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资本诞生伊始，就以创造文明的逻辑和自我增殖的内在本能在世界范围内疯狂扩张，时至今日，资本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绝对垄断地位，资本的跨国性穿越正成为一股强劲的全球性霸权扩张逻辑展现在世界各个民族国家面前。“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新兴的跨国霸权，这一霸权还处于角逐和远未结束的进程;我们正在见证新的历史集团，这一集团以跨国资本的霸权为基础，具有全球性”。资本全球性霸权扩张逻辑表象上看似乎是纯粹的生产要素资源跨国性配置的经济逻辑，实质上在经济逻辑的背后还隐藏着深层的意识形态逻辑，即西方发达国家瓦解民族国家边界，将“非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演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以实现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逻辑。因此，厘清资本运行的内在逻辑，洞穿笼罩在逻辑背后的层层意识形态迷雾，无疑是我们驾驭国际垄断资本、防范意识形态风险的一个根本性发展路径。】

一、东方主义：资本开创文明逻辑背后的意识形态镜像

资本逻辑，简言之，就是资本在自身矛盾运动中呈现出来的一种内在动力机制和外在发展趋势。纵观整个世界的历史发展进程，我们可以发现，资本自从“来到人间”，就以“开创文明”的逻辑去创造“世界历史”，“资本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正是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而来的这种“创造文明”逻辑，才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一种主动内生的潜在优越感，也正是基于此种优越感，催生了以“欧洲社会”为“中心”和“灯塔”，以“东方社会”为“陪衬”和“插曲”的世界历史观。譬如，黑格尔就宣称，“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韦伯断言，“国家本身，如果指的是一个拥有理性的成文宪法和理性制订的法律、并具有一个受理性的规章法律所约束、由训练有素的行政人员所管理的政府这样一种政治联合体而言，那么具备所有这些基本性质的国家就只是在西方才有”。

在西方学者的描述和演绎中，“无法表述自己”的东方只能“被西方表述”，欧洲文明被假定为“高级文明”，而欧洲之外文明则被想象为“野蛮或半野蛮”文明，欧洲成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目的，欧洲经验开始具有了 “普遍主义”的价值意义，欧洲的“特殊性”被偷换为“普遍性”，从此源自欧洲经验的思想价值、制度模式就成为欧洲以外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趋向和终极目的。20世纪以来，资本重心逐渐从欧洲的“西北角”英、法等国转移到欧洲的“东北角”德国，再转移到二战后的美国，“欧洲中心论”亦成功地转化为“西方中心论”。对于整个西方资产阶级而言，区分了所谓的“未开化或半开化的东方”与“文明的西方”，恰好又为资本权力意志的世界性扩张提供了“正当性”依据和“合法性”动力，进而“西方”对“东方”疯狂掠夺和殖民统治也就衍变成“一种纯粹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了”。

