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3月3日文章】题：美国人对机构失去信心，这不是因为特朗普或“假新闻”（作者比尔·毕晓普）

特朗普总统这辈子最容易推销的理念就是：“腐败的”媒体制造“假新闻”。毕竟，皮尤研究中心发现，每10个美国人里只有不到两人对新闻机构有“很大”信任。社会学家也说，我们生活在“阴谋文化”中——在这种环境下，一个人如果不觉得这个世界是由阴谋诡计所统治，那他就会被认为是太天真了。

特朗普的推波助澜使信任成为媒体等机构的大问题，这些机构都在想方设法重新获得受众的信任。其他几十种行业也能听到类似焦躁不安的讨论。总统中伤了从政者、科学家、法官、教师、工会领袖和情报官员等等。《经济学人》周刊的一篇专栏文章预言：“唐纳德·特朗普最具破坏性的遗产或许就是信任度降低的美国。”不过，人们对美国机构的信任度下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特朗普只是助长了这种情绪。

曾经富有影响力的机构的领袖都急于恢复人们的信任。其焦急的程度就好像他们忘了把信用卡放在哪里而必须找到卡号，以便订一张新卡并让快递送过来，最好是马上到。

但送货的车始终不来。信任度的下降不是因为新闻媒体（或者政客或者科学家）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美国人不是因为某个特殊事件或丑闻失去了信任。信任也不可能通过推出新的应用程序或者职业能力的突然提升而重建。

有一种解释是，现代生活的一切都与集体和信任相背离。全球化和城市化使人接触到新鲜不同的事物。我们的经济模式奖励主动创造而不是顺应服从，以保证未来的比尔·盖茨们不会因为习俗和传统的负担而忽略某个新发明。 20世纪20年代的父母说，对孩子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听话，但这种特质的重要性已经下降，被独立自主的愿望所取代。普遍的教育使人们有条件自己做出决定。技术则给所有人以机会，可以做自己的记者、播音员和评论员。

用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话说，我们成为“自己生活的大师”：无视权威，踢开传统，把权力归于自我。这种世界观人生观的转变反映在所有领域。它改变了婚姻的目的（曾经是务实的安排，现在则变成自我实现的途径）。它改变了公民与政府的关系（自愿入伍的武装部队取代征兵制度）。它改变了对艺术的理解（技艺和评定过时了，自由创意和自我宣传才时髦）。

人们热爱自由。没有谁大喊大叫要回到灰色法兰绒套装或者恭顺的家庭主妇的时代。但是，不断的社会重组和选择也有代价。缺乏权威和机构的指导以规划生活，很多人感到力不从心，茫然失措。

政治学家告诉我们，民主制需要一点点信任。要跟别人打交道，你必须相信，如果输掉竞争或辩论，赢的一方将平等待你；如果对方获胜，对方会在法律框架内行事，不会把你送进监狱。你必须假定，机构是公平的，领袖将从国家的最大利益出发。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吉姆·阿科斯塔在上个月的新闻发布会上问特朗普：“先生，你说你不喜欢的报道都是假新闻，那么你不担心这会破坏人们对第一修正案、对新闻自由、对这个国家媒体的信任吗？”

特朗普答道：“公众不再相信你们这些人。这也许跟我有些关系。我不清楚。但他们不相信你们。如果你们都很诚实，都实话实说……我会是你们的最大后援。”

总统说人们不再相信，这没错。但他错在把这种现象归结为是机构自身的缘故——以及暗示我们有办法可以改变这种现状。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