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理性要求，就是要用人类自身的能力去把握周围世界，以及使人类能够更好适应这个世界，而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世界图景和思想观念，正是这种理性能力的最好表现。在这种意义上，汉语在为中国人提供了生存方式之时，也为中国人提供了解释世界的思想方式。

“讲好中国故事”目前已经成为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工作内容，也是中国努力构建国际学术话语权的重要国策之一。因此，怎样才能讲好中国故事，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问题。虽然我们已经意识到，如何以西方人理解的方式去讲述中国故事是一个重要问题，但却很少意识到，用于讲述中国故事的汉语本身是否能够很好地完成这项工作。这就提出了一个更为重要的要求：我们需要对汉语的结构和功能作出更为深入的思考。

汉语：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

黑格尔曾明确指出，一个民族文明的重要标志，就是能够使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对世界的基本理解，而一个民族的语言正是这个民族跻身世界之林的主要特征。马克思强调，民族语言应当是一个民族的根本标志和第一特征。海德格尔把语言理解为人类自身得以存在的根据所在。这些都表明，对人类而言，语言不仅是传递思想、表达情感的主要方式和手段，更是人类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本。人类的文明和文化，主要是通过语言而得以继承和传递；人类的知识和精神，主要是以语言的形式而得到理解和传播。因此，了解语言本身，其实就是了解人类的文明和文化，而只有认识了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才能真正理解自身的文化传统。

汉语作为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最早出现于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华夏民族的共通语为后来的汉民族和汉语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雅语”到“通语”再到汉语，这正是汉民族形成的主要历史阶段。在中国古代历史中，不同民族的形成、同化和融合，也是以不同民族的语言之间的同化和融合为主要标志。从楚文字到吴语再到汉字，记录了汉民族文化的历史变迁。不同语言之间的每次同化和融合，都显示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融，而一种民族语言的消亡，则往往标志着这个民族的存在已经不再具有明显的独立特征。例如，如今的满族、赫哲族、土家族、锡伯族、畲族等民族基本上采用了汉语，而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等民族则采用了维吾尔语，这些民族在文化特征上已经很难与汉族和维吾尔族加以区别了。

汉语作为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首先表达的是中国人的“知”、“情”、“义”。从古汉语到现代汉语，中国人的表达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比”、“赋”、“兴”让位于“主”、“谓”、“宾”，但汉语独有的表达特征并未改变。例如，汉字的形成主要以物形为根据，强调语言与人和外物存在的密切相关，即“观物取象”。“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不仅如此，汉语的使用与人们的社会风俗、祭祀活动、礼仪规范等密不可分。从结绳记事到仓颉造字，人们总是力图记载周边的生活。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汉文字的演变也受到时代风尚和统治阶级的强烈影响。从秦始皇的“字同文，车同轨”起，中国历代王朝特别重视文字在治理国家和统治人民中的重要作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汉字确定为汉民族的统一文字。经过历代王朝更迭，汉字始终被作为华夏民族的文化符号和存在标志。时代变迁也为汉字演变提供了更大舞台，从甲骨文到小篆，再到隶书和楷书，这些文字形状的变化，标志着时代的变迁。从以上特征可以看出，汉文字基本上属于表意文字，具有强烈的时代性、民族性和经验性，汉语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独特标志。

汉语的演变：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

现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区别或对立，早已成为划分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的明显标志。如果说语言构成了我们的存在方式，那么，我们现在使用的白话文就是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标志。虽然白话文并非直接来自于西方，但白话文的普及的确出自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新文化运动。仅从现代中国思想的发展历程看，新文化运动不仅是对传统中国思想文化的挑战，更是对传统中国汉语表达方式的挑战。这表明，汉语演变见证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而现代汉语本身就是这种交流的重要结果。

语言是文明，语言也是生命力。在中国丰富的语言宝藏中，在诸如经史子集、诗词歌赋、散笔韵文中，都蕴藏着大量意向生动、结构独特而文字熟见的词汇，等待我们去挖掘、获取和运用。把这些沉睡着的饱含生命力的词汇唤醒，使其重新生活在当代语言中，是实现文化繁荣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我们用于讲好中国故事的主要资源。因此，我们需要充分重视对汉语本身的研究，特别是从语言的性质出发去理解汉语的文化内涵和思想价值。

汉语哲学：一种围绕汉语的哲学研究

汉语哲学是对汉语表达方式及其特征的哲学说明，或者说，是关于汉语的哲学，即把汉语表达的内容作为汉语哲学研究的对象。这就要求对汉语的使用方式作出哲学考察。无论是《论语》《道德经》这些古典思想文本，还是《说文解字》这类文字学经典，中国古代思想表达基本上采取“能近取譬”方式，以借喻或比喻传达语词含义，而对这种含义的解释却依赖于不同的解释者。也由于从字义上阐发思想，人们对字形的经验感受就演变为理解字义的主要方式。这尤其说明了中国文字的象征特征。因此，我们需要从哲学上去分析汉语文字的这种特征。

虽然“哲学”这个概念来自于西方，但以哲学的方式讨论思想问题则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都曾存在。所谓“哲学的方式”，主要是指超越当下经验而追问思想本身，但同时又以经验作为理解思想的主要途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经验的这种既超越又利用的态度表现为知行合一，而对思想本身的关注则更多体现为天人合一。这些思想观念虽然并不以哲学的名义展开，并非按照西方哲学逻辑表达，但古代中国人用汉语表达的这些思想，却是中国人用于解释世界和人自身关系的最好形式。人类的理性要求，就是要用人类自身的能力去把握周围世界，以及使人类能够更好适应这个世界，而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世界图景和思想观念，正是这种理性能力的最好表现。在这种意义上，汉语在为中国人提供了生存方式之时，也为中国人提供了解释世界的思想方式。由此，对汉语的哲学研究，就是在揭示中国人特有的生存方式和思想方式。只有真正理解了汉语所承载的这些方式，我们才能理解汉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思想价值，也才能更好地向世界讲述精彩的中国故事。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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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中国故事 提升国际话语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国祚