20世纪70年代，历时400余年的西方殖民统治走向了历史的终结，然而“西方中心论”不仅没有伴随殖民统治的终结而烟消云散，反而以一种“意识形态镜像建构”机制的方式再次“刺入了东方的灵魂”。美国学者爱德华•W•萨义德把这种机制诠释为“东方主义”，即“基于‘东方’和‘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是以18世纪晚期为界线西方对东方采取俯视、阐释、殖民和控制的一种机制、方式和话语权力”。东方主义归根结底是“西方”从意识形态视野察看“东方”的一种话语权力方式，其结果必然是扩大了“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的身份、文化和种族差异。这一意识形态视野在某种程度上建构了以这种“方式”想象出来的“东方”和 “西方”。在西方的意识形态镜像中，东方世界是非理性、未开化和阴暗危险的，而西方世界则是理性、进步和积极光明的，“野蛮”东方存在于“世界”的意义仅仅在于映照西方世界的“文明”和“使命”。正是在这种镜像建构中，西方发达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占据话语主导权，并以此为基础作为虚构“他者”，确证自身“主体性”地位和“救世主”形象的意识形态工具。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跨国资本的全球性飙兴和扩张，“东方主义”以一种崭新的“话语”形态或显或隐地涌入了社会主义中国。“话语”并非言语的简单堆砌，它是一种言语的控制机制和潜隐逻辑，是一种隐蔽的“表面上无行为人”的权力运作方式，“东方主义”正是这样一种话语权力。二战后，美国成为资本力量的中心，原本由欧洲国家掌控的“东方主义”话语生产亦由美国取代，由此，“东方主义”进入了“美国化”时期。美国对“东方主义”的承继不仅固守了“西优东劣”的认知框架和“二元对立”思维逻辑，还进一步将“东方主义”话语重心从学术层面强势延伸到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并作为一种潜在叙事和制约逻辑不断谋求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与宰制。在美国化“东方主义”话语的意象建构中，原本“落后”“野蛮”和“愚昧”的“中国”被转换成“极权”“专制”和“邪恶”的“中国”，现代“中国的崛起”被预设为“世界的威胁”。这种充斥意识形态想象和偏见的“东方主义”话语的强势传播，在“炮制一个又一个似曾相识中国”形象的同时，不断强化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 “他者”镜像，然后通过这种“他者”镜像不断界定、建构和确认西方世界的种族优越感和文明优越感，从而达到扩张西方意识形态霸权之目的。毫不夸张地说，随着国际垄断资本的涌入，西方意识形态的触角沿着“他者想象”的轨迹早已渗透到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其突出症状就是一些学者经常将暗合“东方主义”思维倾向的话语不加批判地大肆引入、移植并向我国民众倾销，一些影视文学作品为了斩获所谓的国际 “大奖”，更是屡屡嵌入“东方主义”的叙事逻辑去迎合西方“口味”。毋庸置疑，此种趋向不改变，久而久之，这些外来的、本土的“东方主义”话语必将成为压制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扩张西方意识形态霸权的“可信”的认识论基础。

二、消费主义：资本自我增殖逻辑背后的意识形态陷阱

资本来到世间，“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增大或增殖”。这是资本扩张的内在逻辑和唯一动力，“在西欧现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一点表现得最为充分。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个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效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这种“最直接的效益” 实际上就是剩余价值，生产剩余价值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资本自我增殖的逻辑也就是资本最大限度地追逐剩余价值的逻辑，自我增殖与生产剩余价值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资本要在循环运动中不断地生产剩余价值，自然就要不断地扩大再生产，而扩大再生产实现的关键在于消费需求与其同步扩大。因为只有顺利实现“商品资本”到“货币资本”这一“惊险跳跃”，也就是商品销售一空，剩余价值的积累才能实现、资本增殖的逻辑才能延续，否则就有可能发生危机。因此，扩大需求、刺激消费也就成了资本自我增殖的内在要求。

20世纪以前，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生产的重心在于生产性消费的实现，而20世纪初特别是“二战”后，随着资本疯狂地侵入日常生活世界，生活性消费逐渐成为资本自我增殖的重心。因此，如何激发民众的日常消费需要就成为资本实现自我增殖的关键条件。然而，现实生活中，人并不总是“‘剩余商品’的消费者”，所以，“当剩余利用的正常方式显然不能吸收日益增大的剩余时，剩余利用的其他方式问题就变得极为重要”。这种“其他方式”就是制造“虚假需求”，“‘虚假需求’是指那些在个人压抑中由特殊的社会利益强加给个人的需求：这些需求使艰辛、侵略、不幸和不公平长期存在下去”。正是这种受外界支配的循环再生的“需求”不断地最大限度地挖掘民众消费潜能，诱导透支性消费，推动炫耀性消费，由此，“通过使用日益完善和精心设计的暗示与洗脑技术造成”的消费主义意识就成了民众不证自明的生活常识和思维逻辑。恰好这种消费主义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又抵消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和经济萧条趋势，于是，西方发达国家迅速勃兴的消费主义价值倾向，便成了资本逻辑运动的“自然的历史结果。”此时，消费主义成功地实现了与资本增殖逻辑的内在“共谋”，离开资本逻辑无法深入理解消费主义，同样，离开消费主义也无法透彻理解资本逻辑，消费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灵魂。

