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诩发达国家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也曾进行过大规模劳务输出，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日本在进行一般性劳务输出的同时，还大规模进行娼妓输出，其背后则是一条由政府和军方作为“国策”而实施的庞大卖淫产业链。

尽管很早在东南亚就有日本妓院存在，但当时日本政府对“娼妓海外输出”的态度较为暧昧。直到1896年，日本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理论家福泽谕吉才撕掉了表面上的伪装，公开鼓吹向海外输出娼妓。

福泽在当年1月18日《时事新报》上发表一篇名为《国民移居海外与妇女海外赚钱》的杂文中宣称，今后日本人移居海外打工将成为趋势，而外出打工人员与家属同行者必然是少数，因此既然海外移民地需要娼妓是明摆着的事实，还不如放弃对这种做法的是非争论，公开明确地许可这样的行为。

福泽谕吉的文章无异于为急切寻求新经济增长点的日本政府指出了一条“明路”。自1896年后，原本只是民间自发、且还要瞒着政府进行的娼妓输出行为，迅速变得公开和有组织了，而输出地也从东南亚扩展到中国、朝鲜乃至远隔重洋的夏威夷等地。这些女性大部分是日本九州天草、岛原等地的穷苦女性。由于穷苦，这里自古以来对女性从事性服务业的看法就较为宽容，自1853年美国佩里准将叩关事件以来，便一直有对外国人进行性服务的传统。当地摇篮曲中还有“如果你再不睡，天草的人贩子就会来把你卖到海外去”的词句。

虽然福泽谕吉表面上将向海外输出娼妓的原因归结为帮助外出务工的日本人“解决生理需求”，但当时日本向海外输出的正规劳务人员要远远少于娼妓。例如1889年在新加坡的日本人有202人，女性就占了186人，其中绝大部分从事性服务业。到福泽发出“呼吁”的1897年前后，新加坡的日本人数量增至1000人，其中女性900人，基本全是性服务人员。同期印尼的125名日本人中，女性为100人，也基本都从事性服务业。而在朝鲜、中国等地从事性服务业的日本妇女数量更是无法统计。

如此庞大的娼妓队伍自然要进行“有效管理”。在东南亚地区，由于日本政府缺乏管辖权，日本领事馆主要负责与当地殖民当局合作。1914年日本驻新加坡领事藤井实便与英国殖民当局沟通，“保护”了30多名贩卖日本妇女的日本男子免于牢狱之灾。而在其他日本拥有特权的地方，如朝鲜半岛地区，日本领事馆则通过统计数量、备案等方式直接对当地的日本妇女卖淫活动进行管理，俨然成为了公娼馆。

日本政府“卓有成效”的努力下，日本妇女在海外饱受压榨。当时大量十四五岁的日本女子被贩卖到东南亚从事高强度的卖身行为，平均死亡年龄为21.6岁。而她们卖身的血汗钱则源源不断地汇入国内。据1902年的统计资料，当年日本劳工的海外侨汇金额为1202万日元，排在生丝、绢织品、棉花和煤炭之后，成为日本第五大创汇来源，其中绝大部分是妇女卖身赚来的。

一战后，日本自认已跻身世界一流强国行列，“大量妇女海外卖身有辱国家颜面”，因此日本政府于1920年前后陆续出台一系列措施，将东南亚一带从事性服务业的日本妇女全部遣送回国，日本政府前后长达20多年的组织卖淫行为告一段落。不过这种丑陋行径很快卷土重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占领了中国东北，隐隐有成为军阀之势。日本政府的军费开支已经无法供养这样庞大的一支军队，为此关东军开始“自力更生”，敛财的来源则是在东北地区大肆开设大烟馆、赌场和妓院等“黄赌毒”产业。至1945年战败，日本政府和军方前后向海外输出日本妇女数十万人，赚取了大量军费用于侵略战争。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