话语权即发言权，就是发言的资格、机会和权利。所谓国际话语权，则是话语权在国际舞台和国际场合上的体现。国际间的政治斗争、军事较量、经济竞争，无不以话语权的争夺为前哨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是执政党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因而失去理论和舆论的支持。“颜色革命”所引发的一些国家的政治动乱和政权更迭，虽然具体原因各异，但其根源都是非政府组织发动的“意识形态战争”使统治集团失去话语权，进而被抹黑、失去民心。二战后，国际敌对势力不断网罗“藏独”、“疆独”、“台独”分子抹黑中国、丑化中国，散布历史虚无主义。如，日本为编织国际反华网，不惜利用金钱收买国际话语权。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1月29日披露，日本驻英国大使馆每月支付英国亨利·杰克逊协会1万英镑，帮助日本制造和渲染“中国威胁论”。习近平同志强调：“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 “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也就很难守住。”综上可见提高国际话语权的极端重要性。那么，如何提高国际话语权？主要应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1.做强物质硬实力。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经济落后、国防脆弱，饱受西方列强侵略、瓜分、压迫、践踏、掠夺，当时的中国怎可能拥有国际话语权？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总量已使中国成为世界的“最大债主”；我国现代化军事装备水平和训练水平大幅提升，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的能力迅速增强；在高铁、造船等制造业领域，中国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火箭、卫星、航天、超算、网络等高科技领域，中国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搭乘中国经济快车、借“一带一路”发展自己，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战略考量。正是在这样的硬实力背景下，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才越来越大。在今年达沃斯论坛上，许多国家认为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领袖”。面对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大家都希望倾听中国的声音。可见，国际话语权与国家的物质硬实力消长密切相关。因此，提高我国国际话语权，必须不断做强我国经济、科技、军事等物质硬实力。

2.做强文化软实力。在物质硬实力方面做得好，未必一定能把握好国际话语权；只有辅之以说得好、说得对、说得强、说得善，才能感动人、说服人、凝聚人、引领人。一言以蔽之，只有做强文化软实力，才能增强中国话语影响的广度、深度和认可度。为了做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注意以下三点。

一要打造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的公共外交队伍。这支队伍应该包括熟悉相关外国国情的有识之士，他们应该是立场坚定、导向正确、功底深厚、视野开阔、思想敏锐、能战斗、懂政策的高素质的理论人才、新闻人才、史学人才和文艺人才。这支队伍的组成人员既要有政府的，又要有民间的；既要有本土的，又要有海外的；既要有专业的，也要有业余的。

二要打造多样化的传播平台。在信息传媒越来越发达的时代，话语权早已不是仅仅借助人的口舌和笔墨才能发挥作用。现在，除报纸、杂志、图书、电台、电视台等传统媒体外，通过手机微信、微博、推特构筑的互联网“朋友圈”等新的沟通方式与新兴媒介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话语平台。互联网分散、多点、互动、海量、无界、迅敏等特点，为话语权的辐射提供了十分广阔的空间。因此，在用好传统媒体的同时，一定要着力发展新兴传媒业态，不断占领舆论传播的制高点。

三要精心设计话语议题。一般来说，能否掌握话语主导权，往往首先取决于话题设定。只有设计出内容重要、别人关切，我们能掌控是非、真假、善恶、美丑判断标准的议题，才能有利于我们掌握话语权。当前，我国应该主动设计和提出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国际话语议题，例如，关于习近平同志“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关于中国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关于 “一带一路”倡议，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关于中国通过反腐而实现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的东方大国形象，等等。

3.把握正确的话语导向。这是掌握国际话语权的前提和目的。在国际场合，我们所要把握的正确导向，就是要有利于维护我们国家利益，有利于推进我国外交方针、政策、原则和总体外交战略的运行。需要注意的是，正确的国际导向也应该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相协调的导向。在国际上我们主张尊重各国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的多样性，在国内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只有坚持国际话语权导向和国内话语权导向的协调统一，我们的话语权才能释放出最大的正能量，才能发挥我们所期待的正向影响力。

4.善于讲好中国故事。要使中国的立场、中国的观点、中国的声音在国际上受欢迎，一定要会讲中国故事。话语连着故事，故事连着人物，人物连着心灵，讲故事可以直通人心。因此，通过讲事实可以去打动人，去感染人，去影响人，去说服人；通过具体的故事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国际认同感，从而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影响力。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讲故事、话友好，有利于拉近中外听众的心，有利于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当然，在国际场合讲故事，一定要看对象，假如我们不看对象，不了解对象的国别、环境、身份、职业、知识结构、政治阅历等特点，而完全按照自己固有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方式，甚至把在国内都不受欢迎的套话、空话搬到国际上去，那样的宣传就会变成自说自话、自言自语，不仅不会说服别人，反而会损害中国的形象。只有贴近国情、民情，只有针对不同国家对象的价值取向、疑虑困惑、情感需求和利益关切的话语才能深入人心、获得认同、形成共鸣。因此，提高国际话语权，一定要区分话语对象，以生动活泼的语言、旁征博引的知识、通俗易懂的文风来讲故事，这样才能增强话语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收到最佳效果。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