现代意义上的消费主义大体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20世纪80年代趋于成熟，之后逐渐渗透和蔓延到社会各个领域。丹尼尔•贝尔认为资本无止境的“贪婪和占有”以及新教伦理“禁欲苦行”窠臼的破除是消费主义得以在美国形成并泛滥的深层原因。消费主义的兴起意味着西方国家从此进入了消费社会，“消费”置换“生产”走向了社会的“前台”，并成为主导西方社会结构的“存在之光”。美国社会学家大卫•里斯曼把这种 “过渡”称之为“继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来的第二次社会革命”。德国经济学家桑巴特认为这种社会革命其实是“奢侈的产物”，这种“奢侈”不仅改变了民众的生活方式，而且在相当大程度上消解了工人阶级潜存的“激进主义”理想。法国后现代理论家让•鲍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社会里，消费品的普遍存在成了资本主义存在之合理性的依据，一切事物都被解构、编码成形形色色的‘消费品’”，消费不仅是满足物欲的纯粹行为，还是出于种种企图而对“象征物”进行操纵的行为、手段和策略。于是，消费之“象征意义”就显得尤为突出：在生活层面，消费从“自然之需”异化为某种“身份”“地位”和“权势”的象征;在社会层面，消费从社会生产总过程的最末环节转化为支撑资本主义制度、企业、团体和机构运作和存续的关键环节;在价值层面，消费从物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转换为符号价值，消费就是“消费者被符号的意指体系所吸引的过程”，就是消费者被建构成“主体” 的过程，一切“物”只有被建构成某种“符号”才能在社会等级序列中获得价值和意义。在这里，消费的符号性、象征性机制使得“作为新的物质关系理论表征”的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被建构起来。正如杰姆逊所指出的：“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旧式的意识形态，只有商品消费，而商品消费同时就是其自身的意识形态”。

斯拉沃热•齐泽克认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与传统意识形态相比，其本质亦已发生潜在转向，即“意识形态不是掩饰事物的真实状态的幻觉,而是建构我们的社会现实的(无意识)幻象”。传统意识形态通过论证“资本逻辑”的合理性来遮蔽“真实”的现实，而现代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则通过论证“消费逻辑”的合理性来建构“虚幻” 的现实。在消费主义的场域中，生活就是幻象，幻象就是生活，个体既是现实生活中的存在，又是幻象建构中的存在，虚幻的“品位”“情趣”“幸福”和“身份”占据了个体的心灵，个体作为主体早已迷失，主体业已成为“异化的主体”。可以说，在消费社会，“资本早已‘挖空’了商品的真实意义，而商业广告则把自己的意义灌注进去，填充那些空壳。”在这里，“商品”原有的使用价值已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商业广告”能呈现出何种“现实”让消费者沉浸其中并不遗余力地去追逐这种在现实生活达不到的“幻象”。此时，消费主义作为一种强劲的意识形态刺激力量巧妙地实现了现代民众的“催眠式”控制。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消费至上的‘美好生活’其实是个诱饵，它勾搭了发展中国家的权势阶层,致使他们投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怀抱，这正如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亦曾形容消费者的诱惑，‘有若飞虫投入树枝陷阱一般’”。

