取也是无限的。历史上主要有以下两种军事技术发展思路，一种是采取正向推进的方式，不断推出更新的发明。二战后，美国把保持军事技术优势作为维护全球霸权的重要举措，军事技术发展计划带有极大的跳跃性，如氢弹计划、阿波罗计划、航天飞机计划、星球大战计划等，目的在于拉开与其他国家的军事距离，同时开拓新的技术疆场。这种军事技术发展模式，给美国带来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多重利益。另一种是运用非对称的方式，发展克敌制胜的能力。例如，20世纪初潜艇与鱼雷技术相结合，为英国的对手提供了一种运用非对称方法有效削弱皇家海军海上霸权的新途径，而无须与之进行一对一的战列舰对决。美国国防部将这类军备竞赛称之为“非对称战”。

国家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对于保持军事科技优势至关重要。近代英国能够在军事技术方面领先，与政府对科技创新的鼓励和支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财政持续紧缩的情况下，由于国家对科技的支持不够，英国丧失了工业和军事科技优势，在诸多方面都处于落后或面临挑战：一是铁路系统的发展削弱了英国海军的动员优势；二是在机枪与火炮等陆战方式变革中英国被德国抛在身后；三是潜艇与鱼雷技术的发展，“为英国的对手提供了一种可有效削弱皇家海军霸权的新途径”。虽然这时英国也有一些重要军事革新，但总体来说已经失去了往昔创新的活力而陷入被动应付。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