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政治合法性和操作现实性的资本逻辑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性力量，与之相适应，消费主义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文化现象和价值取向在中国社会获得了广泛认同与普遍信奉。在当下中国，伴随资本扩张而来的消费主义早已渗入社会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个性化消费”“炫耀性消费”“符号性消费”就像传染性病毒一样四处扩散，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就相当大一部分民众似乎患上了歇斯底里的“物欲症”，陷入了一种无休止的追逐“货币”的怪圈，“消费能力”成为评判民众个性、身份、名望、权力和社会地位的价值尺度，消费性满足俨然成了民众当下生活的全部意义和终极目的。可以说，正是消费主义周而复始建构出来的这种意义机制，不断地侵蚀和掠夺民众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精神指向，在这里，一切不能带来“消费享受”的东西都变得无关紧要，社会的理想信念、主体价值因此被消弭，民众的精神灵魂和心灵空间因此被奴役，消费主义对整个社会意识的垄断亦衍生为一种难以抗拒的“意识形态霸权”。

三、新自由主义：资本全球扩张逻辑背后的意识形态召唤

资本扩张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导致其生产能力不断过剩，逐利空间逐步萎缩，投机机会日渐稀缺，此时，资本若不能持续突破民族和国家疆界，接受全球性滋养，便不能按照自身的扩张逻辑持续运行，资本的增殖机制就无法实现，进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会遭遇瓶颈甚至陷入停滞。因此，资本自我增殖的背后还蕴含着资本全球化扩张的必然逻辑，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和展开方式亦是资本全球化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总体上看，全球化自然是各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其背后的决定性力量因素无疑还是资本。纵观全球化的展开方式，我们可以发现，它是剩余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排除一切障碍，不断地从低利润率国家和区域向高利润率国家和区域流动的一种自然的不可遏止的历史进程，“当它遇到壁垒和排斥时，它的发展就受到阻挠;相反，当它纳入越来越广大的空间时，它就兴旺发达，利润也只能产生自接触、契约、交换和商业贸易。世界市场的实现使这种趋向最终到达预定点，最理想的形式是: 在世界市场之外再无其他，整个地球都成了它的领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全球化亦是一个世纪以来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精英集团和政治精英集团有意识地推动并且至今仍在继续推动的现实过程，“它从经济上使国家失去权力，这种过程对大多数国家来说是一个被迫的过程，这是它们无法摆脱的过程”。资本之所以具有这么神奇的穿透力，关键在于此时的资本日益获得了“主体性”，成了一种“主体性资本”，原本由人创造、控制和支配的资本成了“能动的主体”，而人则成了“被动的客体”。资本的“主体性”宰制力量使人反而沦为执行资本意志的工具，在这里，资本不仅支配物，还通过支配物而宰制人以及整个人类社会，就此而言，资本不仅是西方社会赖以运转的核心枢纽，也是全球化进程赖以前行的原初动力。 资本全球化逻辑实现的关键机理在于创造出一个自由流动的“普遍的劳动体系”，因为自由是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资本是与生俱来的“自由派”，丧失了“自由”，也就丧失了资本自身合法生存的条件和土壤。因此，资本全球化逻辑的实现首先就必须打破生产链条和其它各个环节中的一切阻滞，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限制，并使世界上其它的生产方式都置于自己生产方式的宰制之下，对此，卢森堡曾指出：“根据马克思学说来看是在辩证法的矛盾中，一方面资本主义需要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才能使资本主义的积累能够继续不断进行;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在前进中不断同化那些条件，而正是这些条件才能保证资本主义本身的存在”。

从资本全球化逻辑展开的历史进程来看，资本全球化的主体首先是经济层面的全球化，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资源以愈来愈大的规模在全球化范围内实现快捷流动和重新配置，各个民族和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到统一的世界市场体系，资本在经济领域获得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随着资本的“主导性力量”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转向更具投机性和贪婪性的金融资本，资本扩张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脱域性”特征：金融资本逐渐从经济领域渗入到政治、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等领域，这种“脱域性”是金融资本全球扩张的必然逻辑，因为金融资本只有控制了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才能真正获得一种“世界性权力”，才能在更广阔的全球空间实现更自由地流动、摄取更庞大的利润，并以此为基础推行与资本一道发展起来的“主义”，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对“非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性结构重组问题”。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资本全球化逻辑背后隐藏着一种不易觉察的意识形态召唤。这种召唤既有20世纪50年代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影子，亦有20世纪80年代布热津斯基的共产主义“大失败论”的痕迹，更有20世纪90年代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迹象，这些西方世界的“自由主义者”不遗余力向世界宣告，共产主义行将退出历史舞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即将来临，自由民主制度必将“惠及世界范围内的每一个角落”，并由此构成人类“历史的终结”。

从全球化逻辑的展开进程来看，当今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召唤的主体是挟自由市场力量和国际金融资本力量而来的新自由主义。从思想渊源上讲，新自由主义秉承了自由主义原则，其实是亚当•斯密以来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当代的翻版。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长达10年的“滞胀”危机使得“凯恩斯主义”风光不再，而冠以“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面相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乘机粉墨出场。新自由主义的当代呈现形态复杂多样，政策主张也大相迥异，其流派主要有：以哈耶克为标杆的新自由主义伦敦学派、以弗里德曼为核心的现代货币学派、以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卢卡斯为首的理性预期学派、以科斯为开创者的新制度学派、以布坎南为领军人物的公共选择学派，等等。尽管流派众多、观点各异，但它们的核心理念却如出一辙，即完全市场化、绝对自由化、彻底私有化和全球同质化。新自由主义的强势崛起，一方面是因为其政策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国际金融资本一度衰微的扩张动力，破解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长期低迷徘徊的怪圈，同时迎合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突破民族国家壁垒在全球范围内拓展更大利润空间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理论恰好填补了后冷战时代陷入挫折和困顿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暂时空白”，契合了西方世界“自由主义者”一直以来企图终结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图谋。可以说，新自由主义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的经济范式，它天生就暗合着某种政治范式和意识形态属性。这一点在新自由主义标杆人物哈耶克的理论著作中昭然若揭，“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辩护、对社会主义公有制进行批判”是其一生竭力论证的理论焦点。在哈耶克看来，经济上的“集中”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极权”和个人自由的丧失，计划经济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国家干预是“万恶之源”，在其著作中，他甚至把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混为一谈。20世纪90年代美国抛出的“华盛顿共识”更是标志着新自由主义从学术理论、经济政策层面彻底滑向了政治纲领、意识形态层面，沦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企图改造全世界的意识形态工具。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蛊惑下，无论是拉美的阿根廷、东南亚的印尼，还是中东的埃及，抑或实行“休克疗法”的俄罗斯，因为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开出的“灵丹妙药”进行政治改革，结果，无一例外地陷入了经济衰退、政局混乱，社会失序的泥潭。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扩大开放，逐步融入全球化浪潮，新自由主义以市场为依托乘机涌入，并迅速成为中国思想界、理论界和学术界活跃程度最高、影响范围最广、渗透力量最强的西方意识形态理论。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大行其道，一方面在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改革纵深推进，国际资本大肆涌入，新自由主义理念政策恰好为资本在当下中国取得道义合法性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另一方面则在于，新自由主义在传播实践过程中，不断地被赋予一些科学属性和学术色彩，并时常打着价值中立和解决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幌子进行隐蔽的意识形态召唤，这种召唤的“逻辑”就是：中国要融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市场一体化”，首先就得接受新自由主义主张，而接受这些主张自然就要推行所谓“除此选择别无他法”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进而在“改革”中符合“逻辑”地否定以公有制为基础和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对此，我们要有清醒而冷静的认知，一方面，要在积极融入全球市场一体化进程中高度警惕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召唤”，因为新自由主义对于社会主义中国而言，“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另一方面，要在驾驭和超越资本逻辑之间保持一个合理的张力，抵制新自由主义并不等于否定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主张中的某些合理元素，可适时将其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要素，以最大限度地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当下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解释力和渗透力。

原文来自:中国财经界